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逃亡的皇帝（2 / 2）

十月初四，令狐潮再次率领万余骑兵进攻雍丘，被打败后离开。

十二月，叛军终于有了收获。在久攻不下之后，他们首先在雍丘以北设立了营寨，断掉了张巡的粮草，之后派出了数万大军包围，而张巡的部队到了后来只剩下千余人。唐军在河北和山东的失利，也给了张巡新的压力。十二月，随着叛军扫荡山东地区，鲁郡、东平、济阴等地接连沦陷。叛军顺着山东地区南下，向着雍丘袭来。与此同时，他们派出了两万人，试图进攻雍丘以东一百二十里的宁陵，从后面包抄张巡。这一次，张巡终于被迫离开了雍丘，但抢在敌人前面到达了宁陵。宁陵与更东面的睢阳已经不远，雍丘和宁陵都属于睢阳下属的县。张巡与睢阳太守许远联络后，双方联军在宁陵西北，与叛军战斗，斩杀了万余人。敌人再次逃窜。

第二年正月二十五日，叛军大将汴州刺史、河南节度使尹子奇率领十三万人进攻睢阳，许远请求张巡援助，张巡率领三千人从宁陵进入睢阳，与许远一共凑了六千八百人。他们与叛军大战十六日，擒将六十余人，杀死敌兵两万余人。

就这样，张巡放弃了雍丘和宁陵，与许远在睢阳开始了第二阶段的保卫战。在更东方，则是河南节度使虢王李巨所在的彭城，也就是现在的徐州。彭城位于睢阳的后方，只要睢阳还在，彭城就不会受到威胁。只要彭城在，河南的旗帜就还没有倒。因此，到了至德元载（公元756年）底，虽然安禄山的叛军占领了很大一部分郡县，但由于攻不破睢阳，唐军依然牢牢地守住了淮河防线。

对于唐朝而言，最幸运的是，安禄山并不是一个野心勃勃的人，他更多的是被形势推到了高处不胜寒的位置上，在唐朝的内斗中没有能力全身而退。他对唐朝君主的羡慕，缘于他在唐玄宗宫廷中看到的歌舞升平。

获得了两京与河北，但在南方受阻之后，安禄山并没有进一步做消灭唐朝的残余势力的计划，反而开始学着玄宗享乐起来。

在大燕朝中，安禄山杀掉了能够找到的唐朝宗室为儿子报仇，对于唐朝投降的官员则给予优待。这是因为安禄山所建立的大燕也同样需要官僚，身为武夫的安禄山无法找到足够的统治人才，最简单的办法，还是在获得对方效忠的基础上，保留唐朝的官僚架构和人员。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安禄山虽然造成了战乱，但从统治上，他对唐王朝的政治有着强烈的继承性。

唐玄宗的宫廷是唐代歌舞艺术发展的高峰，每一次安禄山去长安时，皇帝都会用歌舞宴乐款待他，于是他记住了唐朝的教坊系统，羡慕那些鼓吹、胡乐和杂耍。宫人演奏的《霓裳羽衣曲》以及马戏、珍禽异兽的表演，也都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攻克长安后，他一方面让士兵不断地搜刮长安的宝物，另一方面几乎将整个教坊系统打包带到了东都洛阳：包括乐工，也包括会杂技的马匹、犀牛、大象，还有各种乐器、戏服。教坊系统到了洛阳后，安禄山把同样从长安带来的唐朝臣工集合起来，欣赏表演。

在东都洛阳城的西面，是皇帝游猎专用的禁苑。禁苑周长一百二十六里，其中有一个东西长五里、南北长三里的水池叫作凝碧池，这个池子是隋炀帝所建，池子的设计模仿了大海，其中设有蓬莱、方丈、瀛洲三座小岛，还有一座叫作龙鳞宫的宫殿建筑。

就在凝碧池上，安禄山大宴群臣，让乐工表演助兴。乐工们一个个面带悲伤，而士兵们扶刀而立，随时准备惩罚那些不听话的人。到后来，一位叫作雷海青的乐工再也忍不住了，他把乐器扔在地上，向着西方痛哭。安禄山大怒，把他绑起来肢解了。

这件事对于宴席上的群臣震动很大。而最受影响的，是本书中一位常客——王维。

玄宗皇帝仓皇离开长安，大量的臣工都没有来得及跟随，就被皇帝抛弃了。随后叛军到来，专门把那些跟随皇帝逃亡的大臣的家属杀死，这让留下的群臣再也不敢逃亡了。

担任给事中的王维就是没法逃跑的大臣之一。叛军到来后，为了不被抓，他只好立刻进入了装病状态，吃下泻药，装作得了痢疾。整整十天时间他粒米未进，服药时间则可能长达十个月之久。

但即便这样，叛军依然怀疑王维在耍花样，怕他逃走，将他囚禁了起来。随着大臣们纷纷被押往洛阳，王维也不例外，在一片兵戈之中被迫上路。

到了洛阳之后，王维被囚禁在洛阳以南龙门镇附近的菩提寺中，不得已接受了安禄山的任命。安禄山在凝碧池宴请群臣时，王维并没有参加。但他却听说了这件事，对于乐工的做法感慨万千，又为自己的前途感到不安。这位维摩诘的信奉者陷入纷纭的世事时，不仅做不到随心所欲，甚至连保全自己都是奢望。

在洛阳，唯一与王维关系密切的是他一生的挚友裴迪。与王维是在任官员不同，裴迪此时恰好没有担任官职，也就不被安禄山所关注。作为平民百姓的裴迪可以自由出入，他经常来看好友王维。两人在一起诉说对于未来的惶恐时，王维才敢于吐露一点自己的心声。

一次，在裴迪来访时，王维写了一首诗，这首诗从内容到风格都只能算是平庸之作，与王维巅峰时期的诗歌有着天壤之别。但在王维活着时，它却成了最有用的一首。王维在诗中除了描写东都洛阳的荒凉之外，还感慨，不知何日才能再见到皇帝。也正是这一句话，成了他没有屈服于叛军的见证，在日后帮助他摆脱了通敌的嫌疑。

此外，他还向裴迪感慨，希望摆脱这一切，归向桃花源。这位当时著名的诗人不断地出世，却总是舍不得官场的利益，再次陷入了尘网之中。

与王维一样倒霉的还有杜甫。安史之乱前，杜甫获得了一个右卫率府胄曹参军的职务，当年十一月叛乱爆发后，他正在奉先县的家人处。到了第二年五月，四处兵荒马乱，他从奉先前往白水的舅家（崔少府）投靠。次月，长安失陷，杜甫又从白水赶往鄜州。听说肃宗在灵武即位后，他连忙从鄜州向灵武赶去。

由于肃宗当时的草台班子缺乏人才，凡是在他即位初期赶到灵武的官员都得到了重用。如果杜甫能够早点赶过去，就是他的一个机遇。不想，倒霉的杜甫在路上碰到了安禄山的军队，陷入了叛军之中，无法前往行在了。杜甫被叛军押回了长安，他的妻子却留在了鄜州。但杜甫的官职又不够大，不足以让叛军将他带到洛阳，于是他就滞留在长安将近一年。

在这一年里，杜甫不断地思念着家人，也正是从这时开始，他的诗歌带上了悲壮的色彩，出现了巨大的升华。当望着长安的月夜时，他想到的却是鄜州的月也应该是一样的，但只有妻子一人独自在看，至于自己何时才能和家人团聚，则未可知。

他时时刻刻思念着亲人，各地战争的消息又不断地传来，他盼着唐军打胜仗，却又由于身陷叛军，听到的总是战争的惨烈，让他更加无助。官军在西面打了败仗，他为那些死去的官军哀悼时，恨不得有人给他带信，好告诉官军敌人的兵力，也告诉官军仗该怎么打。他最著名的诗句之一“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就写于这个时期。对于一个与家人隔绝的囚徒来说，家书抵万金，是他最深刻的体会。

直到第二年，杜甫才有机会逃离长安，继续去投奔皇帝，只是这时皇帝已经不在灵武，他的官位大都填满，杜甫最好的时机也已经过去了。

任何一次改朝换代，最重要的因素，是让人们在混乱之后能够感受到安全和秩序。能否建立一套秩序，是安禄山是否可以取得合法性的关键。但是，安禄山在洛阳并没有组织起有效的政府，虽然他从长安“搬去”了很多官员，但这些官员大都处于观望和恐惧之中，没有为他建立起正常的社会秩序。而在长安，由于只是掠夺式的占领，人们在经过了最初的惶惑之后，立刻怀念起李唐的统治。安禄山没有继续从长安出发扫荡南北，更是给了李唐组织反击的机会。

这时在成都的玄宗已经无法指望了，唐朝组织反击只能依靠新皇帝肃宗以及辅佐他的小圈子。在这个圈子里，最重要的人物除了郭子仪、李光弼以及另一位战将仆固怀恩之外，还有两位非常重要的人物，一位是给皇帝提供战略的李泌，而另一位是提供财政基础的第五琦。

在中国历史上，很少有人像李泌一样神秘莫测，游走于官宦与江湖之间，人们甚至认为，他进入官场不是有求于皇帝，反而是皇帝欠了他。

从学问上说，李泌与李白有相似之处。在唐代，由于皇室的提倡，道家学派一直是一支显宗，许多人都会受到道家的影响，其中的代表人物就有李白与李泌。在李白的诗篇中，充斥着奇诡的想象，时而上天，时而入地，但这些内容的大部分来源，都是道家所传的仙境与神仙，这表明李白在知识层面上从道家汲取了大量的成果。

李泌也是道家出身。相较于李白，他的优势在于，他本人是世家子弟。玄宗时期，他曾经在东宫陪伴过太子，之后由于恃才傲物，被杨国忠等人排挤，脱离了官场，在颍阳地区隐居，依然是一副道家风范。

安史之乱爆发后，已经成了皇帝的太子缺乏辅佐人才，将李泌紧急招到了灵武。由于之前就互相了解，双方很快进入了合作状态，甚至达到了出则并辔、寝则对榻的程度。皇帝想要任命李泌当宰相，但他不要官职，只表示自己是皇帝的朋友。直到后来，由于李泌一直穿白衣，与穿黄衣的皇帝一起时，人们都对这个没有官职的人感到好奇，皇帝才给李泌穿上了紫袍，并强迫他接受了侍谋军国、元帅府行军长史的名号。李泌的权力也很大，军务和四方的奏报都要先送给李泌，让他判断轻重缓急再呈送皇帝，甚至禁门的钥匙也都由李泌掌管。

与李泌作为对比，同是持道家思想的李白却并没有享受到如此崇高的待遇。他同样怀有云游四方、归取功名的想法，也同样恃才傲物，不肯屈服于权贵。当安史之乱爆发时，李白恰好在南方云游，就在叛乱发生之后的天宝十五载（公元756年），李白至少周游了宣城、溧阳、剡中、庐山等地。洛阳被叛军占领后，李白的儿子李伯禽被隔在了山东地界，他还曾托人去照看一下自己的儿子。

但由于没有途径能将他带到皇帝面前，他只能在南方空叹息。最后，他终于找到了一个机会，那就是太上皇封的山南东道、岭南、黔中、江西西道节度都使——永王李璘。永王是太上皇任命的负责国土四分之一的大人物，从地位上，虽然在太子之下，却远在其他人之上。

永王也听说了李白的才干，专门征召他担任幕僚，这种身份事实上与李泌在肃宗处也不相上下。这也是李白一生中最好的一次机会。但不幸的是，随着太子变成了皇帝，永王这样的一方大员突然成了皇帝的拦路虎，于是原本正常的任命就变成了兄弟阋墙的起因。再后来，我们还会看到站错了队的李白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李泌由此进入了正史的本传，并由司马光摇旗呐喊，而李白则只能在正史的边角料《文苑传》中寻找自己的位置，更多关于他的线索只能在野史以及他的诗中寻找了。

那么，李泌到底有什么样的才能，让肃宗皇帝对他如此看重呢？

李泌的作用主要有三个：第一，协调皇帝的家庭关系；第二，稳住皇帝的心，让他敢于承担如此艰巨的平叛重任；第三，提出军事战略。但有些正确的军事战略却没有被采纳。

肃宗并不是一个好的皇帝人选，由于他的父亲过于强势，这位太子的前半生都是在小心翼翼的避祸思维中度过的，生怕被父亲废黜甚至杀掉。一旦登基，这位新皇帝在处理家庭问题上也并不擅长，以至在唐朝自始至终存在的宗室内斗中迅速迷失，落入了一系列的陷阱之中。

比如，皇帝在他的两个儿子广平王李俶和建宁王李倓之间取舍不定。广平王就是后来的皇太子、代宗李豫（原名李俶），是嫡长子，而建宁王却更有才干，在战争中的作用更大。皇帝在如何对待这两个儿子上犹豫不决，反而是两个儿子之间没有芥蒂，相处十分融洽。最终李泌帮助皇帝确定了以广平王为主，却又能够发挥建宁王优势的策略。此外，皇帝与太上皇的关系非常微妙，太上皇身在成都，生怕儿子害自己，而皇帝又担心父亲在四川搞分裂，到底如何取信，李泌也提出了减少太上皇的疑心的意见。

皇帝本身是个优柔寡断的人，有了李泌这个贴身伙伴，才能迅速做出重要决策。关于李泌的战略问题，我们放在后面再讲。

李泌对于皇帝非常重要，但是皇帝也得依靠其他的人辅佐。除了郭子仪、李光弼等有军事才能的人之外，还有一个人必须提到，那就是新一代聚敛之臣的代表人物——第五琦。

在和平时期，一个聚敛之臣对政权的危害是巨大的，他能够帮助皇帝聚敛大量的钱财，却让民间陷于凋敝。但在战争时期，皇帝的开销大增，已经顾不上民间的死活，最重要的是开足马力，将民间的财富源源不断地吸入战争机器之中。这就不是那些道德之臣或者军事将领能够做的了，必须依靠一批专门的人才。

在太上皇入蜀之后，北海太守贺兰进明向四川派去了一名叫作第五琦的官员。第五琦曾经是聚敛之臣韦坚的手下。韦坚死后，他变成了贺兰进明的幕僚。安禄山叛乱后，由于贺兰进明最初在河北地区没有战功，太上皇要追究他的责任，是第五琦用金钱招募了一群敢死队，这些人攻城略地，帮助贺兰进明获得了信都。贺兰进明需要派人到成都向太上皇邀功，于是想到了第五琦。

第五琦到了成都，决定离开贺兰进明另谋高就。他告诉太上皇，现在是打仗的时候，最重要的莫过于财政，而他本人就是能够让军队财政无忧、不缺物资的人才。太上皇对于聚敛之臣的能力了如指掌，大喜，立刻拜他为监察御史、江淮租庸使。到了十月，第五琦又见到了肃宗皇帝，皇帝封他为山南等五道度支使。

那么第五琦到底有什么样的魔力，能够让两位皇帝如此看重他呢？

原来，第五琦最想解决的，是如何沟通江南地区与灵武之间的物资交通。唐朝的抵抗军力主要分布在陕西西部和北部以及山西地区，而唐朝的粮仓却位于江南地区。在叛乱之前，江南地区的粮食要想运到长安，只需要从扬州经过运河前往黄河，再通过黄河经过三门峡进入渭河，最后就可以到达长安。这条路是如此方便，甚至有时候四川的货物都不走四川和陕西之间的陆路（蜀道），而是顺着长江而下，先到扬州，再送往长安，相当于围着中国绕了一个大圈。

可一旦战乱到来，这条路就断了。由于这条路要经过河南进入黄河，而河南的许多地区都已经成了战区，被叛军占领了，叛军就掐断了原来的粮道。一旦江南的粮食无法运送到西北，西北地区的军事实力就大打折扣。

如果要解决军事后勤，首先要再打通一条不经过叛军控制区的新道路才行。第五琦要寻找的就是这条道路。他发现，从长江中游即现在的武汉地区，经过长江的另一条支流汉江，可以上行到南襄盆地的襄阳，从襄阳继续沿汉江上行，可以到达四川与陕西之间的汉中地区，从汉中地区走陆路，就可以把货物送到陕西西部的扶风地区。而这里就已经是肃宗的唐军控制区了。

这条路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安禄山的叛军在占据了长安之后，不再向西进攻扶风地区，一旦占领扶风，这条路也就断了。所幸的是，叛军一开始的确占领了扶风，却被陈仓县令薛景仙击败了。薛景仙占领的扶风，成了唐军一块不可动摇的基石。可以说，是薛景仙和第五琦共同支撑起了唐朝的后勤工作。

第五琦除了帮助皇帝解决通道问题之外，还想出了种种办法帮助他筹钱。比如，这条新路由于有一些陆路行程，运力比不上之前的大运河，第五琦就想办法把江南的重货换成更加值钱的轻货（重量轻、价值高）上路。皇帝仍然缺钱，第五琦就设计了盐法，将食盐的生产从民间收归国有。在中国历史上，大部分朝代都由官方垄断食盐生产，将食盐价格提高，从而获得足够的税收。唐朝前期是少数不实行盐业专卖的朝代，这对民间经济的活跃非常有利，但到这时，第五琦帮助皇帝建立了盐业专卖，唐朝盐业从此之后也成为国有行业。

第五琦还帮助皇帝设计了乾元重宝钱币。这些钱币的面值更高，含铜量却减少了，从而可以帮助皇帝筹款。但这种做法却搅乱了金融市场，造成了后期物价飞涨。不过在战争时期，这一切弊端都必须忍受。战争对于社会经济的破坏，除了战场区域内的直接损失之外，战场之外的区域所承担的金融动荡、税收加重，也是造成一个社会解体的重要原因。

解决了后勤问题与组织问题，皇帝还需要考虑援军。唐朝能够作战的军队都出自北方边境，而北方边境的部队，东半部的军队都归了安禄山，西半部的军队大都在哥舒翰一战中被击溃了，剩下的虽然服从皇帝的领导，却有很大的观望姿态。比如八月份河西节度副使李嗣业接到皇帝的命令，要求他带领五千兵马去往灵武，他就想采取观望的态度，被他的手下段秀实抢白了一通，才决定发兵。这样的情况说明，许多将领对于唐朝能否支撑得下去是有疑问的。

唯一完整的军队，就是郭子仪的朔方军。郭子仪和李光弼曾经在河北地区作战，潼关失守后，他们立刻离开了河北，郭子仪率领五万军队去见皇帝，李光弼则率领不到一万人守卫太原。他们的军队虽然完整，士气正旺，却数量有限。

要想与安禄山的胡汉混合部队作战，必须引入更多的兵源。这时，皇帝想到了请北方胡族助阵。

皇帝最早对胡族的招募竟然来自叛军内部的一次叛乱。安禄山的军队中有许多来自同罗和突厥部落的胡族士兵，在攻克长安后，他们驻扎在长安城外皇帝的禁苑之中。但安禄山的将军们在长安不断地搜刮，却并没有惠及这些胡族士兵。到了七月二十二日，两族的五千名骑兵们在将军阿史那从礼的率领下，盗窃了马厩中的两千匹马叛逃了。这些士兵并没有很明确的目标，他们知道在朔方地区，安置着许多投降了唐朝的胡族部落，被称为熟番，于是希望到这里加入熟番，割据一方。

皇帝听说了阿史那从礼的军队到来，并没有感到惊慌，而是派人去招降这支部队，将他们变成了勤王军的一部分。许多人都选择了投降，但是阿史那从礼却依然有一批追随者，继续实施他们的割据计划。

朔方是郭子仪的领地，大部分熟番很难跟随一支陌生的流浪部族，但也有一部分人选择了阿史那从礼。到了九月中旬，阿史那从礼已经聚集了数万人。皇帝派遣郭子仪去镇压他们。九月十七日，郭子仪的大将仆固怀恩击败了这支军队。十一月十一日，郭子仪与回纥的联军又彻底击垮了他们。

除了招降了一部分同罗军之外，皇帝还和其他的胡族取得了联系。比如，八月初，北方的回纥可汗和西方的吐蕃赞普也都得到了唐朝发生叛乱的消息，并分别派遣使节前来，表示可以帮助皇帝讨伐安禄山，皇帝对他们表示了感谢。这也是回纥第一次出现在唐军的友军名单中。

同样是九月十七日，皇帝任命豳王李守礼之子李承宷为敦煌王，与仆固怀恩一起到回纥请救兵。同时，他还把唐军在费尔干纳谷地（当时为拔汗那国属地）的军队召回，一路上经过西域的各个绿洲国家，招募军队前来援助。这支由安西、北庭、拔汗那、大食诸国组成的联军，于第二年正月十五元宵节那一天赶到了凉州一带。

十月二十一日，仆固怀恩与敦煌王回来了，敦煌王除了带回回纥的使者，还带回了一位新妻子。她是回纥可汗的女儿，这表明他们的进展是顺利的。皇帝将她封为毗伽公主，并优厚地款待了回纥使者。到了十一月初八，郭子仪就和回纥的援军会合了，击败阿史那从礼的就是这支联军部队。

皇帝与吐蕃的联合则进展不大。事实上，到了年底，吐蕃利用唐朝羸弱的间隙进攻边境地区，占据了青海一带的土地。

此外，皇帝的援军还会从一些意想不到的地方出现，比如，到了年底，一支五千人的队伍出现在皇帝面前，它竟然是由一位国王率领的。原来，于阗王尉迟胜听说了消息，把国家交给他的弟弟领导，自己则率领五千人跨越数千里来援助唐朝皇帝了。

这些军队的到来让唐军逐渐积聚了反攻的力量。

灵武虽然是一个可以躲避敌人进攻的地方，但由于距离前线较远，在反攻中并不利于第一线指挥。随着安禄山军队停留在长安一线不再向西，长安的西部地区，特别是扶风一带已经具有了安全性。这里位于平原地带，是个进攻长安的前线基地。到了九月十七日，随着君臣上下乐观情绪的积聚，李泌建议皇帝离开灵武，将指挥基地设在扶风。这样一是便于指挥，二是离长安更近，让人民看到皇帝的勇气。

皇帝于十七日离开灵武，二十五日已经到达了庆州的安化郡，皇帝将这里改名为顺化。

十月初一，皇帝从顺化出发，初三到达了彭原。就是在彭原，皇帝安排了第一场试图收复长安的军事行动。只是这场军事行动不是由郭子仪、李光弼指挥的，而是由一位叫作房琯的人。

房琯是唐朝名相房玄龄的本族，他的父亲房融也曾经担任过宰相。在安史之乱时，房琯的职务是宪部侍郎。玄宗皇帝逃离长安，房琯和名相张说的两个儿子一同去追玄宗，但走了没多远，张氏兄弟舍不得家业回头了，后来两人都在安禄山占领的洛阳担任了高官。只有房琯誓不回头，进入了茫茫的蜀道，在普安郡追上了玄宗皇帝。

他的忠心得到了回报，玄宗皇帝将他晋升为宰相。当肃宗皇帝登基的消息传到了成都，太上皇决定派几个人带上宝册等象征皇帝的信物去见儿子，这几个人包括房琯、韦见素、张镐、崔涣等人。他们北行到达顺化时，肃宗皇帝已经来到了这里，于是碰到了一起。众人将宝册献上，皇帝推辞过后，将宝册放在了别殿朝夕供奉，既表示接受，又表现出足够的尊重。在这几个人中，韦见素之前是杨国忠的人，所以皇帝并不待见。可是房琯作为一介书生，却一直有着很好的名声。房琯习惯于慷慨陈词，以天下为己任，很快就超乎众人之上，得到了肃宗皇帝的宠信。

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的还有张镐。在安史之乱前，他因为杨国忠的举荐刚刚当了官。安史之乱发生后，他一路跟随太上皇去了成都，又被太上皇派到了皇帝身边。皇帝出于对太上皇的尊重，也给他授予了宰相官职。于是，这位刚刚当官不到三年的人就幸运地跻身帝国最高级官僚行列。

作为书生，房琯虽然位高权重，却得不到将领们的信任，他本人提拔的也大都是没有实务经验的书生，对自己看不上的人不屑一顾。很快，他和从北海来到这里的贺兰进明起了冲突，被贺兰进明告了一状，称太上皇将天下分成四块，只给肃宗一块，就是房琯出的主意。

眼看肃宗皇帝要疏远自己，房琯决定发起一次收复长安的军事行动来获得更大的恩宠。肃宗皇帝也希望尽快夺回长安，以争取主动权，双方一拍即合，将其余将领晾在了一边，制订了军事计划。

在房琯版收复长安的计划中，房琯担任使持节、招讨西京兼防御蒲漳两关兵马节度等使，又自己选择了副手，任命御史中丞邓景澄为副，户部侍郎李揖为行军司马，给事中刘秩为参谋。这些人大部分是书生，缺乏带兵经验，但房琯却信心满满。

出发时，房琯将军队分成了三军，其中裨将杨希文率领的南军从宜寿（现陕西省西安市周至县）向长安进发，刘贵哲的中军从武功出发，而李光弼的弟弟李光进率领的北军从奉天出发。其中中军和北军为前锋。这三路大军事实上都位于长安的西侧，相距只有不到百里，在这么近的距离上展开三路大军，很难起到夹击的效果。

十月二十日，中军和北军的前哨已经到达了长安西面渭河上的便桥。第二天，他们终于和叛军将领安守忠的部队相遇了，地点在咸阳东面的陈涛斜。双方列阵后，房琯想到了古代特别是在春秋战国时期经常使用的阵法——车阵。他排出了两千辆牛车，中间夹杂着马匹和步兵，一同向敌人移动。

叛军方面不断地顺风鼓噪，惊吓到了拉车的牛。接着，叛军开始放火，这不仅烧毁了牛车，还让牛横冲直撞，唐军复杂的阵形中还夹杂着人和马，于是乱成一团，再也看不出阵形。

战国作战使用车阵，更多是一种无奈，因为没有马镫，骑马是非常困难的。一旦骑马的技术进步了，人们就慢慢地抛弃了战车，选择更加有机动性的骑马作战。房琯作为书生，不知道车战早已经过时，还将牛车与行动迅速的马匹混合编队，导致马匹也丧失了机动性，而牛车也并没有提供足够的保护，反而因为对方放火成了软肋。这一切，都可以看到这位书生有多么迂腐。

这次战斗导致唐军死伤四万余人，只有数千人撤退回去。到了二十三日，唐军的南军也到了，房琯率领着南军与叛军作战，再次失败，他的两位将军杨希文和刘贵哲都投降了叛军。唐军收复长安的首次战役在食古书生的领导下完败。

也就是在这个时期，史思明率领的叛军横扫了河北，唐军的收复行动再次陷入低潮。

更麻烦的是，皇帝还没有来得及组织反攻，唐朝宗室的老毛病犯了，皇帝在平叛的同时，还有两场家事要解决。

肃宗皇帝并不是一个有雄才大略的人，他之所以留在北方，只是因为他不想承担父亲失去国家带给他的后果。他的政策大都是在大臣的辅佐下做出的，大臣们有时为了做事，甚至不得不排除他的干扰。在远方的太上皇也给他制造着危机，于是，在安史之乱的过程中，又叠加了两次唐朝宗室的内部纠纷。

首先是肃宗皇帝两个儿子——广平王李俶和建宁王李倓——的问题。广平王作为长子，后来被封为太子，而建宁王却是最英勇善战的一位皇子。肃宗作为太子跟随父亲来到马嵬坡时，就是建宁王劝说父亲不要去四川，而是北上。在北上途中，建宁王一直守在父亲身边血战，只要父亲没有吃饭，建宁王就会感到悲伤。之后，建宁王也率领军队在陕西西部多次打败叛军。如果是按照唐朝传统，广平王与建宁王争宠，会产生极大的矛盾，但这一次却出现了不同，两位皇子之间并没有矛盾，反而互相体谅，共同为唐朝的复兴而努力。

但两人的地位也并非没有冲突。事实上，在九月时，肃宗按照传统，要让一位皇子担任天下兵马大元帅。他本意是想让最适合的建宁王担任，但大臣（包括李泌）都认为应该由长子广平王担任。肃宗认为，广平王未来就是太子（当时他还没有成为太子），不需要军事职务，但其他人劝说，为了巩固太子的位置，必须让广平王任大元帅。这件事虽然反映了两者的地位在大臣中的争议，但并没有证据显示两位皇子之间有隔阂。

两位皇子关系融洽本来应该是唐王朝的幸运，但肃宗皇帝身边除了李泌等大臣、郭子仪等将军之外，还有两类人——女人和宦官。

自从他作为太子北上时，一位姓张的妃子（被封为良娣）和一位叫作李辅国的宦官就寸步不离、忠心耿耿跟随着他。张良娣一路上就寝时都想着挡住太子（肃宗），避免晚上有人偷袭他。到了灵武之后，她产下了一个儿子，三天后就起床为战士缝衣服了。

虽然李辅国与张良娣对肃宗忠心耿耿，却又带着当时后宫与宦官普遍都有的毛病——权斗。张良娣爱慕虚荣，李泌劝谏她要简朴，因而得罪了她。而建宁王和广平王由于与李泌关系密切，也受到了牵连。建宁王性格耿直，更是不知道掩饰。他曾经试图帮助李泌除掉李辅国和张良娣，被李泌制止了。

张良娣有儿子之后，由于两位皇子论资排辈都在自己的儿子之前，她更加将两人视为对手，与李辅国联合，要将两人除掉。

不久，在大臣中突然兴起一股请求将广平王立为太子的运动。皇帝听说后，也同意了。但李泌却看到了其中的危险：肃宗称帝虽然得到了玄宗太上皇的追认，却依然被许多人视为擅自称帝，如果他再绕过太上皇立太子，势必引起太上皇一派的敌视，也给广平王树立了许多敌人。广平王本人在李泌的提示下，也坚决推辞，不当这个太子，躲过了祸患。

陷害广平王不成，接下来，张良娣等人在建宁王处找到了突破口，他们向皇帝告状说，建宁王由于没有当上大元帅，对广平王恨之入骨。皇帝这一次听信了他们的谗言，大怒之余，竟将建宁王赐死了。这样的结局不仅表现了肃宗皇帝的摇摆性格，还表明，即便在战争时期，唐朝宗室的各个皇子依然是没有安全感的。

广平王对于弟弟的死亡一直耿耿于怀，当他克复两京之后，让李泌去向皇帝报捷时，还让李泌为弟弟申冤，李泌也让皇帝明白了不能再杀害自己的亲生儿子。广平王即位后（即代宗），多次追封这个弟弟，首先追赠他为齐王，到了代宗晚期，甚至追谥他为承天皇帝，表明代宗对于这个弟弟的惋惜。

除了北方两位皇子的事件外，对平叛军队影响最大的，还是南方的另一位宗室永王李璘的叛乱。这个麻烦实际上是太上皇给肃宗皇帝造成的。玄宗在南逃四川的路上，由于还不知道太子已经即位，便按照自己的构思任命了几位宗室王担任地方长官。

在玄宗的构思下，太子（肃宗）并没有权力指挥全国军队，而是只负责朔方、河东、河北、平卢。玄宗在全国的其余地区任命了几个听从自己节制的节度都使，其中永王李璘负责山南东道、岭南、黔中、江西西道，盛王李琦负责江南东路、淮南、河南等路，丰王李珙负责河西、陇右、安西、北庭等路。丰王和盛王都没有赴任，他们负责的地方都听从了肃宗的调遣，只有永王李璘赴任了，于是就给肃宗皇帝造就了一片飞地。

从根子上说，永王的赴任并非是他本人的错，而是玄宗造成的。可是一旦就任之后，永王就很难将自己重新置于肃宗的支配之下了。按照他的理解，他和肃宗应该是平等关系，肃宗负责北方，而他统领南方，他们共同向四川的太上皇负责，由太上皇作为总指挥。

永王和北方的肃宗一样开始招兵买马，于是唐朝的有效统治范围内，除了肃宗之外，又出现了一个竞争性的永王政权。

永王李璘是玄宗的妃子郭顺仪的儿子，由于母亲早亡，肃宗将他留在了身边，常常抱着他睡觉。他跟随玄宗入蜀，在路上得到了任命。作为四道节度都使，他的行政所在地在江陵（现在的湖北荆州）。这里在第五琦重塑了运粮通道后，已经成了天下之重心，江淮地区几乎所有的税赋都要从这里沿着汉江谷地发往北方。永王李璘所辖的部队达到了数万人规模，这也是一支消耗巨大的军队。永王李璘本人缺乏远略，但他的儿子襄城王李偒野心勃勃地聚集了一批谋士。这些人并不把肃宗皇帝的登基当回事儿，认为成都的玄宗才是真正的皇帝。

当天下大乱之后，江陵地区已经成了天下的中心，这里的土地完整，物资丰富，战略地位重要，为什么要听从偏远的北方的肃宗领导呢？如果从江陵顺江而下，占据长江下游地区，再加上四川的太上皇，就构成了东晋领土的规模。与之相比，肃宗的领土却支离破碎，比起永王台面上的实力要弱很多。

永王的看法并非毫无依据，却忘记了肃宗在两方面的优势：第一，除了叛军之外，全国最好的军队都掌握在肃宗手中，他还能通过北方联络胡族帮忙；第二，肃宗作为太子登基虽然仓促，却获得了太上皇的事后认可，这就使他在名义上接近正统，更容易获得人们的拥戴。

肃宗皇帝听说了永王在江陵的所作所为，立刻想到要将永王征召到身边。但根据李唐王室的内斗传统，永王也一定知道自己去了必然受到压制，这只能加快他脱离中央政府。

肃宗和永王的钩心斗角还直接影响了两位诗人的命运，一个走了好运，另一个遇到了坏运气。

走好运的是高适。

在长安陷落时，玄宗逃走，根本没有人通知高适——皇族逃跑时，无暇顾及一个小小的监察御史。但高适是一个善于把握时机的人，在叛乱蔓延到长安之前，他独自从长安出逃，前去追随玄宗。他没有像玄宗一样走遥远的散关道，而是抄了秦岭的一条近道——骆谷道。于是他在河池郡（现陕西宝鸡市凤县）追上了玄宗，这里甚至还没有到达汉中地区。由于玄宗离开时，对潼关失利的情况还不甚了了，高适慷慨激昂地叙述了潼关的情况。虽然他曾经是哥舒翰的属下，但玄宗不仅没有追究他的责任，反而对他的忠勇印象深刻，提拔他担任侍御史。

到了成都，玄宗任命几位皇子担任节度都使时，已经成为谏议大夫的高适又提出了反对意见，认为将国家分成几部分交给各个皇子并不是好主意，但玄宗没有采纳他的意见。

当永王紧锣密鼓地准备军队时，江陵长史李岘一看大事不好，以疾病为借口离开了江陵，昼夜兼程赶到肃宗皇帝所在的北方。见到肃宗后，李岘将情况说明，并提到最初高适曾经反对永王的任命。

肃宗皇帝立刻派人到成都将高适带来，向他询问计策。高适将南方地区的重要性陈述给皇帝，并告诉皇帝，在这样的形势下，与永王之间的决裂已经不可避免了，但皇帝也不用担心，永王是必定要失败的。

到了十二月，皇帝决定采取行动，他首先设立了淮南节度使。节度使的行政中心位于长江下游和运河交界的广陵（现江苏扬州），领有十二个郡。高适被任命为首任节度使。高适此时已经身兼数职，从中层官员升任为高级官员。他是大唐的御史大夫、扬州大都督府长史（都督必由亲王担任，而实际上的负责人就是长史）、淮南节度使。一同设立的还有淮南西道节度使，领有汝南等五个郡，来瑱为节度使。皇帝命令他们和江南东道节度使韦陟一起防范永王。三道节度使相约共同出兵，会师于安州（现湖北安陆）。

高适高升时，在庐山的李白却不幸卷入了这场兄弟之争。李白在南方的名声响亮，永王决定将之召入麾下。

作为山野人士的李白对政治动向并不明了。他只是一个父亲、一个爱国者、一个试图建立功名又不得其门的人。他的儿子李伯禽留在了山东地区，作为父亲，他思念儿子却见不到。作为一个爱国者，他并无反心，当太上皇到达成都后，他立刻写了十首诗歌赞美成都和太上皇，诗中充满浪漫主义的精神，看不出国家正在遭受危机，反而可以看出蜀道的壮丽、人民的欣喜和太上皇的豪迈。

到了永王召他入幕时，他不仅没有意识到皇家争斗的残酷，反而认为这是一个成就功名的机会。满怀壮烈的李白随即写了十一首诗歌，对永王进行了全方位的讴歌。此时，永王正率军从长江中游的江陵东下广陵，这件事被肃宗皇帝认为是永王的反叛行为，但在李白看来，永王只不过是出兵去攻打安禄山罢了。他在诗中把永王写得极其豪迈，这只是诗人的夸张说法，却被人当成是拥护永王称帝。

但事实上，李白是知道两位皇帝的存在的，他只是把永王看成是东晋的谢安这样的人。他认为，安史之乱就是东晋永嘉之乱的一次翻版，也就是北方的胡人作乱，将王室赶到了南方，只有永王这样的人才能如谢安一般定住乾坤。李白甚至想当然地认为，所有的人都会欢欣鼓舞地庆祝这位贤王的到来，翘首期盼永王收复失地。

他对于政治的无知，与好友高适对于政治的敏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曾经一起喝酒的两位平民，一位已经成了高官，另一位依然是一介书生。

但到了永王的反状已经明确时，李白也意识到了危险。永王此时将他带在身边就有了胁迫性，当进军到中途时，李白逃走了。

到了年底的十二月二十五日，永王终于率军东下。当他刚刚出发时，众人对于他的意图并不知情，甚至连他自己都没有意识到这是一次谋反。李白也仅仅将这次行动当成是向北进攻叛军的转场。永王的军队从江陵出发，沿着长江而下，向广陵进军。广陵恰好在长江和运河的交汇点上，从此处北上，可以沿着运河进入淮河地区，并到达安禄山正在围攻的睢阳地区。

然而，永王这次出发并没有得到皇帝的命令。皇帝也不可能命令弟弟率领大军北上，即便这不是造反，也是争功。皇帝连自己的儿子建宁王都不肯相信，听信诬告赐死了他，更何况是一个潜在的皇位争夺者呢？

永王的进军显然受到了沿途官员的质疑，首先提出质疑的是吴郡（现江苏苏州）太守、江南东路采访使李希言。李希言发去牒文，询问永王的意图。永王也许是因为意图被识破了而愤怒，也许是对有人阻止他建功立业而愤怒，不管怎样，永王选择了不回复，反而分兵去攻击李希言所在的吴郡。吴郡位于长江以南，不在北上路线上，永王此举就可以被认为是谋反了。

此外，广陵依然是永王的主要目标，但广陵也不肯接纳他，于是永王也派遣军队袭击了身在广陵的广陵长史、淮南采访使李成式。袭击的军队出发后，永王的主力军也到了长江上的重镇当涂（现安徽马鞍山市当涂县），在这里，他们击败了李希言和李成式派来的部队，引起了江淮地区的震动。

到这时，永王完全露出了造反的面目。但是，历史依然是不明确的，到底是永王一开始就有反心，还是在众将对他的防范之中大开杀戒？这依然是争论不清的。

此时的高适、来瑱、韦陟三节度使已经在安陆会师。安陆接近永王在江陵的基地，而永王本人这时已经到达了长江下游的当涂，距离广陵不远了。

出乎人们意料的是，就在人们以为永王已经锐不可当的时候，至德二载（公元757年）二月二十日，永王在与朝廷军队僵持了近两个月后却失败了。事实上，自从占据了当涂之后，永王就再也没有更进一步，甚至连高适等三节度使的兵力都没有用到。平定永王之乱的，主要是位于广陵的李成式。他一方面派军队把守江上各个要地，另一方面派人在长江沿岸大张旗帜，永王从城上往水面上一望，发现四周都是对方的旗帜，不由感到了紧张。

让永王更措手不及的是本方的叛逃。在永王的将军中，大将季广琛本来就以为是去进攻安禄山的，一路上却发现处处受到自己人的阻挡。季广琛意识到自己并非是去救一个王朝，而是与这个王朝为敌。他也知道一旦仗打起来了，在战场上被擒获，必然就没有活路了，只有在没有打时逃走，才能够活命。于是，他率领自己的部队撤走了。

失去了一部分军队的永王更加担心了。到了晚上，他望见四处的火炬，以为皇帝的军队已经过江了，于是带领家属逃走。不过，到了白天他发现对方还在对岸，又回来收拾军队，一起南逃。这一来一去之间被对方所乘，将他的军队击溃了。

永王带领残军向着鄱阳湖方向逃去，准备顺着赣江逃往两广地区，却被江西采访使皇甫侁抓获并杀死。

轰轰烈烈的永王之乱就这样草草收场了，肃宗巩固了自己的政权，从宗室层面上，再也没有人能够和他竞争了。攘外必先安内，到这时，他才能更加放心地对付叛军，部署对两京的收复。

他首先获得的是一个意想不到的好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