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政道】雍正推行“火耗归公”（1 / 2）

【中庸政道】雍正推行“火耗归公”

雍正元年（1723年），雍正到山西巡视，山西巡抚诺敏、山西布政使高成龄上书雍正，呈报该省征收“火耗”问题十分严重，民众怨声载道，建议整顿地方“耗羡”，奏请把山西全省的题解“耗羡”全部归公，一部分抵补国库亏空，一部分作为养廉银发给各级官吏。雍正面对这个奏折，颇感踌躇。

何谓“耗羡”？原来古代官府向百姓收税，大多为粟米、布丝等实物，这些东西都由百姓自行运送到官府。明朝中叶，张居正进行财政改革，实行一条鞭法以银两代替实物。在正税之外还增加了附加税，用来补正税之不足，这种附加税就称作“耗羡”，又或叫作“羡余”。这种附加税主要是用来补偿官吏征税工作中，管解、运送等诸多开销，故此需要纳税人来承担。地方官吏在征收了这种附加税后，不必把多余耗羡上缴，可以留作地方官署的办公费用。

在诸“耗羡”之中，以“火耗”所占比例最大。由于各州县官署从百姓手中征收来的地丁钱粮，大都是成色不等的散碎银两。而上缴国库的银子按照规定必须是重量相等、成色一致的银锭。因此各州县官衙就将征收来的碎银重新熔铸，税银在熔铸过程中很容易发生损耗，称之为“熔销折耗”，为此，税吏要向老百姓额外多收一些来补偿。这多缴的部分就叫做“火耗”。

“火耗”的征收比例一般而言应该是所收正税的1/10，称为“加一耗”。但是，朝廷在这方面并没有一个统一的硬性规定，地方官吏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自主决定。地方官趁机盘剥，每两加耗到二三钱，附加税经常达到正税的三成、四成左右。

到了清朝，征收“火耗”比明代有过之而无不及，据文献记载，康熙后期各省征收火耗经常在四成、五成以上，最高的达到七八成，丝毫不管民众死活。天下百姓不堪重负，怨声载道。

康熙朝监察御史李发甲曾经上奏：“每岁民间正项钱粮一两，有派至三两、四两、五六两以至十两的。而于朝廷正供之外，辄加至三倍、四倍、五六倍以至十倍不止，致使百姓不苦于正额之有定，而苦于杂派之无穷。”

另一位大臣赵申乔也曾经指出：“唯横征私派之弊，其祸尤烈！如收解钱粮，私加羡余火耗，解费杂徭，每浮算额数，以致公私一切费用皆取给于里民。若日用之米蔬供应，新任官吏之器具案衣，衙署之兴修盖造，宴会之席面酒肴，上司之铺设供奉，使客之小饭下程，提事之打发差钱，节序之贺庆礼仪，衙役之帮贴工食，簿书之纸札心红，水陆之人夫答应，官马之喂养走差，以及保甲牌籍、刊刷邮单、报查灾荒、编审丈量等项，皆有使费陋规，难以详细枚举。总之，无事不私派民间，无项不苛敛百姓，而且用一派十，用十派千，以饱赃官婪蠹之贪腹，嗟嗟小民，膏血有几，而能满足此漏卮巨壑哉！”

康熙却认为，“耗羡”的问题由来已久，向来是地方官私征私用，那是地方上的私事，应该给地方上这种自主权，还是不管为好。

康熙之所以没有制止这种歪风邪气，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当时官吏正规的俸禄是非常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