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济公司挂牌营业（1 / 2）

通济公司挂牌营业

1942年左右，中国的抗日战争处于最困难的时期。在抗日的大后方，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经济封锁，以及国民党政府不当的战时经济政策，导致国统区内物价暴涨，民生凋敝，人民的生活陷入了水深火热之中。而在抗战前线，由于日军占领了缅甸、仰光等地，切断了英美援助中国的交通线——滇缅公路和滇越公路，加上苏联方面忙于卫国战争，已经无力从新疆向中国进行物资援助了，使得中国军队陷入了非常不利的境地，一切的军用所需，如枪支弹药、棉衣、药品等物资十分匮乏。有些部队，甚至在数九寒天的时候，也没有一件像样的棉衣御寒。

为了缓解各方面危机，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兼财政部长孔祥熙采取了一系列相应的措施。在国统区内，实施限价政策，企图稳定物价，又大力地鼓励富人、大亨们开办银行，设立工厂，试图以此来活络经济，促进国民生产。而在沦陷区内，则想办法吸收战区的物资，弱敌强己。当时，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改善本国天然资源不足的局面，实行了“以战养战”的政策，在沦陷区内残酷压榨，大肆搜刮物资。无论是林木矿藏，还是农具棉纱，甚至是一口铁锅，一个铁钉，无不罗掘一空。在这样的情况下，很多人纷纷响应政府的号召，想方设法争取敌伪物资，并设法输往国统区。然而由于各地军匪横行，交通线路障碍重重，要平安地将物资输送过境，十分不易。

杜月笙愿意啃这块“硬骨头”。他基本上每日都通过秘密电台了解全国各地的经济情况，从中捕捉商机。一次，杜月笙在上海的私人代表徐采丞向他报告，重庆棉纱的价格几倍于上海，可以从上海低价收购一些棉纱，运往重庆，高价出售，从中赚取暴利。杜月笙权衡了一下，觉得可行，尤其在国军军需匮乏的时候，有这么一大批棉纱运来，不啻于雪中送炭。既能够赚取暴利肥己，还能够就此解决后方所需，何乐而不为呢？

然而，此事说来轻松，办起来却不容易。其一，因为是在同日伪区做交易，很容易背上“汉奸”的罪名。其二，从上海到重庆的路上，危险重重，匪帮、各地驻扎的部队多如过江之鲫，无论得罪了哪一个，都可能吃不了兜着走。于是，杜月笙去找戴笠商议了此事，希望能拉他入伙。之所以选择戴笠做自己搭档，除了因为戴笠是自己多年的知交好友之外，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戴笠其时身兼国民政府军统局长、财政部缉私署署长、战时货运管理局局长、军事委员会水陆交通统一检查处处长等要职，杜月笙想要运送棉纱，就需和这些部门打交道，需要借助戴笠的力量。另外，戴笠的势力盘根错节，神通广大，又是蒋介石身旁的红人。万一遇上了突发之事，有戴笠在旁策应，不看僧面看佛面，再大的事情也能够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杜月笙见到了戴笠，直截了当地把打算营运棉纱的想法告诉了他，并表示棉纱行业牵涉较广，不是自己一人可以揽下的，所以希望戴笠能够入伙，两人携手合作，一起发财。戴笠知道，杜月笙是个很有本事的人，在敛财方面很有一套，几乎是干一行，赚一行。所以当他听到杜月笙拉自己入伙做棉纱的生意时，立刻就意识到这肯定又是一杯肥羹。然而，想到要与敌伪沦陷区交易，事关重大，无异于与虎谋皮，就有些犹豫了。但杜月笙告诉他，不用为此事担心。日本军部的人派系林立，矛盾重重，只要能够好好地利用这一点，钻这个空子，不愁事情办不成。

戴笠思忖良久，还是觉得应该将此事知会国民政府。国民政府最后给出了答复：争取日伪地方的物资，对中国抗战大局有着积极的意义。杜月笙既然愿意挑起大梁，政府自然是万分支持。

1943年新春伊始，经杜月笙建议，“通济公司”正式挂牌营业。公司地址在重庆林森路49号“中华贸易信托公司”的楼上大厅。“通济”按照杜月笙的说法，是取“通商济困”之意，以此明确公司建立的宗旨。开业这天，林森路上宾客云集，锣鼓喧天，除了戴笠、杜月笙两人邀请来的重庆各界的社会名流之外，更有行政院长孔祥熙与宋霭龄的二女儿前来捧场。通济公司成立之后，由杜月笙担任公司董事长，杨管北担任总经理，徐子为担任副总经理。

通济公司的注册资本，达到了千万之巨，除了国民政府授意的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家银行共同承担的部分外，还有一部分的资本来得并不干净，是杜月笙操起“白相人”的旧业，吃黑劫掠过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