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俄国人：西方人眼中的独裁者（2 / 2）

1946年初，斯大林是“三巨头”中唯一还在位的领导人。不过时年67岁的他早已不是当年那个叱咤风云的一国之主。这位克里姆林宫里病恹恹的老人与苏联所宣传的英雄人物、共产主义领袖之间已经有了不可逾越的鸿沟。年轻时的斯大林虽然不是那种在人群中显得特别出众的人，但也算得上英俊潇洒。老了以后，他的身高已经不足年轻时的五英尺四英寸（约合1.65米），宽松的裤子和松松垮垮垂在身上的灰色方襟短外衣也掩盖不住大肚子。即使在正式场合穿着自己设计的白色制服，也让他看上去更显肥胖。枯槁的左臂垂在身侧。皮肤上有明显的疤痕，是小时候患过天花的证明。因为总喜欢叼着烟斗，稀疏干枯的胡子上都有了烟熏的痕迹。他的牙齿变色严重，眼珠发黄、没有光泽。不过当听到任何让他感到不悦的事情时，眼睛里仍然能够瞬间迸发出愤怒的亮光。

这位苏联领袖的头脑依旧清晰，仍保持着的好习惯—从俄欧历史到美国诗歌，他无所不读。虽然记忆力不如以前，但并没有阻碍他在谈话中引经据典。他总是能给人非常自信的感觉。几个月前，他在雅尔塔会议中的一次社交活动上，当着美国代表团的面非常恰当地引用了沃尔特·惠特曼的诗句和美国钢铁生产的大量统计数据。斯大林给外国领导人和外交官留下了深刻印象。杜鲁门认为他“非常睿智”。不过他大概不知道斯大林是怎么评价他的。

安东尼·艾登几乎在所有战时国际会议中都能遇到斯大林。在雅尔塔会议快结束的时候，他认为斯大林非常适合担任首席谈判代表：“他很少发脾气。善于以非常灵活的方式说服对方，最终得到自己满意的结果。”艾登手下最资深的官员亚历山大·卡多根爵士也持同样的看法。他在雅尔塔给妻子写信，说斯大林是“三巨头”中最引人注目的那个。“（斯大林）长久端坐，经常一言不发，这都是出于他的自觉。再看罗斯福总统，总是晃来晃去；丘吉尔首相则喜欢大声嚷嚷；斯大林只是静静地坐在那里听着、看着。这非常有趣。他一旦发言，总是言辞犀利，一针见血。”在另一份官方记录中，卡多根简单地评价了斯大林—“他是一位伟人”。

斯大林是一个很有耐心的人。在取得共产党党内和国家的绝对权力以前，他不会冲动行事。然而步入老年的他却暴躁易怒，让人捉摸不透。“近几年他的身体越发虚弱，”跟随他几十年的忠诚部下莫洛托夫说，“动脉硬化是老年人的常见病，不过他的症状特别明显。”这时候的他，已经没有了以往的耐性和谦虚。“这对政治家来说可不是一件好事。”他的另一位下属尼基塔·赫鲁晓夫也觉得斯大林在战后“脑子有些混乱……敏感，爱猜忌……最可怕的是，晚年的他行事日渐极端”。不可否认，斯大林仍然富有个人魅力和领导能力，但独断专行也成为他的特点之一。

那时的斯大林已经完全不顾及别人的看法，彻底搞起了“一言堂”。这与过去的他大不相同—即便是在20世纪30年代“大清洗”时期，他尚且遵守“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如今，他只管发号施令。赫鲁晓夫回忆道：“如果他当时有心情听别人说话，他就会耐心倾听。否则，他可能单纯对他们咆哮，然后在不征求任何人意见的情况下，立即下达一个决议……然后在部长会议上公布决议文件。这完全是独断专行。”

随着时间的推移，斯大林渐渐开始脱离群众，拉开了与人民的距离。他越来越关注身边那些位于统治阶层的人，特别是他们的私生活。“他会像突击检查似的不打招呼就去别人家里，以此掌握对方的家庭情况。”贝利亚的儿子谢尔戈就多次遇到过这种事情。“他要确认下属之间没有私下的来往—他担心这样的友谊会使自己的权威受到挑战。他要随时掌握下属的动态，无故失踪几个小时是万万不可的。他也不喜欢这些人在家里搞派对，任何形式的会面在他眼中都是可疑的。”

斯大林的社交范围只限于那些“事业上的伙伴”。一周内，他会安排与克里姆林宫里的重要人物或者是东欧的共产党领导一起吃几顿饭，用餐地点就是距离莫斯科15公里之遥的他的乡间私人别墅。想要拒绝他是不可能的。斯大林的传记作者认为，在“餐桌政治”之下，所谓的“放松”和工作之间没有清楚的界限。那些应邀赴宴的人在酒桌上会因为醉酒而丑态百出，他们这样做也是为了讨这位“红色沙皇”的欢心。背地里，这些人总是心惊胆战。一次这样的聚会结束后，赫鲁晓夫与共产党高级官员格奥尔基·马林科夫回到位于莫斯科的住处。他如释重负地坐到椅子里，低声说道：“每次回来的路上，我都不知道他们是要把我送回家还是弄进监狱。”

随着年事渐高，斯大林对周围的人越发苛刻。而这些人都是苏联的高级领导，这种人人自危的恐惧感难免自上而下扩散开来。

渐渐地，下属们不仅得忠心耿耿、任劳任怨地工作，还要学着讨好他。“二战”结束后，一年中会有三到四个月的时间斯大林是在位于克里米亚半岛索契附近的别墅里度过的。即便领袖不在首都，克里姆林宫工作人员的心情也没有因此变得轻松起来。这时候的领袖更加喜怒无常，常常会给工作人员发来斥责连篇的电报。当他不在的时候，工作人员办事更要加倍小心。

从欧洲胜利后的几个月到整个1946年期间，斯大林对莫洛托夫都十分不满。后者是一位久经考验、对党十分忠诚的人，但因为性格固执死板，还从列宁那里得到了一个“铁屁股”的绰号。列夫·托洛茨基是一位敏锐的观察者，他很不喜欢莫洛托夫，称他是“平庸的化身”。不过在外界看来，如果斯大林出了什么意外，那么作为唯一曾与希特勒、里宾特洛甫、丘吉尔、罗斯福、杜鲁门和毛泽东谈笑风生的人—莫洛托夫似乎最有可能成为他的继任者。

西方渐渐出现了关于斯大林健康问题的谣言。一份挪威报纸更把莫洛托夫称为“苏联的二号人物”。1945年12月3日，《纽约时报》刊发了一则短消息，提到“斯大林已经被苏联政治局安排去休假了”。同日，路透社也错误地把莫洛托夫当成苏联新闻出版审查事务的负责人。这些让斯大林非常恼火，打算给莫洛托夫一点教训。

当时，斯大林手下有四个人分掌政治局的权力—莫洛托夫、贝利亚、马林科夫和米高扬。《纽约时报》的报道刊发两天后，身在克里米亚的斯大林愤怒地发来一封电报，指责莫洛托夫没有把好关，让不实的信息出现在外国媒体上。另外，他还分别给除莫洛托夫以外的三人写了信：

我们谁都没有权力单方面改变政策，但是莫洛托夫破坏了规矩。他让外国人觉得他有不同于政府和斯大林的、属于他自己的立场。甚至还让西方以为有和他合作的可能……为什么？凭什么？我本想对他进行一下内部批评就行了，但现在看来这已经没用了。我确信，他为了获得外国势力的支持，甚至可以不顾苏联政府的利益和名誉了。我无法再让他继续担任我的第一副手……信只寄给你们三个，因为我对他身边的那些人已经不信任了……我要求你们把莫洛托夫单独叫过去，然后把电报全文拿给他看……

他们执行了斯大林的要求，并向他报告：“我们见了莫洛托夫，他承认自己的确犯了一些错误，不过他认为对他的一些怀疑是不公正的，甚至还为此流下了眼泪。”可这不足以平息斯大林的怒火。莫洛托夫只好想尽办法向斯大林示好，极尽谄媚地表忠心，有些做法即便拿到今天来看也让人感觉不适。12月6日，莫洛托夫在发给斯大林的电报中承认自己犯了“虚假自由主义和投机主义错误，损害了国家的利益”。他还提到，“您……的信中充满了对我的怀疑，无论作为个人还是一名党员，这些话对我来说都起到了很重要、很宝贵的警示作用。为了再次获得您的信任，我将竭尽所能。因为对一名共产党员来说，同志和党组织的信任比生命更重要”。

莫洛托夫被降职，备受惩罚和恐吓，他的妻子波利娜也被殃及入狱。不过讽刺的是，他本人还在党和国家的高层任职。

对苏联人来说，斯大林就是国家的象征，是20世纪30年代的缔造者，是伟大的卫国战争中的大英雄。全世界大多数共产主义者将他视为领袖。“二战”之后，人们对他的崇拜更是空前高涨。他的照片和半身像在苏联随处可见。一位老共产党员回忆：“当他发表讲话时，每个人都在拼命鼓掌，谁都不想做那个最先停下来的人。”

斯大林认为这只是一种政治策略，而社会主义也需要英雄。他曾对自己人说过：“俄国人习惯了沙皇统治，他们需要沙皇。”他精心打造自己的光辉形象，即便是日常生活的小细节也都十分注意。1946年，他主编了一部简短的自传，并于次年1月1日出版。为慎重起见，他还亲自审阅了全部文稿。在他看来，这项工作十分重要，其他任何人做都不能使他放心。遇到不满意的地方，他还会修修改改。这位苏联领导人在原稿上写道：“斯大林同志的天分使他能够洞察敌人的一切计划，故而所向披靡。他对苏联军队的指挥堪称军事典范……虽然他靠着自己的不懈努力和辛苦付出完成了党和人民交给的任务，得到了苏联人民的广泛支持，但他个人却丝毫没有因此而骄傲自满，也从不接受别人过分的赞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