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逃亡的皇帝（1 / 2）

唐军在所有战场上都获得彻底的优势之后，事情之所以会突然变糟，是有多方面原因的。

最初始于唐军统帅哥舒翰的性格缺陷，他是一个好的将领，却不是一个合格的政治家。这首先表现在他对待安思顺的态度上。

安思顺也是唐朝北边著名的大将，历任河西节度使、朔方节度使。在他担任朔方节度使时，郭子仪和李光弼都是他手下的将领。虽然他与安禄山没有血缘关系，但由于安禄山的母亲改嫁而成为后天的堂兄弟。不过，与他的堂兄弟不同，安思顺对唐朝是忠心的，甚至在安禄山造反之前，还屡屡提醒皇帝注意安禄山的反状。安禄山起兵之后，安思顺再次入朝上奏，因为他的忠心，皇帝并没有追究他和安禄山的亲属关系，只是将他留在了京师，封为户部尚书。这样做有助于增加君臣互信，而这恰好是唐代最缺乏的，也是最需要的。

但不幸的是，安思顺在任节度使时，与同是一方大员的哥舒翰关系并不好。哥舒翰之所以与安思顺有隙，更多是受哥舒翰与安禄山之间的瑜亮情结的影响。

哥舒翰担任兵马副元帅之后，想到安思顺还在朝内，怕他对自己不利，于是抢先行动，让人做了一封假的安禄山书信，在潼关将这封信截留后，送给了皇帝。哥舒翰还不忘向皇帝上奏了安思顺的“七宗罪”，并请求皇帝杀掉他。天宝十五载（公元756年）三月初三日，安思顺和他的弟弟安元贞被皇帝处死。

哥舒翰之所以这样做，根源还是唐朝的老毛病：无法给大臣们提供安全感，不进行斗争，就可能被别人斗死。他认为自己只是先发制人罢了。但哥舒翰对安思顺的做法却引起了另一个人的注意，就是宰相杨国忠。杨国忠第一次体会到了哥舒翰的心狠手辣，开始防范他。

同样，按照唐代的人际关系原理，既然杨国忠开始防范哥舒翰，就会有人提醒哥舒翰防范杨国忠。哥舒翰手下大将王思礼担任起了这个角色，他请求哥舒翰向皇帝上表，将整个乱局归罪于杨国忠，必须诛杀杨国忠以谢天下。哥舒翰沉吟着不敢答应，因为他对皇帝没有把握，也可能是因为在对付安禄山的过程中，他曾经属于杨国忠的派系。王思礼进一步提出，如果担心皇帝不答应，不如派三十个骑兵去长安把杨国忠抓来，在潼关斩首激励将士。哥舒翰依然不敢同意，因为不经过皇帝同意而谋杀宰相，就等于他也造反了。

哥舒翰虽然没有同意，但杨国忠却听到了消息。他担心哥舒翰对自己不利，劝皇帝在长安把一些小官组织起来进行训练，又招募了一万人交给一位叫作杜乾运的心腹，让他屯军在长安东面的灞上，表面上是构建第二道防线，实际上却是防范哥舒翰。

哥舒翰听说后，也采取了反制措施。他请求皇帝，既然灞上军队是第二道防线，那么这支军队的最终领导权也应该交给他统一指挥。皇帝没有理由拒绝。到了六月初一，哥舒翰请杜乾运去往潼关述职，却找借口将他杀了。

整个事件体现出的，是统军的将领（哥舒翰）没有安全感，宰相（杨国忠）没有安全感，就连皇帝也没有安全感。他们缺乏不伤害对方生命的共识，只能互相防范，将大量的精力消耗在内斗之中。

在斗争中，杨国忠表现得比较弱势，但他很快就等到了新的机会，这个机会不仅葬送了他的对手，葬送了自己和家族众多成员的性命，也葬送了唐王朝的盛世。

在这时，由于官军在河北、河南的胜利，安禄山已经将精力转移到了后方，暂时不敢觊觎长安所在的关中地区。有人来告诉皇帝，在洛阳以西的陕州，与潼关遥遥相对，崔乾祐的军队只剩下了不到四千人，并且都是老弱病残不能打仗，连防范措施都没有。皇帝听了大喜，催促哥舒翰赶快出击。

哥舒翰上书表示不是出击的时候。他提出了正确的看法：在潼关，首要的目标不是一两场胜利，而是坚决避免失败。只要能够守住潼关，等敌人疲惫了，唐军也集结了更多兵力，再打仗不迟。远在河北的郭子仪、李光弼也上书表示，潼关不可轻动，唐军首先应该攻击安禄山的老巢范阳，到时他在洛阳的势力自然就会崩溃。

但是，这种正确的战略却遭到了宰相杨国忠的反对。杨国忠真实的心理，是担心哥舒翰权力过大会伤害自己，但他却找到了冠冕堂皇的借口，表示现在恰好是敌人没有防备的时机，如果不行动就会失去机会。杨国忠的说法正好符合皇帝的意图，于是他们共同逼迫哥舒翰出击。为了逼迫哥舒翰，皇帝派出的传令宦官相望于道，绵绵不绝。

六月初四，哥舒翰不得已，大哭一场，率军上路。

六月初七，唐军在灵宝（现河南省灵宝市）西原（现焦家寨附近）遭遇了崔乾祐的部队。如果是对历史有了解的人，听到灵宝心里就会一激灵。在潼关之前，关中地区的防御系统建立在一个叫作函谷关的地方。灵宝以北有两道数十公里长的平行小山，中间的峡谷如同一个箱子，因此号称函谷关。在秦汉时期，函谷关是著名的关中四塞之一，只要守住了这里，就保证了关中东境的安全。秦朝之所以能够统一六国，函谷关功不可没。

但到了后来，人们又发现函谷关以西的潼关是更好的防守地点，于是函谷关慢慢被放弃，退出了历史舞台。但函谷关虽然被放弃了，却并不表示这里的地形不重要。

事实上，灵宝地区一直是陕西与河南之间的重要连接部。它本来只是南面的华山与北面的黄河之间的一小条平地，而在平地上还有数条小的丘陵带，将平地割得支离破碎。但是，这种地形在军事上却非常适合于打伏击。不管是陕西来的军队，还是河南来的军队，一旦遭遇伏击都很难全身而退。

在古函谷关区域以西，有一小片地方叫作西原。如果从陕西方向过来，在还没有到达函谷关区域时，就先到达了西原。西原的地形更加特殊，这里北面是黄河，南面是一道小丘陵，中间夹着七十里的隘道。隘道的西头还比较宽阔，形成一个小平原，随后逐渐收窄；隘道的最东头，从黄河岸边又起了一小条山丘，这条山丘和南面的丘陵形成了一个喇叭口状的关口，这个关口非常狭窄，士兵们列队通过都很困难。自然，这里是设伏的最佳地点。

唐军到来时，最初表现得非常谨慎。他们知道崔乾祐肯定要打伏击战，但是他们又认为，即便叛军想打伏击也很困难。这是因为唐军总人数达到了二十万人，而崔乾祐的人数太少，即便是伏击也很难弥平这样的差距。

为了发现敌情，观察岸上的情况，哥舒翰和田良丘在黄河中乘船前行。当他们发现崔乾祐的兵马之后，见叛军人数不多，连忙催促着唐军赶快发起进攻。

唐军的分配是这样的：王思礼的前军有五万精兵，而庞忠等人统率的后军有十万人。由于狭窄的地方用不了这么多人，哥舒翰还分出来三万人到黄河以北，在北面的高处鸣鼓、助阵、观察。

双方的交战发生在西原较宽阔的西部小平原上。最初，崔乾祐的军队看上去只有一万多人，还军容不整，没有阵容，懒懒散散，这让唐军窃笑不已。到了交战时，叛军立刻逃走，更让唐军轻敌。他们在不知不觉间就来到了东面更加狭窄的区域。

就在唐军越来越放松，快到东面的喇叭口时，唐军的队伍已经密密匝匝如同蚂蚁一般挤在了狭小的空间里。崔乾祐准备的精英部队开始从丘陵的顶部向下扔木头和石头。唐军阵营立刻大乱，开始互相踩踏。由于道路狭窄，他们连枪都施展不开。

哥舒翰军队的前面还有一些战车，用马拉着，试图对叛军形成冲击。但敌人在前面堆积了稻草，乘着东风点着后，反而让唐军的马车乱了套。唐军在混乱中以为烟幕后面都是敌人，不停地射箭，射了很久，到最后却发现烟幕后面什么都没有。混乱中，唐军自相残杀又死了不少人。

那么叛军跑到哪里去了呢？

在西原南山的东侧，就已经是古函谷关所在的峡谷了，从这个峡谷向南，可以绕过西原南山，来到唐军的后面（即西面）。唐军混乱时，崔乾祐已经让叛军的精锐部队骑马绕过南山，来到唐军身后，形成了前后夹击。这最后致命的一击，让唐军终于彻底崩溃了。唐军士兵或者在山谷中逃窜，或者慌不择路掉入黄河淹死，剩下的大都溃散了。

在黄河以北的三万人一看南岸的乱象，虽然没有遭到进攻，却也溃散了。哥舒翰只好带着数百骑兵逃走。他们向西逃到了位于现在的山西省永济市的首阳山，从那儿渡过了黄河，再渡过渭河，回到了潼关。

当他们回到潼关时，唐朝的溃军也回来了。在潼关之外，作为防御体系，还有三条宽两丈、深一丈的大沟可以阻止敌人过来，但溃军慌不择路时纷纷跳进去，下面的尸体很快就把沟填满了，上面的人才逃进了潼关。经过清点，二十万大军此时只剩下八千人。

叛军也跟在溃军的身后来到了，他们甚至不用担心过不了防御沟，因为那里面早就填满了死人。

初九，叛军进攻潼关，一攻而下。关中最重要的关塞就这样轻而易举被拿下了。哥舒翰想逃回长安，却被他的将军们挟持着投降了崔乾祐。将军们之所以逼迫他投降，也可能是出于保护他的目的，因为按照唐朝的内斗传统，一旦回到长安，他必然只剩下死路一条。

潼关失守的当天，在潼关以北的河东，以及以西的华阴、冯翊、上洛等防区的士兵闻风而溃，将通往国都的通道留给了叛军。

也是在当天，哥舒翰麾下不断来告急，皇帝频频接见，却拿不出足够的人去救援，最后只派了一小部分人去潼关。在潼关与长安之间原本也设置了平安火，大约每三十里设一个墩台，到了夜间，如果平安，就依次放火直达长安，表示一切正常。

这一天，平安火没有到。士兵们纷纷逃亡，已经没有时间去点火了。这时皇帝才开始真的着急了。初十，皇帝召集宰相议事。杨国忠本身也是剑南节度使，安禄山刚刚造反时他就已经派人去四川打点，以备最坏的情况发生，他提不出救国之策，只告诉皇帝，最好去四川避难。

十一日，杨国忠召集百官上朝，官员们惊恐不安，当皇帝询问他们有什么御敌之策时，所有的人都像遭遇了课堂提问，不敢吭声，还生怕点到了自己。只有监察御史高适提议，现在应该赶快招募士兵，在长安死守。他的声音激切，听到的人都受到鼓舞，但皇帝没有采纳。

安史之乱发生时，高适还在遥远的河西地区。哥舒翰被任命为兵马副元帅后，作为哥舒翰手下的高适也被征召到长安担任左拾遗，后转监察御史，这才有了他朝堂之上的表现。

散朝后，皇帝朝堂之上的情况变成小道消息传遍了长安的集市，于是人们纷纷开始准备逃跑。但是到底逃到哪里去，大部分人没有目标。

杨国忠继续让自己的姊妹劝说皇帝入蜀。到了十二日再上朝时，文武百官继续参加早朝的已经十无一二了。皇帝在勤政楼下命令说即将亲征，但事实上已经没有人相信他的话了。皇帝又进行了一系列的任命，让他们在自己亲征之后负责长安的防卫。由于之前颍王李璬已经被任命为不赴任的剑南节度使，现在皇帝也发布命令让他赴任，并为自己去往四川做准备。

当天皇帝还从城中的太极宫撤到了城北的大明宫。太极宫位于城内，要想逃走必须从北面出去绕路，否则就必须经过居民区，会引起人民的恐慌。而大明宫在城外，周围就是皇帝平常游猎的禁苑，从这里逃走很难被普通人发现。

当天晚上，皇帝命令龙武大将军陈玄礼整顿好六军，多给赏赐，又从皇家马厩中选了九百多匹马，做好准备。

第二天（十三日）一早，皇帝带上了贵妃三姊妹、皇子与王妃、公主、皇孙，加上杨国忠、韦见素、魏方进、陈玄礼，以及亲近的宦官、宫人，悄悄地出发。他们从大明宫出来就是禁苑，禁苑将大半个汉长安城包含在内了。从禁苑的西门延秋门出去后，就来到了郊外，接着渡过渭河上的便桥，就算离开了长安界。

在离开前，关于左藏库的财富问题，皇帝与宰相还有一次讨论。左藏库所藏都是皇帝的私家财富，却无法全部带走，按照杨国忠的意见，不如一把火烧掉，免得留给叛军。但皇帝却认为，就算烧掉了左藏库，叛军还是会从长安人民手中压榨出足够的财富，还不如将左藏库留下，让人民的日子好过一点。

皇帝离开得神不知鬼不觉，大部分的官员都被扔在了长安，其中不仅包括提议抗敌的高适，还包括一心要做维摩诘一样达人的王维。

到了清早，文武百官中依然有人来到宫外等待上朝，宫门外的仪仗队依然保持着一个王朝的尊严。但出乎意料的是，等宫门打开，情况突然变了。从宫门冲出的宫人四处逃窜，皇帝离开的消息也散布开来。这时不管是王公贵族还是平民百姓，纷纷四处逃走。流氓们乘机进入宫廷之中，将各种奇珍异宝盗走，甚至有人把驴都赶来，好驮更多的东西。皇帝好不容易忍住没有烧掉的左藏库也在一把火中烧掉了。

留守官员一面救火，一面杀人，整顿好秩序。之后京兆尹崔光远派他的儿子带上长安城门的钥匙，去见安禄山，将长安城拱手让给了叛军。

皇帝的幸运在于，安禄山已经被胜利吓坏了。他没有想到崔乾祐能够用这么少的军队击垮唐军的主力。之后，他反而变得优柔寡断，首先命令崔乾祐停止进攻，等待他的大部队，之后才派人进入长安。在长安进行掠夺和巩固，这一切又消耗了他的时间，使得护卫着皇帝的那支充塞着老弱病残的队伍得以从容地离开，完成了一次唐朝版的敦刻尔克撤退。

皇帝过了渭河继续向西，派遣宦官先行通知途经的各个郡县赶快迎接皇帝。中午吃饭时间，他们已经走到了咸阳东面的望贤宫。皇帝原指望有人前来迎接，不想前面去的宦官把消息告诉县令之后，县令和百姓立刻跑得一干二净，就连传信的宦官也跟着他们跑掉了。杨国忠只好自己掏钱买了几个胡饼送给皇帝充饥。当人心稍稳时，当地人终于来了，他们带来了一些夹杂着豆子的粗饭，给皇子皇孙们充饥，这群饿惨了的公子哥儿们立刻抢了起来，一会儿就吃光了，还嫌没有吃饱。皇帝为这些粗饭都付了账。

除了人不禁折腾之外，就连皇帝的御马也受不了，得了病。皇帝见大家没有吃饱，想把马杀了吃，但他的提议没有人同意。这可能和时间不够有关。

父老乡亲们望着皇帝大哭，有大胆的人开始和皇帝说起了话，甚至怀念着玄宗早期的贤相集团，并感慨现在围绕着皇帝的都是小人。他们当然不可能知道，所谓贤相与小人，都只是皇帝的需要罢了。皇帝装模作样表达了悔恨之情，但是由于政治条件的变化，即便在未来，也没有皇帝能够将朝政恢复到当年贤相集团的面貌了。

到了晚上，皇帝一行来到了距离京城八十五里的金城县（即始平县，位于陕西咸阳西北）。这里的县令也早已经逃窜，百姓也大都逃散了。他们走时过于匆忙，家中的锅碗瓢盆都没有来得及收拾，士兵们就拿起炊具自己做饭吃。此时，跟随皇帝的人也出现了大量的逃亡。在驿站中休息时，由于没有灯，条件也不行，只好人压着人密密麻麻睡下，不再区分贵贱老幼。也是在这时，王思礼从潼关赶了过来，将哥舒翰被擒的消息带来，皇帝这才知道在潼关到底发生了什么。

皇帝任命王思礼为河西陇右节度使，让他赶快北上去招兵，等待机会。王思礼见过皇帝一面就匆匆上路了。

十四日，皇帝一行来到了马嵬坡，将士们又饥又累，怨气很大。陈玄礼担心士兵们哗变，通过宦官李辅国与太子商议，把杨国忠作为事件的元凶除掉，但太子不敢这样做，也不敢告诉皇帝。跟随皇帝逃难的还有二十多个吐蕃的使者，他们恰好拉着杨国忠的马，向他诉说着什么。士兵们中立刻流出杨国忠和吐蕃人图谋造反的传言，有人对着他射箭，但只射中了马鞍。杨国忠策马逃跑时被士兵们追到了马嵬驿的西门杀死肢解，将他的头颅挑在枪尖上。御史大夫魏方进试图阻拦士兵，也被杀死。一同死去的还有杨国忠的儿子杨暄，以及他的姊妹韩国夫人和秦国夫人。韦见素被乱兵打破了头，但被人救下。

皇帝在驿站中听到了外面的喧哗，他的左右却告诉他那是杨国忠谋反。皇帝拄着拐杖来到门外，请求军士们散去。但是士兵们害怕日后被报复，不肯离开。陈玄礼乘机告诉皇帝，除非杀掉贵妃，表明杨家彻底倒台，否则士兵们是不甘就此罢手的。

皇帝沉吟了一下，表示会亲自处理这件事。他回到驿站，拄着拐杖低头而立。身边的京兆司录韦谔（韦见素之子）见他为难，当即跪下请他当机立断。皇帝做了最后一次努力，表示国家的事情无关贵妃，但这一次，就连高力士也劝他这不是考虑谁有罪的时候，只是为了救自己一命。皇帝这才命令高力士把贵妃带到佛堂，将她勒死。

在正史中，贵妃在死前到底说了什么，她是顺从，还是哀求，还是大义凛然，一概没有记录下来。对于写正史的人来说，这个女人只是一个工具，她之所以成为贵妃，是因为皇帝的需要，她的死也是皇帝的需要，一切都不需要她自己开口。

死后，她的尸体倒还是有用的，因为必须把尸体展示给将士们，士兵才会继续接受皇帝的领导。

杨国忠被定为安史之乱的罪人也是有疑问的，虽然他自身有着很深的偏见和内斗特征，但杨国忠却是较早提醒皇帝安禄山会反叛的人。至于说他作为宰相作恶太多，事实上，他更多的是充当了一个权臣的角色，权力过重却使用不当。但权力过重也不是他造成的，而是唐玄宗的政策逐渐演化的结果。可以说，皇帝创造了太多不适合的职位，其中最不适合的有两个，一个给了安禄山，另一个给了杨国忠。只要坐到了这个职位上，唐朝所不可避免的内斗和对人身的威胁，自然会酿成最糟糕的结局。

十五日，皇帝离开了马嵬坡，他的高级朝臣中只剩下了韦见素一人，韦见素的儿子韦谔也受到了提拔，成了御史中丞充置顿使。

皇帝一直想去四川，但将士们却认为路太远，而且是杨国忠过去的地盘，有的想去河陇，有的想去灵武，还有的想去太原，甚至有的想回长安。韦谔建议不如先到扶风再做商议。

关于皇帝和士兵的争执，实际上还和一个中国军事地理秘密有关。这个秘密就是：一旦一个王朝被迫离开北方，到了南方，它几乎是不可能再回到北方的。在历史上，不管是唐代之前的东晋，还是后来的南宋、南明，只要统一的王朝被北方势力赶到南方，就彻底告别了中原，只能作为一个偏安一隅的小朝廷存在了。

南方之所以无法反攻北方，在于南方的地理太破碎，而北方的地理利于防守。南方的地理结构是一条长江串起来的几个盆地和平原，包括四川盆地、两湖盆地、赣江谷地（现江西）、江东地区（长江中下游平原）。这几个地理单元过于支离破碎，每一个都很难与北方抗衡，它们之间的联络又不容易，无法产生协同性。

而北方的地理却非常简洁，有着巨大的华北平原，华北平原又有着山西高地的保护，并附带着地理结构完整的关中地区。一旦北方政权将华北、山西、陕西同时占据，即便南方政权能够进行北伐，甚至能够拿下华北，北方军队依然可以通过山西高地打击华北地区，让他们无法久守。

玄宗皇帝放弃北方逃到四川，就可能陷入这样的境地。一旦安禄山获得了华北和陕西，就很容易扫荡山西地区，从而掌控整个北方，到时就拥有了军事地理上的优势。即便唐朝能够继续存在，也只能作为南方的一个小朝廷而活着。

很可能皇帝再也回不到关中，这里的父老也就永久性地脱离了唐朝的庇佑了。

但是，玄宗皇帝为什么最终还是选择了逃亡南方呢？这主要是从自己的安危出发。随着关中和华北失守，北方留给唐朝的只剩下山西以及西北的一些边角地带，皇帝在北方比在南方要危险得多。而四川虽然无法反攻北方，却是建立小朝廷的安稳之地。考虑到皇帝年纪已经大了，只要防守得当，四川撑上二三十年，皇帝就可以平平安安死在那儿了。

人们可以谴责玄宗皇帝的自私，却无法强迫他留下。但另一个人所承受的压力却要比玄宗皇帝大得多，那就是他的太子。按照正常情况，太子可以比玄宗多活很多年，如果去往南方地区，一旦玄宗去世，那么留给太子的必然是一个烂摊子，很可能撑不到太子也死去的时候，到时太子将作为一个亡国之君被记录在历史之中。只有看到了这一层，才会理解百姓苦苦哀求皇帝留在北方的意义，以及后来玄宗、太子的各自选择。

当皇帝向扶风逃走时，数千名父老乡亲的苦苦挽留，皇帝不胜其烦，只好留下太子抚慰百姓，自己先行离去，到前面等太子。不想等了很久也不见太子来，后来他的孙子广平王李俶到了，带来了口信，皇帝才知道太子决定不跟他走了，而是选择北上。他感慨万千，给太子留了两千兵马，自己离开。

按照史书，劝说太子留下的是父老乡亲、宦官李辅国、太子的三儿子建宁王李倓等人，但很可能太子本人就不愿意跟随父亲入蜀。不管怎样，父子二人从此分开，也意味着玄宗皇帝从此脱离了政治的中心，太子担起了拯救国家的重任。我们先将玄宗的行程简单带过，再转回到太子的抵抗上来。

皇帝十七日到达岐山，十八日抵达扶风，十九日宿陈仓，二十日到达了散关道的起点大散关。二十四日，皇帝到达河池郡，也就是凤州。七月十二日，皇帝到达普安（剑州）。十八日，皇帝到达巴西（现四川绵阳）；二十八日，经过了几十天舟车劳顿的皇帝终于抵达成都，跟随他的官员和士兵只有一千三百人。等他到达成都时，太子已经掌握了权力，在北方领导着抵抗运动，玄宗皇帝和他代表的那个盛世都已成了人们的回忆。

六月十五日，太子李亨离开了父亲，决定留在北方抵抗安禄山。但由于整个关中盆地的核心区已经陷落，唐朝在平原地方没有立足点，到底哪里才能成为更加稳固的统治中心呢？

他的儿子建宁王李倓提议说，可以选择的地方满打满算也只有两个。在陕西北边，黄河将北方区域分成了两块：一块是黄河以西的河西走廊地区，包括河西和陇右两个节度使辖区；另一块在黄河以东的河套地区，主要是朔方节度使辖区。

河西和陇右以前是哥舒翰的领地，哥舒翰失败后，他带出来的防守潼关的大量士兵都投降了安禄山，剩下驻扎在河西的士兵虽然依然归属于唐朝，但他们的父兄子弟却可能已经投降，人心惶惶，所以这里是不能去的。

剩下的就只有朔方节度使辖区可以去了。太子在作为亲王时，曾经担任过朔方节度使，而现任节度使郭子仪是太子的熟人，而且距离他们出发的地方要比河西更近，因此这里是比较可靠的根据地，最好的选择就是去往朔方。

太子同意了儿子的看法，日暮时分，他们出发了。

但一路上并不太平。太子一行首先遇到的还不是叛军，而是潼关的溃兵。他们刚刚准备渡过渭河，就碰到了一大批溃军，双方互相不认识，发生了激战，死伤甚重。太子兵马击败了溃军之后，准备渡过渭河时，却发现没有桥，骑马的人只好找水浅的地方乘马涉过河流，而徒步的人却过不去了，只好散去。

太子从奉天（现陕西省咸阳市乾县）北上新平（现陕西省彬州市），一夜奔驰了三百里，但这也意味着大量的士兵和辎重都散掉了，剩下跟随着他的只有数百人。十六日到达新平后，发现新平太守已经逃走了，太子派人找到了他，将他斩杀。当天他们又赶到了下一座城市安定（泾州，现甘肃省平凉市泾川县），其太守也逃走了，太子也将他寻到并斩杀。

十九日，太子来到了乌氏驿（现泾川县北），彭原太守给他送了衣物和粮食。在这里，太子补充了数百随从。当天到达平凉（现甘肃省平凉市区）后——这里是皇帝的养马场，太子得到了数万匹马。玄宗皇帝任命的河西陇右节度使王思礼也在平凉。在得到玄宗的任命后，由于河西乱了套，他没有去河西，而是在平凉等候，此时与太子会合了。获得了这些马，又有了将军的辅佐，太子稍稍感到安全一些了。他又招募了五百人，暂时在平凉观望。一时间，太子在平凉的消息传出，离散的官员和将领们纷纷赶到这里。

几天后，得到太子消息的朔方留后（在郭子仪出兵后代理节度使）杜鸿渐等人认为平凉并不是一个好的屯兵之所，太子应该撤到更北方的灵武（现宁夏灵武市）去。灵武位于现在贺兰山和黄河的东面。在这里，由于贺兰山的阻挡，将来自东面的水汽都挡在了本地，在黄河岸边形成了一片如同江南一般湿润的绿地，适合种粮食。灵武的东面是沙漠，西面是黄河，是一个不易到达却适合作为后方的地方。而灵武又非完全封闭，处于朔方与河西之间，是一个可以联合西北地区的中心地带。到了这里，太子可以放心地联合西北的军事力量，组织反击，还不用担心安禄山跨越中间的沙漠袭击他们。

杜鸿渐等人并不在平凉，他们将朔方的军事力量、后勤状况的记录呈给太子。与此同时，河西行军司马裴冕也派人来见太子，他们也认为去朔方（灵武属于朔方）是更好的选择，这帮助太子下定了决心。

当太子来到平凉以北，杜鸿渐甚至专门从朔方赶过来迎接太子。事实上，由此也可以看出唐代君臣之间的微妙关系。由于缺乏不互相伤害的共识，即便是忠臣要想获得皇帝或太子的信任也是非常困难的。既然河西节度使王思礼和太子在一起，那么杜鸿渐就不敢进入平凉；但如果他不迎接太子，又无法让太子打消疑虑，于是杜鸿渐选择了来到平凉以北等待太子的到来。

到了七月初九，太子终于抵达灵武，这里也就暂时成了他组织反击的中心。此时玄宗皇帝还在蜀道所在的大山中跋涉，要在二十一天后才能到达成都。

但是，到达灵武之后，太子首先考虑的并不是反击，而是另一件事情——即位。根据史料记载，玄宗在和太子分开的当天，曾经有意让位给太子。而在灵武劝进的主要是太子的亲信裴冕和杜鸿渐，理由是：一是玄宗的意思，二是有利于反击。太子在拒绝五次之后才同意。

但是玄宗是否有传位意愿却是可疑的，更可能的情况只是形势造成的而已。逃跑的玄宗已经失去了人心，但是他却依然是一国之君；太子虽然留在了北方抗战，此时即位却对玄宗的权威是一种冒犯。在未来，玄宗感觉到太子威胁的时候，完全可以以皇帝的名义对太子不利，即便不会杀太子，却可能对他的亲信动手。这一点太子是深有体会的。在他韬光养晦的几十年里，他屡屡受到玄宗的威胁。

在这种情况之下，所有辅佐太子的人都不得不担心玄宗的报复，要想专心做事，只有一种情况，就是太子的地位足够稳固。而要做到这一点，只有把太子变成皇帝，把老皇帝变成太上皇，让玄宗无可奈何地接受这种新的现实。

太子即便不想冒犯自己的父亲，但要想抵抗安禄山，即位是不可避免的。这既可以保护自己和大臣，也便于整合抵抗力量，让他们放心。唐代君臣之间的不信任是一把利剑，割裂了所谓的仁义道德，让双方都生活在战战兢兢之中。

太子到达灵武三天后，十二日，他就迫不及待地即位为皇帝，并任命了一批心腹，将太上皇的官僚系统边缘化。同时，为了宣示正统，他进行了改元，选择了一个表明自己更加正统的年号——至德。从此倒霉的天宝年号告终，玄宗天宝十五载变成了肃宗至德元载。

太子成为皇帝之后，解除了人们对太上皇的恐惧，于是前来灵武投靠的人越来越多，这里终于有了行在（皇帝暂居的所在）的模样。而太子的即位非常及时的另一个证据是，当他即位时，不知道自己已经成了太上皇的玄宗皇帝依然在逃亡的路上发号施令。他的号令造成了巨大的麻烦，如果不是肃宗和他的官员及时处理掉，甚至会酿成大祸。如果肃宗皇帝优柔寡断，晚一点即位，那么太上皇乱政的命令会对唐朝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

太上皇对国家造成的最大损害发生在肃宗继位四天后。这一天玄宗发布命令，任命太子（已是肃宗）为天下兵马大元帅，领朔方、河东、河北、平卢节度都使（即四地的总节度使）——这一点没有问题，但他还任命了另外三个儿子：永王李璘担任山南东道、岭南黔中江西西道节度都使；盛王李琦担任广陵大都督，领江南东路及淮南河南等路节度都使；丰王李珙担任武威都督，领河西陇右安西北庭等路节度都使。这就相当于把全国分成了四部分，其中太子所领只是其中一部分，还有三部分足以与之抗衡。这是防止太子擅权的一种做法，却把全国的指挥权更加零散化了。

不过好在盛王和丰王都没有赴任，只有永王李璘去了任所，这导致能够挑战太子的只有永王一人，之后所发生的永王之乱就是由此种下的根源。这也改变了李白接下来的命运。

这一天，太上皇还继续下达命令，建立了山南东道节度使、岭南节度使、黔中节度使，将江南道分成了江南东、西二道。这些做法进一步弱化了朝廷的权威，为未来的藩镇割据留下了隐患。

肃宗继位一个月后，到了八月十二日，他的使者才到成都，将玄宗皇帝已经成为太上皇的消息带到。我们已经不知道玄宗皇帝的真实感受，史书给我们留下的描述是：太上皇听了高兴无比，表示“吾儿应天顺人，吾复何忧”。但不管太上皇怎么“高兴”，直到四天后的十六日，他才接受了现实，发出了诏书，同意当太上皇，将政事交给了儿子，但表示皇帝依然必须将国家的消息告知他。

两天后的十八日，太上皇派出自己的嫡系大臣韦见素、房琯、张镐、崔涣等人带着传国玉玺去见肃宗，表明他到这时终于认命了。

太子解决了统治权的问题，但他面临的更大的挑战依然是来自叛军的攻击。人们之所以对他充满了期待，是指望他能够光复两京，完成中兴。但在他即位时，唐朝却处于最黑暗的时期，不仅两京失陷，就连曾经光复的河北地区也再次陷落，唐朝曾经差点儿镇压了叛乱，现在重新变得遥不可及了。

日后复盘来看，安禄山一定会对自己攻克潼关之后的作为懊悔不已。六月初九攻克潼关后，他由于担心兵力不足，命令崔乾祐等人在潼关停留了十天，等后续部队跟上了，才命令孙孝哲进取国都长安。

此时的长安早已经被溃兵和乱民掠夺一空，甚至连皇帝的左藏库都已经烧了。更可惜的是，玄宗皇帝早就过了散关，进入了茫茫蜀道之中，而太子也早已经到了平凉，等待官兵的集合。即便这样，孙孝哲在占领了长安之后，还是没有拟定像样的西征策略，反而陷入了破城军队通常容易犯的错误之中——他们开始了对城市的劫掠。

士兵们劫掠的是金银财富，而统帅们看中的则是文武百官、宦官、宫女等。安禄山要求，每发现数百个官员、宫女等，就要一起押送到洛阳去。那些未随玄宗和太子离开的官员的家属都会被杀死，安禄山甚至连婴儿都不放过。

大量的官员在被押送到洛阳后，投降了安禄山。其中最著名的是与杨国忠一同担任宰相的陈希烈，以及前宰相张说的儿子张均、张垍（也是驸马）等人。这些肯投降的官员重新得到了任命，比如陈希烈和张垍就都担任了大燕的宰相。与此同时，安禄山为了给儿子报仇，还展开了两场复仇行动。在七月中，安禄山指示在长安的孙孝哲在崇仁坊残杀了玄宗的姊妹霍国长公主、永王妃侯莫陈氏、义王妃阎氏、陈王妃韦氏、信王妃任氏、驸马杨朏，以及杨国忠、高力士等人的党羽，一共八十三人。崇仁坊位于皇城东面景风门外，靠近尚书省的选院，它的西南角又和东市相连，所以安史之乱前，这里聚集着大量的文人墨客，昼夜喧嚣，灯火不绝。这里有一个院落叫作礼会院，凡是公主或郡主出嫁，都要在这里举行仪式。玄宗逃走之后，那些受到冷落的王室成员都聚在了这里，比如霍国长公主，她与丈夫离婚多年，没有再嫁，皇帝也没有将她带走。这一批人在崇仁坊被抓后，都被折磨致死。

十七日，安禄山再次下令将抓获的皇孙和郡主、县主二十余人杀害。

在当时的人们看来，随着两都的陷落，唐朝大势已去，即便玄宗退到了四川，也只能做一个偏安的小政权。如果仅仅是唐朝的故吏这样看，那么对安禄山是好事，但是就连安禄山本人以及他的将军们都这么看。这就导致叛军在长安作威作福，只占领了附近的一些城镇，却没有进一步扫荡西部。

此外，安禄山本人留在了洛阳，将洛阳作为他的都城，因此长安在他的规划里的重要性已经降低了，这也给西部忠于唐朝的势力留下了空间。

二十六日，一支忠于唐朝的民兵部队袭击了被安禄山军队占据的扶风，杀死了两百多人。二十八日，陈仓令薛景仙又进攻扶风，杀死了叛军的守将，夺取了扶风。这些小型的战斗都表明，叛军在长安以西的控制力非常弱，这就给唐朝留下了一条通道，连接起了南面的四川和北面的朔方。

不过，虽然叛军在西部犯了错误，在东部的河北地区却取得了巨大的胜利。

潼关失守之前，郭子仪和李光弼在河北地区已经进入了扫尾阶段，大部分的郡都已反正。潼关失守时，李光弼正在围攻博陵。可是，随着潼关丢失的消息传到河北，李光弼知道大势已去，立刻放弃了围攻，向南撤退。他且战且退，与郭子仪会合后，率领军队从井陉撤回了山西地区。他们只留了少量的人守卫景城、常山等地。

平卢节度使刘正臣原本想袭击安禄山老巢范阳，但不想史思明在击退了郭子仪、李光弼后迅速回军，将刘正臣击败。颜真卿原本等待着与郭子仪、李光弼会合，见他们离开，不得不独自抵抗。

当安禄山在洛阳经营时，河北地区就成了史思明的狩猎场。郭子仪到了太原后，被肃宗皇帝紧急召往灵武，他率领五万军马前去。这支军队的到达让皇帝第一次感到了力量，却削弱了山西的实力。李光弼在太原只能以守成为主，无暇东进。而山西的削弱又导致没有人能够救河北了。

八月初十，史思明攻克了九门县，杀害了数千人。二十日，攻克藁城县。九月初一，史思明围困赵郡，初五攻克赵郡，之后又拿下了在河北西部最重要的常山郡，杀死数千人。

在获得了河北西部之后，安禄山大将尹子奇围攻河间四十多日。到了十月上旬，史思明率军与尹子奇会合，将河间攻克。随后他们攻克了景城，招降了乐安。当他们进攻东部的中心平原郡时，颜真卿知道打不过对手，于十月十八日放弃了平原，渡过黄河向南逃走。

史思明以平原为基地，进攻清河、博平等地，并一一拿下。接下来他又招降了信都。最难攻克的城市是饶阳，事实上，安禄山的军队已经数次围困饶阳，却始终无法拿下。但到这时，饶阳已经成了孤城，再也无力抵挡叛军。城陷后，史思明招降未果，将饶阳的守将张兴锯死在木头上。

在攻破每一个城池的过程中，叛军都将城内所有财物、女人掳掠一空，凡是壮年男子都被抓壮丁，老弱病残则全部杀死，一个不留。

到饶阳攻破后，河北地区唐军已经完全被叛军肃清。当颜氏兄弟起兵反对叛军时，史思明只带来了三千人马，之后他与颜氏兄弟、李光弼、郭子仪，以及唐朝各个郡中军队轮番厮杀，直到河北完全被他占领。这也可以看出，从谋略上讲，史思明是远超安禄山的。他的军事策略甚至超过了唐军主将郭子仪和李光弼，了解了这些，才能理解为什么安史之乱进入到史思明阶段之后，战争的难度反而加大了。

协助肃清河北唐军的叛军大将尹子奇继续渡过黄河，率领五千骑兵横扫了现在的山东地区，这个地区当时属于北海郡。之后，尹子奇想从北海郡向南进军，直达淮河、长江流域。但就在这时，唐朝获得了北方同罗人的帮助，袭击了叛军老巢范阳，尹子奇才率众北归。

尹子奇的撤退让唐军获得了喘息的机会，特别是位于雍丘和睢阳的张巡。叛军获得河北之后，本来有机会扩大战果。如果他们迅速南下，占据淮河和长江流域，那么给唐朝剩下的地盘就非常有限了。而尹子奇的北归让唐军在南方得以巩固防线。

但是，当叛军意识到他们浪费了机会时，又杀了回来。这时的唐军南方防线，特别是睢阳的张巡和南阳的鲁炅，是否能够抵挡得住呢？

首先看鲁炅所在的南阳地区。早在潼关丢失之前，鲁炅的军队已经从叶县撤往了南阳，在南阳构筑了第二道防线。他在南阳抵抗到第二年的五月十五日，才撤往下一个防御点——襄阳。这种步步为营的战法让叛军始终被阻止在南襄隘道上，无法继续向两湖地区前行。这不仅仅是土地的得失问题，接下来，我们还会看到鲁炅守住南阳的更大的意义。那就是，襄阳掌握在唐军手中，可以让皇帝建立起另外一条连接关中与江南的通道，否则唐朝就分崩离析了。

鲁炅的南阳经受住了考验，而更加重要的地方是雍丘和睢阳的张巡防线。一旦这里被叛军突破，就意味着他们可以长驱直入淮河地区，再从淮河地区借助运河通道直下扬州，完成对唐朝江南地区的征服。在唐朝已经有了“扬一益二”的说法，四川一带的益州虽然足够富裕，但比不过扬州所在的长江地区的财富。叛军若是获得了江南，就意味着最富裕的江南和华北将置于他们掌握之下，同时他们还控制着关中的平原地区，唐军即便掌握了一些战略地点，却缺乏足够的粮食供应，要想反攻就更加不可能了。因此，淮河地区极为重要，由此才引出了张巡可歌可泣的故事。

长安城还没有陷落时的五月份，投靠了安禄山的令狐潮（原雍丘令）再次进攻雍丘。到太上皇到达成都时，双方已经相持了四十多天。在这期间，雍丘对于朝廷的消息一概不知。

首先得到玄宗消息的是令狐潮，当他听说玄宗皇帝已经去了四川，立刻写信给张巡。这件事在张巡的军中引起了强烈的震动。有六位高级将领找到张巡，表示现在的局势已经不可收拾，甚至连皇帝都不知死活，不如投降。张巡表面上答应了他们的请求。第二天，他在大堂之上设立了天子的画像，瞒着六人率领士兵们朝拜，慷慨激昂处，人人都流下了眼泪。张巡这才把六人找来，痛斥他们忘记了大义，将他们斩首。

张巡与令狐潮的斗法甚至可以称为攻城和守城的教科书案例。当城上没有了箭，张巡就在夜间用稻草人伪装成士兵，放下城去，远处的敌人以为他们乘夜间偷袭，连忙射箭，“草人借箭”就帮助张巡获得了数十万支箭。等到后来张巡再放人下去时，敌人以为又是草人，在一边大笑不已，不想这一次放下去的却是五百名敢死队士兵，他们乘叛军不备，大败叛军，将叛军追出了十余里。

张巡治军极其严格，他的大将雷万春在城上和令狐潮喊话，脸上中了六箭，却岿然不动。

张巡数次击败令狐潮，擒获了不少人马。对于俘虏，他也是用不同的方法来对待：把远道而来的胡兵全部杀死，因为认为他们是侵略者；近处被胁迫参军的都放回，不予惩罚。这样的做法让周围的百姓纷纷赶来参军。

张巡的战略眼光非常敏锐，不仅守卫雍丘城，还注意到了周围的敌军。八月份，叛军派出李庭望率领两万余人袭击宁陵、襄邑，他们夜间驻扎的地点距离雍丘只有三十里。张巡率领三千士兵偷袭，杀死敌军一大半，李庭望只好仓促逃离，放弃了进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