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統一政府文治之演進由漢武帝至王莽（2 / 2）
西漢中央政府之文治思想，最先已由賈誼發其端。
賈誼陳政事疏，提出好多重要的見解，除卻裁抑諸王國和捍禦匈奴此兩件事為當時維持統一政府的必要條件，主法治者亦贊成，如以後晁錯等。外，尤要者在教育太子，當時諸王、列侯家庭俱已有腐敗墮落的景象，農民純樸之本色已失，貴族生活之薰染日深，非有教育，不足維持長久。尊禮大臣，農民政府之好處在眞樸，壞處在無禮貌；可愛處在皇帝、宰相如家人，其弊處則皇帝待宰相如奴僕。闡揚文教，黃、老清淨無為，僅足暫度一時，漸漸政事待理，則走上申、韓刑法一路，沿襲秦人「以吏為師，以法為教」之餘習。要革除秦弊，則須另開文教。轉移風俗。朝廷只講法令，社會只重錢財，風俗無自面美。闡揚文教，為轉移風俗之前提。此諸點均針對當時病象，其議論漸漸從法律刑賞轉到禮樂教化，此即由申、韓轉入儒家。亦卽由亡秦轉而為三代之隆，即由百家法後轉入六經法先王也。以後之復古更化，賈誼已開其先聲。
賈誼雖以洛陽少年為絳、灌功臣所抑，然賈誼的主張，一一為漢廷所採用。漢文雖極賞賈誼，然其時內則功臣元老，外則諸王長親，尚非漢廷大有為之時。景帝師晁錯；武帝師王臧。王臧乃儒生，武帝卽位，大興儒術，其早年所受教育亦是一因。
先秦諸子注意教育問題者莫如儒。道家根本主張絕學不教。法家僅主刑名法律，如趙高之教二世是也；墨家、農家之教，不適於實際。其他皆所以用世，非所以教幼。故苟主幼小必教，則儒業必興。中國無宗教，儒士本自友教貴族子弟起，故漢文用賈誼，則以為長沙王太傅，又以為梁王相，武帝之用董仲舒亦然。儒家在漢初，仍以友教青年貴族為第一任務。
武帝英年卽位，只十七歲。卽銳意革新，用其師王臧及臧之同學趙綰，又召趙、王師申公。謀興禮樂。其事雖經一度挫折，武帝祖母竇太后尚黃、老，不樂帝所為，趙、王皆下獄死。終於走上復古更化的路。
這時最重要的人物是董仲舒。董仲舒天人三策與賈誼政事疏，兩篇大文，奠定了西漢一代政治之規模。
武帝一朝政治上重要改革，舉其要者，第一是設立五經博士。
博士遠始戰國，公儀休為魯博士，賈山祖父祛為魏王時博士弟子。齊之「稷下先生」亦博士之類。故漢初叔孫通以博士封「稷嗣君」，謂其嗣稷下。鄭玄稱「我先師棘下生子安國」，「棘下生」即稷下先生。以孔安國為博士，故云。秦博士七十人，掌通古今，備問對。漢承之。稷下先生亦七十餘人，蓋以孔門弟子七十七人為法。
博士為太常屬官，太常掌宗廟禮儀，史官、博士官皆屬太常，即古代「學術」統於「宗教」之遺制。
博士並無政治上實際任務，只代表著古代貴族政府、軍人政府下一輩隨從的智識分子。因此其性質極雜，占夢、卜筮皆得為之。略如當時之郎官，後代之翰林供奉，惟視帝王所好。
秦廷以博士議政興大獄，伏生之徒抱書而逃。伏生亦東方學者，治尚書，焚書案中，殆與淳于越諸人同失官而去。秦廷既禁以古非今，則焚書後之博士，必多屬之後起百家言也。主複封建，固為不智，然以吏為師，以法為教，抑低學術，提高法令，較之複封建，亦相去無幾。東方學者之失在於迂闊，而中原三晉之士，則失在刻急。各有所長，亦各有所短。自此迄於漢初，博士暗淡無生色，而政府益少學術之意味，此則李斯之大錯。
武帝從董仲舒請，罷黜百家，只立五經博士，從此博士一職，漸漸從方技神怪、旁門雜流中解放出來，純化為專門研治歷史和政治的學者。
六經為古官書之流傳民間者，故章學誠謂「六經皆史」。秦火焚之不盡。漢儒所謂「通經致用」，即是從已往歷史與哲學裡來講政治。法家只守法令，經學則進一層講道義。法家只沿習俗，襲秦舊，經學則稱古昔，複三代。「五經」與「儒家」亦有辨，故文帝時有孟子博士，至武帝時亦罷。漢書藝文志儒家在「諸子」，與「六藝」別。
他們雖不參加實際政務，但常得預聞種種政務會議，漢大政事廷議有博士。因此他們對政治上漸漸會發生重大的影響。自秦人之「以吏為師、以法為教」，漸漸變成朝廷採取博士們的意見，即是「政治」漸受「學術」指導。此項轉變，關係匪細。
第二是為博士設立弟子員。其議始於公孫弘。
額定五十人，一歲輒課，能通一藝卽一經。以上，得補吏。高第可以為郎中。
自此漸漸有文學入仕一正途，代替以前之廕任與貲選，士人政府由此造成。同時政府負有教育國家青年之責，較之賈誼專言教育太子者又進一步。
第三是郡國長官察舉屬吏的制度。其議創於董仲舒。
博士弟子考試中第，亦得補郡國吏，再從吏治成績升遷；又得察舉為郎，從此再走入中央仕途。此制與博士弟子相輔，造成此下士人政府之局面。郡國長吏同時不僅負有奉宣政令之責，並有為國求賢之責，此亦重大意義也。
第四是禁止官吏兼營商業，其議亦始董仲舒。並不斷裁抑兼并。此層自賈誼、晁錯以來均主之。
漢武一代鹽鐵官賣制度，均由此意義而來。觀監鐵論桑弘羊為政府方面之辯護可知。漢武外朝尊博士，而內廷則多用文學侍從之人，故漢武一代政治，亦兼「儒術」與「辭賦」二者。其所行雖援經典古義，而多浪費，功實不稱，為後人所不滿，非在其制度本身也。從此社會上新興的富人階級，漸漸轉向，儒林傳中人物，逐次超過貨殖傳。故曰：「遺子黃金滿籯，不如一經。」實為武帝以下社會一大轉變。此等處可見學術指導政治，政治轉移社會。當時中國史，實自向一種理想而演進。
第五是開始打破封侯拜相之慣例，而宰相遂不為一階級所獨佔。
自秦以來，中央最高首領為天子，而實際負行政之責者為丞相。以字義言，「丞」、「相」皆副貳之意，丞相即「副天子」也。天子世襲，而丞相不世襲。天子為全國共戴之首領，不能因負政治責任而輕易調換；貴族政治既隨封建制度而俱減，全國民眾在一個大一統國家下亦無法運用公議推選等制度。天子世襲，乃代表國家之一種恒久精神，「始皇帝」之稱，不足深怪。丞相乃以副貳天子而身當其衝。最好固為君、相皆賢，否則天子以世襲不必賢，而丞相足以彌其缺憾。縱使君、相不皆賢，而丞相可以易置。如是則一代政治不致據壞。此秦政之又一特色也。有丞相即非「君主獨裁」，即非「專制」。宋人洪諮夔有言：「往古治亂之原，權歸人主，政出中書，(即宰相。)無不治。權不歸人主，則廉級一夷，奚政之問？政不出中書，則腹心無寄，奚權之攬？」判劃政、權，分屬君、相，實中國政治自秦以下一重重要之進向也。漢初政治，往往有較秦為後退者，此因平民政府缺少學術意味之故。故漢之代秦，一面固為歷史之轉進，一面却有自其頓挫。此種例，各時期皆有。歷史下之進退，往往輕易不能遽斷。如宰相必用封侯階級，卽軍人。卽其一例。非封侯不拜相，此乃漢初一種不成文法，雖無明制，實等定律。如蕭何高帝時。曹參、王陵、陳平、審食其、惠帝、呂后時。周勃、灌嬰、張蒼、申屠嘉，文帝時。皆軍人也。陶青、陶舍子。周亞夫、周勃子。劉舍，劉襄子，景帝時。皆功臣子嗣侯，其先亦軍人也。則漢初丞相，顯為軍人階級所獨佔。武帝始相公孫弘，其先如衛綰、竇嬰、許昌、田蚡、薛澤，惟田蚡為外戚相，然亦先封侯。其他仍皆以軍功得侯；否則其先世以軍功得侯者。以布衣儒術進，既拜相乃封侯，此又漢廷一絕大轉變也。漢武一朝，自公孫弘以後，如李蔡、莊青翟、趙周、石慶、公孫賀、劉屈氂、車千秋，仍不出往者軍功得侯或嗣侯為相之例。此由一時人選之難，物望之不孚，歷史之變以漸不以驟。昭、宣以下，非儒者乃絕不能居相位。其先惟軍人與商人，為政治上兩大勢力，卽蔭任與貲選。至是乃一易以士人，此尤見為轉向文治之精神。
此為漢武一朝復古更化之最有關係者。如郊祀、巡狩、封禪等，皆虛文無實際，此則漢武誤於方士神仙家言，以及文學辭賦之十之務為鋪張誇大。然亦因當時儒生，自不能與此兩派劃分淸楚之界限。
其實所謂「古」者亦非純粹盡本於古，學校、察舉、黜陟諸制，貴族世襲時代另是一套。漢所襲，其論雜出於先秦諸子，而備見於王制篇中；王制乃漢文時博士所為。周禮三百六十官，獨缺學校。然則漢武一朝之復古更化，正是當時一種嶄新之意見也。儒家托古改制，當在此等處看。
漢政府自武帝后，漸漸從宗室、軍人、商人之組合，漢制雖禁商人入仕，然以貲選，富人其先皆商人也。轉變成士人參政之新局面。
公卿朝士，名儒輩出。
仍舉丞相一官言之，昭帝時有王訢、郡縣吏積功。楊敞給事大將軍幕府，為軍司馬。蔡義。以明經為博士，拜相封侯。宣帝時有韋賢、以詩教授，稱大儒。魏相、少學易，為郡卒史。丙吉、獄吏。黃霸、入財得官。于定國。獄吏。元帝時有韋玄成、以父任為郎，亦稱名儒。匡衡。射策除掌故。成帝時有王商、外戚。張禹、郡文學。薛宣、廷尉書佐。翟方進、射策為郎。孔光。以明經舉議郎。哀帝時有朱博、亭長。平富、治禮學。王嘉、射策為郎。孔光、馬宮。射策為郎。蓋自宣帝后，儒者漸當路。元、成、哀三朝，為相者皆一時大儒。其不通經術而相者，如薛宣以經術淺見輕，卒策免；朱博以武吏得罪，自殺，皆不得安其位。
且卽庶僚下位，亦多學者。
即前舉丞相亦多由下僚進身，其外如王吉、郡吏。鮑宣、嗇夫。韓延壽、郡文學。王尊、郡決曹史。蓋寬饒、諸葛豐、均郡文學。孫寶、郡吏。谷永、長安小吏。梅福郡文學。之儔，皆名臣也。
士人在政府裡漸漸占到地位，一半是憑藉武帝時董仲舒、公孫弘諸人所創建的種種制度，一半是讀書博通之士在政治上所表現的成績，究竟比貴族軍人和商人們來得強。
武帝時，兒寬為廷尉奏獻掾，以古法義決疑獄見重。昭帝時，雋不疑為京兆尹，以春秋義縛訊偽衛太子。宣帝時，蕭望之為御史大夫，引春秋義主弔匈奴喪。皆為一時推尊。霍光廢昌邑王，先問於古有否先例，可見士人學者逐漸在政治上佔到地位和勢力，實為當時一種自然之趨勢。
自此漢高祖以來一個代表一般平民社會的、素樸的農民政府，現在轉變為代表一般平民社會的、有教育、有智識的士人政府，不可謂非當時的又一進步。
士人們在政治上逐漸得勢，他們所抱的政治思想，要逐漸發揮效力。
漢儒論政，有兩要點。
一為變法和讓賢論。
此派理論遠始戰國晚年之陰陽學家，鄒衍五德終始論鄒衍思想另詳下論古代宗教思想章。下及董仲舒公羊春秋一派「通三統」的學說。董氏說詳春秋繁露。大抵主張天人相應，政治教化亦須隨時變革，並不認有萬世一統之王朝，亦不認有曆古不變之政制。
他們根據歷史觀念，主張如下一套之進程：此據漢儒所傳鄒衍第二學說，與第一說呂氏十二紀、淮南時則並不同。
一、聖人受命。地上各代開國之君，皆符應於天上某帝之某德（如青帝木德、赤帝火德、黃帝土德、白帝金德、黑帝水德。）而降生。
二、天降符瑞。受命必有符瑞，如以土德王者黃龍見之類。
三、推德定制。包括易服色、更制度、改正朔等。如水德王者服色尚黑，以十月為歲首，數尚六之類。董仲舒所謂「天不變，道亦不變」，乃指政治上最高原理言，與制度更易並行不悖。
四、封禪告成功。聖人受天命為地上君，故定制度，蘄太平，成功則必祭天（封禪。）報告。
五、王朝德衰，天降災異。天運循環，成功者去，如春、夏、秋、冬之更迭互乘，無不衰之德。董仲舒謂：「雖有繼體守文之君，不害聖人之受命。」
六、禪國讓賢。見災異降，知天命改，應早物色賢人讓國；否則革命起，終無以保其位。
七、新聖人受命。此下迴圈不息，中國已往五帝三代，皆在此公式支配下演進。
武帝以前，漢儒鼓吹變法；武帝以後，漢儒漸漸鼓吹讓國，始終是循著上述的理論。
眭弘、在昭帝天鳳三年。蓋寬饒在宣帝神爵二年，相距不二十年。均以請漢室讓位伏誅，然其後谷水等仍主天運循環、漢德巳衰之說，漢廷乃無從裁抑。永之言曰：「天生蒸民，不能相治，為立王者以統理之。方制海內，非為天子，列土封疆，非為諸侯，皆以為民也。垂三統，列三正，去無道，開有德，不私一姓。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即漢宗室劉向亦言：「王者不可不通三統，明天命所授者博，非獨一姓。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可見此為當時普遍信仰之理論。
二為禮樂和教化論。
另一派漢儒，認為政治最大責任，在興禮樂，講教化；而禮樂和教化的重要意義，在使民間均遵循一種有秩序、有意義的生活，此卽是古人之所謂「禮樂」。在此點上，西漢中葉以後的學者，頗不滿於漢武帝之郊祀、封禪種種奢侈的浮禮。此等乃對上帝、對天，而非對民眾、對人；一虛一實，一恭儉一驕奢，意義迥殊。要達此境界，不僅朝廷應恭儉自守，又應對社會一般的經濟不平等狀態加以調整。武帝對當時社會經濟不平衡之狀態，並不能有所矯救。特以對內、對外浪費無度，使社會一時走上共同破產而已。經昭、宣之休養生息，社會經濟復蘇，如閑日之瘧，舊病後發。故當時學者，頗主還複王朝之恭儉，而轉移目光，對社會經濟有所整頓。
此派理論，亦遠始戰國晚年之荀卿。如其禮論篇即可為代表。惟禮論並不主帝王之恭儉，是其異。直至漢儒賈誼、晁錯亦時言之。董仲舒，董氏大體為齊學，而議論有近儒學處。下及王吉、貢禹等皆是。前一派於漢為「齊學」，後一派於漢為「魯學」。皆先秦東方學之傳統。齊學恢奇，魯學平實，而皆有其病。齊學流於怪誕，其病在不經。魯學流為訓詁，其病在尊古。立論本意非不是，而不能直湊單微，氣魄、智慧皆不夠，遂不足斡旋世運，而流弊不免。
王莽的受漢禪而變法，卽是此兩派學說之匯趨。
王莽受禪，一面循著漢儒政治理論之自然趨勢，一面自有其外戚的地位及王莽個人之名譽為憑藉。
王莽姑母為孝元皇后。元帝後，成、哀、平三君皆不壽，莽諸父鳳、音、商、根相繼執政而及莽，莽之地望已尊。莽又不失書生本色，治禮，務恭儉，迂執信古而負大志，又恰合時代潮流。漢儒羣主讓賢，而苦無一種明白的選賢制度，王莽在政治上、學術上均足膺此選格，遂為一時羣情所歸向。莽為宰衡辭封，上書者吏民四十八萬七千五百七十二人，反莽者惟劉崇、翟義。
王莽居攝及受禪後之政治，舉其尤要者，如王田、盡收天下田畝為國有，而均之耕者。廢奴、解放奴隸。用意在解決當時社會兼并，此乃自先秦以來早待解決之一重要問題也。消弭貧富不均，為漢儒自賈、董以來之共同理想。其他如「六筦」、一、鹽，二、酒，三、鐵，四、名山大澤，五、錢布銅冶，六、五均賒貸，皆歸國家慣例，故曰「六筦」。「五均」，徵工商百業所得稅為母金，國營賒貸，使無重利盤剝，為「六筦」之一。有似武帝時之鹽鐵、酒榷、算緡、均輸。五均主平市價，與均輸略似。實亦一種如近世所謂之「國家社會主義」，仍為裁抑兼并著想。
王莽又屢次改革貨幣，使民間經濟根本發生動搖，極為擾民。然原其用意，仍為求達裁抑兼并、平均財賦之目標而起。當時人見解，以為財富不均由於商人兼并，商人兼并由於利用貨幣，故有主張根本廢棄貨幣者。晁錯、貢禹之徒，皆有此想，而王莽承之。
王莽政治失敗，約有數端：
一、失之太驟，無次第推行之計畫。
二、奉行不得其人，無如近世之政治集團來擁護其理想。
三、多迂執不通情實處。復古傾向太濃厚。莽之得國，多本齊學，有太涉荒誕者。莽之新政，多本魯學，有太過迂闊者。
王莽的政治，完全是一種書生的政冶。
王莽的失敗，變法禪賢的政治理論，從此消失，漸變為帝王萬世一統的思想。至少是希望能如此。政治只求保王室之安全，亦絕少注意到一般的平民生活。後世對王莽的批評，全是沿著東漢王室之意見。這不是王莽個人的失敗，是中國史演進過程中的一個大失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