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退位风波（1 / 2）

东久迩宫稔彦王是第一个在公开场合表明态度的日本皇室成员。1946年2月27日，他对《纽约时报》的记者说，昭和天皇应该传位给12岁的明仁皇子，然后选一位摄政王辅政直至明仁成年。作为昭和天皇的叔叔，东久迩宫稔彦王是20世纪30年代日本统治集团中为数不多的反对在亚洲发动战争并警告天皇不要走上与美国对抗之路的人。珍珠港事件发生后，他便开始寻找实现和平的办法。日本于1945年8月投降后，他临危受命成为日本首相，负责镇压各种敌对行动和安抚国内人民的慌乱情绪，但没有取得太大成效。两个月后，他主动辞职，不过其在政府的影响力并未因此减弱。他表示，关于天皇退位这件事已经在东京的政治界讨论了好几个月了；在此之前的某天，他还私下当面建议天皇退位。在内阁会议上他也表达过同样的观点。他宣称，昭和天皇对日本的战败、对死难者及其家属受到的伤害都是负有“道德责任”的。

这些前所未有的言论引起了轰动。日本是一个等级森严的社会，一向谨言慎行的皇室成员鲜少公开表现出任何对统治者的不配合。几天后，天皇最小的弟弟三笠宫崇仁亲王要求天皇承担战败的责任，并毛遂自荐表示可以担任摄政王。天皇的另一个弟弟高松宫宣仁亲王也表达了同样的想法。尽管当时大多数日本人最关心的是如何结束饥饿和动荡的生活，但天皇是否会退位这个问题还是吸引了不少人的注意。当时没有任何一家受到官方监管的媒体提及此事，不过百密终有一疏，身为日本国宝级诗人之一的三好达治就发表了一篇敦促天皇退位的文章，谴责他“不称职……辜负了那些在战斗中牺牲的军人”。

但是这个国家最有权势的人却拒绝退位。美国在日本占领区的最高负责人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也支持昭和天皇继续掌权—这样他就能够在战后的日本实施自己的计划。美国将全面重塑日本，用西方的自由理念替代日本的半封建专制主义，使其成为全新的20世纪的民主国家。不管日本人愿不愿意接受，美国还是以保留君主制度为前提，通过颁布法令把这种民主强加给了日本。在推进改革的过程中，美国与天皇结成盟友，一改过去天皇作为神的后裔的形象，转而使其成为一个位高权重的“官员”。尽管很讽刺，但被重塑的日本的确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务实、高效、不流血—而且对限制日本乃至建立亚洲大陆大部分地区的新秩序都起到了重要而持久的作用。

在1946年初，尽管蒙受了战败的耻辱，但无论是皇亲国戚还是平民诗人，对于天皇拥有神授予的统治权力这一点都是不敢质疑的。但在当年的新年伊始，天皇发表了一份声明，宣称自己只是凡人。这是将昭和天皇从一个受国民膜拜的绝对统治者转变为立宪君主的第一步。

那份“人间宣言”的原稿并非由天皇本人或日本皇室成员撰写，作者其实是一名美国占领军的中层军官。当时在日本家喻户晓的盟军最高指挥官麦克阿瑟希望天皇可以通过公开发表声明而保住皇位，免于遭受战争罪审判。为了能够让这份声明在京都、冲绳甚至是华盛顿和伦敦广泛传播，它的作者—陆军中校兼驻日教育部门的顾问哈罗德·亨德森，为此搜肠刮肚构思了好几天。

据亨德森自己说，他是在午餐时间完成声明的草稿的。当时他躺在占领军在东京市中心的据点—大地酒店的床上，“想象日本天皇本人会怎么说”。在声明中，他写了两段言辞简练又意义深远的话。天皇说自己“期待用新的理想建立新的世界。希望人性能够像曾经的神一样凌驾于民族主义之上。我们和国家之间的联系不能只依靠神话和传说……不要再继续坚持日本人是神的后裔、注定要统治其他低级种族这种错误的观念。要用信任和感情作为纽带，用传承数百年的、乐于奉献的精神和热爱将人与人、国与国联系起来”。声明中并没有直接说天皇不是神，是一个普通的凡人—而是像保守派宪法专家松本章治主张的那样，用一种晦涩、含混不清的措辞表示天皇是“部分降落于凡尘”。这种新的观念不再将天皇与陈旧的主权意识联系在一起，所以对日本国民乃至昭和天皇来说都是全新的思维方式。在过去，天皇丝毫不在意平民们的意愿，即便是从广岛和长崎两地原子弹爆炸到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那段时间里，也是如此。然而时过境迁，天皇身边的顾问和盟军的最高统帅都警告他，如果想保住王位和性命，就必须改变自己的定位，成为一个看上去热爱和平、作风西化的君主，只是不幸遭到身边那些毫无人性的军人的背叛而已。

在华盛顿，包括大部分高级军官在内，许多有影响力的人物都希望废黜天皇，并把他当成战犯进行审判。英国、苏联、澳大利亚、韩国和中国也纷纷向杜鲁门总统施压，要求启动针对昭和天皇的诉讼程序。英国首相艾德礼和苏联领袖斯大林都不明白美国人到底在犹豫什么。事实上，美国参议院和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都要求麦克阿瑟“立即着手收集所有可以证明昭和天皇参与违反国际法行动的证据”。但是麦克阿瑟没有立即照办。他确信，保留君主制度并让裕仁继续担任天皇，这对维持日本稳定至关重要，而且也有利于他在日本搞社会改革。事后看来，他可能并没有做错。

麦克阿瑟对日本的历史和文化了解不深，但他有一位工作上的好助手和生活中的好朋友—博勒·斐勒斯，此人正好在这方面很有研究。在20世纪20年代初至30年代末，斐勒斯曾学习过日语，并经常访问日本。与他关系亲密的表妹格温就嫁给了曾在华盛顿工作多年的日本外交官寺崎。在麦克阿瑟看来，斐勒斯写的那些有理有据的文章，比美国那边发来的肤浅的材料更有实际意义。

太平洋战争结束前几个月，斐勒斯建议麦克阿瑟：

只有彻底打败日本才能让东方拥有持久的和平。日本人被狂热地灌输了这种思想—自己是优等人种，注定要成为亚洲霸主。若想让他们醒悟，唯有给予他们毁灭性的军事打击和由此而生的社会混乱。日本人只有付出惨痛的代价，才能意识到自己不是不可战胜的，战争狂人终究会把他们带向万劫不复的境地……为了和平，绝对不能心慈手软。然而，废黜或绞死天皇将激起全日本人民的强烈反抗……这甚至可以等同于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反而会助推军国主义思想的蔓延，刺激所有日本人加入战斗，结果便是玉石俱焚、死伤无数。只效忠于天皇的日本军队的确是对和平的永久威胁。不过要是天皇以神的名义去管理日本人……把他们引导到正确的方向，就没那么危险了。只要摧毁天皇身边的军国主义集团，就可以让他成为维护美好与和平的重要力量。

战后，斐勒斯认为，投降是天皇下的决定，他亲自命令700万日本军人放下武器。“正因为他的这一举动，才避免了成千上万美国军人的伤亡……因此，在这种情况下还要以战争罪审判他的话，那么日本人就会觉得我们背信弃义，进而疏远我们。”

麦克阿瑟被说服了，他开始想办法让华盛顿方面支持日本皇室，尤其是支持昭和天皇。1946年2月底，他给艾森豪威尔发电报，称自己通过对天皇过去10年经历的调查，没有找到与犯下战争罪行有关的证据。这是个谎言—因为麦克阿瑟根本就没有调查，而且他还是故意不去调查的。

麦克阿瑟还提醒艾森豪威尔，天皇是“凝聚日本人的关键”。

如果他被起诉，会在日本引发一场巨大的社会动荡……甚至招致复仇和杀戮……持续时间也许长达几百年……处死天皇的话，国家也会随之分崩离析。文明倒退、社会混乱、小规模冲突不断……这就是结果。引进现代民主制度的愿望也将无法实现，而且当军事力量和系统的管理办法无法控制这个国家的时候，共产主义就会有可乘之机。这样一来，我们将需要至少100万人的部队长期驻扎在这里。而且还要组建一个完整的公务员队伍，人数可能会达到几十万之多。

3月初，在美国国务院工作的乔治·艾奇逊也向杜鲁门表达了支持保留天皇制度的观点。他说：“天皇的确是战犯……如果日本要实现真正的民主，那么天皇制度必然得消失。然而，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如果继续让裕仁担任天皇，弱化对他的指控，就能最大限度缓解社会混乱的状况，也能更好地推进民主政策。”废黜天皇这件事“在未来可能比较合适，但最好不要操之过急”。

俗话说“两害相权取其轻”，最终杜鲁门勉强同意让昭和天皇继续在位。创造日本现代“神话”的序幕就此拉开。公开场合里，昭和天皇不得不伪装成一个天生热爱和平的人，把过去犯下的种种罪行归咎于他人，让大家觉得不论是侵略中国、企图称霸亚洲，还是与美英两国开战，都是他被人误导和欺骗的结果。然而，大量证据证明，事实与之恰恰相反—昭和天皇不仅明确知道战争的目的，而且对此十分支持，甚至连偷袭珍珠港的时间他都了如指掌； 而且他乐于参与制订军事计划，从没有禁止军队犯下各种暴行。

当时40多岁的裕仁是一个头脑聪明且受过良好教育的人，缺点是思想守旧、不够开放。认识他的人都觉得他不善于对事物进行深入思考。他也曾考虑过退位，这样就能把余生投入真正热爱的海洋生物学上面。但在内阁的建议下，他放弃了这个想法，理由是“不能鼓励共产主义”。他也深知，美国不追究他的战争罪，原因就是他天皇的身份还有用处。一旦失去了这个身份，自己就有危险了。

结果就是，昭和天皇从没承认自己有罪，也不认为需要在道义上承担这场战争的责任，只是敷衍地说那是一个错误。“二战”结束几个月后，裕仁给自己12岁的儿子，也就是未来的平成天皇写了一封信。直到20世纪80年代，信件的内容才被人们知晓。在那封信中，裕仁对事态的发展没有表现出任何洞察力，悔恨之情更是不存在。他完全没有提及和平或民主，只是指责将军们无能。他对儿子说：“我们的人民输掉了这场战争，就是因为他们太轻视美国和英国了。”他觉得军方欠缺把握全局的能力，“他们只知道前进，却不知道该如何善后……如果战争继续下去，我们就守护不了象征皇权的三件圣物，人民也会丧命”。只有在这个时候，那个曾经像神一样的统治者才表现出作为普通人软弱的那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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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皇发动的战争夺走了至少270万日本人的生命。从15年前，也就是1931年日军入侵中国东北地区开始，战火曾一度烧至澳大利亚北部，其间有174万日本军人战死。在战火蔓延到日本本土之后的两年半时间里，有大约100万生活在主要城市和农村地区的人民死于地毯式轰炸。这个国家被摧毁了—麦克阿瑟像煞有介事地说：“这是终极报应来临前的恐吓和折磨。”即使不考虑那两颗加快战争结束进程的原子弹造成的毁灭性打击，同盟国对日本的破坏程度也远超德国。东京约三分之二的住宅被毁，大阪和名古屋的住宅被损毁的比例分别为57%和89%。人们纷纷逃往乡下，城市变成了地狱。

日本军队有意报低了战争损失，以防失败主义在日本蔓延。1946年1月底，美国占领军进行了一项军事战略调查，结果显示在日本投降时，其继续战斗的能力远没有嘴上说的那么强。杜鲁门的私人特使埃德温·洛克在“二战”结束后的几个月里也给出了类似结论。“驻东京的美国军官都感到惊讶……日本居然负隅顽抗了这么久。”他说，“该国主要城市的整个经济结构已经遭到破坏……东京人口有700万，其中500万人……已经离开了这座城市。”与此同时，一个美国经济学家团队估算，日本因为战争已经损失了三分之一以上的国家总财富和超过一半的潜在经济收入，这还不包括日本之前在亚洲其他国家掠夺回去的资产。日本依赖海上贸易，但由于在太平洋和日本本岛遭到盟军的攻击，商船损失了80%以上。

在城市的废墟中，最让人心生凄凉的是那些脖子上挂着白色盒子的孤儿。盒子里装着的都是亲人的骨灰。在一些城市，有超过四分之一的人口无家可归—其中就有大批从前线返回的军人。在战后的18个月里，有500多万日本人回国。其中80%是军人，其余则是殖民者及其家属，他们之前生活在被日本占领的土地上，但现在已经失去了所有。回国的这些人并没有受到热烈的欢迎，尤其是军人。一直以来日本国民都将天皇的军队视为荣誉之师，可是这回吃了败仗的官兵们则成了被鄙视的对象。多年后，一名军官无奈地回忆道：“上级告诉我们，我们并非不可战胜。这已经让人气馁，回到国内后内心又受到了巨大的冲击—所有人都躲着我们。”军部曾经鼓吹的“一亿颗心在一起跳动”根本不是当时军民关系的真实写照。在人们眼中，军人们不是归国的英雄，而是名誉扫地、如同贱民的失败者。究其原因并不仅仅是军队在战争中惨败，让人民受苦、家园被毁；而是自战败以来，日本兵在中国、菲律宾、韩国、印度尼西亚等国犯下的暴行传到了国内。在日本老百姓的心中，祖国成了一个不光彩的国家，他们把这些归咎于军人们。

不过荣誉问题很快就成了次要的。在接下来的两年多时间里，困扰大多数日本人的还是如何才能填饱肚子。其实早在投降之前，也就是战争的有利势头偏向西方盟国的时候，日本大部分地区就已经出现粮食短缺的问题了，到1944年底，大多数日本人都营养不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就作为日本的殖民地为其国内提供大量的食物。但盟军的轰炸使大量日本船只沉没于太平洋，这就意味着无法进行补给运输。同时，美国对日本城市的空袭也大大降低了其粮食供应能力。1945年还是自1910年以来农作物收成最糟糕的一年。1945年秋末，日本国内的市场上几乎没有大米。成千上万的人被饿死，有官员声称，受灾人口将会达到1000万。尽管有些言过其实，但日本国内蔓延的恐慌情绪促使占领军不得不加快速度采取行动。

麦克阿瑟的第一反应是先给日本人粮食，避免造成更严重的饥荒。因此他简化了行政程序，直接下令将美国陆军为应对紧急情况而储备的350万吨粮食运往日本。参谋长联席会议和众议院财政委员会对此感到愤怒并要求他做出解释。但麦克阿瑟以惯常的傲慢态度回答：

因为这是胜利者的责任和义务。如今日本人已经是我们的俘虏，就像巴丹半岛沦陷时，饥饿的菲律宾人成了我们的俘虏一样。日本人曾经虐待被俘的盟军，这是他们的罪过。但是现在位置互换了，敌对状态结束了。如果我们不给他们食物，就是在用不体面的方法报复他们，跟曾经的日本没什么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