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士族之新地位東漢門第之興起（1 / 2）
在東漢政治上佔有地位的，一面是代表「王室」的外戚和宦官；另一面則是代表「政府」的新興與士族，便是當時之所謂「名士」。
士人在政治上佔有地位，自西漢武、宣以來，已逐步顯著，而到東漢益甚，這裡有幾層因緣。
一、朝廷帝王之極端提倡。
光武天鳳中至長安受尚書，略通大義，其自身本為王莽時代之太學生，故在軍中猶「投戈講藝，息馬論道」。樊准語。其一朝功臣，亦多屬儒生。鄧禹為光武同學，寇恂、馮異、馬援、賈複、祭遵、耿弇諸人，大半皆通儒。光武子明帝及其同母弟東平王蒼，皆深受儒學之陶冶。明帝為太子時，師桓榮，榮亦習尚書。止宿宮中五年，薦門人胡憲侍講，始得出入。永平二年臨辟雍，引師桓榮及其弟子升堂，明帝自講說，諸儒執經問難，園撟門聽講者萬數。章帝師張酺，酺亦習尚書，其祖先充，光武同學也。酺又師事桓榮。光武、明、章一家三代尚書之學，蓋深受王莽時代之影響。元和二年東巡，張酺為東郡太守進謁，先備弟子禮，使張酺講尚書一篇，然後再修君臣禮。當時王室外戚、功臣子弟，下及期門、羽林之士，莫不受學。匈奴亦進子入學。朝廷對儒術之極端提倡，較之西漢遠過。
二、民間儒業之普遍發展。
陳留劉昆治易，王莽世，教授弟子恒五百餘人。南陽洼丹傳易，王莽時，避世教授，徒眾數百人。樂安歐陽歙，八世為博士，傳尚書，光武時為汝南太守。在郡教授數百人，征為大司徒。發覺在汝南贓罪千餘萬，下獄。諸生為求哀者千餘人，至有自髡剔者。平原禮震年十七，自繫求代死。書奏，歙已死獄中。贓罪至千餘萬，而為之求哀者尚多至千餘人，可見當時儒生在社會地位之崇高。濟陰曹操曾從歙受尚書，門徒三千人。樂安牟長，少習歐陽尚書，諸生講學者常千餘人，著錄前後萬人。山陽丁恭習公羊嚴氏舂秋，教授常數百人，建武時為少府，諸生自遠方至，著錄數千人。北海甄宇習嚴氏春秋，教授常數百人。沛桓榮，少學長安，習歐陽尚書，事博士九江朱普，王莽篡位乃歸。會朱普卒，榮奔喪九江，因留教授，徒眾數百人，後複客授江、淮間。以上桓榮見本傳、餘見後漢書儒林傳。晉陽劉茂習禮經，教授常數百人，哀帝時察孝廉。東郡索盧放以尚書教授千餘人，更始時、以敢言顯名。（見獨行傳。）趙翼陔餘業考有「兩漢時受學者皆赴京師」條，謂：「及東漢中業以後，學成而歸者各教授門徒，每一宿儒，門下著錄者至千百人，由是學遍天下。」今以劉茂、劉昆、窪丹、索盧放之事觀之，可知民間學風，自西漢哀、平下迄王莽時已大盛，光武、明、章亦自受此等風氣之薰染也。其它又如范升、鄭興、（從劉歆讓講正左氏大義。）陳元、（父欽為王莽左氏師。）賈逵、（父徽從劉歆受左氏春秋。鄭、賈學行數百年，為諸儒宗。）杜林、（從張竦受學。）衛宏，（從謝曼卿受毛詩。）此等皆東漢初年大儒，皆成學在王莽世。
三、博士弟子額之日益增添。
博士弟子武帝初設僅五十人；昭帝時百人；宣帝末二百人；元帝好儒，增至千人；成帝末至三千人，歲餘複如故。王莽秉政，奏起明堂、辟雍、靈台，為學者築舍萬區。五經博士領弟子員三百六十人，六經三十博士，弟子一萬八百人，主事高弟侍講各二十四人。學士同舍，行無遠近皆隨簷，雨不塗足，暑不暴首。
而尤要者則在當時之地方察舉以及公府征辟制。
地方察舉與公府徵辟，為東漢士人入仕之兩途。此兩制皆起於西漢。
兩漢的察舉制，大體可分為在先的「賢良」與後起的「孝廉」兩大項。
漢廷每詔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簡稱則曰「賢良」。其制初意，似仿戰國招賢，於世胄貲選外別開一格。高帝十一年詔「賢士大夫有肯從我遊者，吾能尊顯之」，即此詔最先之濫觴也。文帝十五年始親策試。此制無一定之斯限，所舉大抵為現任官，漢士頗慕應其選，一時號得人，如晁錯、董仲舒、嚴助、公孫弘，皆賢良也。漢詔又有舉「明當世之務、習先聖之術」、武元光五年。「茂材異等可為將相及使絕域者」、元封五年。「文學高第」、昭始元五年。「明陰陽災異者」、元初元三年。「可充博士位者」、成陽朔二年。「勇猛知兵法者」元延元年。等，皆可與「賢良」歸入一類，皆為朝廷特意延訪此類人才也。「孝廉」為孝子廉吏之簡稱，武帝元光元年，初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是為漢室令舉孝廉之始。元朔元年詔：「朕深詔執事，舉孝，今或至闔郡而不薦一人，是化不下究，其議不舉者罪。」可見舉孝、興廉，系屬兩事。乃由朝廷設意獎進此項風氣，與延訪人才諮詢政事之意各別。宣帝地節三年詔：「朕既並舉賢良方正，而俗化闕焉，其令郡國舉孝弟有行義者各一人」，亦可證此議。其先文帝十二年，已詔：「孝悌、力田、廉吏，朕甚嘉此。今萬家之縣，云無應令，豈實人情？」於「孝廉」外複有「力田」一項。是年文十二年。並詔以戶口率置三老、孝悌、力田常員。蓋「孝廉」出於鄉官小吏，非有才學，恐不足以應天子之詔，故郡縣率不樂舉，而求應此選者亦少。宣帝黃龍元年詔：「舉廉吏，誠欲得其眞，吏六百石，位大夫，毋得舉。」可見漢廷意在獎進小吏，而郡國乃以大吏充數。而當時舉廉吏若已成例事，亦可於此詔中體味得之。
至東漢初，則「茂材」、「孝廉」定為歲舉。
光武建武十二年，詔三公舉茂材各一人，廉吏各二人。光祿歲舉茂材四行一曰德行高妙，志節淸白。二曰經明行修，能任博士。三曰明曉法律，足以決疑，能案草覆問，才任御史。四曰剛毅多略，遭事不惑，明足照姦，勇足決斷，才任三輔令。各一人，察廉吏三人。中二千石歲察廉吏各一人。廷尉、大司農各二人。將兵將軍歲察廉吏各二人。監察御史、司隸、州牧歲舉茂材各一人。按：詔中無孝，惟明帝時樊鰷上疏，已有「郡國舉孝簾，率取年少能報恩者」之語，則似孝、廉並舉，成為例事，明帝時已然。
循至歲以百數。
章帝建初元年詔：「刺史守相，不明眞偽，茂材孝廉，歲以百數。」二年：「陳事者多言郡國貢舉率非功次。」則知其時郡國察舉，頗已多弊。
嗣後「孝廉」遂為察舉惟一項目，遂至勒為定額。
和帝時，大郡口五、六十萬舉孝廉二人，小郡口二十萬並有蠻夷者亦舉二人。帝以為小均，丁鴻、劉方上言，「郡國率二十萬口歲舉孝廉一人，本為孝子、廉吏，此則「孝廉」特為貢舉之一目矣。四十萬二人，上至百二十萬六人，不滿二十萬，二歲一人；不滿十萬，三歲一人。」
又繼之以限年，並別標行能，加以考試。
順帝陽嘉元年，初令郡國舉孝廉，「限年四十以上，諸生通章句，文吏能箋奏，乃得應選，其有茂才異行，不拘年齒。」按：至是則儒生、文吏、茂材、異行全與孝廉混並不分矣。又諸生試家法，文吏課箋奏，則變薦舉為課試，與舉孝興廉原意全遠矣。蓋其先以茂材異能訪入才，以孝子廉吏獎風俗。及孝廉漸成例舉，郎官雖無員，亦自有限，郡國各舉孝廉一人，歲已二百許人。自是孝廉獨行，諸科漸廢。又社會文風日開，郡縣吏亦多彬彬儒雅，雖孝廉之選，其實無異於茂材，人競趨之，惟求出路耳，不問其為孝廉、茂材也。遂至有請托舞弊，而朝廷亦以種種條件限之，亦惟求人才耳，不限於得孝廉也。限年之議始自尚書左雄，雖與舉孝興廉原意不合，亦整頓選法之不獲已也。
逐步漸近於後世之科舉。
當時反對者有黃瓊、胡廣、崔瑗等。然雄在尚書，天下不敢妄選，十餘年間號為得人。其後黃瓊為尚書令，以前左雄所上孝廉之選，專用「儒學」、「文吏」，於取士之義猶有所遺，乃奏增「孝悌」及「能從政者」為四科。至是則前漢賢良、孝廉兩專案，已同歸入歲舉中，而不過統以「孝廉」目之而已。
此項制度之演進，一面使布衣下吏皆有政治上的出路，可以獎拔人才，鼓舞風氣；一面使全國各郡縣常得平均參加中央政局，對大一統政府之維繫，尤為有效。而更要的，則在朝廷用人，漸漸走上一個客觀的標準，使政府性質確然超出乎王室私關係之上而獨立。
與察舉制相輔並行的尚有征辟制。
兩漢二千石長吏皆可以自辟曹掾，而東漢公卿尤以辟士為高。
選舉多循資格，辟召則每以高才重名躐等而升，故當時尤以辟召為榮。崔實政論北堂書鈔六十八引。謂：「三府掾屬，位卑職重，及其取官，又多超卓，或期月而長州郡，或數年而至公卿。」崔語止此。於是名士養望，有被命不遽出，至五府俱辟如黃瓊，四府並命如陳紀者。以外戚秉權者曰大將軍，以老臣錄尚書者為太傅，並外朝三公稱四府、五府。
亦有朝廷聞高名，直接辟召。
如樊英被征初至，「朝廷設壇席，待若神明。」李固語。陳寔少從樊英遊。官僅太邱長，家居後，朝廷每三公缺，議者多歸之。太尉楊賜、司徒陳耽，每以寔未登大位而身先之自愧。鄭康成公車徵為大司農，給安車一乘，所過長吏送迎。董卓征荀爽，初拜平原相；途次又拜光祿勳；視事三日，策拜司空。自布衣至三公，凡九十五日。
此等制度，使在野的聲名，隱然有以淩駕於在朝的爵位之上，而政府亦得挾此自重，以與王室相頡頑。
在太乎冶安之世，而有此等情形者，惟東漢及兩宋為然。戰國列強紛爭，事當別論。秦漢創建大一統政府以下，王室高高在上，民眾遠隔在野，封建世臣之勢力取消，民間起布衣為公卿，朝進暮退；所由得與數百年遞襌之王室為抗衡者，魏晉南北朝以迄隋唐為門第，東漢、兩宋為士風，元、明、淸三代，皆汲宋儒遺脈，而所得淺深不同。
自有此項制度之存在，而士人在政治上遂能佔有其地位。
士人在政治、社會上勢力之表現，最先則為一種「淸議」。
此種淸議之力量，影響及於郡國之察舉與中央之徵辟，隱隱操握到士人進退之標準。
東漢自光武、明、章，雖云崇獎儒業，然光武勤治，明帝好吏事，風聲相勸，俗頗苛刻。明帝永平七年，以東海相宗均為尚書令，均謂人曰：「國家喜文法廉吏，以為足以止姦，然文吏習為欺謾，廉吏淸在一己，無益百姓流亡，盜賊為害也。均欲叩頭爭之，時未可改也。久將自苦之，乃可言耳。」章帝時，陳寵上疏，建初元年。主改前世苛俗。第五倫上疏，建初二年。亦謂光武「承王莽後，加嚴猛為政，因以成俗，是以郡國所舉，多辦職俗吏，不應寬博之選」。王充論衡亦極辨世俗常高「文吏」，賤下「儒生」之非。程材篇。稍後郡國察舉，淅移趨向。言事者謂郡國貢舉不以功次，功次即朝廷法令標準也。養虛名者名卽社會淸議之所歸許也。累進，故守職者益懈，而吏事陵遲。韋彪議曰：「國以賢為本，賢以孝為行。按：彪傳謂其「孝行純至，父母卒，哀毀三年不出廬寢。建武末，舉孝廉」。彼謂「賢以孝為行」，直將西漢求賢一路并入獎孝之中，東漢「孝廉」獨盛，「賢良」浙廢，亦此等議論有以助成之也。忠孝之人，治心近厚；鍛煉之吏，治心近薄。故士雖不磨吏職，有行美材高者，不可純以閥閱取。」史記：「明其等曰閥，積日曰閱。」閥閱即吏治成績也。韋彪此事在建初七年。自是以往，東漢士風，競以名行相高，而郡國之察舉，中央之徵辟，亦隨一時淸議為轉移，直至東漢末葉，此風弗衰。
而淸議勢力之成熟，尤其由於太學生之羣聚京師。
東漢自明帝雖宏獎儒教，然至安帝而儒風寖衰。其時博士倚席不講，朋徒相視怠玩，學舍頹敝。順帝更修黌舍，凡所造構二百四十房，一千八百五十室，至桓帝時太學生三萬人。然漢武立五經博士，本為通經致用。至宣帝時，博士之學已漸流於「章句」。漢初治經，有「訓詁」，而無「章句」，學者常兼通，務求大義。「章句」之興，始於小夏侯（建）尚書。自有章句，乃有分經專治之「家法」。家法之起已晚，若早各恪守家法，則歐陽尚書之傳統下何來有大、小夏侯？至東漢而益甚，此即所謂今文學「家法」也。西漢所謂「古文」，如史記言「詩書古文」之類，蓋通指五經，以別於後起之「百家言」，故謂之「古文」，其意猶云「舊書」也。劉飲爭立古文尚書、毛詩、左傳、逸禮諸經，移書讓太常博士，曰：「其為古文舊書，皆有征驗。」此亦爭其同，非故翹其異。正以非古文舊書，（即為後起「百家言」。）即不得在朝廷立博土。故劉歆言此諸書亦皆古文可征驗也。迨王莽敗，光武興，劉歆所爭立諸經仍罷博士不立，於是乃指遵朝廷功令守博士家法者（即當時所立十四博士）為「今學」，而以自相傳習、兼治未立博士諸經者（即劉歆所爭諸種）為「古學」。故今學皆有「家法」，守朝廷博士章句，古學則多云「不守章句」也。此兩漢「今、古學」眞分別，淸儒張惶其說而多誤。章句繁瑣比傳，殊不足以饜賢俊之望，故博士至於倚席不講，學者或自遍謁名師，會通羣經，治求大義，如馬融、鄭玄輩，則所謂「古文家」也。「古文家」之為學，大體上欲複反宣帝以前舊門路，即務兼通、求大義是也。馬、鄭則再從此工夫下創為新章句，以簡當易舊章句之繁瑣比傳。然大多數居京師，目系世事之黑暗污濁，轉移其興趣於政治、社會實際問題，放言高論，則為淸議。
此輩太學生與朝廷大臣聲氣相通。
桓帝時，太學諸生三萬餘人，而郭林宗、賈偉節為其冠，並與李膺、陳蕃、王暢更相褒重。學中語曰：「天下模揩李元禮，膺。不畏強禦陳仲舉，蕃。無不俊秀王叔茂。暢。」按：東漢行察舉、征辟之制，故重人倫品鑒，如「天下楷模」、「不畏強禦」等語，皆襲當時品藻人物之格套也。
其言論意氣，往往足以轉移實際政治之推移。
苻融遊太學，師事少府李膺。膺夙性高簡，得通謁者稱為「登龍門」。膺每見融，輒絕他賓客，聽其言論。融幅巾袖，談辭如雲，膺每捧手歎息。郭林宗始入京師，時人莫識，融介於李膺，由是知名。按：史亦稱林宗：「善談論，美音制。」既尚人物品藻，又學者羣集，不亊編簡，則必因而尚談論。既尚談論，必牽連及於考究談吐之音節，又牽連而及於體貌之修飾。如李固，已見識為「胡粉飾貌，搔頭弄姿，盤旋俯仰，從容冶步」為後來曹植、何晏輩之先聳。如是則譏評政俗之淸議失敗後，極易轉而為玄虛之淸談。蓋一為積極，一為消極，其它全相似也。如孔融父孔公緒，即以「淸談高論，噓枯吹生」見稱。（鄭太傳。）而青州剌史焦和，亦見稱為「能淸談」。（臧洪傳。）其它如馬融、崔璦之徒，亦開魏晉王衍一流之奢風。大抵三國以下人物風流，全已於東漢啟之。其時漢中晉文經、梁國黃子艾，並恃才智，臥詑養疾，洛中士大夫，承聲坐門，猶不得見。三公辟召，輒以詢訪，隨其臧否以為予奪。融到太學，並見李膺，曰：「二子行業無聞，特宜察焉。」膺然之。二人自是名論漸衰，賓徒稍省，旬日之間，慚歎逃去。今按：苻融、郭泰之與晉、黃兩人，雖智愚、賢不肖有別，其以名士傾動天下，上足以與朝廷之祿位相抗衡，則一也。大抵東漢至桓、靈之際，朝廷祿位已不如處七虛聲，社舍重心在下不在上，此亦自秦統一以來世運一大轉變也。
朝廷有大議，例亦得預。
桓帝時，永壽三年。或言改鑄大錢，事下四府郡僚，及太學能言之士，劉陶議云云。是其時太學生得與議朝政，乃與前漢博士同。
因此淸議在當時政治下有其不可侮之勢力，從此促成黨錮之獄。
黨錮由於朝士與宦官之衝突，而在黨錮獄以前，朝士與外戚衝突早已迴圈發生過好幾次。
外戚依附於王室，外朝士人地位不親接，正議徒招禍殃。往往一帝即位，必袒外戚誅鋤朝士。逮朝士喪氣，外戚益橫，而舊帝崩，新帝立，與舊帝之外戚關係轉疏，乃自謀之宦官。此幾為東漢前半段政治上一種迴圈狀態。如和帝時有郅壽、樂恢、皆以疏彈竇憲致死。袁安、任隗、韓棱、丁鴻、何敞、張酺。皆以劾竇氏得罪。惟班固、傅毅党竇氏。安帝時有杜根、以上書請鄧太后還政，盛以縑囊，於殿上撲殺，載出城外得蘇，逃為宜城山中酒家保。積十五年、後鄧氏廢，杜根始起用。楊震、翟酺、陳忠。皆諫楊氏擅權，不納，楊震為之自殺。順帝時有張綱、朱穆、皇甫規、皆諫梁氏擅權。陳蕃、延篤。以殺梁冀賓客遷免。惟馬融為冀作表，崔瑗亦党冀。此等皆不畏強禦，耿耿忠直，以正氣大義與黑喑勢力相鬪爭，雖屢受摧挫，然士人勢力之逐步成長，實胥賴之，當時士大夫自有一段不可磨滅之精神，亦不可純由外面事態說之也。
及宦官勢盛，朝士爭彈物件，乃始轉向。
順帝時，孫程等徙遠縣，司徒掾周舉謂司徒朱倀：「朝廷非程等豈立？如道路夭折，使上有殺功臣議」，倀遂諫止之。時稱「五經縱橫周宣光」，周亦名儒。自此以前，朝士尚有袒宦官者。及梁冀敗，宦官勢盛，朝士鋒芒，乃轉向宦官。
惟東漢宦官勢力，不僅盤踞內廷，其子弟親黨布散州郡，亦得夤緣察舉，進身仕宦。李固順帝陽嘉初對：「詔書禁侍中、尚書中臣子弟，不得為吏察孝廉，以其秉威權，容請托故也。而中常侍在日月之側，聲勢振天下，子弟祿仕，曾無限極。雖外托謙默，不幹州郡，而諂偽之徒，望風進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