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士族之新地位東漢門第之興起（2 / 2）

從此遞相擎引，根枝纏結，日益繁滋。故士族淸流與宦人衝突，不限於中央而遍及州郡。

如濟北相滕延，捕殺侯覽、段珪賓客，征詣廷尉免。左悺兄滕為河東太守，皮氏長趙岐即棄官歸。唐衡兄珪為京兆尹，將岐家屬宗親陷以重法盡殺之，岐逃難四方。此均在桓帝延熹三年。

而中朝、外朝之別，又使宦官與外戚同樣得蔭附王室，為外朝權法所不及。

太尉楊秉奏誅侯參，覽兄。並奏免覽官。書奏，尚書召對秉掾屬，詰之曰：「設官分職，各有司存，三公統外，禦史察內；今越奏近官，經典、漢制，何所依據？」秉以「申屠嘉召詰鄧通」為對，桓帝不得已，為免覽官。然此乃西漢文帝時故事，東漢自光武改制，公府外職，固不得問內廷事，帝自為優容也。又按：楊秉此次劾奏宦官仕人及子弟為外官貪淫者，刺史、郡守以下凡五十餘人，或死或免。可見當時宦官之惡遍天下矣。

因此宦官之勢，乃非外朝士人之力所能摧陷廓淸，名士不得不內結外戚，如陳蕃之與竇武，袁紹之與何進。而外戚到底亦為一種腐敗的因襲體，名士遂終與之兩敗。

竇武傳謂武：「在位，多辟名士，淸身疾惡，禮賂不通，妻子衣食裁足，得兩宮賞賜，悉散與太學諸生。」此特見竇武之與名士相結納耳。而陳蕃傳則記王甫讓蕃語，謂，「先帝桓。新棄天下，山陵未成，竇武何功，兄弟父子，一門三侯。又多取掖庭宮人，作樂飲宴。旬月之間，貲財億計。公為棟樑，枉撓阿黨。」此可見竇家仍不脫外戚腐敗氣味。恐所言非盡無據。陳薦處士徐稚、姜弘、李曇、魏桓，皆不至。韋之言曰：「後宮千數，其可損乎？廄馬萬匹，其可減乎？左右權豪，其可去乎？」是其時王室腐敗已極，固非朝士所能彌縫。至何進不可依恃，更屬一時共知。

且名士對付宦官，態度亦自有過激處。

桓帝延熹八年，李膺複拜司隸校尉。中常侍張讓弟朔，為野王令，貪殘，畏罪，逃匿讓家合柱中。膺率吏破柱取朔殺之。桓帝詰以不先請便加誅之意，此下遂有第一次之黨錮獄。事在延熹九年，張成以方技交通宦官，推占有赦令，教其子殺人，果遇赦，李膺竟殺之。成弟子牢脩誣告膺養太學遊士，交結生徒，誹訕朝廷。此兩事一則未請先誅、一則遇赦仍殺，於膺皆不為無失之過激也。此為宦官與名±直接衝突之頭銳化。蓋至此名士已成團體，與以前零零碎碎出頭反對外戚者不同。而宦官亦借部黨之名，部党始於甘陵南、北部。桓帝師甘陵周福為尚書，而同郡河南尹房植有名當朝，郷人為之謠曰：「天下規矩房伯武，因師獲印周仲進。」二家賓客互相譏揣，各樹朋徒，由是甘陵有南、北部、而黨人之議自此始。牽連逮捕至二百餘人。翌年，以竇武等表請赦歸，猶禁錮終身。靈帝即位，竇武、陳蕃謀殺宦官不成，此為外戚與名士同謀宦官之第一次。轉為曹節、王甫所殺。事在建寧元年，去第一次黨錮獄三年。翌年，建寧二年。遂有第二次黨錮之獄。事始山陽東部督郵張儉，舉劾中常侍侯覽，上書，為覽遮截，卒不得上。儉行部逢覽母，呵不避路，競使吏卒收殺之，追擒覽家屬、賓客，死者百餘人，皆僵屍道路；伐其園宅，雞犬無狳。張儉此事更為非理。靈帝以儉郡吏，不先請擅殺無辜，詔收儉。儉亡命，逃竄，所經歷皆伏誅。遂並捕前党李膺、杜密、範滂等百餘人，皆死獄中，附從者錮及五族。建寧四年，又捕太學諸生千餘人，并詔党人門生故吏、父兄子弟在位者，皆免官禁錮。直至黃巾賊起，始得赦。在中平元年。又五年，中平六年。何進與袁紹等謀盡誅宦官，而董卓人京。此為外戚與名士同謀宦官之第二次，而漢亦亡矣。

而漢代上下用法，本亦有過酷之弊。

漢襲秦舊，用法太嚴，以殊死為輕典，獄吏以深竟黨與為能事。西漢時，義縱為定襄太守，獄中重罪二百餘人，及賓客、昆弟私入相視者，亦二百餘人，縱一切捕鞫，曰「為死罪解脫」，是日皆報殺，四百餘人。此雖極端之例，可見漢代刑法之一斑矣。故成瑨為南陽太守，宛富賈張汎倚恃後宮中官之勢，功曹岑晊等勸瑨收捕。既而遇赦，瑨竟誅之，并收其宗族、賓客，殺二百餘人，後乃奏聞。此較之張儉之誅侯覽一家，同為慘酷非人道。在當時不自知也。在名士正義一面者如此，在宦官惡勢力一面者可想。故張儉亡命所經歷，伏重誅者數十家，至於宗親殲殄，郡縣殘破。西漢亦每輕用族誅，如晁錯、主父偃、郭解諸人皆是。雙方相激相蕩，皆受用法不平之禍也。又按：東漢刑訊之酷，亦可駭人。獨行傳載楚王英坐反誅，其所疏天下名士，有會稽太守尹興，乃征詣廷尉獄。其門下掾陸續、主簿梁宏、功曹史駟勳，及掾吏五百餘人，詣洛陽詔獄就拷。諸吏不堪楚痛，死者大半。惟續、宏、勳拷掠五毒，肌肉消爛，終無異辭。又，戴就仕郡倉曹掾，刺史歐陽參奏太守成公浮臧罪。遺部從事按之，收就於錢塘縣獄，幽囚拷掠，五毒慘至。又燒斧使就挾於肘腋。每上彭考，肉焦毀墮地，掇而食之。又令臥覆船下，以馬矢薰之，一夜二日不死。又複燒地，以大針刺指爪中，使以把土，爪悉墮落。迄明公浮之誣，乃舍之。崔寔政論猶病漢治之寬，豈為知病者？其後曹操父子頗欲以法治革漢弊，竟不永祚。及東晉以下，刑典始寬。就唐、宋言，則唐重而宋輕，大體視士權之消長為進退。

積此數因，造成慘毒的黨錮之禍，「人之云亡，邦國殄瘁」，黑暗腐敗的漢王室，終於傾覆，依附於王室的外戚與宦官，亦同歸於盡。而名士勢力到底還可存在，便成此後之門第。大一統政府不能再建，因無共戴之王室。遂成士族多頭之局面。

士人在政治社會上勢力之表現，「淸議」之外，更要的則為「門第」。

門第在東漢時已漸形成。

第一是因學術環境之不普遍，學術授受有限，往往限於少數私家，而有所謂「累世經學」。

其最著者莫如孔子一家之後，自伯魚、子思以下，再五世孔順為魏相。順子鮒，為陳涉博士。鮒弟子襄，漢惠時博士，為長沙太傅。襄孫武及安國。武子延年。安國、延年皆武帝時博士；安國至臨淮太守。延年子霸，昭帝時博士，宣帝時為大中大夫。霸子光，曆成、哀、平三帝，官至御史大夬、丞相。自霸至七世孫昱，卿相牧守五十三人，列侯七人。安國後亦世傳古文尚書、毛詩有名。其次西漢大儒伏生，世傳經學，曆兩漢四百年。詳東漢伏湛傳。又次如東漢桓氏，自桓榮以下，一家三代為五帝師。榮授明帝，郁授章、和，焉授安、順，又焉兄孫彬，亦有名。

經學旣為入仕之條件，於是又有所謂「累世公卿」。

累世公卿亦始西漢。如韋、平再世宰相，韋賢、玄成，父子相宣、元。平當、平宴，亦父子相繼。于氏為兩世三公，父定國為丞相，其子永為御史大夫。時為僅事。東漢則有四世三公者為楊氏，楊震為太尉，子秉、子賜（司徒）、子彪凡四世皆為三公。又四世五公者為袁氏，袁安為司空，又為司徒，子敞及京，京子湯，湯子逢，逢弟隗，四世五公，比楊氏更多一公。氏族之盛，西漢較之蔑如矣。

「累世經學」與「累世公卿」，便造成士族傳襲的勢力，積久遂成門第。

門第造成之另一原因，則由於察舉制度之舞弊。

地方察舉權任太守，無客觀的標準，因此亦於營私。一面是權門請托，一面是故舊報恩。兩者遞為因果，使天下仕途，漸漸走入一個特殊階級的手裹去。

明帝中元二年詔，已云：「選舉不實，權門請托。」樊鯈上言，則謂：「郡國舉孝廉，率取年少能報恩者。耆宿大賢，多見棄廢。」順帝時，河南尹田歆謂：「今當舉六孝廉，多得貴戚書命，不宜相違。欲自用一名士，以報國家。」遂舉种暠。風俗通記南陽五世公為廣漢太守，與司徒長史段遼叔同歲。遼叔大子名舊，小子髡，到謂郡吏曰：「太守與遼叔同歲，幸來臨郡，當舉其子。如得至後歲，貫魚之次，敬不有違。」主簿柳對曰：「舊不如髡。」世公厲聲曰：「丈夫相臨，兒女尚欲舉之，何謂高下之間」竟舉舊。世公轉南陽，與東萊太守蔡伯起同歲，欲舉其子，伯起自乞子瓚尚弱，弟琰幸已成人。是歲舉琰，明年複舉瓚。瓚十四未可見眾，常稱病，到十八始出治劇平春長，上書：「臣甫弱冠，未任宰禦，乞留宿衛。」尚書劾奏：「增年受選，減年避劇，請免瓚官。」此一事尤可見當時察舉情況也。

及門第勢力已成，遂變成變相的貴族。自東漢統一政府傾覆，遂變成變相之封建。長期的分崩離析，而中國史開始走上衰運。

東漢士大夫風習，為後世所推美。他們實有儘多優點。但細為分析，似乎東漢士大夫常見的幾許美德高行，不外如下列，其間都和當時的察舉制度有關係。

一、久喪。此為孝行。西漢重孝，尚少行三年喪者。東漢則「謂他人父」，對舉主、故將亦多行孝三年，而父母之喪有加倍服孝者。

三年之喪，自西漢中葉始漸推行。公孫弘後母卒，服喪三年。哀帝時，河間王良喪太后三年，為宗室儀錶，益封萬戶。原渉父死，行喪塚廬三年，由是顯名京師。薛宣後母死，弟修為臨淄令，去官持服。宣為丞相，謂弟：「三年服少能行者。」兄弟相駁，修遂竟服。綏和二年，詔博士弟子父母死，予寧三年。平帝時，王莽令吏六百石以上皆服喪三年。見此制始重，已在西漢末年。東漢則行喪三年為常事，甚有加倍服喪者。光武子東海王臻，喪母服闋，又追念喪父時幼小，哀禮有闕，乃重行喪制。袁紹母死去官，三年禮畢，追感幼孤，又行父喪。甚至有行服二十餘年者。青州民趙宣，葬親不閉埏隧，居其中，行服二十餘年，郷裡稱孝；然五子皆服中生，陳蕃致其罪。孔融殺父死墓哭不哀者。其變乃有阮藉臨喪食肉，上與戴良同風。（見範書逸民溥。）

二、讓爵。父有髙爵，長子應襲，逃避不受，以讓其弟。

此亦始始西漢，韋賢卒，子玄成讓爵於庶兄弘。宣帝高其節，許之。東漢更多見。如鄧彪、劉愷、桓郁、丁鴻、郭賀、徐衡，皆是。蓋時重孝廉，讓爵、推財，則孝與廉兼盡矣，故人爭慕為之。然讓者固髙，受者斯卑。臨深為峻，以人之汚，形己之潔，實非平道。范蔚宗丁鴻傳論已識之。

三、推財。兄弟異財析居，推多取少。讓爵、推財，同為推孝以及弟也。

其人如薛包、建光（安）中，征拜侍中，稱疾，賜告歸，蓋恬退人也。李充。家貧，兄弟六人，同食遞衣。妻曰：「有私財，願思分異。」充偽酬曰：「如欲別居，當醞酒具會。」婦信充，置酒宴客。充乃跪白母，遺斥其妻。延平（殤）時，詔舉隱士大懦，務取高行，以勸後進，特徵為博士。充以異析為不義，何不開譬其妻？妻設不淑，亦小當偽許，借斥妻而博高名，似非中和之道。而故相反者有許武。太守第五倫舉為孝廉。武以二弟晏、普末顯，欲令成名，於是分財三分，自取肥田廣宅、奴婢強者，二弟所得悉劣少。鄉人皆稱弟克讓，晏等以此並得選舉。武乃會宗親，泣白其事，所理產增三倍，悉以推二弟。今按：許武之為弟謀，賢矣；然當時自為謀而推財讓產者，當亦不乏也。

四、避聘。避聘不就，以讓親屬，則與讓爵、推財，迹異心同。

如劉矩、以叔父叔遼未得仕進，遂絕州郡之命。太尉朱寵、太傅桓焉嘉其志義，叔遼以此為諸公所辭，拜議郎；矩乃舉孝廉。魯恭，亦憐弟丕小，欲先就其名，讬疾不仕，郡數以禮請，謝不肯應。皆與讓爵、推財，迹異心同也。至其他卻聘為高者，不勝具舉。

五、報仇。家庭有仇怨，奮身圖報，此亦孝弟之激發也。

其事如崔瑗、兄為人害，手刃報仇，亡去。魏朗、兄為人害，朗白日操刀，殺其人於縣中。蘇不韋父謙為司隸校尉李暠按罪死獄中。不韋與賓客掘地道至暠寢室，值暠如廁，殺其妾與子；又疾馳至暠父墓，掘得其父頭以祭父。等。古者刑不上大夫，故貴族階級相互有隙，不得直於法庭，則以私鬪決之。墨家非禮亦非鬪，儒家重禮故不非鬪，故荀子謂：「狗、彘尚有鬪。」然至秦漢以下，自可訴於官，不理於官而輒自讐殺，此為慕古而失其意矣。

六、借交報仇。朋友有仇怨，亦許身代報，此推已孝弟以及人也。

其事如何容、友有父讐未報，將死，泣訴於容，容即為復讐，以頭祭其父墓。郅惲惲友父仇未報，病將死，對惲欷歔。惲將賓客殺其人。以頭示友；友見而氣絕。等。禮有之：「父母存，不許友以死」，則父母而亡，固可以死許友。以死許友，即指借交報仇也。

七、報恩。此皆故吏對舉主，弟子對業師，移孝作忠，亦家庭道德之推擴也。此又分兩類。

其事如李固弟子郭亮、固被戮，亮負斧鑕上書，請收固屍。杜喬故掾楊匡、喬被戮、匡守護其屍不去。第五種門下掾孫斌、種劾宦官單超兄子匡，坐徒朔方，朔方太守董援，乃超外孫。斌知種往必遇害，格殺送吏，與種俱逃。劉瓆郡吏王充，瓆考殺小黃門趙津，下獄死。充為瓆郡吏，送喪運，終畢三年乃歸。劉君吏公孫瓚；詳下。而廉范之於鄧融，尤為壯烈。隴西太守鄧融，在職不稱，廉范為功曹，知其必獲罪，乃謝去；融甚望之。范改姓名，求為廷尉卒。無何，融果徵下獄，范衛侍異常，融曰：「卿何類我功曹？」范曰：「君誤耳，非也。」融系出困病，范隨養視；及死，終不自言，身將車送喪至南陽，莽畢而去。今按：廉范尚在東漢早年。又前如沛人趙孝、彭城人劉平、北海淳于人淳于恭，此等皆在王莽時，信古而陷於愚，勵誠而幾於偽，正與王莽上下相應。此等立節敦行之風，蓋自王莽世已然，並不為受光武提俱。光武實亦自受當時風氣之影響也。自此演而愈烈，如廉范事僅難能，然終似非正辦。

如李恂、樂恢為郡將，荀爽為舉主，袁逢舉爽，不應。逢卒，為服喪三年。侯苞、馮胄為業師等。並有棄官行喪者。如吳匡、風俗通：「弘農太守吳匡，為黃瓊所舉。班詔勸耕，道聞瓊薨，即發喪制服，上病，還府。論之曰：剖符守境，勸民耕桑，肆省寃疑，和解仇怨，國之大亊；而猥顧私恩，若宮車晏駕，何以過茲？論者不察，而歸之厚。」若此類者非一。傅燮、桓典等。又崔寔以期喪去官。荀攸祖父曇卒，故吏求守墓，推問乃殺人亡命。

八、淸節。一介不取，准財與人。東漢重廉吏，社會亦尚廉節。

如廉范、父客死於蜀，范年十五，人蜀迎喪。其父故吏太守張目資送，不受；船觸石破沒幾死，穆追送前資，竟不受。范家入蜀，以良田百餘頃屬故吏毛仲：范歸，仲子奉仲遺命以田歸範。范以物無常主，在人即有，悉推田與之。今按：范自守甚高，然推田與毛，似屬矯情，並非愛人以德也。肅宗崩，范奔赴。廬江郡掾嚴麟奉章弔國，乘小車，塗深馬死，不能自進。范命從騎下馬與之，不告而去。麟事畢，不知馬所歸，乃緣蹤訪之。或曰：「當是廉叔度。」 麟即牽馬造門，謝而歸之。此見當時風尚已成，故人盡勉為而不自覺。種暠、父早亡，有財三千萬，暠以賑鄉里貧者，遂知名。范冉。受業於樊英、馬融。史稱：「好違時絕俗，為激詭之行。」看姊病，妹設食，冉留錢二百。此等良可詫笑。袁奉高不修異操而致名當時，為可貴矣。

其他高節異行不勝舉。大體論之，則東漢士風，亦自有其缺點：

一則在於過分看重道德。

道德自為人生不可缺少之要素，然亦只是人生中一端。過分看重，不免流弊。譬如健康，亦人生一要端，若其人惟一看重健康，即不免種種流弊也。過分看重道德之流弊，又可分兩端言之：一則道德乃人人普遍所應有，並非可以爭高鬪勝。道德乃起碼條件，非終極標準，人不應不道德，（此乃消極的嚴重性。）卻不能定要比人更道德。（積極的便成不自然性。）若專以道德來分別人高下，便造成社會上種種過高非常不近人情的行為，而其弊且導人入於虛偽。宋蘇軾謂：「上以孝取人，則勇者割股，怯者廬墓；上以廉取人，則弊車羸馬，惡衣菲食。」是也。二則道德乃事事各具的一種可循之軌轍。若做事太看重道德。便流於重形式虛名而忽略了內容與實際。將軍死綏，亦是一種道德。若過重道德，或只重道德，則往往可以軍隊尚未徹底敗北，而早圖從容自殺，忘了最後的反鬪。漢士人名列黨錮，束手就縛，自覺心安理得，亦是同樣心理。

二則東漢士人的道德似嫌褊狹。

他們似乎只注重個人、家庭和朋友，而忽略了社會和國家。西漢儒生頌莽功德，要求漢室讓位，從君臣私人的友誼論為不道德，從對社會、國家全體論，未見其為不道德。即如王莽、劉歆，後人皆以不道德目之，皆受東漢人影響也。「孝」與「廉」為東漢士人道德之大節目，然此二者全屬個人和家庭的，非國家和社會的。廉只是消極的。為吏不可不廉，不能僅廉而止。不孝、不廉固然不夠做人和從政的標準，然只是孝、廉，亦不夠得做人和從政的條件。

因東漢士人只看重形式的道德，不看重事實的效果，所以名士勢力日大，而終不能剷除宦官的惡勢力。及袁紹盡誅宦官，而事已潰爛，不可收拾。

因東漢人只看重私人和家庭的道德，故王室傾覆後，再不能重建一共戴的中央，而走入魏晉以下之衰運。

然東漢士人正還有一種共遵的道德，有一種足令後世敬仰的精神，所以王室雖傾，天下雖亂，而他們到底做了中流砥柱，個別的保存了他們門第的勢力和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