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冷战中的间谍（2 / 2）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三国政府之所以没有马上采取应对行动，一部分原因是出于惯性，一部分原因是想采取反间谍手段，设置陷阱让隐藏的间谍暴露出来。最主要还是因为他们担心一场重大的间谍丑闻可能带来的不利的外交和政治后果。那时候，苏联还是盟友，美英两国认为跟它撕破脸并没有什么好处。

皮尔森的报道出来后，西方媒体开始就此大做文章。纵然说得隐晦，但还是迫使加拿大做出一些实际动作。接下来的那个周日，也就是2月10日，通常以其他类型新闻为报道重点的皮尔森，再次提到了间谍事件。他认为，“实施逮捕迫在眉睫”。然而那时候加拿大方面还没有采取任何行动。不过到了2月15日，16个人因此被捕，其中包括12名加拿大公务员，他们的罪名正是“间谍罪”。

5天后，英国军情五处的人逮捕了伦敦国王学院讲师兼物理学家艾伦·纳恩·梅。战争期间，梅被借调到加拿大国家研究委员会工作。那时候该委员会正在蒙特利尔附近建造一座核反应堆，他承认曾向苏联泄露过相关机密。但他不觉得这是犯了叛国罪，相反认为自己“做得对”。他唯一感到遗憾的是，他是通过信使将少量具有高放射性的铀-235寄给苏联人的，由于那位信使没有穿防护服，所以他会因遭到过量辐射而身患重病。这期间，在加拿大共有9人（包括1名国会议员在内）因间谍丑闻而入狱。

当时美国没有第一时间展开搜捕行动。不过即便如此，间谍疑云还是让一些政府高级官员因此受到调查。其中包括美国财政部官员哈里·德克斯特·怀特，他曾在1944年代表美国出席布雷顿森林会议，促成了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建立。还有在美国国务院工作并担任过美国驻联合国第一任办公室主任的阿尔杰·希斯。此二人均被解职。怀特做证后不久就死于心脏病发作；而希斯的苏联间谍身份最终曝光，因做伪证被判入狱3年。

古琴科事件对美国，甚至对其总统都造成了重大影响。杜鲁门本已很低的支持率再次下跌，反对率高达70%—这可是个新纪录。即便因“水门事件”被搞得灰头土脸的理查德·尼克松，其反对率也没有这么高过。杜鲁门向亲信承认，人们对间谍事件的过激反应让他备感压力，而且美国人对“红色威胁”的极度敏感或许已经无法避免。伊戈尔·古琴科和其他人一样，都是引发雪崩的一片雪花。皮尔森披露间谍事件的新闻报道播出9个月后，约瑟夫·麦卡锡当选为参议院议员。他发现，当时人们的这种情绪太容易被利用了。几个月后，杜鲁门发布了一项行政命令，要求所有政府雇员进行“忠诚宣誓”，联邦调查局和税务机关联合调查了数千名有间谍嫌疑的共产党员或共产党的支持者。私营企业出于政治原因解雇员工的事件也时有发生。

英国国内抵制共产主义的情绪没有像美国那么严重，不过在艾德礼围绕“颠覆破坏”这一主题召开了内阁会议后，约有20名公务员接受了军情五处的调查，一些在牛津大学任职的学者也因此失去了工作，约翰·刘易斯连锁商店的员工则被迫签下反共承诺书。在意识形态方面，英国人并不敏感。大多数人都“自身难保，无暇担忧其他”。家帕梅拉·汉斯福德·约翰逊在回忆那段往事时提到：“普通人忙于生计……他只能看到身边的‘战争纪念品’—在上下班乘坐的公共汽车沿线散落的那些废墟。从前林立的酒吧和孩子们的乐园已经荡然无存，他一直在琢磨这些废墟还要多长时间才能被全部清理干净。他根本没有时间去想新的问题……尽管报纸上有零星报道……可他不认为苏联会对自己的生活构成威胁。”

不过，苏联方面还是受到了很大影响。“剑桥五杰”之一唐纳德·麦克莱恩当时是驻华盛顿的英国高级外交官。尽管他的间谍身份还没暴露，但他还是叛逃到了莫斯科。1983年，他对一位苏联记者透露—那时他已不久于人世—古琴科事件令苏联在此之前获取情报的大部分途径都被封锁了。“侵入美国的情报部门……几乎在一夜之间停止了所有的活动。”到1946年2月底，苏联苦心经营的间谍网络彻底陷入瘫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