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回家（2 / 2）

他是一个能力出众、沉着冷静的人……他那“泰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的沉稳，精湛的谈话技巧和难以捉摸的态度，更加凸显了他的智慧和能力。他是我所见过的人中，最能完美诠释现代机器人的概念的人。不仅如此，他还是一位风度翩翩、纵横捭阖的外交家……如果布尔什维克允许他进入另一个世界的话，萨利、塔列朗、梅特涅会非常欢迎他加入他们的行列。

但值得一提的是，更多人赞同无产阶级革命家亚历山德拉·柯朗泰的观点—他将莫洛托夫形容为“阴暗、迟钝和奴性的化身”。

在让苏联人“回家”的问题上，美国人的态度更加模棱两可。华盛顿方面坚持认为无法预见那些人的命运。总统的心腹、驻苏联大使埃夫里尔·哈里曼是个很不简单的角色，他与斯大林相处的时间比任何西方人都多。他坚持认为：

不可思议的是，当时，所有被解放的苏联人都拒绝返回家园……他们怀疑自己会被执行死刑或是关进贝利亚的劳改营。但是我们没有理由认为苏联会把他们当作逃兵或危险分子，所有事情我们都是后来才知道的。那时候我们考虑的是本国战俘的利益—这7.5万人迟迟不能回到家中。艾森豪威尔和他的幕僚们担心，如果不把那些人遣送回去，苏联人就会找借口阻拦美国战俘从东欧回国。

美国军方虽然能够预料到事情的发展走向，但仍然执行着政治主人的肮脏命令。强制遣返工作从1946年一直持续到1947年。1月底，在德国巴伐利亚州的坎普顿，美军奉命驱逐数百名躲在教堂避难的乌克兰人。士兵们强行把他们从教堂拖出去，有的士兵还拽着女人的头发，用枪托殴打她们。还有一个士兵抢过牧师手中的十字架，然后用步枪打他……场面混乱不堪。惊慌失措的人们从教堂的2楼跳下，或死或残。甚至还有人试图在教堂里自杀。一位美国外交官对他在国务院的上司说：“当发现那些苏联难民不仅不愿意被遣返，甚至还为此痛不欲生的时候，我们的士兵觉得非常意外，难以理解。”

在达豪集中营就发生过这样一件事。当时美国士兵试图将300名乌克兰人转移到开往苏联的火车上，结果有11个人在他们面前自杀了。2月24日黎明前，1600名士兵开着坦克包围了巴伐利亚州的普拉特灵集中营。指挥官在报告中称，“卡车前灯和营地探照灯照射在荷枪实弹的士兵身上。（苏联人）依次上了卡车。当路障再次被抬起的时候，很多人采用极端方式想要结束生命。有人试图吊死自己；有人用脑袋撞碎了窗户，玻璃碎片插进了脖子里；还有人用自制刀片割腕。但只有5个人死亡，这也算是奇迹了”。

英国人的做法与美国人没什么区别。他们遣返了身处德国英占区内的数千名苏联人，还将在奥地利的数万名南斯拉夫人交给了当时南斯拉夫的统治者铁托元帅。尽管后来两人闹翻了，但铁托在对待敌人方面，与其导师斯大林是一样毫不留情的。丘吉尔称铁托为“巴尔干的触手”，不过这并不妨碍他与苏联达成类似的协议。在英国的帮助下，铁托的游击队从德国人手中解放了南斯拉夫，并打赢了与反共势力的内战。大约3万名斯洛文尼亚乡团（一支与德国人勾结共同对抗铁托游击队的卖国武装）和乌斯塔沙（克罗地亚的纳粹傀儡政权）的士兵被英国人当作战俘关押在奥地利。铁托要求英国遣返这些人，这样他就能伸张正义，让人民知道谁才是南斯拉夫的新首领。英国政府照做了。

盟军在意大利和奥地利的指挥官、英国陆军元帅哈罗德·亚历山大（他也是丘吉尔最喜欢的将军之一），接手了这项工作，尽管有些不情愿，但还是高效地完成了任务。卡林西亚集中营中的27,000人被送回南斯拉夫。英国人谎称他们此行的目的地是意大利。大多数人直到最后一刻才知道自己被骗了。负责遣返这一群斯洛文尼亚人的军官后来报告：“为了完成这项让人痛苦的任务，只能不断告诉自己要忽略可怕的现实。”另一名军官抱怨整个事情“非常令人讨厌，这是英国军队执行过的最让人厌恶的任务”，结果他因此被召回总部，遭到上级的训诫。安东尼·克罗斯兰，后来的工党外交大臣，形容那个冬天发生在卡林西亚的事件是“我参与过的最令人作呕的冷血的战争行为”。

越过边界后，有1万 ~ 1.2万名斯洛文尼亚人被迫沿着德拉瓦河来到马里博尔，游击队在那里提前建好了一个集中营。那里还关着来自克罗地亚的囚犯，铁托声称这些人是乌斯塔沙的士兵或官员。他们中的大多数都在1945年末至1946年上半年间被杀害。游击队通常把200名囚犯编成一队，然后把他们逼到悬崖边，要么直接开枪打死，要么把他们扔下去摔死。这条“杀人”峡谷随后被炸毁，尸体被岩石永远地掩埋起来。在铁托死前，很少有人了解事情的真相。没有人审讯过这些囚犯，也没有任何形式的审查，更不用说审判了。一位目击者说：“他们别无选择。被带到集中营里的每个人都注定要死。”

有5万~5.5万人死在了马里博尔的集中营，其中还有女性。在那里，克罗地亚人被挑出来—200名乌斯塔沙的成员被扔进沟里活埋。还有一些人在离马里博尔镇只有几英里远的地方被枪杀，然后尸体被就地掩埋。

一位奇迹般的幸存者这样描述当时的情景：“到了晚上，游击队员们脱掉我们的衣服，用铁丝把我们的手绑在身后，然后把我们两两绑在一起。卡车把我们带到马里博尔东部。我在路上设法解开了缠在我手上的铁丝，但我仍然被一个看守监视着，不敢轻举妄动。我们被带到一个巨大的沟里，那里……（我们下面）已经堆满了尸体。游击队员开始朝我们的背后开枪。”幸运的是，他被甩到一具尸体上时只受了轻伤。尸体不断堆积起来，把他盖住了。“游击队员射杀了我们这群人后就离开了。他们没有埋葬我们，因为这里还有更多的空间……所以他们去找更多的受害者。我设法从死去的同伴身下挣脱出来，爬出了这个集体坟墓。”他躲过了随后赶来确认死亡并清理现场的灵车，成功逃生。

南斯拉夫的内战并不比20世纪40年代发生的其他冲突更血腥，也不比它们更残酷。乌斯塔沙本身也杀了很多人。在克罗地亚的亚塞诺瓦茨集中营，有40万犹太人、10万多塞尔维亚人和成千上万的游击队员被杀害。这些杀戮后来被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以一种直截了当，甚至是令人心寒的方式证明是“正当”的。乔治·吉拉斯在与铁托交恶之前，曾担任南斯拉夫共产党高层超过25年。多年后他说：“南斯拉夫当时处于混乱和崩溃的状态。几乎不存在任何民政管理，也没有像样的法院。两三万人的案子不可能得到可靠的调查。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把他们都干掉，问题就解决了。”铁托本人也持同样的看法。他在20世纪50年代解释过，他觉得在欧洲的其他地方，比如法国和意大利，许多犯有战争罪的人都获得了自由，是因为去纳粹化的过程是在法庭上进行的。但南斯拉夫已经不讲法律了。他说：“我们一劳永逸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 这三人均为 19 世纪欧洲著名外交家。—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