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零点时刻（1 / 2）
1946年元旦前三天的下午，德国汉诺威以东派纳煤矿正值交班时间，一部载满矿工的升降机忽然失控，从地面坠到数百米之下的矿坑，造成46人死亡，数十人受伤。这处煤矿位于德国的工业中心鲁尔区—该地对国家经济复苏具有重要意义，当时还在英国的管辖之下。事故发生后，迅速成立了调查组。1946年1月末，负责该地区的英国高级事务官阿瑟·斯特里特宣布这是一次由于工作人员的疏忽而造成的惨剧，它本是可以避免的。
斯特里特在提交给英军军事长官、陆军元帅蒙哥马利的报告中指出，由于高级工程师缺乏经验，导致该煤矿的安全制度没有落实到位。按照安全生产条例的要求，运输设备至少要每周检查一次。但是因为没有负责此事的安全员，所以设备已经好几周都没检修了。“固定钢缆的零件松动……本该用来疏散被困人员的应急通道没能及时发挥作用，升降机门也安装不当。”斯特里特这样表示。他还特别向蒙哥马利提起，几个月前，超过半数的矿区经理和高级工程师都因为纳粹党人的身份而被关起来了。其中也包括派纳煤矿的老员工。
报告发布后不久，斯特里特又被指派前去调查另一起死亡人数更多的煤矿事故。当年2月20日下午早些时候，位于翁纳（多特蒙德以东约20公里处）的莫诺普尔—格瑞姆伯格煤矿发生了严重的瓦斯和粉尘爆炸。将近500人被困井下。就在几周前，该矿的大部分安全员和经理因与纳粹有牵连而被解雇。一些不再适合继续工作的退休多年的安全员以及缺乏经验的年轻人被安排到这些重要岗位。不仅如此，参与救援的人员也没受过任何专业训练，根本没有能力处理这类严重的事故。现场唯一有救灾经验的是煤矿的一名管理人员。然而几周后，斯特里特就鲁尔矿难向蒙哥马利提供的第二份报告中提到，这个人并不能胜任首席安检官工作。
“事故发生后当天午夜，情况就已经很明朗了。尽管物资和设备供应充足，但是救援工作却没有得到合理的规划和执行。”斯特里特这样说。主管安全的工作人员整个人都崩溃了—“他紧张得要命，根本无法投入工作”。一周之前，他被工友举报，指认他是狂热的纳粹分子，因而被负责肃清法西斯主义的组织逮捕。即便后来他暂时被释放并回到工作岗位，但还要等待下一轮审查。斯特里特认为他因此成了一个终日提心吊胆的人，“不适合再负责这样重要的工作”。事故发生后第二天的凌晨时分，前矿长从监狱里被紧急释放出来以处理危机。这个在20世纪30年代初小有名气但遭到邻里痛恨的纳粹党成员，迅速采取了一系列有效的措施，最终救出了57名被困矿工，但仍有417人不幸遇难。这是德国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矿难。
无论如何，这两起事故是实实在在发生了的。客观来看，当时德国矿业缺乏经验丰富的工程师和主管，未必是事故的唯一原因或者主要原因。但许多德国人偏偏把责任归咎于此，他们认为外国占领者搜查和关押“普通”纳粹分子是不公正的、没有意义的，甚至还适得其反。不仅如此，同盟国中的英国、美国和法国也持同样的观点。发生在派纳和翁纳的事故直接反映出同盟国面临的困境，这也成了同盟国在占领期间实行新策略的转折点—同盟国对德国从报复转为“家长式”管理，从意识改造转为群体控制。那时候的德国人为饥荒所苦，数百万难民涌入同盟国占领区。重振令人绝望的经济、重建被破坏的社会结构成为德国面临的最紧迫的事情。而如果没有矿山为德国工业的发动机提供燃料，这一切都是不可能实现的。
同样，纳粹分子也不能被排除在生产建设之外。翁纳矿难发生一个月后，斯特里特给远在伦敦的上司写了一封信，他说：“我们非常清楚，过于激进地在工业领域推行去纳粹化政策是很危险的。这些……（采矿）灾难对我们来说是一种提醒，警示我们如果继续推行这样的政策，也许还会有更多可怕的事情发生。”值得一提的是，战争结束后的头6个月里，英国所辖矿区中有333名员工因与纳粹党有勾结而被解职、监禁或停职等待审查。翁纳矿难发生几周后，他们中有313人恢复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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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人有一个专有词汇，叫作“零点时刻”。不是指发生了某件事的具体时间，而是指一个祖祖辈辈都没有经历过的阶段。从德国全面溃败、无条件投降并被外国军队占领算起，这个“零点时刻”就开始了。在世人看来，在战争中失去550万人的德国，正在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人道主义灾难。要在混乱和废墟中生存，人们需要承受身体和精神上的巨大压力。那时候有1400万~1500万德国人无家可归，这还不包括之前纳粹从占领地上抓来的800万~900万奴工、集中营里的幸存者、战俘和乡间的流民。这是空前绝后的难民危机。
城市变成了可怕的所在。乔治·克莱尔在“二战”前曾在柏林居住，于1946年初重返这座城市。他在回忆录《柏林岁月》中写道：
最让人感慨的不是景物的改变，而是听到的声音变了。1938年的柏林是喧嚣热闹的—刺耳的汽车喇叭声、尖锐的刹车声、叮当作响的电车铃声与小贩洪亮的叫卖声交织在一起，这座城市用高分贝的声响张扬着自己的活力。可如今，这里只有沉重的类似敲鼓的闷响……声音还没有消失，只不过再也没有那种轻快的节奏了。街上只有鞋子敲击路面的咔嗒声，手推车的吱嘎声，内燃机车的嗡嗡声，以及军用卡车的轰鸣声。城市生活没有了持续的“呼吸声”，这比被炸成断壁残垣的建筑和石墙更令人不安……因为我对此景已经有心理准备，但却万万没想到这里会变成一座悄无声息的城市，这实在让人难以接受。
其他城市的情况也跟柏林差不多。在美英两国的轰炸下和苏联红军西进的炮火中，有350多万套城市住宅被摧毁。
盟军炸毁了三分之一到一半的德国房屋，这比“二战”中德国空军轰炸英国造成的损失要大得多。科隆的建筑被毁了70%，汉堡是53%，汉诺威是51%，多特蒙德则高达60%。慕尼黑的情况更为严重—轰炸停止的那天早上，记者维克多·克莱普勒从防空洞返回地面，眼前的景象甚至让他以为末日审判即将来临。《纽约时报》的安妮·麦考密克是报道“二战”余波的最优秀的记者之一，她认为当时有数百万人“生活在被20世纪的报废机器包围的中世纪”。
同盟国原本打算对德国采取严厉的制裁措施。美国在胜利后发表的JC1067号“使命声明”中表示：“应该让德国人明白……是残酷的战争和他们狂热的纳粹主义摧毁了德国经济，如今的混乱和苦难是不可避免的……德国人必须吞下自己种的恶果。如今国土被他人占领，是因为战败而不得不接受的现实。”战后同盟国的领导者们的首要任务是确保纳粹主义不会死灰复燃，避免在欧洲挑起另一场冲突。当时美国和英国都认为，可以等解决了德国问题之后再对付苏联。
在战争的最后两年里，美国提出了时任财政部长的小亨利·摩根索制订的一项计划。此人是富兰克林·罗斯福最看重的金融家之一，20世纪30年代推行的许多新政背后都是他在出谋划策。在他的计划中，德国将会被划分成一些小区域，然后逐渐剥夺其工业制造能力，通过“畜牧化”，将德国转变成农业国家，确保它无法再向邻国发动战争。不过当美国士兵和官员到达德国时，眼前的景象让他们意识到这个计划是多么不切实际和鲁莽。按照“二战”结束后杜鲁门派往欧洲的特使—美国陆军高级官员约翰·麦克洛伊的说法，当时的情况“比你想象的要糟得多”，形势亟待扭转。
在国防部长亨利·史汀生的领导下，华盛顿方面很快开始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思。史汀生从“一战”前就开始担任美国总统的顾问，是个极具影响力且经验丰富的官员。他对杜鲁门说：“像德国这样的国家不可能沦落成农业国，否则就是为另一场战争制造温床。”如果像美国人坚信的那样，世界某个地方的富足可以带动其他地方的富足，那么贫穷也具有这样的能力。“强加于人的贫穷更为糟糕，因为它不仅摧毁了失败者的精神，也贬低了胜利者的身份。这无异于德国人在战争中犯下的罪行……而且也是对文明的极大破坏……（摩根索的计划）是要用‘以牙还牙’的经济和政治手段解决德国问题，这并不合理。”战争胜利后，杜鲁门在白宫与前任总统胡佛会面，胡佛也对他说过类似的话：“你可以报复，也可以用和平方式处理，但不可能同时做到这两点。”杜鲁门深以为然。随后杜鲁门就放弃了摩根索的计划，并毫不客气地解雇了他。杜鲁门甚至将摩根索描述为“一个笨蛋和疯子，什么都不懂”。这话或许过于苛刻了，即使摩根索对德国了解不多，但作为一名成功的银行家，他肯定很“懂”钱。
英国人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惩罚性的和平是虚假的和平。它将带来一场灾难，欧洲会因此遭受重创，无法恢复。1945年秋天，一份发给英国外交部的内阁会议纪要清楚地阐明了这一点：“除非我们全心全意地提供帮助，否则我们在去年春天以可怕的代价赢得的一切，都将在下个冬天失去……绝望的人很容易破坏他们的社会结构，在废墟中寻找希望的替代品。如果我们对此不管不顾……（德国和欧洲其他国家的）人们饥寒交迫，那么我们也会被殃及，世界和平的希望将会动摇。”苏联人却不这么想。在他们的记忆里，卫国战争中有将近2500万同胞失去生命，其中包括800万名士兵。这都是德国军队在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一路烧杀抢掠造成的。所以在苏联看来，如今战败的德国不论遭遇什么都属罪有应得，必须确保他们再无能力发动战争。德国和欧洲其他地区—特别是西欧—经济复苏与否根本无关紧要。另外，战时同盟那时已经开始出现分裂的迹象，他们为利益而“联姻”的时代结束了。
战争末期，西方的同盟国尚不清楚未来将要对德国采取哪些具体措施。美国国务院最资深的战后政策规划人之一乔治·凯南后来回忆：“当我们承担起这份责任的时候，尚且没有制订出恢复该地区经济的方案。”可就在他们下定决心的时候，德国人的处境恶化了。对许多幸存者来说，战后几个月内的生活比他们在冲突期间更加艰难。1943年底开始，许多德国人开始意识到他们大概要输掉这场战争。“最好享受战争，和平将是可怕的。”这是当时流传很广的宣传语。与此同时，粮食歉收、交通瘫痪加上气候恶劣的冬天把本就不多的食品储备几乎都耗尽了。雅尔塔会议之后，1945年2月的时候美国、英国、法国和苏联的占领区已经划分完毕。可以说那时同盟国的胜局已定，只是没有人确切地知道德国人会在何时投降，那时候盟军又会待在哪里。
英国占领区内的食物短缺现象最为严重。那里曾是德国工业最繁荣的地区，所以几乎没有什么农田，粮食生产根本无法自给自足，只能依靠东部传统的农耕地区—图林根、萨克森、波美拉尼亚—提供的粮食。而这些地方当时在苏联控制之下。在丘吉尔离任前，英国外交部曾对他发出警示：“德国要面对的苦难……将是自中世纪以来欧洲大陆上前所未有的。”事实证明的确如此。
跨越1945年和1946年的那个冬天，德国爆发了大范围的饥荒，英国占领区的情况最为严重。蒙哥马利在战争结束时说过，如果德国人没饭吃，他一点也不会同情，因为这是他们自找的。几个月后，目睹了大批德国人因为食物短缺而营养不良的惨状后，他的态度发生了转变。1946年初，他给内阁发了一封急件，信中提到如果没有额外的配给，德国就会面临“一场灾难”。他说：“文明人不应该让他们的手下败将遭受饥荒这样的苦难。”几乎与此同时，蒙哥马利的美国“同行”卢修斯·克莱将军也向他远在华盛顿的上司发了一封内容类似的电报：“吃点苦头的确可以让他们反思，”他写道，“但是这不应发展到导致饥饿和疾病的程度。”克莱还通知伦敦的官员，英国占领区的配给“难以维持生命”。
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向德国流民（而非德国公民）提供了食物。该机构建议，一名成年劳动力每天需要摄入2430卡路里的热量才能“维持生命”。但在1945年秋天的英国占领区，人们日均摄入热量仅为1500卡路里；到来年2月，已经低至1100卡路里。这只能让一个人勉强活下去，却不足以支撑他去工作。
1946年初，曾在科隆解放时被任命为市长的康拉德·阿登纳（后来出任联邦德国首任总理）因抱怨食物短缺等问题，被英国占领军撤职。他写信给瑞士的朋友和追随者，为儿子求得了食物和维生素，为妻子要来了青霉素，他自己则拿到了奶酪和雀巢咖啡。他说，如果没有外界的援助，他们一家不可能在战后的18个月里生存下来。不过并不是所有人都对阿登纳那么友好。在阿登纳被免职的时候，陆军准将约翰·巴勒克拉夫评价他是个“政治上靠不住的人，一个麻烦制造者”。那时候，还有一个真正的“政治上不可靠的人”也接受了朋友和书迷援助的粮食—他就是纳粹的同伙、曾为希特勒辩护的历史学家恩斯特·荣格尔。不过他也代表身处饥荒中的同胞向英国占领区的管理者发声，告诉他们这里大部分人的食物配给只有去年秋天的一半。他说：“对于那些在生死线上苦苦挣扎的人—特别是老人和孩子，这无异于宣判死刑。”除了人道主义方面的考虑，一些英国占领区的官员和政策制定者担心，饥荒会阻碍德国复兴的进程，在占领区的开支也会让英国的财政承受巨大压力。在粮食短缺的情况下，德国人没有足够的体力去挖煤和轧钢，想要实现经济复苏是不可能的。《泰晤士报》的一篇社论直接阐述了这一观点：“过去几个月里，德国人由于营养不良而体质弱化的例子比比皆是，在所有阻碍德国经济复苏的因素中，这是影响最深远的。工人因为身体状况不佳致使生产效率大大降低，与此同时，很多工人为了拿到定量配给的食物而离开工作岗位，日均旷工率甚至超过了20%—这又间接降低了工作效率。”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从夏末开始，英国增加了对占领区的食品供应，定量配给状况也有显著改善，但这给英国自身造成了相当大的影响。为了增加对德国的供应，英国不得不缩减了国内人民的口粮。
疾病随着饥荒而来。虽然没有暴发像1919年夺走欧洲数百万人生命那样的大流感，但其他疾病也让德国遭受重创。1946年春天，柏林的下水道系统被毁，腐烂的尸体一直污染着水源。该市每1000名新生婴儿中就有66人夭折，这个比例大约是战前的8倍。1946年初，克莱将军的政治顾问罗伯特·墨菲向华盛顿方面报告，勒特火车站附近的难民营里平均每天有10人死于营养不良、脏器衰竭或其他疾病。柏林有一半的儿童患有佝偻病，肺结核的发病率也是战前的5倍。在英国占领区，每月新增1000例伤寒和2000例白喉患者，而糙皮病、痢疾和脓疱病等与营养不良有关的疾病，更是十分常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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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7月，著名历史学家和演说家约翰尼斯·塞姆勒在埃朗根对听众说：“他们给我们送来鸡肉，希望我们感恩戴德。”可事实上德国人并没有这样想，在他们看来，他们得到的“帮助”有很多附加条件。西方盟国可能已经放弃了惩罚德国人民的想法，但并没有停止对他们的指责。德国人憎恨这些占领军和外国官员发号施令的样子，他们显示出的道德优越感令人厌恶。
在同盟国看来，所有的德国人都有罪，他们都要为希特勒的崛起、发动战争以及犯下的暴行负责。大多数德国人要么一开始就不理解这些指责，要么就是太专注于寻找食物而没有工夫去思考这些哲学上所谓的负罪感。直到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德国人才有一段较长的时间去思考这种指责的意义。在战争刚结束的时候，只有少数人认识到自己是罪人。大多数德国人似乎都认为，他们只是经历了纳粹主义，并可耻地输掉了战争。他们是被误解的，他们才是受害者。
正如后来一位德国政治家所说，这是一种强烈的“自怜式叙述”，最典型的表现就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海因里希·伯尔的半自传体《无爱的十字架》。主人公克里斯多夫于1939年加入了德国国防军，军中生活充满了痛苦和绝望：
我受够了这一切。从军六载，希望一次次破灭。终于明白，不论谁胜谁败，都挽回不了那些逝去的生命。恶魔拥有世上一切权力，权力主体的变化不过是恶魔之间的交接。
他对那些征服者既不喜欢也不崇拜：
你相信那些用橡胶鞋底和罐头征服我们的人会理解我们所遭受的痛苦吗？你相信他们会理解被他们的炸弹轰炸，同时又被这个恶魔般的国家玷污的感觉吗？能明白被这两座大山压倒的感觉吗？他们根本不可能体会我们的感受……我们只有最深沉的痛苦，而世界永远不会理解我们。
蒂里·沃尔夫-蒙克伯格是一位反纳粹人士。出身显赫的她在19世纪90年代的日记里就写到自己“与俾斯麦公爵共进午餐……跟约翰内斯·勃拉姆斯先生一起吃饭”。在战后写给儿女的一系列未寄出的信中，可以清晰地看到这种“自怜式叙述”。那时她60多岁，给女儿写信说：
那些人对英国人卑躬屈膝，极尽谄媚。我确实理解W（她的丈夫）内心的沮丧，占领者对我们傲慢的态度和虚伪的应付也让他感到失望至极，对这个世界已经十分绝望。他们还满世界地说，只有德国人才会堕落到如此卑微、糟糕和恐怖的境地……他们自己却是无可指摘的……可到底是谁摧毁了我们美丽的城市，罔顾妇女、儿童和老人的性命？是谁在袭击中向不幸的逃亡者倾倒有毒的磷，把他们像活的火把一样投进废墟？是谁轰炸了无家可归的农民？你说……干这些事的人都是谁？
美国人想通过强迫德国人观看展示集中营恐怖景象的电影来“改造”他们。但成年人进入电影院的目的只是为了拿到配给卡。在法兰克福，作家斯蒂芬·赫姆林看了一部关于布痕瓦尔德集中营和达豪集中营的电影。“借助放映机前那半明半暗的光线，我发现大多数人在电影开始后就把脸转了过去，直到电影结束……那转过去的脸就是数百万人的态度。”
教会领袖和政治家们站出来为大多数人发声。科隆的天主教大主教约瑟夫·弗林斯勇敢地反抗过纳粹政权，现在他又跟盟军唱起了反调。“希特勒刚愎自用，最多也就是咨询咨询他最亲密的顾问，”在一次公开的布道中，他表达了大多数德国人在未来几十年里对于第三帝国罪行的共同态度，“至于暴行，很多德国人都是在BBC里才第一次听说……德国人民更大程度上是受害者，而不是施暴者……不能认为整个国家都有罪……成千上万的老人、儿童和妇女是无辜的，可现在他们却是最直接的受害者。”
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库尔特·舒马赫也是一名勇敢的反纳粹人士，被关在达豪集中营长达8年之久。他本人也因盟军那种站在道德制高点的态度而备感屈辱，尤其讨厌英国官员，觉得他们对待德国人就像“贵族对待土著一样”。
1946年初，舒马赫写下过这样的话：
你无法想象把“集体罪责”强加于德国人民这种事，对那些反抗纳粹主义的人来说是多么残酷。在这个国家里，有许多人甚至在1933年以前就冒着巨大的风险与纳粹主义做斗争……纳粹掌权后，就连现如今盘踞在我们领土上的这些战胜国还冠冕堂皇地与希特勒政权缔结过条约，可是我们国家的这些反纳粹人士却还从事着地下工作，甚至因此被关进监狱或集中营。难道这样的人也要认罪？不，他们没道理这么做。
一些同盟国的人也发表了同样的看法。流亡美国的德国籍犹太人汉斯·赫伯是一名才华横溢的记者。战后，他随美军回到德国，负责在美国占领区创办新的报纸和杂志。当时，德国作家的作品要经过严格的出版审查，禁止出现批评占领军的内容。不过作家们倒可以自由地告诉赫伯，他们已经厌倦了被迫观看批判纳粹暴行的电影，也厌倦了盟军的说教。赫伯对老板说：“要让这个民族回顾、反思和忏悔……只是征服者的一厢情愿……平民百姓只关心如何才能吃饱穿暖。”
可惜他的话并未受到重视。另一名犹太裔流亡者乔治·克莱尔的观点倒是更为占领军所认可。此人是1946年跟随英国军队回到柏林的。他憎恶德国人，说他们“总是觉得自己受到了不公正待遇，为战败者的身份而自怜自哀，仿佛忘记了自己的民族在战争中有多么冷酷无情。明明爱好杀戮，却觉得自己是真诚善良的亚伯②。他们咒骂希特勒……却不是因为他以德国名义犯下的罪行，而是怪他任意妄为，背叛了他们的信任和忠诚……怪他把德国搞成如今四分五裂的样子，让同胞的鲜血染红了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