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零点时刻（2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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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领军得到了会尽快组织士兵们撤离的指示。在等待回家那段时间里，许多人决定要好好享受当下的时光。一开始，盟军将领们严格禁止士兵与德国人建立任何形式的友好关系，战胜国和战败国之间必须划清界限。盟军最高指挥官艾森豪威尔命令美国士兵不许与当地人有任何接触—不能拜访德国家庭，不能和德国人在酒吧喝酒，不许跟德国人握手，不能与德国儿童嬉戏或与成年人一起运动。当然也不能邀请德国人参加音乐会、看电影或聚餐。一旦有人违反了规定，就会被罚款65美元。英国指挥官也发布了类似命令，他们承认，这主要是为了安抚国内的舆论。最关键的是，士兵不能跟德国妇女有任何接触。这些规定显然是不切实际的，也不可能完全遵照执行，违反规定的大有人在。因此蒙哥马利率先取消了这些规定，接着美国人也这么做了。

那段时间，一个以“F”开头的新词诞生了（现在已经很久没人提起），那就是“Frat”—与敌军亲热的女人。“我们都是远离家乡的精壮男人，战争已经结束了……除了跟德国女人亲热，我们几乎别无他想。”多年以后一名守卫军官回忆道。对德国女人来说，与占领军之间可不是建立友谊那么简单—很多时候他们是能够把她和她的家人挽救于生死边缘的存在。英国兵和美国兵能给她们食品、牛奶、药物，甚至是雪茄和丝袜之类很久没见过的“奢侈品”。讽刺作家和卡巴莱演员冈瑟·诺依曼为此还创作了一首歌曲，在当时广为流传：

强尼待我如妻，

不必羞涩，这是我们的交易。

我心甘情愿，为了咖啡两斤。

加上几罐果汁，可以再做一次。

为了两罐咸牛肉，我们激情喘息。

如果再有点儿巧克力—好时巧克力，

我会让他更满意。

除了能提供物资，征服者还有其他吸引人的地方。那时候德国的男性人口严重不足。1918年出生的德国男性中有三分之二死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有三分之一的德国儿童失去了父亲。1946年2月，居住在柏林郊区特雷普托的18~21岁的男性只有181人，而女性则有1105人。阿瑟·穆恩少校是占领军的一名军官，他被眼前的景象震撼了：“我们千里迢迢来到德国，发现这里几乎没有17~40岁的男人。那是一片只有女人、小孩和老人的土地。”好彩牌香烟、新鲜咖啡、尼龙长袜和巧克力棒的确很诱人，但在某种程度上，占领军和德国女人之间并不是简单的交易关系。不管是美国人还是英国人，看上去都比本土那些残废的退伍军人、疲惫不堪的战俘和留在故乡的老人更有吸引力。尤其是第三帝国长期施行文化管制，在几乎接触不到外国电影、书籍和音乐的情况下，占领者们看起来越发魅力无穷，令人心折。一位女侍者告诉随美军回到德国的编剧兼电影制片人卡尔·扎克梅尔，她对德国男人不再感兴趣了：“他们缺乏阳刚之气，简直算不得男人……过去他们都是虚张声势。”

乔治·克莱尔回忆道，尽管盟军内部当时已经有了“禁止与德国女性发生关系”的命令，但对士兵们而言，这并不影响享受“德国自由行”的快乐时光。整座城市的兵舍和营房里，都在秘密进行“英德关系修复活动”……不管进入谁的卧室，哪怕是自己的，都得先敲门。美国康奈尔大学的沃尔特·斯莱特奥夫教授曾经是驻德美军中的一员，给同袍的父母们写过下面这段话：

设想一下，你们十八九岁的儿子脱离了父母的管控，还有花不完的钱，在女人面前，终于享受到了跟范·强生和克拉克·盖博一样的待遇—总是被甜言蜜语包围和哄骗着，怎能不滋生出傲慢的情绪、不越过道德的红线呢？柏林的女人们饥寒交迫又孤独寂寞。士兵们有香烟，又可以从红十字会领到大量食物，在为女人们解决温饱问题的同时，还能带她们去热情的夜总会。在城市里，士兵们让她们感受到了某种安全感和生活的意义。她们在夜总会与红十字会门口游荡，大规模地、积极主动地“捕猎”大兵。“我爱你”就像“你好吗”一样轻松地说出口。

事情发展到这种程度不仅让卫道士感到羞愤，连自由主义者都觉得震惊。1946年，德国的未婚女性生下了近10万名婴儿，约占当年新生儿的三分之一，是1945年未婚生子数的3倍。官方记录的堕胎人数是这个数字的两倍多，但真实情况很可能比这还严重。那时候堕胎的成本很高，在“黑诊所”里大约要花费1000德国马克—用流通更广泛的“货币”衡量的话应该是两盒好彩牌香烟和半磅咖啡。还有一个可能会让人高兴的数字—1946—1947年，跟士兵结婚的女性大约有2.5万人。

性病开始流行。战后头一年，德国的淋病发病率暴涨。在1946年初，一个800人的苏格兰军团中就有108人感染此病。与此同时，尽管美国政府向军队发放了避孕套和高锰酸钾药片，但美国士兵的患病比例却更高，这实在让人难以理解。根据美国国防部的数据，1946年，每1000名美国士兵中就有250人患淋病。当时就有句流行的俏皮话—“VD紧随VE”③。

战争彻底改变了德国的家庭模式。妇女们不再被第三帝国悠久的传统束缚，不甘于在孩子、厨房、教堂这三点一线中间忙碌。战后不久，一名德国研究人员发现：

在这6年里，妻子们不得不做出改变。她们在包括经济活动在内的几乎所有领域逐渐取代男人，这使她们的自信心和自力更生的能力都得到了很大提升。但这与纳粹宣扬的“男尊女卑”的思想背道而驰，大大降低了“男人是天”这种思想在妇女心中的地位……削弱了女性对男性的尊重，尤其是对丈夫的尊重。那些归国的士兵大多灰心丧气，无法适应战后混乱的环境……却还期望他们的妻子能像过去那样对自己唯命是从。可现实却是这些被灌输了“大男子主义”思想的男人，在占领者面前难以保持尊严，尴尬的谄媚行径更是让自己的形象在妻子心中大打折扣。

大多数胜利者并不残忍，但他们往往粗心大意，不了解德国人的秉性。在英国军方发给占领军的手册里倒是有一些相关建议，不过用处不大。手册上说“普通德国人……是原始的，崇拜中世纪的残酷行为”。他们的“自卑情结”和“内疚情结”相互纠缠，造就了一种缺乏平衡的双重人格。大多数德国人“非常情绪化，并喜欢自艾自怜”。手册上还写道：

普通的德国人—那些身为丈夫和父亲者，往往能够在对妻子、孩子施加暴力的过程中享受权力的乐趣。可是与此同时，他们又极其珍视妻子和孩子的照片……不能单纯地用“好”和“坏”来定义德国人。德国人的性格中都有好的和坏的因素，而后者通常占主导地位。但是德国人可以被分成阴谋策划者和盲从的跟从者，这两类人同样危险。

也许上过战场的军人能从中读到更多信息。英国坦克团中尉克里斯托弗·里弗1946年时正驻扎在汉诺威附近，他讲述了一段往事。一个小男孩在驻军食堂偷食物时被抓住，审讯他的军官们的举动或许正反映了当时占领军的典型态度：

关键是我们中没有任何人会去关心那个小男孩。他可能是个父亲战死在战场、母亲丧命于废墟下的孤儿。孤苦无依的他在这里忍饥挨饿，冒着生命危险爬上英国坦克团食堂的排水管。可那又怎样？我们对他或任何一个德国人都没有丝毫同情……如今我们是霸占了他们的家园、奔驰车和女人的一方。我想说……70%的英国年轻人就是这样认为的。大多数人都很享受这种成王败寇的日子，并坚信不用为此付出任何代价。

在战时德国军队曾经对斯拉夫平民十分残忍，苏联军队自然要以牙还牙。相较之下，西方盟军在占领区犯下的暴行数量算是少的，但这并不是说他们就清清白白。在驻军的头18个月里，有487名美国士兵因强奸罪受审，当然还有许多罪行没有被揭露或闹上法庭。经历了近半个世纪的调查，当时的一些家书于最近曝光，使得一些真相浮出了水面。“我给你和爸爸寄了一块表，”一名士兵在给父母的信中写道，“希望你们喜欢……这是我从一个德国上尉那儿弄来的。哈哈。他不喜欢这块表，我很生气，让他好好戴着……你懂我的意思。是他让我开枪的，我很乐意效劳。”另一名士兵写道：“过去几天我们见到了很多很多囚犯。是的，那场面真令人兴奋。我总是想狠狠地踹他们，事实上，我也是这么做的。”

一些囚犯遭到了美英两国审讯人员的殴打和虐待。有100名纳粹党卫军成员被拘禁在斯图加特附近的一座阴森城堡里，他们被指控于1944年12月在比利时的马尔梅蒂村外谋杀了84名美国战俘。这100人亲身体验了德国“盖世太保”们曾经最擅长的审讯手段。刑讯逼供是少不了的。他们被单独监禁了数周，不许睡觉，还要忍受着极端寒冷的天气—一名德国士兵在一个水没过臀部的黑暗地窖里被关了5周之久。占领军还用“模拟审判”和“模拟死刑”来摧毁战俘的意志。一名士兵后来回忆，他曾被反绑双手，蒙上兜帽，被警卫们押到外面去接受“绞刑”。他们把他领到台阶前，告诉他这里通向绞刑架。随着一阵鼓声，他们把他带到上面，并在他脖子上套了一条绳圈。就在他紧张害怕到极点的时候，他们又突然说绞刑被推迟了。许多囚犯也遭受了同样的折磨。

有139名先后被关押在这座城堡里的囚犯声称遭到了虐待。1946年底，美国调查委员会认定其中137人“在接受战争罪调查小组审讯时睾丸被踢伤，造成了不可逆的伤害”。委员会的报告中提到：“整个镇子的人都能听到城堡里战俘的惨叫声。”克莱将军对美方审讯人员的行为感到震惊，但还是驳回了这些囚犯的上诉，并指责他们并非无辜：“这的确很不幸。在战争影响最严重的时候，我们在收集证据的过程中确实采取了一些极端手段。我们以后不会再这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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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的柏林俨然成了世界犯罪之都。有报道称，这座城市里平均每天发生240起抢劫案件，比战前增加了800%。事实上，这只占了真实数字的一小部分。纵然足够小心谨慎，也难免让小偷得手。成群结队的孩子跳上卡车的车尾，拿走他们能抓到的任何东西。为了以儆效尤，许多盟军士兵甚至用刺刀砍向年轻小偷的手。那段时间里，柏林的医生们接诊了几十名手指被切断的儿童。“所有权的概念已经不复存在，”回忆录《柏林的女人》的作者写道，“因为自己的东西被偷了，所以也要去偷别人的东西。”在1946年的日记中，露丝·安德列斯-弗雷德里希这样写道：“就像一个传递物品的游戏，所有的东西都被偷来偷去，没有人知道它的主人究竟是谁。”④

那时候纳粹发行的德国马克已经毫无价值。为了稳定物价和改良币种，盟军印发了占领区版本的马克，却没想到间接造成了通货膨胀。新的货币政策不仅扭曲了合法市场的价格，还将黑市物品的价格抬到了人们承受不起的程度，偏偏黑市还是供应必备物品的主要市场。在那个大多数人都吸烟的年代里，香烟成了真正流通广泛的“货币”，最受欢迎的当属美国生产的好彩牌香烟。不过香烟也会通货膨胀。1946年初，1包好彩烟可以换4盎司⑤面包，到了当年夏天，却连2盎司都换不到了。英国占领委员会下属的经济科向外交部提交了一份报告，其中提到：“同盟军商店和食堂里卖的巧克力、酒精和香烟可能是威胁这个国家金融稳定的因素之一。”一位美国官员也同意这个观点：“美国人和德国人交易时，香烟就是硬通货，它的价值实在是太高了。几条香烟就可以换取一架钢琴—如果买家能把它运走。”

据一位记者所见，柏林的蒂尔加滕公园就是黑市之一。在那里，“成群的士兵与饥寒交迫的德国人进行着或合法或非法的交易。德国人拖着婴儿车、背着帆布包，满怀希望地来到蒂尔加滕，想用家当换取食物、香烟和外币。苏军士兵拖着一箱箱的现金，打算购买心仪已久的相机和衣服等物品，当然，他们最想买的当属手表。美国人、英国人和法国人开着车来做生意，口袋让各种值钱的小玩意儿撑得鼓鼓囊囊”。

盟军士兵—主要是美国人，昧着良心在黑市上赚了一大笔钱。而被坑的则是那些绝望的德国人、苏联人，以及美国的纳税人。美国士兵花1美元就能在美军开的商店里买到一盒好彩烟，而苏联士兵在黑市上却要花100美元才能买到它。同样，一块米老鼠手表价值3.95美元，苏联人要买就得花500美元；美国士兵花14.95美元买的相机，倒手卖给苏联人就要1000美元。美国军方运往柏林的手表、巧克力和相机，比运往世界其他地区军事基地的总和还要多—美国国防部和国务院过了好长时间才发现这有些不对劲。造成这种不对等交易的原因是盟军使用的新货币—占领区马克。出于合作精神，新货币由美国和苏联共同负责印制，但是新货币的发行数量却超出了合理消费的范围。美国士兵可以按10：1的比例将新货币兑换成美元。但苏联士兵拿着占领区马克，却无法将其带回苏联兑换成卢布，所以他们只能在德国把钱花在手表、酒和女人身上。

美国军方给士兵提供了大量的补给商品，换回来的却是几乎毫无价值的货币。后来华盛顿的一位经济学家揭开了这个秘密。流入美国的来自苏联占领区的新货币数量非常庞大。卢修斯·克雷会计团队的一项调查报告称，美国军队 （从德国）转移的资金大大超过了士兵的津贴总额，两者的比例约为6：1或7：1。在驻扎下来的头几个月，士兵们寄回美国的钱比他们拿到的津贴足足多出了1100万美元。

“柏林是世界上最不道德的城市。”1946年初，美国经济学家豪利给国防部的一份报告中写道，“它腐蚀了每一个涉足其中的人。”柏林人本应该努力做到收支平衡，可现实却使他们不敢斤斤计较。正如柏林的伯纳德·博廷医生回忆的那样：“只要家人还在挨饿，就别把去黑市当成不光彩的事情……为了面子而饿肚子绝对不是什么好事。人们应该注意，不要将其与道德混为一谈。”

占领军在清理黑市方面只做了一些表面文章。在整个1946年，他们都认为，如果德国人想吃饱穿暖，那就离不开黑市。正如弗雷德里克·摩根中将向英国外交大臣欧内斯特·贝文报告的那样，黑市不仅在德国是必需的，在西欧也是必需的。“毫不夸张地说，不论男女老少……都或多或少从事过非法交易。因为不这样就活不下来。”

[ 1945 年底，杜鲁门的军事顾问肯尼斯 ? 罗亚尔给他提供了另一个关于如何对待德国人的简单建议：“你可以饿死他们，打死他们，或者养活他们。”]

[② 亚伯是《圣经》中的人物，通常用来指真诚善良、敬畏神灵的人。—译者注]

[③ VE 是 欧 洲 胜 利（Victory in Europe） 的 缩 写，VD 是 性 病（Venereal Disease）的缩写。—译者注]

[④ 回忆录《柏林的女人》最初是匿名出版的，以保护作者的安全。直到作者本人于 2001年去世后，其真实身份才曝光，她就是记者玛尔塔 ? 赫勒。露丝 ? 安德列斯 - 弗雷德里希则是一名社会主义者，也是反抗纳粹统治的先锋人物。她的日记中记录了希特勒的最后时光和那些被盟军占领的日子。]

[⑤ 1 盎司约合 28 克。—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