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一章 宗教思想之瀰漫上古至南北朝之宗教思想（2 / 2）
東晉南渡，佛學乃影響及於中國之上層學術界，其時則僧人與名士互以淸談玄言相傾倒。
如竺法深、支道林其著也。殷浩北伐既敗，大讀佛經，欲與支道林辯之。孫綽以名僧七人匹竹林七賢。道賢論。此名士與僧人合流之證。故深公評庾亮，謂：「人謂庾元規名士，胸中柴棘三斗許。」庾冰創議沙門宜跪拜王者；桓玄繼之，並主沙汰沙門。至宋、齊，此二議皆曾為朝廷採納。庾、桓兩家，固與名士淸談氣味不相投。可知東晉僧人，實與名士站在同一路線，一鼻孔出氣也。
直到南朝，梁武帝信佛，而佛法遂盛極一時。
其時京師寺刹，多至七百。宮內華林園，為君臣講經之所；宮外同泰寺，為帝王捨身之區。粱武帝三度捨身入寺，與眾為奴，羣臣以一億萬錢奉贖。南齊竟陵王，亦先有其事。此後陳武帝幸大莊嚴寺捨身。陳後主即位年，亦在弘法寺捨身。為無遮大會，道、俗會者五萬。中大通元年。郭祖深輿櫬上疏，謂：「僧尼十餘萬，資產豐沃。道人又有白徒，尼則皆畜養女。天下戶口，幾亡其半。恐方來處處成寺，家家剃落，尺土一人，非復國有。」荀濟亦上疏云：「傾儲供寺，萬乘擬附庸之儀，肅拜僧尼，三事執陪臣之禮。寵既隆矣，侮亦劇矣。」此等皆由大羣體政治觀點排斥佛教，即唐代韓愈亦然。反而論之，大羣體政治有辦法，佛教自會衰落，則為宋代歐陽修之本論。自理學家起，則是為新儒學。
以前的名士們，感世事無可為，遂由研玩莊老玄學而曲折崇信佛法。現在如梁武帝，則是大權在握，正可展布，卻由崇佛而致世事敗壞。以前如阮籍、嵇康等，皆是政治上不得志，遂轉向莊老。梁武帝高踞帝位，豈得崇奉出家人法？北方五胡君主，崇佛尤殷。最著者為二石勒與虎。之於佛圖澄。
五胡雖染漢化，其淺演暴戾之性，驟難降伏，一旦錦衣玉食，大權在握，其臨境觸發，不能自控制者，最大有兩端：一曰好淫，二曰好殺。惟佛法，適如對症之藥。人自慕其所乏，故五胡君主於佛法所嘗雖淺，而敬信自深。高僧傳謂：「竺佛圖澄西域人。憫念蒼生，常以報應之說，戒二石之兇殺，蒙益者十有八、九。」支道林謂：「澄公以石虎為海鷗鳥。」又五胡君主，自謂本胡人，當奉胡教。高僧傳又謂：「佛圖澄道化既行，民多奉佛，營造寺廟，相競出家。中書著作郞王度奏禁之，石虎下書曰：度議佛是外國之神，非天子諸華所宜奉。朕生自邊壤，君臨諸夏，饗祀應兼從本俗，佛是戎神，正所應奉。」遼、金、元、淸四朝奉佛，皆帶有此兩因緣。
稍後至姚興迎鳩摩羅什，而北方佛法如日中天。
羅什，龜茲人。苻堅先命呂光將兵西征，欲迎之，適堅被殺，羅什停於涼州。直至姚興敦請始來。興既託意佛道，公卿以下，莫不欽附，自遠至者五千餘人，坐禪者有千數，州、郡化之，事佛者十室而九。
大乘經典之宏揚，亦多出其手。高僧傳：「什在長安譯經三百餘卷。僧佑著錄三十五部，二百九十四卷。」自此以往，佛學在中國，乃始成為上下信奉的一個大宗教。
原佛學流行，固由於當時時代之變動，而尚有其內在之條件。
第一佛法主依自力，不依他力。
世界諸大宗教，率本天帝神力，惟佛教尊釋迦，則同屬人類。此與中國儒家，尊崇人文歷史、敬仰古先聖哲之教義大同。亦復與道家徹底破壞天神迷信之理論不相違背。釋迦之可尊，在其「法」，故佛家有「依法不依人」之教。當知得此大法者不止釋迦一人，故佛書屢言「諸佛」，又言「人皆有佛性」，則盡人皆有可以成佛之理，此與儒家「人皆可以為堯舜」義又相似。
第二佛法主救世，不主出世。
諸教率嚮往塵俗以外之天國，故其精神率主出世，而又同時亦兼帶一種濃重的個人主義。佛法雖亦主有一「涅盤」境界，但同時主張「三世因果輪迴報應」。人生宿業，纖微必報，故主於當身修行，勇猛精進。又佛義主張「無我」，一切以因緣和合為法，故「眾生不成佛我亦不成佛」。又曰：「生死即涅盤，煩惱即菩提。」如是則成為一積極的救世主義者。此與諸教主張個人出世、以天國為樂園者自別，亦復與中國莊老道家一派有厭世、玩世意味者迥異；此又與儒家側重大羣主義之人文教相似。
故佛教在其消極方面，旣可與中國道家思想相接近，在其積極方面，亦可與中國儒家思想相會通。
其時名德高僧如慧遠、僧肇之徒，皆精研莊老義，而釋道安二教論廣弘明集卷八。乃抑老於儒下。此後竺道生「一闡提亦具佛性」與「頓悟成佛」之說，更為與儒義相近。謝靈運和之，其與諸道人辨宗論廣弘明集卷十八。以孔、釋兩家相擬立論。而孫綽喻道論乃謂牟尼為「大孝」，「周、孔即佛，佛即周、孔」。是其時名士僧人，又俱黜老崇孔。故其先兼通老、釋，至是乃並擬儒、佛。此種界線，大體相當於晉、宋之際，可以僧肇與生公時代為劃分。
而當時佛法之所以盛行，尚有一積極的正因，則由其時中國實有不少第一流人物具有一種誠心求法、宏濟時艱之熱忱是也。
其間品德學養尤著者，如道安，常山扶柳人，師事佛圖澄，居河北，後南投襄陽，遂赴長安而卒。道安為中國一個嚴正的佛徒，（其先如支道林等，只是出家的名士。）其徒眾南北分張，始為佛教樹獨立之地位。如僧肇，京兆人，師事鳩摩羅什，為什門四大弟子之一。早死，其所著肇論，為極精卓之佛教論文。如慧遠，雁門樓煩人，道安弟子，高隱廬阜，始開佛教講壇，為南朝佛教大師。如法顯，平陽武陽人，西行求法，先後凡十五年，為我國至印度第一僧人，足與後來玄奘西行相媲美。如竺道生；鉅鹿人，學於鳩摩羅什，亦什門四大弟子之一也。後為南方佛教大師。此等皆以極偉大之人格，極深美之超諧，相望於數百年之間。蓋以當時中國政教衰息，聰明志氣無所歸嚮，遂不期而湊於斯途。此皆悲天憫人，苦心孤諧，發宏願，具大力，上欲窮究宇宙眞理，下以探尋人生正道，不與一般安於亂世、沒於汚俗，惟務個人私期求者為類。故使佛教光輝，得以照耀千古。若僅謂佛講出世，與一時名士淸談氣味相投；而社會民眾，亦以身丁荼毒，佛講未來，堪資慰藉；並出家可以逃役，即獲現實福益。凡此種種，固亦當時佛法盛行之世緣，然論其主要原因，則固在彼不在此。
故當時之第一流高僧，若論其精神意氣，實與兩漢儒統貌異神是，乃同樣求為人文大羣積極有所貢獻。惟儒家著眼於社會實際政教方面者多，而當時之佛學高僧，則轉從人類內心隱微處為之解紛導滯，使陷此黑暗混亂中之人生得寧定與光明；則正與儒家致力政教之用心，異途同歸也。惟此等高僧，亦多興起於北方，南方則受其波及而已。
佛教來中國，最先乃依附於莊老道家而生長。但南渡後的學者，則已漸漸由莊老義轉向佛教。其著者，如當時名士羣從支道林逍遙遊義，而不從向、郭舊義，即其一證。詳見世說新語。其後則道教又模仿佛教，亦盛造經典儀範，而逐漸完成為一種新道教。為此工作之尤著者，為宋代之陸修靜。
於是道、佛兩教遂開始互相競長，而至於衝突。但在南方，一輩名士世族，本在一個不安寧的大世界中過著他們私人安寧的小世界生活。他們所需要者，乃為一種學理上之自己麻醉、自己慰藉。彼輩在其內心，本無更強的衝動力，所以南方佛學多屬「居士式」。其高僧亦與隱士相類，如慧遠、生公之類是也。
卽如梁武帝，崇信佛法達於極點，其在政事上亦僅有貽誤，並無闘爭。
故在南方之所謂道、佛衝突，大體僅限於思想與言辯而止，如顧歡道士夷夏論之類是也。與政治實務更無涉。
在北方則不然。當時北方是一個強烈動盪的社會，一切與南方自別。故南方人乃在一種超世絕俗的要求下接近佛法，北方則自始卽以佛法與塵俗相糾合、相調洽。如二石之於佛圖澄，苻、姚之於鳩摩羅什，其內心動機，便與梁武帝不同。
而北方高僧，其先亦往往以方術助其義理，如佛圖澄常以方術歆動二石，羅什亦通陰陽術數。遂與北方舊學統治經學而羼以陰陽家言者卽東漢以前風氣。相糾合。若南方則以莊老淸淡與佛義和會，正猶南方經學亦盛染淸談氣味也。
至北魏太武帝時，遂以實際政洽問題，而引起道、佛之強烈闘爭。
崔浩淸河人。父宏因苻氏亂，欲避地江南，為張願所獲，本圖不遂，乃作詩自傷。其詩以嬰罪不行於世；及浩誅，收浩家書，始見此詩。則浩之家門，必父子相傳，有一種種姓之至感矣。北方士大夫大都有此，須深觀。浩見王慧龍，數稱其美，司徒長孫嵩不悅，言於太武，以其嗟服南人，則有訕鄙國化之意。太武怒責之，浩免冠陳謝得釋。從弟崔模，雖在糞土之中，禮拜形像，浩笑曰：「持此頭顱，不淨處跪是胡神邪？」浩大欲整齊人倫，分明姓族。惟此可以維持當時北方之中國文化。外弟盧玄勸之曰：「創制立事，各有其時，樂為此者，詎幾人也？宜三思之。」浩不納。則崔浩之為人及其意氣，居可見矣。浩既博覽經史，精通術數，而性不好莊老之書，史又稱：「浩父疾篤，浩乃剪爪截髮，夜在庭中，仰禱斗極，為父請命，求以身代。」浩之為學，蓋上承兩漢，以儒生而兼陰陽術數，不樂魏、晉以下之莊老淸談。此即北方當時之舊學派也。遇寇謙之，謙之父修之，為苻堅東萊太守，其地正為齊土道術盛行之地，寇家蓋亦世傳其教者。謙之自謂遇太上老君，命之繼天師張陵之後。每與浩言，聞其論治亂之迹，常自夜達旦，可見浩之熱心政治。因謂浩曰：「吾行道隱居，不營世務，忽受神中之訣，今當兼修儒教，輔助太平眞君，繼千載之絕統。黃老道術，本注意政治問題；兼修儒教，即成秦、漢陰陽學家路脈矣。此是寇、崔學術接榫處。而學不稽古，臨事闇昧，卿為吾撰列王者治典，並論其大要。」此是黃老與莊老大異處。黃老注意政治，有需稽古，於是有陰陽家五德終始之論出。莊老僅為私人生活著想，自然無需稽古，即不要歷史往迹，因此與陰陽家判袂。（佛家亦不重歷史，因道、佛皆欲解化人類歸自然，不欲凝人類成羣體。)今只看寇謙之與陸修靜兩人之事蹟，便可見南、北雙方道教精神之不同，並亦可以由此推想南、北雙方之佛救精神，以及一切政教實況也。浩乃著書二十餘篇，上推太初，下書秦、漢變弊之迹。此等全是陰陽家以歷史講法制因革之舊路徑。浩因上疏太武曰：「臣聞聖王受命，則有天應。而河圖、洛書，皆寄言於蟲獸之文。末若今日人神接對，手筆燦然，淸德隱仙，不召自至。斯誠陛下侔蹤軒黃，應天之符也。」拓拔燾欣然，乃始崇奉天師，寇謙之。遂改元為太平眞君。「太平」二宇，即源本秦、漢陰陽家言：漢未有太平經。此後北魏每帝即位，必求符籙，以為故事，而又信佛法。此如梁武帝信佛法，同時亦受陶弘景圖識。以佛法僅重出世福利，帝王世業不得不借靈於道家（黃老一派）之符籙也。自是遂有「諸佛圖形像及胡經盡皆擊破焚燒，沙門無少長悉坑」之詔。太平眞君七年。蓋陰陽學家一面有其應天受命之說，一面又有其長生久視之術，足以歆動時君，使其接受聽行彼輩所預擬的一套歷代帝王變法創制必然因革即「五德終始」。之順序，而變法創制；彼輩遂得為王者師，而遂其政治上之另一種期求。西漢陰陽學家即爾。北方學者，飽經兵荒胡亂，始終不忘情於政治上之奮闘，此為與南方士族絕不相同處。崔浩即其一例。王猛死，苻堅下詔為之「增祟儒教，禁老莊、圖讖之學」，與崔浩可謂迹異心同。後崔浩為修國史被殺，時高允（信佛）與浩同修國史；觀允傳，知浩史頗稱實錄，死非其罪。宋書柳元景傳渭：「拓拔燾南寇汝、潁，浩密有異圖，謀泄被誅。」此恐南朝傳聞亦有未的。大抵如王猛、崔浩之倫，皆欲在北方於擁戴一異姓主之下而展其抱負者。（猛之未肯隨桓溫南歸，殆知來南之無可展布耳。）浩則樹敵已多，得罪不專為修史也。
相應於此種情勢下的北方僧人，亦常在政治、經濟上切實自佔權地。
崔浩於毀法四年後被誅。太武卒，文成帝立，佛法又興。佛法之廢，積凡七年。主其事者為沙門師賢廚實國人。輿曇曜。涼州僧人。魏書釋老志：「曇曜奏：平齊戶討平靑、齊所徙民戶。及諸民，有能歲輸穀六十斛入僧曹者，師賢為「道人統」，賢卒，曇曜代之，更名「沙門統」。僧曹即僧官之曹也。即為僧祇戶，粟為僧祇粟。儉歲賑給飢民。又請民犯重罪及官奴，以為佛圖戶，供諸寺掃灑，歲兼營田輸粟。高宗並許之。於是僧祇戶、粟及寺戶，遍於州鎭。」如是則僧寺自有力量，別成一種封建勢力。是北方僧人始終不脫經營世務之興趣，亦因非此不足自存也。
自此朝廷上下奉佛，建功德，求福田饒益，造像立寺，窮土木之力。此為北朝崇佛特徵，與南朝偏重義埋思想者微有別。今存大同雲崗及洛陽龍門石窟造像，猶可見其時北方佛教藝術之超卓及其氣魄之偉大。又按：北方自羅什逝世，研尋義理之風即衰，高僧則尚禪行，如曇曜即以禪業見稱，敦尚實際行業，為北方佛門一貫風格也。僧人亦代有增加，茲據釋老志表如下：
甚至沙門謀叛之事亦屢見。
孝文延興三年，有慧隱；太和五年，有法秀；太和十四年，有司馬惠禦。宣武永平二年，有劉慧汪；永平三年，有劉光秀；延昌三年，有劉僧紹；四年，有法慶。孝明熙平二年，有法慶餘黨。四十餘年中，沙門謀亂者凡八見。
北齊僧眾，其勢仍盛。
天保五年，文宣帝詔問秀才對策，及於沙汰釋、李，文見廣弘明集。謂：「緇衣之眾，參半於平俗；黃服之徒，數過於正戶。國給為之不充，王用因此取乏。積競由來，行之已久。頓於中路，沙汰實難。」
而北周則道、佛衝突再起，在武帝時，又有魏太武以來第二次之毀法舉動。然其事則實已自道、佛之爭，轉而為佛、儒之爭矣。此種意味，實沿崔、寇而來，惟此益臻明顯耳。
北方佛、道衝突，始終暗波未斷。至武帝時，衛元嵩上書事在天和二年。請立延平大寺：此下皆譬說，即建立一理想的地上王國，以代天下之佛國也。「容貯四海萬姓，不勸立曲見伽藍，偏安二乘五部。無選道俗，罔擇疏親。以城隍為寺塔，即周主是如來；用郭邑作僧坊，和夫妻為聖眾。則六合無怨紂之聲，八荒有歌周之詠。飛沉安其巢穴，水陸任其長生。」衛雖佯狂不經，此疏卻有力量，蓋正指出了儒、佛兩家的根本相異點。儒在融個我入大羣、佛在脫大羣完個我。武帝本有志於「捨末世之弊風，蹈隆周之睿典」，即位元年下詔。遂入衛言。屢集百僚及沙門、道士等討論三教先後。至建德三年，乃下敕：「斷佛、道二教，經像悉毀，罷沙門、道士，悉令還俗。」周書本紀。「三寶福財，散給臣下；寺觀塔廟，賜給王公。」廣弘明集。及建德六年周滅齊，武帝入鄴城，召僧人赴殿，帝謂：「六經儒教，弘政術，禮義忠孝，於世有宜，故須存立。佛教費財，悖逆不孝，並宜罷之。」僧眾五百，默默無聲，俛首垂淚。有爭者，帝謂：「佛生西域，朕非五胡，心無敬事。既非正教，所以廢之。」廣弘明集。以周武帝此等語還視石虎所云，可知北方社會之前後大不同矣。當時謂：「前代關山西東數百年來官私所造一切佛塔，掃地悉盡。融括聖容，焚燒經典。八州寺廟，出四十千；三方釋子，減三百萬，皆復軍民，還歸編戶。」房綠。
此後北方的政治情態，慢慢恢復到秦、漢大一統的傳統局面，而東漢、三國以下相應於分崩離析而一時崛起的兩種新宗教，遂亦漸漸失其在社會上眞實的力量，而退處於他們較不緊要的地位。
隋、唐盛運復興，其時則佛學亦有新蛻變。教義精神，逐漸中國化；而佛法重心，亦逐步南移。
南北朝佛學，北尚禪行，南重義解，周武毀法，北方禪宗亦避而至南。所謂「佛學中國化」運動，亦至是始成熟。其後禪學崛興，則全以南方為策源地。
舉其要者，則有天台、起北齊慧文，傳南嶽慧思，又傳天台智顗，適當隋代，而天台宗遂大盛。此後有灌頂（五祖）、左溪（八祖）、荊溪（九祖），已值中唐。華嚴、起唐杜順，再傳至賢首（三祖）、澄觀（四祖）、宗密（五祖）。禪宗起達摩，經慧可、僧璨、道信、弘忍至慧能（六祖）而正式成立，當唐武后至玄宗時。三家。
今若以魏晉南北朝佛學為「傳譯吸收期」，則隋唐佛學應為「融通蛻化期」。
佛法在中國，應可分三時期。初為「小乘時期」，以輪迴果報福德罪孽觀念為主，與中國俗間符錄祭祀陰陽巫道，專務個人私期求者相依附，此第一期也。自道安、鳩摩羅什以下，宏闡大乘。先為「空宗」，（此始印度龍樹。羅什來中國，盡譯三論。十論、百論、十二門論。至隋代嘉祥大師吉藏，而南地三論宗於以大成。）次及「有宗」，（此始印度無著、世親兄弟。此宗之盛行于中國較遲，直至玄奘西行，受法戒賢，歸而傳之窺基，而此宗始大盛。是名法相宗，亦名唯識宗。其入中國，亦稱慈恩宗，以窺基住慈恩寺也。然此宗大盛，固在唐初，而唯識經典之傳譯，則已先而有之矣。）是為「大乘時期」。時則以世界虛實、名相有無之哲理玄辯為主，與中國莊老玄言相會通，此為第二時期。若台、賢、禪諸宗之創興，則為第三時期。其一切義理，雖從空、有兩宗出，而精神意趣、輕重先後之間，則不盡與印度之空、有兩宗同。今若以小乘佛法為宗教，大乘佛法為哲學，則中國台、賢、禪諸家特重自我教育與人生修養。小乘徧教、偏信，大乘偏理、偏悟，中國台、賢、禪諸宗則偏行、偏證。是其蛻變處也。故必有台、賢、禪三家興，而後印度佛法乃始與中國傳統文化精神相融洽、相和會。
而尤以禪宗之奮起，為能一新佛門法義，盡泯世、出世之別，而佛教精神乃以大變。
禪宗自稱「教外別傳」，不著言語，不立文字，直指本心，見性成佛。而其後推演愈深，乃至無佛可成，無法可得，無煩惱可除，無涅盤可住；無眞無俗，本分為人，呵佛罵祖，得大解脫；如是則世、出世之界劃盡泯，佛氏「慈悲」乃與儒家之「仁」，同以一心為應世之宗師。故論綰合佛義於中國傳統之大羣心教者，其功必歸於禪宗也。
蓋當隋、唐盛世，政教既復軌轍，羣體亦日向榮，人心因而轉趨，私人之修行解脫，漸退為第二義，大羣之人文集業，又轉為第一義。傑氣雄心，不彼之趨而此之歸，則佛門廣大，乃僅為人生倦退者逋逃之一境。唐賢多信佛，而意味與東晉、南北朝名士大異。東晉以下必以佛義自安於靜退；唐賢則功業煊赫之餘，乃轉依佛法求歸宿也。繼此而開宋儒重明古人身、家、國、天下全體合一之教，一意為大羣謀現實，不為個己營虛求。人生理想，惟在斯世，而山林佛寺，則與義莊、社倉同為社會上調節經濟、賑贍貧乏之一機關。此種情勢，自唐中葉以下即日趨顯著。元和以來，累勅天下州府不得私度僧尼。李德裕論奏徐州節度使王智興「於所屬泗州置僧尼戒壇，江、淮之民，戶有三丁，必令一丁落髮，意在規避王徭，影庇資產。臣於蒜山渡點其過者，一日一百餘人。訪聞泗州置壇次第，凡僧徒到者，人納二緡，給牒即囘，別無法事。若不特行禁止，比到誕節，計江、淮以南，失卻六十萬丁壯，此事非細。」即日詔徐州罷之。及唐武宗會昌五年 惡僧尼耗蠹天下，毀寺四千六百余區，歸俗僧尼二十六萬五百。毀招提、蘭若四萬餘區，收良田數千萬頃，奴婢十餘萬人。杜牧杭州新造南亭子記謂：「良人枝附為使令者，倍僧尼之數，奴婢口率與百畝，編入農籍」，蓋為北周以來第三次著名之毀法也。五代周世宗顯德二年又勅廢天下寺院，存者二千六百九十四，廢者三萬三百三十六，見僧十萬餘，尼一萬餘。北宋以下，義莊、社倉等社會事業逐次發達，佛寺亦不為惟一的貧窮藏身之所，佛寺之收容量亦減，而國家毀法之事亦益少見矣。
此下佛、道兩教事迹，乃不復足以轉動整個政治社會之趨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