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編 元明之部（1 / 2）

南宋代表的是中國的傳統政權，他漸漸地從北方遷到南方，而終於覆滅。

蒙古民族入主中國，中國史開始第一次整個落於非傳統的異族政權的統治。中國的政治社會，隨著有一個激劇的大變動。蒙古入主，對中國正如暴風雨之來臨。

蒙古的兵力，震鑠歐、亞兩洲。在蒙古騎兵所向無敵的展擴中，只有中國是他們所遇到的中間惟一最強韌的大敵。他們分著好幾個步驟，纔把整個中國完全吞併。

蒙古未入中國以前之世次

自成吉思汗卽位，至忽必烈滅宋，凡歷五世，七十四年。

那時中國本分三部：一宋、一金、一夏。而元人用兵，亦分三大步驟。先取金黃河以北地，滅夏。再取金黃河南岸。再得長江流域及南方，滅宋。而每一階段，皆費了不少的力量。

金人旣失河北、山東、關陝，併力守河南，成吉思汗賷恨而卒。成吉思汗道卒於六盤山，臨卒謂左右曰：「金精兵在潼關，南據連山，北限大水，難以劇破。宋、金世讎，若假道於宋，下兵唐、鄧、直擣大樑，破之必矣。」此後蒙古兵果自唐、鄧下汴。

其後自紹定元年至六年，蒙古人費了六年的力量，纔算把汴京打下。

金哀宗走蔡州，宋兵與蒙古合圍，逾年始陷。

至蒙古與宋啟釁，亦用大迂回的戰略，先從西康繞攻大理，事在理宗淳祐十二年、寶祐元年。再回攻荆襄。但只攻陷襄陽一城，自度宗咸淳四年至九年。已先後費時六年。圍樊城亦四年。

自襄陽陷後至宋滅，自咸淳十年起。又六年。

如無劉整、呂文煥之降，宋尚不致速滅。金兀朮雖渡江，而無擁眾降附之人，即不能安而去。又元世祖多用漢人，如王文用、劉秉忠、許謙、姚樞、史天澤、張文謙、宋子貞、董文炳、楊東、賈居貞、董文忠、趙良弼、劉肅、李昶、徐世隆、竇默、王鶚、董文用、商挺、郝經之流，故元在北方，政治已略有規模，得以繼續南侵。及旣滅宋，漢臣漸疏，元政亦衰。

中國疆境遼闊，到處崇山大水。天然的形勢，旣極壯偉，又富變化。而且列城相望，百里之間，必有一城。以此蒙古兵雖橫行全世界，宋、金雖均已積弱，而就蒙古兵隊征服的各地而言，只有中國是最強韌、最費力的一處。五胡係就中國內部起變亂，然始終未侵及長江流域。金承遼後，亦只佔到黃河兩岸而止。秦、漢間之匈奴，隋、唐間之突厥，皆以數十年積強之勢，乘中國之內亂，而未能入塞逞志。近人治國史，每謂中國易受外族侵凌，意在警策國人之奮發，非史實也。

蒙古人旣得中國，遂把他主腦部分遷來，造成中國史上一種新的統治階層，綿歷一百餘年之久。

元代入主中國，凡十一主，一百零九年。自滅宋凡九十年。除世祖、順帝外，中間九主共僅三十九年。

在此百又九年中，世祖的三十餘年，幾於無歲不用兵。甫定南宋，世祖以至元十六年滅宋，此下尚有十五年。又規海外。內用聚斂之臣，外興無名之師，嗜利黷武，並不能在文治上樹立基礎。

此下因蒙古未有早定儲之制度，帝位相續，均由諸王大臣擁戴，故屢起紛爭。此自憲宗、世祖時已然。武宗以下，權臣負擁立功，擅威福者三十年。直至順帝而國亡。

且蒙古恃其武力之優越，其未入主中國以前，已有本部及四大汗國，疆土跨亞、歐兩洲。故其來中國，特驚羨其民物財富之殷阜，而並不重視其文治。太祖西征以後，倉廩府庫，無斗粟尺帛。中使別迭等僉言：「雖得漢人亦無所用，不若盡去之，使草木暢茂以為牧地。」太祖然其言，以耶律楚材諫而止。直至世祖入治中國，此種觀念仍未徹底變去。故元之諸帝，多不習漢文，甚至所用官吏，有一行省之大而無人通文墨者。崔斌傳，世祖時尚書留夢炎等奏：「江淮行省無一人通文墨者。」至元二十九年，河南、福建行省請詔用漢語。詔以蒙古語諭河南，漢語諭福建。

因此其政治情態，乃與中國歷來傳統政治，判然絕異。

第一最著者，為其政治上之顯分階級，一切地位不平等。

元代依種類分為四種。

一、蒙古。亦稱「國人」。

二、色目。包括西域各部族，共三十餘族。亦稱「諸國人」。

三、漢人。即黃河流域之中國人，原受金人統治者。

四、南人。即長江流域及其以南之中國人，為南宋所統治者。

此四階級在政治上之待遇，顯分優劣。

漢人、南人不為正官。

丞相平章政事、左右丞諸職，漢人不得居。參知政事，中葉後，漢人為者亦少。

終元世非蒙古而為丞相者止三人。內一係囘囘人，漢人為史天澤、賀惟一二人。史在世祖時。賀則已在順帝時，初以為御史大夫，猶賜姓拓跋，改名太平，而始得之。金史文藝傳謂：「世宗、章宗之世，庠序日盛，士由科第位至宰輔者接踵，以元方之蔑矣。」

世祖時，南人間有入臺省者。成宗以後，臺省有漢人，無南人。

至元以下，執政大臣多由吏進。虞集經世大典敍錄：「元入官之制，自吏業進者為多，卿相守令於此焉出，故補吏法最為詳密。」蘇天爵滋溪集亦謂：「國家用人，內而卿士大夫，外則州牧藩宣，大抵多由吏進。」

中州小民粗識字能治文書，得入臺閣共筆劄，積日累月，可致通顯。士人則見用者益寡。南人地遠，不能自至於京師，其士人又往往不屑為吏，故見用者尤寡。余闕語，見續通典二十二。

余闕謂：「因此南北之士，亦自町畦相訾，甚若秦、晉不可同中國。故夫南方之士微矣。」可見當時中國士人在政治上地位特微，而南方士人的地位更微。又按：金世亦有漢人、南人之分。先取遼地人為漢人，繼取宋河南、山東人為南人。金世宗謂賀揚庭曰：「南人獷直敢為，漢人性姦，臨事多避難。異時南人不習詩賦，故中第者少。近年河南、山東人中第者多，殆勝漢人」。謂：「漢人性姦，臨事多避難」者，以其人久陷異族，受迫茹荼之久，而德性漸墮也。謂「河南、山東人不習詩賦」者，其士人高門多隨宋南遷，留者或遭屠割之慘，或抱種姓之痛，不願應試，故若習詩賦者轉不如在遼漢人之多。及金人統治漸久，漢化漸深，而河南、山東人亦漸起而與之合作耳。

順帝時，至正十三年以江淮兵起。始詔：「南人有才學者得依世祖舊制，中書省、總政務者。樞密院、秉兵柄者。御史臺司黜陟者。皆用之。」然順帝時南人入中書省惟危素一人。又韓元善傳：「丞相托克托奏事內廷，以事關兵機，元善及參知政事韓鏞皆漢人，使退避。」則仍參用其名，排拒其實。丞相伯顏並有「盡殺張、王、劉、李、趙五姓漢人」之請。

地方行政長官，其先均由世襲。

世祖時，廉希賢疏：「國家自開創以來，凡納士及始命之臣，皆定世守。至今將六十年，子孫皆奴視其部下。郡邑長吏，皆其僮僕。此前古所無。」

直至至元二年，始罷州縣官世襲。四年，又罷世侯，置牧守。

因世襲為封君，故元初百官皆無俸。至元十九年，集賢直學士程文海陳五事，一曰「給江南官吏俸」，則至是江南官吏仍未有俸也。後魏百官初亦無祿，至孝文太和八年始分祿。

創為行中書省，以便其分區宰割之私意。

唐中樞三省，元廢尚書、門下，獨留中書。又置行中書省，掌國庶務，統郡縣，鎭邊鄙，與都省為表裏。其初有征伐之役，分任軍民之事，皆稱行省，未有定制。中統、至元間，始分立行中書省，因事設官，不必備。皆以省官出領其事。其丞相皆以宰執行處省事繫銜。其後嫌於外重，改為某處行中書省。軍國重事，無不領之。此由中央政府常派重臣鎭壓地方之上，實為一種變相之封建。而漢、唐州郡地方政府之地位，渺不再得。此制大體上為明、淸所承襲，於地方政事之推進，有莫大損害。自此遂只有中央臨制地方，而中央、地方共同推行國政之意義遂失。

行省長官，貴倨如君長，同列跪起稟白，同於小吏。各道廉訪使，必擇蒙古人。缺則以色目世臣子孫為之。其次始參以色目人及漢人。文宗時，詔：「御史臺、各道廉訪司官用蒙古二人，畏兀、河西、囘囘、漢人、南人各一人。」是漢人、南人僅得五之二。又至元二年詔：「以蒙古人充各路達魯花赤，（守城池倉庫的長官。）漢人充總管，囘囘人為同知，永為定制。」

州縣官或擢自將校，或起自民全，率昧於從政。宋子貞傳。縣尉多係色目，並年小不諳事，以承蔭得之，不識漢文，盜賊滋溢。元典章十二。

漢人、南人旣不得為臺省要官，草木子云：「萬中無一、二。」亦惟有謀為州縣卑秩。

後有納粟、獲功二途，富者以此求進。

及後求者眾，亦絕不與。有功而無錢，事多中輟。見續通典二十二。又按：輟耕錄卷七：「至正乙未春，中書省臣進奏，遣兵部員外郞劉謙來江南，募民補路府州司縣官，自五品至九品，入粟有差，非舊例之職專茶鹽務場者比。雖功名逼人，無有願者。旣而抵松江，時知府崔思誠，曲承使命，拘集屬縣巨室點科十二名，輒施拷掠，抑使承伏，填空名告身授之，竟無一人應募者。」然則以納粟求進，亦只限於鄉里無賴，自好者未必爾也。

蒙古的「怯薛」，略當於古代之侍衛，本以貴族子弟的資格，選當內衛近侍之任，為封建政治裏面一種正途的出身。然而在承平積久之後，腐敗習氣，到處瀰漫，怯薛亦可以贖買得之。

鄭介夫成宗時奏云：「怯薛，古稱待衛。周禮膳夫，庖人、內饗、外饔、漿人、烹人、籩人，今之博兒赤也。幕人、司服、司裘、內宰，今之速占兒赤也。掌舍、章次，今之阿察赤也，閽人，今之哈勒哈赤也。縫人、履人、典婦功，今之王烈赤也。宮人，今之燭剌赤也。不限以員，不責以職。但挾重資，有梯援投門下，便可報名字，請糧草，獲賞賜，皆名曰怯薛。屠沽下隸，市井小人，及商賣之流，軍卒之末，甚而倡優奴賤之輩，皆得以涉跡宮禁。又有一等流宮胥吏，經斷不敍，無所容身，則夤緣投入，以圖陞轉。趨者旣多，歲增一歲，久而不戢，何有窮已。」鄭氏以怯薛擬之周官，甚是。蒙古制度本多帶有古代封建社會之意味。漢初郞官入仕，亦與怯薛差似。惟漢代經董仲舒、公孫弘諸人提倡以孝廉及博士弟子補郞，遂將封建意味改革。蒙古則只是封建政治自己之腐爛。又按：怯薛所屬，鄭奏未盡。有火兒赤、昔寶赤、怯憐赤，主弓矢、鷹隼之爭。有札裡赤，主書寫聖旨。必闍赤，為天子主文史。云都赤、闊端赤，侍上，帶刀及弓矢。答剌赤，掌酒。兀剌赤、莫倫赤，典車馬。帖麥赤，主牧橐駝。火你赤，主牧羊。忽剌罕赤，主捕盜。虎兒赤，掌奏樂。皆領於怯薛之長，分番更直。

蒙古人旣看不起漢人、南人，因此也不能好好的任用漢人、南人，而只用了他們中間的壞劣分子。金章宗明昌四年，奏見在官一萬一千四百九十九員，內女直四千七百五員，漢人六千七百九十四員。金之官職亦分女直與漢人界限，惟不如蒙古之不平等。

要之。他們欠缺了一種合理的政治理想，他們並不如所謂政治的責任，因此亦無所謂政治的事業。他們的政治，舉要言之，只有兩項：一是防制反動，二是徵斂賦稅。

因此元代稅收有「撲買」之制。按：撲買制始於金。

蒙古太宗十一年，富人劉廷玉等請以銀一百四十萬撲買天下課稅，以耶律楚材諫而止。後回回人奧都剌合蠻請以二百二十萬兩撲買，楚材雖力爭，竟不得。

雖以世祖為開國賢主，亦專用財計之臣，務於聚斂。始用阿合馬（囘人），繼用盧世榮，又用桑哥。

各種商稅課額，日增月漲，靡有所已。

至元七年，諸路課程定額四萬五千錠。十作年，京兆等路歲辦課額自一萬九千錠增至五萬四千錠。阿合馬尚欲求增，世祖止之。二十六年，以丞相桑哥請，大增天下商稅，腹裏二十萬錠，江南二十五萬錠。已視七年定額增十倍以上。又世祖十三年置榷茶都轉運司於江州，三分取一，徵一千二百餘錠。至十八年，增額至二萬四千錠。至仁宗皇慶時，漸增至一十九萬二千八百錠。至仁宗延祐七年，增至二十八萬九千餘錠。視原額幾及三百倍。延祐元年，中書右丞相鐵木迭兒言：「課額比國初已倍五十。」食貨志謂：「天曆總入之數，視至元七年所定之額不啻百倍。」蘇天爵滋溪集記兩淮鹽價，至元年十三年一引中統鈔九貫，二十六年增為五十貫，元貞二年增為六十五貫，至大以來遂增至一百五十貫。

常賦外，復有「科差」，其額又極重。

元於常賦外加取於民者，太宗時尚只有絲料、丁稅兩種。至憲宗時又增包銀，世祖時又增俸鈔。全科戶當出絲一斤六兩四錢，包銀四兩，俸鈔一兩，丁稅粟三石。此等皆兩稅額外之科差也。

惟元世祖初有中原，方經兵燹之後，又多用中國士人，故以注意稅收之故，而尚能留心及於民間之農事。

至元七年立司農司，專掌農桑水利，仍分布勸農官及知水利者巡行郡邑。

虞集云：「元有中原，置十道勸農使，總於大司農，皆慎擇老成厚重之士，親歷原野，安輯而教訓之。功成，省歸憲司，憲司以耕桑之事上大司農。天下守令皆以勸農繫銜，郡縣大門兩壁皆書耕織圖。」

又於農村設「社長」。

時定制，縣邑所屬村疃，凡五十家立一社，擇高年曉農事者一人為之長，以教督農桑，立牌橛於田側，書「某社某人」。社長以時點視，勸誡不率教者，籍其姓名以授提點官。此在世祖初年雖有此制，惟自平南宋後，對漢人任用即稍衰，一時方務於財利之朘括，地方政事不得人。趙天麟上策云：「至元六年，每社立義倉，自是以來，二十餘年，社倉多有空乏，伏望普頒明詔，凡一社立社長社司」云云，可見其制在世祖時即廢。又世祖紀至元二十三、二十五、二十八諸年，大司農司所上諸路學校數，至二萬有餘，明太祖謂其「名存實亡」，良信。蓋元自吞宋以後，即無意於漢人所教導矣。蘇天爵滋溪集亦謂：「農桑世皆視為具文，鄉校皆以醫卜雜流為之師」，此則言末季至正間事。

而開浚水利之功，頗可稱道。

其時能興水利者，以郭守敬為最著。其他如董文用之於西夏、鄭鼎之於平陽、廉希憲之於江陵、趙志之於長葛、耶律伯堅之於淸苑、張立道之於昆明、王昌齡之於衛輝，成宗時皮元之於溫州、烏古孫澤之於雷州，皆因地制宜，民獲其利。

喪亂漸臻後之民主，賴以稍甦。

惟自滅宋以後，他們意態卽不同。設官分職，財務重於民事。

世祖初即位，尚多用漢人。當時如王文統、許衡、劉秉忠之徒，為之討論古今，參酌時變，定內外官秩，稍具規模。惟自滅宋以後，即一意於財利，漢人漸失職。歷成、武二宗，定制廕補官自六品以降，由省銓，先掌金穀，第其上中下，以歲月為差，至滿，始受朝命許典民政。尚書省竟為鈎考財賦之地，銓調不關白中書，以官為市，法紀蕩然。甚至一玉石之微，一弓劍之細，無不有數官以董之，名位冗雜，前所未有。

而貪污乃為元代政治上一尋常之事件。

成宗大德時，七道奉使宣撫使罷贓汚官吏萬八千七十三人。順宗時，蘇天爵撫京畿，糾貪吏九百四十九人，竟以忤時相坐不稱職罷歸。

又元代專行鈔法。

楮鈔始行在北宋時，蜀人先有「交子」，楮幣之行，與其時印刷術發明有關。至南宋又有「會子」，始紹興時。金人至禁用見錢以推行鈔法。宣宗貞祐三年，時鈔價每貫僅值一錢，乃禁用見錢，錢多入於宋。然宋、金末運，鈔法皆甚弊。元承金制，亦專行鈔幣而錢幾廢。

其先民間尚稱便。

先造「中統鈔」，以銀為率，名曰「銀鈔」，一貫值銀一兩，五十貫為一錠。後造「至元鈔」，以一當五。至元寶鈔一貫文，當中統交鈔五貫文。子母相權，要在新者無冗，舊者無廢。凡歲賜、周乏、餉軍，皆以中統鈔為準。中統尋以費工本多，不印行，而至元鈔獨行。

至其末，則鈔料十錠易斗粟不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