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編 元明之部（2 / 2）
武宗時以物重鈔輕，改造「至大銀鈔」。大抵至元鈔五倍於中統，至大鈔又五倍於至元。不五十年鈔法三變，而其價亦二十五倍。未期年，仁宗即位，以倍數太多，輕重失宜，有罷銀鈔之詔。及順帝至正中，又改造至正印造中統交鈔，名曰「新鈔」，二貫準舊鈔十貫。亦五倍。遂至鈔料十錠易斗粟不得，而元亦亡矣。
明起，鈔法竟不能復行，而銀幣代起，亦為中國史上一重要變更。
秦漢以來，民間交易，惟穀帛與錢，無用銀之例。銀為器飾寶藏。唐代租出穀，庸出絹，調出繒布。兩稅法行，令出錢。宋代諸州歲輸緡錢，故後世相沿謂之「錢糧」。宋府庫輸入，錢、穀外為絹、綢、絲、布、茶、蠟。惟閩、廣間許以銀易緡錢。元祐會計錄：「歲入銀止五萬餘兩。」金章宗時。因錢鈔法弊，乃權以銀貨。繼復罷錢而專用銀鈔。鑄銀名「承安寶貨」，每兩折錢二貫。當時俸給軍須，皆銀鈔相兼。哀宗時，鈔竟不行，民間一以銀交易，是為後世社會用銀之始。元貢賦仍徵穀帛，成宗本紀載，歲入銀數不過六萬兩。明初田賦亦未用銀。惟以銀為坑冶之課。民間交易以銀，有厲禁。然鈔法旣不行，銀終起而代之。英宗時始令南畿、浙江、江西、湖廣、福建、廣東、廣西，應輸米麥折銀，後概行於天下。「太倉銀庫」之名，起於明之是葉也。
他們的軍隊，亦分為各等級。
蒙古軍。
探馬赤軍。以諸部族為之，乃鎭術邊境者。
漢軍。以中原漢人為之。
新附軍。南方宋人為之。
正相當於蒙古、色目、漢人、南人之四級。
兵籍秘密，漢人莫之知。
立里甲之制，二十家為一甲，以蒙古人為甲主。衣服飲食惟所欲，童男少女惟所命。見徐大焯燼餘錄。
又多立防禁。禁漢人田獵，世祖紀，仁宗、英宗紀。成宗大德五年，有詔弛山澤之禁，聽民捕獵。禁漢人習武藝，英宗紀。禁漢人持兵器，世祖、武宗、仁宗、順帝歷代，各有禁令。按：遼、金亦禁民間兵器。禁集眾祠禱、元史一〇五刑法志。集眾買賣，元典章亦有「禁聚眾」。禁夜行。元史一〇五刑法志：「諸江南之地，每夜禁鐘以前點燈買賣，曉鐘之後，人家點燈讀書工作者並不禁。」元典章禁夜：「夜間禁通行。一更三點鐘聲絕，禁人行。五更三點鐘聲動，聽人行。」
又屢次收括民間馬匹。世祖至元二十三年，民間收馬總計十萬二千匹。至元二十七年，九千一百匹。至元三十年，十一萬八千五百匹。成宗大德二年，十一萬餘匹。武宗至大三年，四萬餘匹。仁宗延祐四年，二十五萬五千匹。延祐七年，二萬五千匹。天順帝天曆元年，十一萬餘匹。數十年間，括民間馬七十餘萬匹。
而文武分途之弊制，遂為明淸兩代所沿襲。
漢世良家子得以材力入官，或隸期門、羽林，或為三署郞，而軍功大者為卿大夫，小亦為郞。後漢將帥罷兵，大抵內為列卿，外為郡守。魏晉將軍之官，多選淸望之士居之。如裴頠、以國子祭酒為右軍將軍。王恬以中書郞為後將軍。等例是也。以至州鎭方伯，無不兼將軍、都督之稱。其為州而無將軍者，謂之單車刺史。當時文武選授，尚不拘資格，迄南北朝皆然。至唐吏部、兵部分為二選，文武始各有定闕。然諸州兵政掌之刺史，悉帶使持節，並無專閫武員。吏職、兵官，未嘗判然區別。宋太祖患五季藩鎭跋扈，命文臣出守列郡，而別置鈐轄都監以司軍旅屯戍之政令，遂分職而治。然當時內外官仍文武參用，願換授者亦許改職。自元世祖至元十五年定軍民異屬之制，以萬戶府、鎭撫司領戍兵，以知府、縣尹領民事。明因其制，於是州縣、營衛，建置攸殊；出身旣截然不同，銓注亦有一定之格；自督撫大吏外，武官除授，乃無一不於歸兵部。今按：元之軍民異屬，本自有其用意。吳萊淵穎集書急就章後謂：「國家起自北土，經理中原。中原豪傑，保有鄉里，因而降附，使據其境土如古諸侯。大開幕府，辟置官屬，錢穀獄訟，一皆專制，而不復關乎上。已而山東猘子，地富兵強，跳踉負固，卒貽誅滅。而後天下郡縣一命之官，悉歸吏部。兵則自近戍遠，尺籍伍符各有統帥。但知坐食郡縣租稅，不復繫守令事矣。」此蓋元人私武力以便宰制之用心。明襲元弊，不能大事蕩滌者多矣。至淸則同為盜憎主人。自樂於循用矣。
蒙古長於戰陣，而不善於理財，故賦斂之事則多委之色目、回人。其先軍隊所至，多掠人為私戶。遼有「頭下軍、州」，大臣從征，俘掠人戶，自置郛郭。此頗近之。
張雄飛傳：「至元十四年，荊湖行省阿里海牙以降民三千八百戶沒入為家奴，自置吏治之，歲責其租賦。」世祖紀：「至元十七年，詔覈阿爾哈雅等所俘三萬二千餘人，並赦為民。」他如宋子貞、張德輝、雷膺、王利用、袁裕諸傳，皆有散見。
政府亦以分賜民戶為恩典。
至元十八年，江南平，以江南民戶分賜諸王、貴戚、功臣。先後受賜者諸王十六人，后妃公主九人，勳臣三十六人。自一、二萬戶以上，有多至十萬戶者。勳臣自四萬戶以下，至數千、數百、數十戶不等。見食貨志。
奴隸的獻賜、鬻賣、投靠，成為一時常態。
他們一面盛擁奴隸，一面又廣佔田地。
趙天麟上太平金鏡策，謂：「今王公大人之家，或占民田，近於千頃，不耕不稼，謂之草場，專放孳畜。」
牧場與農田雜糅，屢起衝突。
和尚傳：「諸王牧地、草地，與民田相間，互相侵冒，有司視強弱為予奪。」又塔里赤傳：「南北民戶主客良賤雜糅，蒙古軍牧馬草地，互相佔據」云云。此均在至元時。
政府又盛行賜田。
尤著者為江南平江田。張珪疏：「累朝以官田賜諸王、公主、駙馬，及百官、宦者、寺觀之屬。其受田之家，各任土著姦吏為莊官，巧名多取。又驅迫郵傳，折辱州縣。請令民輸租有司，有司輸省部，省部輸大都，以分給諸受田者。」不從。
蒙古人以軍人而兼貴族，旣享有政治上種種特權，又多用回人為之經營財利，剝削生息。
黑韃事略：「韃人只是撤花，找外快錢。無一人理會得賣販。只是以銀與回回，令其自去賣販以納息。回回或自轉貸與人，或自多方賣販，或詐稱被劫而責償於州縣民戶。」又曰：「其賈販則自韃主以至偽諸王、偽太子、偽公主等，皆付回回以銀，或貸之民而衍其息，一錠之本展轉十年後，其息一千二十四錠，錠五十兩。謂之羊羔兒息。民間普通以緡取三分為常。」見牧庵集十三。
回民相率殖產卜居於中原，尤以江南為盛。周密癸辛雜誌續集。
而漢、回待遇亦種種不平等。
成吉思汗法令，殺一回教徒罰黃金四十巴里失，殺一漢人其償價與一驢相等。世祖至元二十三年六月，括諸路馬，凡色目人有馬者三取其二，漢民悉入官。成宗大德四年，定諸職官廕敍之制，諸色目人視漢人優一等。
大抵回民地位，大體是代表的商人，而漢人則代表了佃戶與農民。
漢人地位中較高者為工匠。
軍臨屠城，惟匠得免。
靜修文集二十一：「保州屠城，惟匠者免。予冒入匠中，如予者亦甚眾。」又蒙古入汴，依舊制，攻城不降則屠之，耶律楚材諫不聽，乃曰：「凡弓矢、甲仗、金玉等匠，皆聚此城，殺之則一無所得。」乃詔原免，汴城百四十萬戶得保全。
匠人特籍為戶，得不與平民伍。
靜修文集十七：「金人南徙，遷諸州工人實燕京。」元史張惠傳：「滅宋，籍江南民為工匠凡三十萬戶。選其有藝業者十餘萬戶為匠戶。」事在至元二十一年。又至元十七年，詔江淮行中書省括巧匠。未幾，賜將作院工匠銀鈔幣帛。旋勅逃役之民竄名匠戶者復為民。
元人設官，亦以軍、民、匠三者分列。
元官制分內、外任，外任中又分民職、軍職、匠職等名。匠職官甚多，與軍、民職官相等，亦謂之「局院官」。世祖時，有渾源人孫成善為甲，贈至神川郡公，諡忠惠。子拱世其業，亦贈至神川郡公，諡文莊。回回人阿老瓦丁以善製礮，世襲副萬戶。回回人亦思馬因亦以善製礮，世襲職。尼波羅國人阿尼哥以善裝塑，贈至太師涼國公，謚敏慧。劉元繼之，亦官至昭文館大學士。元人又頗重醫，醫人皆經選試著籍，故元代名醫特多。至天文星曆、陰陽卜筮，元人皆與匠、醫一例視之。
蒙古人的統治，在大體上說來，頗有一些像古代貴族封建的意宋。元初以宗正寺遙領諸路刑獄，則司法亦歸私戚。只是春秋時代的貴族階級，自身有一種珍貴的文化修養，即所謂「詩、書、禮、樂」。而蒙古人無之，他們在武力的鎭壓與財富的攫佔之外，缺少一種精神生活的陶冶。他們只有一種宗教的迷信，算得是他們的精神生活。元人崇奉佛教，乃今西藏之喇嘛教，與漢魏以來中土所行佛教亦有別。又按：重工匠，重僧道，此亦金人已然。據弔伐錄：「金人特檄宋發遣工匠進行教坊，又命宋共議薦舉異姓，列舉僧道耆壽軍人百姓」，可證。
因此在蒙古的政治局面裏，僧侶佔到很高的位置。
如國師八思巴於世祖至元六年。為蒙古創新字，自此以前，蒙古尚為一無文字之蠻族。遇其必需使用文字時，則借用畏兀兒文。世祖號之曰「大寶法王」。泰定帝泰定二年，以鮮卑僧言，為全天下立祠比孔子。而楊璉眞伽世祖時為江南釋教總統，尤驕縱，發掘故宋趙氏諸陵在錢塘、紹興者及其大臣塚墓，凡一百零一所。私庇平民不輸公賦者達三萬兩千戶。成宗大德三年，放江南僧寺佃戶五十萬為編民，悉楊璉眞伽冒入寺籍者也。又元制於帝師、國師下，僧侶有王公之封。
皇室佛事，佔國家政費之泰半。
世祖至元三十年間，醮祠佛事之目百有二。成宗大德七年，再立功德使司，增至五百餘。成宗至大時，張養浩上時政書，謂：「略會國家經費，三分為率，僧居其二。宣徽院使歲會內庭佛事之費，以斤數者麵四十萬九千五百，油七萬九千，酥蜜共五萬餘。仁宗延祐五年，給書西天字維摩經金三千兩，歲費較大德又不知增幾倍。至明宗時，中書省言佛事以今較舊，增多金一千一百五十兩，銀六千二百兩，鈔五萬六千二百錠，幣帛三萬四千餘匹。」
寺廟亦擁有盛大之產業，與貴族王公等，同樣為封建勢力之一種。
至元二十八年，宣政院上天下寺宇四萬二千三百一十八區，僧尼二十一萬三千一百四十八人。其著者如大承天護聖寺，順帝至正七年撥山東十六萬二千餘頃地屬之。前後兩次賜達三十二萬三千頃。又有大護國仁王寺，水陸田地十萬頃，賜戶三萬七千五十九。元史刑法志：諸庶民有妄以漏籍戶及土田於諸王、公主、駙馬呈獻者，論罪。諸投下輒濫收者，亦罪之。」又成宗紀：「大德六年詔：江南寺觀續置民田，及民以施入為名者，並輸租充役。八年又詔免天下道士賦稅。」蓋僧道與貴族同樣有豁免田賦之優待。又世祖中統四年，令在京權勢家為商賈及以官銀買賣之人，並須輸稅。至元三十年，敕僧寺邸店物貨，依例抽稅。仁宗元祐七年，禁京城諸寺邸舍匿商稅。又見僧寺與貴族同樣經營商業，又同樣有避免課稅之勢力也。
而僧侶之為患於社會，更難盡述。
武宗至大三年，監察御史張養浩上時政書，九曰「異端太橫」。謂：「釋老之徒，畜妻育子，飲醇啗腴，萃逋逃游惰之民，為暖衣飽食之計。」泰定帝二年監察御史李昌言：「臣嘗經平涼府靜會、定西等州，見西番僧佩金字圓符，絡繹道路，傳舍不能容，則假館民舍。因迫逐男子，姦污婦女。奉元一路，自正月至七月，往返者百八十五次，用馬至八百四十餘匹，較之諸王行省之使，十多六七。」
順帝父子竟以亡國。
順帝信西天僧演揲兒法，譯言大喜樂也。又有西番僧伽璘眞，授帝祕密大喜樂禪定，帝皆習之。醜聲穢行，初為太子所惡，帝曰：「祕密佛法，可以延壽。」令禿魯帖木兒以教太子，太子亦悅之。曰：「李先生教我儒書多年，我不省書中所言何事？西番僧教我佛法，我一夕便曉。」李先生，太子論德好文也。其時順帝父子旣溺惑於西番佛法，而社會起事者如韓山童、劉福通等，亦以白蓮教為號召。
元代社會上的上層階級，大體言之，有皇室、貴族、軍人、此與貴族不能十分分別，皆蒙古部族也。僧侶、商人、此皆色目西域人為多。地主、凡皇室以下皆地主也。惟漢人、南人亦有為大地主者，由其前承襲而來，而以非法手段保持之。此尤以江南為多。王艮傳：「有詣中書省訴松江富民包隱田土，為糧至一百七十萬三石者。」元廷屢行經理之法，使民自寶田。仁宗時，遂致召贛民蔡五九之亂。官吏，官吏來源即上列諸種。而一般平民之政治地位則甚低。
當時社會因有十色之傳說。
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醫、六工、七獵、八民、九儒、十丐，此見陶宗儀輟耕錄。「官、吏」為貴族，「僧、道」為宗教，亦相當於貴族。「醫、工」即平民中地位之較高者，如匠戶之類。「七獵、八民」者，元特有捕獵鷹人，籍隸鷹房總統管府，蘇天爵滋溪集十九：「中原甫定，江左未下，朝廷嘗因畋狩閱武功，鷹師所至，威若神明。或旁緣為姦而下不勝其虐。」又十五謂：「國家草昧之初，南北未一，政教未洽，常因畋狩講武功，鷹師之職，貴幸隆寵。承平旣久，猶恐武備浸弛。或者不究其意，馳騁豪縱，因為姦利，民始不勝其困。」元史兵志謂：「元制自御位及諸王，皆有昔寶赤，蓋鷹人也。是故捕獵有戶，使之致鮮食，以薦宗廟，供天庖，而齒革羽毛又皆足以備用，此殆不可缺焉。」又云：「打捕鷹房人戶，多取析居、放良及漏籍孛蘭奚、還俗僧道，與凡曠役無賴者，及招收亡宋舊役等戶為之。」此雖賤民，而為貴族所御用，故較之農民猶高。春秋時工、商、虞人，亦視農民為高也。所謂「民」，則漢人、南人之業農者也。「九儒、十丐」者，「儒」為民間自由學者，而與僧侶宗教不同，本由春秋時代封建社會漸次破壞後所產生，為中國社會自秦漢以後一特別重要之流品。惟就蒙古人眼光及其政治設施言之，則不能了解其地位。彼輩旣不能執干戈入行伍，又不能持籌握算為主人殖貨財，又不能為醫匠打捕，供主人特別之需求，又不能如農民可以納賦稅，故與「丐」同列。黑韃事略：「蒙古賦斂謂之差發。漢地差發，每戶每丁以銀折絲綿之外，每使臣經從，調遣軍馬、糧食、器械，及一切公上之用，又逐時計其合用之數科率民戶。諸亡國之人，甚以為苦，怨憤徹天，然終無如何。」又曰：「韃主不時自草地差官出漢地定差發，霆在燕京，（宋端平二年）見差胡丞相（胡土虎）來，黷貨更可畏，下至教學行及乞兒行亦出銀作差發。」教學行即儒，乞兒行即丐，此皆窮行，無力作差發，宜乎其相為類。別有一說為「官、吏、僧、道、醫、工、匠、娼、儒、丐」十色，旣有「工」，又重出「匠」，列「娼」於「儒、丐」之前，蓋由不明獵民之意義而妄易之。
大概當時的社會階級，除卻貴族軍人此乃二而一、一而二者。外，做僧侶信教最高，其次是商人，再其次是工匠，包括各種特殊技能如醫生等。又按：金代於天文、醫術等頗造精妙，元亦承金遺緒。又次是獵戶與農民。獵戶所以在農民之上者，以蒙古貴族眼光視之當如此。而中國社會上自先秦以來甚佔重要位置的士人，當時稱「儒」，即讀書人。卻驟然失卻了他們的地位。
最初的士人與普通平民一樣的被俘掠為奴隸。
黑韃事略：「亡金之大夫，混於雜役，墮於屠沽，去為黃冠者，皆尚稱舊官。王宣撫家有推車數人，呼運使，呼侍郞。長春宮今北平之白雲觀。多有亡金朝士，旣免跋焦，剃髮。免賦役，又得衣食，最令人慘傷也。」蓋蒙古初入中國，其野蠻最甚。長春眞人邱處機以宗教得成吉思汗之信仰，其徒得免賦役，全眞教遂大行，文人不能自存活者多歸之。
經有懂得漢化者之勸告而稍得解放。
太宗時，免儒士之俘為奴者，立校試儒臣法。得淮、蜀士遭俘沒為奴者凡四千三十人，免為奴者四之一。見耶律楚材傳。又憲宗四年，制為士者無隸奴籍。世祖取鄂州，俘獲士人贖還者五百餘人。中統二年，詔軍中所俘儒士，聽贖為民。至元十年，勅南儒為人掠賣者，官贖為民。又廉希憲傳：「世祖以廉為京兆宣撫使，國制為士者無隸奴籍，京兆多豪強，廢令不行。希憲至，悉令著籍為儒。」
他們對士人的觀念，似乎亦是一種仿佛的工匠。
太宗時，耶律楚材言：「制器者必用良工，守成者必用儒臣。儒臣之事業，非積數十年殆未易成。」因些遂令隨郡考試儒人被俘為奴者。
而終於在這些俘虜中間，偶然把南宋的儒學流到北方去。
蒙古破許州，先得金軍資庫使姚樞。時北庭無漢人士大夫，惟樞特加重。及闊端南侵，命即軍中求儒、釋、道、醫卜之人。拔德安，得趙復，其徒稱江漢先生。樞挾以北行，建太極書院，河朔始知道學。許衡、寶默皆從姚樞得程朱書。衡為國子祭酒，教蒙古諸貴人子弟，稍稍知中國禮義。
結果於國族勳舊之外，亦有科舉取士之制。
元科舉定制於仁宗皇慶二年。其考試程式，蒙古、色目人第一場經問五條，大學、論語、孟子、中庸內設問，用朱氏章句集注。第二場策一道，以時務出題。漢人、南人第一場明經、經疑二問，大學、論語、孟子、中庸內出題，並用朱氏章句集注。經義一道，各治一經，詩以朱氏為主，尚書以蔡（沈）氏為主，周易以程（頤）氏、朱氏為主。以上三經兼用古注疏。春秋用三傳及胡（安國）氏傳，禮記用古注疏。第二場古賦、詔、誥、章、表內科一道。古賦、詔、誥用古體，章、表四六，參用古體。第三場策一道，經、史、時務內出題。今按：科舉以四書義取士始此。自此相承直至淸末，實中國近世一至要之創制也。與四書取士同為明、淸所因襲者，尚有行省制。此二制度影響明、淸兩代六百年之歷史。
然此僅有名無實，在實際政治上極少影響。
一、舉行時間不久，次數甚少。開科取士，定制在仁宗皇慶二年，始開科在延祐二年，已在宋亡後近四十年。科場三歲一開，至順帝至元元年科舉即罷，前後共二十年。嗣於至元五年選舉志謂「六年詔復科舉」。復有科舉，共不過二十次。
二、科舉出身者實際並不多。續通典：皇慶、延祐中，由進士入官者僅百之一，由吏致顯要者常十之九。順帝時罷科舉，許有壬爭之，謂：「通事、知印等，天下凡三千三百餘名，今歲自四月至九月，白身補官受宣者七十三人，而科舉一歲僅三十餘人。」
三、科場舞弊，全失考試本意，亦全無考試眞相。詳見輟耕錄卷二十八。至正四年有長篇四六文揭發江、浙鄉試黑幕，又至正二十二年復有作彈文者，舉此可例其餘。
四、蒙古、色目人與漢人、南人分榜考試，右榜為蒙古、色目人，恐多屬具文；左榜為漢人、南人，其眞才實學多不屑應舉。 陶氏輟耕錄卷二謂：「今蒙古、色目人為官者，多不能執筆，花押例以象牙或木，刻而印之。宰輔及近侍官至一品者，得旨則用玉圖書押字，非特賜不敢用。」陶氏生當元、明之際，其書刊於明代，則所謂「今」者，指元之晚季。其時蒙古、色目人在官者尚多不能執筆，則科舉取士之為效可想。余闕曰：「至元以下浸用吏，中州之士見用者浸寡，南方尤寡。其久則南北之士亦自畦町相訾。故夫南方之士微矣。延祐中，初設科目，亦有所不屑而甘自沒溺於山林之間者，不可勝道也。」惟元代政治，雖學術的氣味極薄，而社會上則書院遍立，學術風氣仍能繼續南宋以來，不致中輟。明祖崛起，草野績學之士，乃聞風而興，拔茅彚徵，羣集新朝，各展所蘊，以開有明一代之規模。如劉基、宋濂、章溢、陶安、錢用壬、詹同、崔亮、劉三吾等彬彬文雅，郁乎其盛，一時何止數十百人，皆元代之所貽也。
可見元代入主中國，經歷一百餘年，中國自秦漢以來傳統的文治政權的意識，始終未接受過去。他們的政治，始終不脫古代貴族封建、武裝移殖的氣味。然而當時一般社會文化、經濟的水準，卻比春秋時代在貴族封建下的農民，高出百倍。蒙古人的倒退政治，到底不能成功，因此社會變亂百出。
至元二十年，崔彧上疏，謂：「江南盜賊，相挺而起，凡二百餘所。」又至元二十四年詔：「江南歸附十年，盜賊迄今未靖。」世祖至元時如此，其他可知。
蒙古人震鑠亞、歐兩洲的武力，終於在漢人的蜂起反抗下，退讓出他們的統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