第二十一章 幸免于难的人（2 / 2）
巴勒斯坦人向来不团结。自从耶路撒冷的穆夫提（Mufti，伊斯兰教法典说明官）哈吉·阿明·艾尔-侯赛因掌权后，领导阶层更是分歧不断。在他的统治下，巴勒斯坦先是在反抗英国托管的斗争中失败，然后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又与纳粹勾结在一起。以色列建国后，巴勒斯坦又在双方交战中惨败。可以说，他给巴勒斯坦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也让巴勒斯坦人民陷入了非常糟糕的境地。一些头脑清醒、看问题透彻的巴勒斯坦人提出了好的建议，奈何统治阶层中的极端分子根本不理会他们。
阿拉伯人对自己的处境非常不满，愤怒的人们认为这都是英国跟犹太复国主义者沆瀣一气造成的，于是在1936年发动了暴力叛乱。起先他们只袭击犹太人，但攻击范围很快就扩大了，一些英国警察和士兵也被杀害。蒙哥马利元帅对此进行了血腥镇压，叛乱很快就结束了。之后，阿拉伯人受到了惩罚。据统计，大约120名阿拉伯人在冲突中丧生，9000余人被关进监狱。还有许多人遭受了鞭刑，其中包括年龄在7~13岁的男孩。另外还有30多名阿拉伯人被绞死。
然而，随着战争的迫近，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获得了一些有利条件。内维尔·张伯伦（1937—1940年任英国首相）政府意识到，在即将到来的与德国的战争中，英国需要中东其他阿拉伯国家的支持，于是改变了策略。殖民地大臣马尔科姆·麦克唐纳非常坦诚地说：“如果我们一定要冒犯一方，那就去冒犯犹太人，而不是阿拉伯人。”英国政府通过了新的法律，限定每年只能向巴勒斯坦移民12,500人，并禁止向犹太组织出售土地。犹太复国主义者对此十分愤怒。基于这种情绪，犹太恐怖分子对英国人和阿拉伯人发动了第一次行动—在“二战”爆发前的5个月里，他们杀害了警察、英国士兵甚至是在耶路撒冷咖啡馆里喝东西的阿拉伯人。这一系列事件约造成130人死亡。
在“二战”期间，犹太复国主义者在英国和德国之间自然而然地选择了前者—成千上万犹太人加入了英国军队的犹太旅或犹太事务管理局组建的防卫力量“哈加纳”（Haganah）。但多数阿拉伯人保持中立，一小部分人则在柏林跟随穆夫提，并试图获得希特勒的支持继而占领巴勒斯坦，不过他们的愿望并没有实现。
犹太人遭遇大屠杀之后，局势发生了逆转—尽管阿拉伯人和英国人当时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英国人认为自己还可以像以前一样是堂堂的大国子民，并继续享有对巴勒斯坦的控制权。阿拉伯人也没想到，单凭由美国领导、苏联支持的世界舆论，就会让犹太人成功建立自己的家园。
1946年，乔治·安东尼斯在哈里森委员会阐述了反对的理由：“我们同情犹太人，也对基督教国家迫害他们的方式感到震惊。但是你们认为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会比基督的追随者更“基督”、更人道吗？在德国、波兰、罗马尼亚等地发生了不幸事件之后，你们为了遵守对受害者的承诺，就要让我们背负枷锁吗？犹太人在德国和其他欧洲国家遭受的苦难固然是现代文明的耻辱，但那都是纳粹造成的。如今你们不能为了让德国的犹太人住进来，就将阿拉伯人驱逐出巴勒斯坦。”
他说得很有道理，但却没有被世界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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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进退两难的困境完全是自己造成的。英国分别向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做出了类似的承诺，以为这样就能息事宁人、蒙混过关。一位英国官员把巴勒斯坦戏称为“两度应许之地”，这一说法后来广为流传。作家亚瑟·凯斯特勒几乎大半生都在支持犹太复国主义，他清楚地看到其中的道德隐患：“一个国家向另一个国家承诺把第三个国家的土地给予他们—这是不可能实现的。”他通过研究《贝尔福宣言》，来探讨究竟英国“两面派”的行为到底是有意为之，还是谋划不周所致。他在作品中写道：“英国政府赞成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人国家，同时又让阿拉伯人相信自己能够脱离奥斯曼帝国继而独立。不管怎样，效果都是一样的。英国人不仅愚弄了阿拉伯人和犹太人，更愚弄了他们自己。”
那时候，英国对巴勒斯坦存在错误的认知，即觉得它对自己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帝国主义者基奇纳勋爵曾对当时的英国首相劳合·乔治说：“巴勒斯坦对我们来说根本不重要。” 1923年，在英国还没有打算离开印度或埃及时，一个军事专家小组通过研究得出结论，认为控制巴勒斯坦没有什么意义。10年后， 时任大英帝国总参谋长兼陆军元帅的卡文伯爵弗雷德里克·兰巴特说：“如果我们想要在地球表面的驻军范围越来越广，并让其他国家的军事基地跟我们的领土保持安全距离，那么就要占领大半个世界。”同时他也指出，占领巴勒斯坦的目的不在于它的“军事价值”，而是“圣地”的象征意义，尤其是耶路撒冷，3000年来它就像是征服者的权杖一样令人着迷。
战后，英国工党政府对帝国主义仍然抱有幻想。1946年初，副首相赫伯特·莫里森在给内阁的一份报告中称，应该与阿拉伯世界保持良好关系，这对大英帝国而言非常重要：
宁可冒着与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发生局部冲突的风险，也要避免在中东跟所有的阿拉伯人交恶，同样也要杜绝在印度的穆斯林中引发大规模骚乱的可能……中东对大英帝国至关重要。它不仅是连接英国与印度、澳大利亚和远东地区的陆海空交通枢纽，也是帝国主要的石油来源地。阿拉伯国家的态度关乎英国的利益。因此，为了维护我们的巨大利益，需要跟这些独立国家进行合作。麻烦的是，如今在阿拉伯人眼中，巴勒斯坦未来的走向对他们非常不利。如果强行推进他们反对的政策—特别是与我们之前承诺过的相反，必然会动摇我们在他们心中的地位，甚至还会引起大规模的骚乱，影响到那些原本有利于我们的合作。
这份报告发到索尔兹伯里勋爵手上时已经错过了挽救政策的最佳时机，只能作为备忘录保存了。在艾德礼政府看来，犹太人前往巴勒斯坦似乎已经势不可当。
本-古里安和他身边的社会主义者感到被背叛了。英国工党长期致力于推进犹太复国主义，多次表示支持《贝尔福宣言》。而且英国的工人运动与犹太人的工会以及世界各地的左派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
1944年，工党大会通过了一项决议：“如果想让‘犹太国家’的建立拥有实际意义，那么我们就要做好准备，让大量犹太人（如果他们愿意的话）进入那片狭小地带，并成为那里的多数民族。这件事在战争爆发前其实就能做到。如今，在纳粹屠杀了那么多犹太人之后，我们推进这件事的理由更充分了。”
1945年大选前几周，当时最有希望成为外交大臣的工党人休·道尔顿宣布：
如今，阻止犹太人进入巴勒斯坦不仅在道义上说不通，在政治上也站不住脚。我们认为应该抛开之前的种种成见，允许犹太移民进入巴勒斯坦……但这不是单凭英国一己之力就能做到的……这需要英、美、苏三国政府的紧密配合。我们应该与这两国政府积极协商，获得他们支持，然后共同采取措施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幸福、自由和繁荣的犹太国家。
在其他场合，道尔顿曾对工党同志说：“从今往后，我们的原则就应该是彻底抛弃‘非法移民’这个说法。”
然而工党一上台，领导层就改变了主意。说起来，英国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失败主要应该归咎于外交大臣欧内斯特·贝文。1946年，贝文已经65岁，但身材依然魁梧。他是工党历史上最伟大的人物之一—艾德礼称他为“强大的多面手”。作为运输总工会的创始人，他是英国有史以来权力最大的工会领袖。他出身于工人阶级，一步一步走到了高层领导的位置，但性格却一点都不“糟糕”—这是英国中产阶级所能想到最具侮辱性的词。亨德森是一位出身显赫的公务员，他评价贝文：“上至国王，下到码头工人，大家都很喜欢他。”贝文的食量很大，烟酒不离身，且患有心脏病、肾病、肝病和急性鼻窦炎等多种疾病。1943年，他的医生说：“这人身体里的器官没有一个是健康的—心脏病随时可能发作。”
贝文脾气暴躁，经常跟工党同事发生矛盾，但因为性格讨喜、有创造力又有责任心，所以还是个很有声望的左翼人士。丘吉尔认为这位战时的工党大臣是联合政府中最有能力的内阁成员。很多时候，他都被认为是“二战”以来最有影响力和最成功的外交大臣，并且在大多数问题上都做出了正确抉择—除了中东问题。一些犹太复国主义者指责他是一个反犹分子，这既不真实，也不公平。战争初期，魏茨曼曾写信给巴勒斯坦的朋友，说“在英国很少有人比贝文更了解犹太事务管理局的情况”，还有“他更愿意倾听犹太人的想法”。由此可见贝文并不是反犹太分子，只是大英帝国的背景影响了他的判断。而且没搞清状况的也不只贝文一个，艾德礼和其他人也是如此。
他们自认为有办法能够说服德国集中营里的犹太人返回东欧。贝文表示：“我强烈地感到，如果不让犹太人留在欧洲，不让他们在欧洲复兴里扮演重要的角色，那么这场仗打与不打都没什么意义。”他手下的官员向魏茨曼说，一旦接受了哈里森报告的观点，“就等于承认犹太人在欧洲没有未来。在欧洲局势依然混乱、纳粹的反犹太政策的影响尚未消除之时，承认这一点是完全错误的，是让人绝望的。它会带来许多不良影响，让人觉得欧洲没有犹太人的容身之地……当务之急是创造条件，让犹太人觉得回家是自然而然和正确的；而不是承认它困难重重，甚至难以实现”。
但是那些官员从来没想过：当时苏联占领着波兰、匈牙利和罗马尼亚等国家，而这些国家的人民又希望犹太人离开。那英国应该如何去满足他们提出的条件呢？
英国外交部的许多官员都明白这是不现实的，而且也认识到对大批涌向德国的难民和东欧的犹太人来说，犹太复国主义具有强大吸引力。英国驻波兰大使维克多·卡文迪什-本庭克在一份电报中一改以往的外交辞令，言辞激烈地阐明：“在幸存的犹太人眼里，波兰就像是一个巨大的坟墓，他们根本不希望继续生活在这里。”
贝文与犹太复国主义者的主要矛盾集中在恐怖主义身上。就在哈里森委员会公开他们的报告之前，英国情报部门从犹太事务管理局伦敦办事处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哈加纳领导人摩西·斯奈那里截获了情报，显示游击组织和该机构之间有着密切联系。贝文把证据拿给魏茨曼，然后愤怒地说：“你想逼我就范吗？如果你想打仗，那就打吧。”在这件事上，魏茨曼始终耿耿于怀。
几个星期后，一枚炸弹在以色列港口城市海法的炼油厂爆炸。贝文立刻召见魏茨曼，说这一事件相当于对英国“宣战”。如果他们想要打仗，那么就直截了当地说出来，英国人就不会浪费精力去寻找什么解决方案了。“我们不会在暴力威胁下谈判。我无法忍受无辜的英国军人被杀。”当魏茨曼提到有数以百万计的犹太人被屠杀，还有很多犹太人正在难民营里受苦时，贝文回答：“我也不希望犹太人被杀，但我也爱我们国家的士兵。他们跟我一样都是劳动者。这个问题太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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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本-古里安的主要竞争对手不再是魏茨曼，而是很晚才移民到巴勒斯坦的波兰裔犹太人梅纳赫姆·贝京。贝京出生于1913年的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彼时本-古里安已经在巴勒斯坦生活了7年，并成为民族主义政治中的活跃分子。战争刚开始的时候，波兰被苏联和德国瓜分，贝京因“涉嫌为英国从事间谍活动”的罪名被贝利亚手下的内务委员会逮捕，并被送进劳改营。他后来常拿这个开玩笑：“你知道那个英国特工的下落吗？英国警方给出了最高赏格要缉拿他呢。”
贝京于1941年获释，次年前往巴勒斯坦。在波兰时，他曾参加过泽耶夫·亚博廷斯基领导的贝塔尔组织。但是到了巴勒斯坦以后，他的信仰变得更加坚定，他在政治上也更趋于极端。他个子不高，但身体很结实，举止优雅，动作利落，有着“柔软不安的双手、稀疏的头发和湿润的嘴唇”。他平日里戴着一副无框眼镜，一点都不像崇尚暴力的革命者，反倒更像一个文质彬彬的银行职员。他坚持“要救赎这片土地”和“通过武装斗争反抗那些占领犹太人祖先土地的人”。
1944年，贝京成为武装组织“伊尔贡”的头目。就像犹太事务管理局下面拥有2万成员的哈加纳和拥有1000名特种兵一样的帕尔马奇一样，伊尔贡也有大约600名武装成员，起初是为了反抗阿拉伯人而建立的自卫组织。战争期间，该组织站在英国这一边。不过，一个名叫亚伯拉罕·斯特恩的人带领一部分人从组织中分裂出去了。后来斯特恩被英国警方击毙，他手下的组织就变成了更为激进的、与伊尔贡彻底对立的“莱希”，英国人称之为“斯特恩帮”。
当盟军获胜的势头逐渐明显的时候，贝京改变了策略。1944年初，被英国人判定为“极端组织”的伊尔贡发表了一份宣言，称“要斗争到最后一刻”。宣言纸质版的顶部印有该组织的标志—由一支步枪和一张巴勒斯坦直通伊拉克边境的地图组合而成。贝京本想控制耶路撒冷有名的“哭墙”，在那里搞起义，但没有成功。但是伊尔贡杀死了一名路过的英国警察。贝京因此遭到了通缉，悬赏金额高达1万英镑。为此他不得不四处躲藏，几乎不会在同一个地方住两次，而且还要乔装打扮以防被认出。
伊尔贡和莱希曾策划了两次暗杀英国驻巴勒斯坦高级专员哈罗德·麦可迈克尔的行动。除此之外，这两个组织还袭击了耶路撒冷的警察局，谋杀了丘吉尔的老朋友沃尔特·吉尼斯，英军的弹药库也遭到他们的破坏。
本-古里安经常谴责暴力行径。当一名伊尔贡成员被绞死时，他并没有为该人举行哀悼活动。他说：“与其去为他哀悼，不如好好想想这是一件多么让人感到耻辱的事情。一个犹太人在巴勒斯坦被绞死，我并不觉得惊讶，我为招致绞刑的行为而感到羞愧。”话虽这样说，但他依旧与恐怖组织保持联系。
“二战”结束后，英国试图阻止欧洲移民进入自己的国家。本-古里安、贝京和他们领导下的武装力量和莱希组成了一个联合抵抗组织，负责将犹太人偷渡到英国。这期间，英国海军拦截了一艘载有集中营幸存者的船，并将其遣返回德国。在船上发生的混战中，3名犹太人被杀。
这时候，哈加纳和帕尔马奇没有发动武装行动，只是暗中开辟了一条从德国到巴勒斯坦的偷渡路线，被称为“布里察”。不过一些规模较小的武装组织却频频袭击英国士兵和警察，造成了英国方面几十人死亡。6月初，艾德礼派遣陆军元帅蒙哥马利担任英军在巴勒斯坦的最高指挥官。战前，蒙哥马利镇压过阿拉伯人的起义，如今又要镇压犹太人的起义。作为大英帝国总参谋长，他为英军当时的处境感到愤怒。他告诉艾德礼，形势已经不受控制：“犹太人处于优势，他们想告诉当局‘不要碰我们’。不能任由他们继续这样了。”他还表示，当时驻扎在巴勒斯坦的英国士兵有10万人，“可他们受到太多束缚……平均每天有两名士兵被杀害。如果我们不打算在巴勒斯坦维持法律和秩序，还不如趁早离开”。但政府怎么会支持这种做法呢？
蒙哥马利制订了一个可以迅速平息叛乱的计划。6月29日，他的副手伊夫林·巴克将军一声令下，英军发动了对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全面攻击。在这次行动中，有3000名犹太人被捕（本-古里安逃到了巴黎，贝京也乔装躲藏起来，没有被人发现）。英方把很多犹太人关在耶路撒冷的一座要塞里，犹太复国主义者把这里戏称为“贝温格勒”。巴克给这次袭击行动取名“阿加莎”，而犹太复国主义者则将这一天称为“黑色安息日”。
后来贝京和莱希联手策划了一次报复行动。随之而来的这场血腥战争促成了以色列的诞生。
[贝文是一个很有幽默感的人。有人在他面前提起其竞争对手赫伯特 ? 莫里森时说：“可怜的赫伯特，他是他自己最大的敌人。”贝文则反驳道：“那除非我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