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口里拔牙（1 / 2）

虎口里拔牙

通济公司开张之后，立即开展了业务。杜月笙发电报给徐采丞，将公司成立之事详细告知，并嘱咐他要“从国家大局角度着想”，让他设法从沦陷区搞到一批棉纱运往上海，接济抗战后方。徐采丞接到电报后，顿觉得此事颇为棘手。中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来，中方军需补给困难，而日方又何尝不是。日本人实行“以战养战”的策略，对物资管理非常严苛，而上海又是日本帝国主义重要的补给站，想要从这里运送一批棉纱到抗战后方，绝非易事。

不过，杜门中人向来视杜月笙的话为圣旨。虽然事情风险很大，但徐采丞还是爽快地答应了。在随后的几天里，徐采丞和杜月笙通过秘密电台反复磋商此事。最后，徐采丞决定从日本军部的“松机关”着手。日本帝国主义在侵华战争期间，组建了庞大的特务机关。无论是内阁、外交，还是陆军、海军诸部门，都建立有各自的特工组织。而其中比较有名的除了内务省成立的“特高课”外，就属日本侵华陆军参谋总部成立的“梅”、“兰”、“竹”、“松”四大特务机关了。

这些特务组织之间，因为分属的部门不同，故此派系分明，竞争十分激烈。在上海地区，较为活跃的是“梅机关”和“松机关”。“梅机关”因其成立时间最久，活动范围最广，故势力亦最大，很为军部所倚重。相较之下，“松机关”则建树寥寥，颇受冷落。“松机关”的特务首脑小野三郎对此忿忿不平，常想着能够建功雪耻。徐采丞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所以才决定从“松机关”打开缺口。

徐采丞通过渠道了解到，当时日军由于战事紧急，急需一批重要物资，“松”、“梅”两大特务机关正为此事发愁。徐采丞敏感地意识到这或许是一个机会，于是，他去拜访了小野三郎，对他说：“听说贵军急需一批重要物资，不知道通济公司可否承担这个光荣的任务呢？”

小野三郎正为此事焦虑，听了这话，异常高兴，表示如果通济公司能办好此事，他一定会请求军部重重奖赏。徐采丞却说：“奖赏倒不必了，只是通济公司在上海有一批货想要运往重庆，可否请日方行个方便？”听到了“重庆”二字，小野三郎心里不禁“咯噔”一跳，犹豫起来。徐采丞见他面有难色，知道他在担忧什么，就对他说：“这件事对阁下而言，只有益处，没有害处。贵方物资紧缺是事实，如果‘松机关’能够搞到物资，那可就是大功一件！”

小野三郎贪功心切，就答应了。徐采丞致函杜月笙，将物物交换之事详细告知了杜月笙，请他在国统区内搞到一批日方需要的物资，好和日方交换棉纱。杜月笙觉得这件事事关重大，就告诉了戴笠。很快，戴笠带回了国民党中央的指示：不可以和日方交换物资，物物交换等于资敌。这也就是说，上海的那批棉纱只能用钞票购买了。杜月笙立即和徐采丞取得联系，将国民政府的指示传达给了他。徐采丞接到指示后，又去找了小野三郎，对他说：“这是通济公司第一次和日方的合作。所以，希望日方能够表现出十足的诚意来，允许重庆方面用钞票购买。”

这个条件在小野三郎看来，非常过分，他之所以答应对方要求，就是因为对方承诺可以物物交换，搞到军部所需物资，现在重庆方面用钞票购买，对方承诺成了泡影，怎让他不生气呢？徐采丞不愧为杜月笙得力的部下，凭借着自己的三寸不烂之舌，继续劝说着小野三郎：“重庆方面本来抗战意志坚决，现在愿意和日方交易，就说明对方已经有意缓和双方的关系。这次日方吃点亏，交易成功，下次重庆方面顾全中日关系的大局，肯定也愿意‘物物交换’的。”

小野三郎经他这么一说，态度再度发生动摇，沉吟不决。

徐采丞加紧攻势，暗示小野三郎：“就算您不答应，也没有关系。重庆方面还有另外的门路。”言下之意，似乎在上海还有其他的机关正和重庆方面接洽。小野三郎顿时想到了“梅机关”。小野三郎急于立功，又不愿意“梅机关”白白占去功劳，于是就答应了徐采丞的条件。

办成了这件事，徐采丞非常高兴，当即拍电报向杜月笙告知此事。杜月笙闻讯后，也是欣喜万分，回电报大赞了徐采丞一通，指示他尽快办妥这件事。徐采丞于是派人在上海搜购棉纱，没过多久，第一批货共约3000件棉纱已然到位。徐采丞发电报给杜月笙，告诉他货物已经准备妥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