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美国的世纪（1 / 2）

“战争是地狱……但美国在战争中的经历却不太一样。”“二战”结束后不久，专栏作家沃尔特·李普曼写下了这句富有深意的话。的确，美国的经历的确不同于深陷“二战”旋涡中的其他国家。虽说苦难和牺牲是不可避免的，但美国却是唯一打完仗后反而比1941年参战之前过得还好的国家。美国本土没有直接的人员伤亡，国土没有被侵占，城市没遭到轰炸破坏，也完全没有那种在亚洲和欧洲随处可见的大量的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难民。虽然阵亡和失踪的美军人数共计有42万左右，但相较于覆盖了欧亚非三大洲的战争规模来说，这个数字算不上太大。英国的人口只有美国的四分之一，但是死亡人数却达到了33万。苏联就更严重了，仅在列宁格勒保卫战中的伤亡人数就超过了英美两国在“二战”中的伤亡人数之和。

在此之前，美国经济从来没有如此繁荣过。从1940年到1945年，年度国民生产总值从1020亿美元涨到2140亿美元，整整翻了一番。与此同时，失业率却降到了历史最低—从14.6%降至1.2%。美国通过战争走出了经济大萧条的困境。即便牛奶、糖、汽油、橡胶轮胎、蔬菜、某些品种的肉和植物油—甚至打印机色带—都是限量提供的，但是因为收入增长了50%以上，所以人们的生活水平整体上算是提高了的。不仅如此，这场战争还把阶级之间的经济差距缩小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程度，占全国人口5%的最富裕的那群人的收入下降了近五分之一。20世纪70年代以后贫富差距才再次扩大。

说美国成为世界的粮仓和工厂一点也不为过。1946年初，其商品制造总量就超过了世界其他地区的总和。“二战”时期，美国推行了一种新的金融体系，使得美元成为世界头号通用货币，直到21世纪亦是如此。大多数美国人都认为，“二战”中美国不仅投入了军事力量，更贡献了大量金钱，这才助力盟军获得最后的胜利。

战争一结束，美国最希望的是拥有一段可以庆祝胜利的喘息时间。此后，他们的要求也很简单。迪安·艾奇逊，这位做过总统顾问，3年后又成为美国国务卿的人曾经这样描述当时美国人在外交方面的愿望：一是让士兵平安回家，二是不再像圣诞老人那样给其他国家“派送礼物”，三是不再被随意摆布。另外，他们还希望通过财富获得安全感。

“二战”之前，美国只在菲律宾有正式的军事基地。 “珍珠港事件”是美国走上超级军事大国之路的契机。美国1946—1947财年的国防预算为130亿美元，占国家总支出的36%，是战前连续9年国防支出平均值的13倍。这种军事支出直到此后30年里都未发生太大变化。到战争结束时，美国已经在美洲地区、冰岛、希腊、土耳其、韩国和中东地区租用了海军和空军基地。仅驻扎在欧洲的美军人数就有50万之多。这样大规模部署的结果就是在未来的40年中，驻扎在国外的美军数量达到了一个庞大的数字，最终让美军成为欧洲大陆上最强的军事力量。让人至今想不通的是，当时美国如此大动干戈地进行军事部署，其他国家居然还天真地以为驻扎在大西洋两岸的美军很快就会撤离。1944年春，在确定诺曼底登陆的具体细节时，美国一位高级官员问罗斯福，战争胜利后要在德国及其他地方驻军多久。这位三军统帅当时表示：“最少一年，也可能两年。”除此之外并没有多说。即使在战争结束后的1946年，美国依然在这方面没有太多改变。“三巨头”决裂后，情况发生了变化，面对苏联在欧洲的野心，美国表现出了更加强硬的态度。起初的时候，即便是盟友苏联也坚信美国的驻军不会停留太久。温斯顿·丘吉尔持同样看法，在欧洲战场上获胜之前，他在写给英国内阁的文件中强调了这一点。“我们不能指望战后美国还能在欧洲长时间驻扎大批军队。”他说，“我估计停火4年后，欧洲就不会再有美国大兵了。”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回到了过去的孤立主义。美国大兵、工程师和一批理想主义官员按照自己的构想，打算把日本塑造成一个现代民主国家。为了不让他们再对邻国或美国造成威胁，解除日本的武装力量势在必行。虽说美国计划撤军，但是并不意味着他们要停止在欧洲的和平谈判和外交活动。“一战”结束后，有一位美国总统致力于促成《凡尔赛和约》的订立，那就是伍德罗·威尔逊。他的“十四点和平原则”主张，哈布斯堡王朝和奥斯曼帝国倒台后新建立起来的那些国家应该拥有独立和自主的权利。不过他这种“通往民主之路最安全的办法”却很难获得美国民众的认同。美国国会没有同意加入国际联盟，就是因为不看好这个组织。20世纪20年代，美国的银行在数届政府的支持下，试图为一些因战争而破产的欧洲国家纾困。德国对法英两国的战争赔款就来自美国提供的贷款。股市大崩盘后，美国为了应对大萧条而改变了策略。罗斯福新政把美国自身的安全放在第一位，在欧洲陷入灾难的时候并没有继续为他们提供贷款。

然而“二战”过后，美国的决策者们坚称他们会做出改变。这一次他们决定坚持到底，彻底参与全球事务，并承担起责任。一位非常有影响力的总统顾问曾说：“欧洲太重要了，肯定不能让欧洲人自己解决所有的事情。”权力的天平发生倾斜，一个致力于维护世界和平的国际组织“联合国”建立了，这也是美国成为“四大世界警察”的领军者的开始。

在战后第一年，根本性的差异就显现出来了。美国有了一个强劲的对手—不论是在军事上、政治上，还是在意识形态上都对美国构成了威胁，这是过去法西斯主义都不曾做到的。战争时期，自信的美国通过出口武器和粮食，把世界从希特勒和日本帝国主义的手中拯救了出来。现在它要通过输出自由贸易、开放市场和民主思想来维护和平。战争结束几周后，哈里·霍普金斯—美苏同盟坚定的支持者、罗斯福最亲密的心腹—慷慨激昂地向苏联领导人阐述了自己的观点：

常有人问：你们在波兰、希腊、伊朗和韩国到底有什么企图？我想我们最重要的任务，也是最符合我们优良传统的任务，就是在外交能力范围内，尽一切努力帮助建立和支持世界各地的民主政府。我们应该大大方方地告诉世界，我们希望全世界人民都享受到民主自由的权利。我们这样充满活力的制度是世界上最好的制度。

意识形态的冲突由此可见一斑。

1946年的哈里·杜鲁门是美国历史上最不受欢迎的总统之一。与前任罗斯福相比，人们称他为“一个政治上的残疾人”。尽管在他的领导下，战后的美国发展成为超级大国，他本人也因此广受赞誉，但不可否认，他的第一届任期却是相当落寞且不受重视。那时候的政治漫画里往往把罗斯福描绘成一个拳击手，或者是一位技术高超的走钢丝者—哪怕当时所有人都知道罗斯福出行得坐轮椅，可见他在人们心中的形象有多高大。相比之下，杜鲁门就要“渺小”许多。连汽车保险杠上的贴纸上都写着“杜鲁门就是个错误”，一首流行歌曲里还出现了这样的歌词—“哈里让人发疯”。1946年初进行的一项盖洛普民意测验显示，只有9%的民众认为民主党人能在两年后赢得总统大选。

接替美国史上任期最长、在世界政治舞台叱咤风云的总统罗斯福，绝对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但“杜鲁门不能胜任总统工作”这种观念很快就被改变了。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人们逐渐认为杜鲁门是一位“近乎伟大”的总统，他在重大事件上都做出了正确的抉择。传记作家们说他是“草根政治家”，有人把这位来自密苏里州独立镇的“平民总统”的经历作为实现“美国梦”的典型—普通人通过不懈努力成为人生赢家。当然这都是后话。在杜鲁门执政的最初几年里，人们认为这位来自中西部、戴着眼镜、长相普通又不善言辞的新总统根本无法与温文尔雅、风度翩翩、精明能干的前总统罗斯福相提并论。不论是战争中还是胜利后，在过去的12年里，所有美国人都是在后者精彩的演讲中受到了鼓舞，收获了希望。罗斯福一定也觉得自己才是“天选之人”。虽然他的确是一位伟大的总统，但犯的错误也不容忽视—他没有为继任者铺好路。纵然1933年初次当选总统的罗斯福在就职演说中表示 “没有人是不可替代的”，可这绝不是他的心里话。他的一位心腹也曾说：“富兰克林·罗斯福觉得只有自己才配得上总统的职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