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章 仁君文王（2 / 2）

耆国就是黎国，为安阳殷都的西北门户。一旦黎沦陷，殷都危矣。纣王率军迎战，活捉了周文王，囚之于羑里。

纣王连年兴师动众，远征夷方，导致国穷民疲，诸侯相继反叛。在如此的困境之中，商纣王尚有余力应付岐周大军，并且一战而擒周文王，可见纣王确实是指挥打仗的行家里手。《左传》中称“纣之百克”——纣王百战百胜，并非浪得虚名。

然而，纣王为了震慑、弹压叛服无常的东夷和淮夷，采取了一个极为错误的战略决策，长期在上虞驻守重兵。上虞是殷商末年新发展起来的带有军政性质的城邑或方国，在沭河以东，扼今山东与江苏南北交通要道，是商王经营东方的军事重镇。在此驻扎师旅，一旦东夷或淮夷发动叛乱，随时可以机动北上或者南下，迅速将其平定。商纣王好边功，经常御驾亲征，为了确保上虞与殷商王畿之间的畅通无阻，以及补给线的安全，沿途必须驻守军队，使得整个王朝的军事建设重心明显向东方倾斜。

殷商晚期的版方鼎

鼎身四壁近口沿处各装饰一首双身蛇，即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的“肥遗”，左右及底边处还各装饰有一条乳丁纹带。鼎内有两处铭文，鼎内底有一鱼形族徽。

殷商晚期版方鼎铭文及鱼形族徽

铭文内容：乙未，王宾文武帝乙。肜日，自阑偁（g）。王返于阑，王赏版方贝，用作父丁宝尊彝。在五月，唯王廿祀又二。

卜辞中还出现了“二邦方”“三邦方”“四邦方”，这是指几个方国结成联盟，共同对抗殷商王朝，迫使纣王处处分兵驻守。结果造成兵力严重不足，外强中干，包括安阳殷都和朝歌在内的王畿之地空洞化，形同不设防区，脆弱如蛋壳，一戳即破。商纣王将周文王囚禁于羑里，百日也好，七年也好，并没有取其性命，就是忌惮周人倾巢而出，直捣王畿。

让周文王活着走出羑里大牢，无异于放虎归山。然而继续拘押或者杀了他，殷商将陷入更加危险的两面受敌的困境。东有夷方，西有周人，安阳殷都和朝歌却无兵可守。内外形势决定着，只有释放周文王，才能安抚摩拳擦掌的岐周大军，让纣王专心应对东夷的威胁。至于散宜生进贡奇珍异品，则是锦上添花，使得商纣王有台阶可下，有尊严可言，有利益可得，加速恢复周文王的人身自由。

《左传》中记载，纣囚文王，诸侯敬仰文王，纷纷跟着下狱，“纣于是乎惧而归之”。诸侯从囚是夸张之词，但纣王心中恐惧却是事实。

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纣王释放周文王之后会出现精神分裂的行为，将百般虐待过的囚徒捧为尊贵的座上宾。纣王不但杀牛慰劳，美酒佳肴伺候，而且还向文王告密，“谮汝者，长鼻决耳也”——说你坏话的，正是长鼻子、裂耳朵的人。周文王说，这是崇侯虎的状貌啊！心中已将崇侯虎枪毙了一百次。

出狱之后，周文王割让洛西之地、赤壤之田给纣王，换取废除炮烙酷刑。但纣王并没有废除炮烙酷刑。后来周武王灭商后废掉了炮烙酷刑。

土地是最宝贵的财富，一寸国土一寸金。周文王让出的土地在哪里？为什么要出让土地？洛西之地，指陕西中部洛水流域之地。今陕北、陇中一带的黄土高原，因有红土地貌，所以被称为赤壤之田。洛西之地、赤壤之田是戎狄部落的聚居地，土地荒芜，本来就不受周人控制。周文王用这两块土地来交换废除酷刑，不但可以笼络天下人心，而且能够稳住商纣王。

商纣王果然大喜，赐弓矢斧钺，授予周文王讨伐专权。周文王让出的是一张空白大支票，却在政治层面和公共舆论上获得了大丰收，真可谓是一桩无本万利的买卖。

羑里之囚，反而让周文王一眼看透了商纣王的虚实，使他灭商的信念更加坚定。回到岐周之后，周文王与吕尚加紧灭商准备，修德行善，拉拢更多诸侯支持。

史书上记载，有一次周文王让人挖池，挖到一堆腐烂的死人骨骸。官员上报周文王，周文王下令将骨骸改葬。官员说，这是一堆无主骨骸，扔了吧！周文王大骂：“拥有天下的，是天下之主，拥有国家的，是一国之主。我不是这堆骨骸的主人吗？”于是命令官员用衣棺厚葬那些无主尸骸。如此的收买人心之术堪称高明，而且卓有成效。周文王的积德行善，让世人感动万分：“对死人都那么优厚，对我们这些大活人更不必说了！”对周文王的赞颂之声纷至沓来，投奔者络绎不绝。

诸侯陆续归附，史称三分天下，周有其二，这是指九州（据《尚书·禹贡》的说法）中归附周文王的有荆、梁、雍、豫、徐、扬六州，依附殷商的只有青、兖、冀三州。周文王已成为凌驾于商纣王之上的天下共主。

周文王灭崇侯虎

人心向背呈现出一边倒的态势，周文王加快了灭商的步伐，具体的军事行动由精通兵家权谋的吕尚来负责。周文王受命六年（公元前1051年），也就是帝辛二十五祀，姬昌发动生前最重要的一次战役——伐崇侯虎。

崇侯虎是羑里之囚的罪魁祸首，周文王兴兵讨伐也在情理之中。崇侯虎的崇国在哪里？传统观点认为，史书上说周文王“既伐于崇，作邑于丰”，可见是在伐崇之后建设丰京的，崇、丰应相毗邻，或者在同一地域内。丰，今陕西西安沣河西岸。崇，就是夏朝的有扈氏，在丰、镐之间。

但是根据上博楚简《容成氏》中的记载，丰与崇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方国，无法混为一谈。崇国应该是上古时期有崇氏的后裔，疆域范围包括今天河南环嵩山地区的崇县、禹州、登封等地，是殷商晚期最大的一个方国。崇国在黄河以南，北距朝歌五六百里，是周人东伐殷商的必经之途。灭了崇国，就扫清了征商道路上的最后障碍。

崇侯虎颇具雄韬武略，不但勇力过人，能举起五百石的重物，而且目光高远，向纣王建言剪除周文王的就是他。崇侯虎不除，就是一只凶恶的拦路虎。灭纣必先灭崇，伐崇对灭商大业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所以《荀子》将文王伐崇之役，与尧伐欢兜、舜伐三苗、禹伐共工、汤伐夏桀、武王伐纣并称为上古六大战争之一。

《六韬》记载：“文王闻杀崇侯虎，归至丰。”说明周文王灭了丰、镐两个小国，是在伐崇之前。周文王灭丰、镐，如探囊取物，运用了攻心战术，“三鼓而进之，三鼓而退之”，下令军中听到三次鼓声迅速出击，再次听到三次鼓声迅速撤退。这样的阵势吓坏了丰、镐两国的百姓，于是不战而降。并吞丰、镐之后，周建立了前进的根据地，伐崇就无后顾之忧。

战前，周文王发布讨崇檄文，列数崇侯虎的罪状，包括“蔑侮父兄，不敬长老，听狱不中，分财不均，百姓力尽，不得衣食”等，以彰显战争的正义性。当然，这只是周文王的攻心之术与借口。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周在东征崇国的行军途中还有一个小插曲。周文王走到凤凰之墟，与吕尚等众臣议事时，脚上系袜子的长带条突然松落了。周文王看了看身边随从，就自个儿弯下腰把袜子绑紧。吕尚颇为不解：“这小事是下人做的，你可是一国之君啊！”周文王的回答很有意思：“我听说亡国之君所在之处，都将人当下人使唤。我虽然是一国之君，但跟大家一样，都是先王之臣。怎么可以让别人为我系袜子呢？”这个桥段无非是赞扬周文王事必躬亲的美德，为伐崇之役大造舆论宣传。

崇国所处的环嵩山地区，地理位置相当重要，深居中原腹地，是早期国家起源的核心地带。崇国拥有上千年的悠久历史，实力比周文王之前征讨的耆国、邘国强百倍。崇侯虎也是文武双全的一时之杰，所以伐崇之役艰苦而且惨烈，周人也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吕氏春秋·君守》中说，“夏鲧作城”。夏鲧就是传说中的有崇氏之君，善于建造城郭。崇侯虎继承了老祖宗的筑城技术，依靠险要的地形，把崇城（今河南嵩县北）打造成一座固若金汤的坚城要塞。

周文王伐崇，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攻坚战。

攻城之前，周文王又运用屡试不爽的攻心战术，打出“亲民”的旗号，严肃军纪，下令说：“禁止杀人，禁止破坏房屋，禁止填水井，禁止砍伐树木，禁止抢掠牲畜，违者杀无赦！”崇国百姓闻言，纷纷出城投奔周文王。

但是崇侯虎凭借着高大厚实的城墙，死战不降。周人投入了当时最先进的攻城器械，包括钩梯、临车、冲车。临车的顶端有瞭望楼，居高临下，既可观察敌情，又可俯攻敌人。冲车是用来从旁侧撞城墙的重型器械。

《诗经·大雅·皇矣》中如实描述了伐崇之役中惊心动魄的攻城场面：

文王既受天命，召集盟国磋商，团结同姓之邦。

士兵攀援钩梯，推出临车冲车，齐心协力攻崇。

临车空中摇晃，冲车雷鸣轰动，崇城高入云天。

俘虏排成长龙，割取左耳报功。

祭祀天神祈胜，招降安抚民众，四方不敢侵犯。

临车冲车如林，何惧崇城高耸？

攻伐杀戮不断，顽敌斩杀一空，四方唯命听从。

崇侯虎面对强敌，毫无惧色，顽强抵抗。周人伤亡惨重，战事陷入长达一个月的胶着状态。周文王只好下令退兵休战，与吕尚商讨之后，再次攻城。这一回，周人在崇城下堆起土山，与城墙一般高。士兵们蜂拥而上，攻入崇城。崇人见势不妙，摇晃白旗投降。周文王杀掉崇侯虎，以报羑里之仇。

战后，崇国由一个与岐周平起平坐的大国，沦为周人的附庸，这就是《左传·襄公三十一年》中所说的“文王伐崇，再驾而降为臣”。

但是周人也是付出了巨大牺牲，才啃下这块硬骨头。伐崇之后数年，周人因实力严重受损，为了保证日后伐纣决战的胜利，不得不偃旗息鼓，养精蓄锐，史书上再也没有留下周文王攻打其他方国的记载。

周人的“龙兴之地”

文王伐崇那一年的六月庚申，纣王在阑地举行羽祭典礼，祭祀殷商先王。祀礼之后，纣王一时兴起，赏赐宰椃（zǎi háo，负责饮食烹饪的家臣）贝币五朋。这是商纣王最后一次出现在青铜器铭文中。

文献记载或考古材料中，都没有提到崇国沦亡之后纣王的反应，他已经被周文王的割土与献媚冲昏了脑袋。

伐崇之后，周文王回到了丰，将都城从岐周迁徙至丰，这是周人第三次战略性转移。

周人的第一次战略性转移是不窋率族人西奔戎狄，从今山西迁徙至今甘肃庆阳。第二次战略性转移是公亶父迁岐下周原，姬姜融合，奠定了八百年周王朝的坚实基础。经过公亶父、季历、西伯昌三代人的不懈努力，周人在周原上筑起了宗庙宫室，设置了官僚吏属，正式建立了国家。周王朝奉行农耕立国的政策，自西向东，开展大规模的垦荒辟田运动，使周人获得脱胎换骨般的蜕变，从一个浑身沾满戎狄膻味的边陲小部落，一跃成为“三分天下，周有其二”的西部霸主。

岐周见证了周人从开国走向强盛的百年历史。

考古发掘让这个周人的“龙兴之地”初露真容。岐周遗址地跨陕西岐山、扶风两县的北部，东西宽约3千米，南北长约5千米，面积超过15平方千米。周人最重要的建筑物——宗庙位于宝鸡市岐山县京当镇凤雏村，南北长约45米，东西宽约32米，面积约有1469平方米。岐周宗庙是一座三进式院落，第一进是门道和两侧的门塾。穿过第一进，是“中廷”。西周青铜器铭文上经常出现的“入三门，立中廷，北向”，就指这里。中廷之后是第二进，宗庙的主体建筑——殿堂前面有东、中、西三台阶，东阶称为阼阶，西阶称为宾阶。阼阶是周王的专用通道，站在阼阶上迎接宾客，或者登上阼阶，主持祭祀活动。宾阶，顾名思义，就是宾客站立的地方。殿堂之后，是庑廊和东西对称的小室。再之后的第三进，有五间并排的室。这座宗庙建筑年代为公元前1095年前后，相当于商王祖甲至纣王之际，有可能始建于周文王时期。但是宗庙遗址中出土的文物，大都属于西周中期，说明使用时间很长，到西周晚期因为周王乱政，国势衰微，犬戎占领周原，宗庙才荒废下去。宗庙遗址中发掘出大量的甲骨卜辞，超过2.1万片，其中有字的293片，所用甲骨文一千多字。卜辞字迹纤细，需用放大镜才能够看清楚，上面刻着祭祀、田猎等内容。文字的发现，意味着这儿是周人早期的祭祀中心和精神中心。

宗庙东南方4千米处是宫室群，在陕西扶风县法门镇召陈村。此地共发现大型建筑基址15处，其中上层基址13处，下层基址2处。由于这一带出土的窖藏青铜器都不是周王宫廷的器物，判断宫室群的主人不是周王，很可能是西周中晚期的“皇亲国戚”。

岐周是公亶父时期周人的政治、文化、祭祀中心。

季历灭毕程氏，在毕原程地建造宫室，作为东进的一个据点。程在季历、姬昌父子时期具有陪都性质，姬昌在程地居住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著名的太姒“程寤”和文王“受命”就发生在程地。

程位于毕原之上，森林资源丰富，然而土地较为贫瘠，不利于发展农业耕作。姬昌在程待了三年，发生大饥荒，不得不从其他地方调用粮食，以赈灾民。

很明显，程不是可以长久待下去的地方。但是岐周所处的地理位置又偏西，而且地势高亢，经常出现旱灾，不利于东征大业。于是位于渭河中下游的丰，进入了周文王的视野。

营建丰镐

丰，是周文王刚刚征服的方国，在渭河的重要支流沣水岸边，地势平坦，一望无垠，自然条件比岐周、程优越得多，自新石器时代以来，这儿就是关中平原人烟最稠密的地区。在原始落后的冷兵器时代，距离是战争胜负的一个重要决定因素。丰比岐周、程更加靠近中原，从这里出发攻打殷商，调动兵力极为便利，无疑是建立都城的理想之选。

新都城——丰京的选址在古河道以北的嵋坞岭高冈上，今陕西西安沣水中游西岸的客省庄北堡子南、关道村北、张家坡以东一带。迄今已发现14座建筑基址，其中最大的是四号基址，东西长约61米，南北宽约35米，面积约1827平方米。

丰京筑有城垣，城中有“丰宫”——周文王的寝宫，还有供周文王游猎赏玩的花园——灵囿。可见，丰京已经是一座配套设施基本完备的王者之都。

营建丰京之前，周文王进行了长远的规划。丰京坐落在嵋坞岭高冈上，东边是沣河，西边是灵沼河，南北都是低洼之地，暴雨时容易遭到水患的侵害，不适合建立居民点。自然地形地貌严重制约了丰京未来的发展空间，周文王就在丰京对面，沣河东岸不远处（今西安斗门街道一带）又建一座新城。沣东新城可能是在镐国原有的基址上建起来的，所以称为镐京。在镐京遗址已发现十余处大型建筑基址，其中五号基址规模最大，约3400平方米，有坐北朝南的宫殿遗迹，南北长约59米，东西宽约23米，面积约1357平方米，应是重檐式的王宫建筑物。

镐，在周原宗庙出土的甲骨卜辞中称之为蒿。丰、镐相去只有十多千米，实际上是沣河两岸的双子城。周文王很看好镐京广阔的发展前景，他的最后时光就是在镐京王宫中度过的。武王伐纣之后，迁都镐京，建立了西周王朝。丰、镐同为王朝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所以合称为丰镐。

丰镐遗址简图

周武王虽然迁都镐京，但是并没有忘记岐周。岐周永远是周人心中的“圣城”。因为这儿是周人的发迹之地，建有最早的宗庙，是周民族奋发有为的精神源泉。

周武王灭商之后，封弟弟姬旦为周公，将岐周以西一带赐为周公的采邑。位于今陕西岐山县凤鸣镇的周公庙，就是后人祭祀周公姬旦的宗庙。在周公庙遗址发现四十多处大型建筑基址，也出土了一些甲骨卜辞，有一片是“五月哉死霸壬午”肜祭卜辞，“哉死霸”就是夏至月的望日。根据天象记录，推测出卜辞的年代是公元前1051年，也就是周文王伐崇迁丰京的那一年。岐周以东一带则是周武王另一个弟弟毕公高的采邑。而岐周始终是周民族共有的“圣城”，由周公旦、毕公高及其后人一起虔诚地守护着祖灵。

周文王的遗训

第三次战略性转移奠定了四年之后武王伐纣的胜利基础。但是迁都丰京的第二年，即受命七年（公元前1050年），周文王积劳成疾，身染重病。他知道自己时日无多了，以后天人相隔，心忧太子姬发难以继承大业，赶紧把姬发召唤到镐京去。

某月戊子日，周文王以水洗面。翌日己丑黎明时分，周文王在弥留之际，谆谆教导卧榻前的姬发。周文王的遗训都记载在清华简《保训》中。《保训》的核心是要姬发恪守“中道”。为了让姬发切实体会到“中道”的内涵，周文王提到了历史故事，一个是帝舜求“中”于历丘，另一个是殷商先公上甲微求“中”于河。

周文王所说的“中”，到底是什么意思？“中”是一个古老的概念，早在夏朝之前就产生了。卜辞里的“中”是一个指事字，形似一面有多条飘带的旌旗，“中”字的竖线代表旗杆，方框位于旗杆中间位置，将旗杆分为上下两端，这就是“中”字的最初本义。知道“中”的本义，就不难理解周文王的“中道”。

孔子说：“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好比一根杠杆，一端是保守主义，另一端是冒险主义，那么“中道”是杠杆上最佳的位置，最佳的状态，也就是公正公平，或者中正中允。《尚书》上说“允执厥中”，就是指不偏不倚的中道。

战国清华简《保训》

《保训》释文：

惟王五十年，不瘳，王念日之多历，恐坠宝训。戊子，自（huì）。己丑，昧［爽］□□□□□□□□□□［王］若曰：“发，朕疾适甚，恐不汝及训。昔前代（？）传宝，必受之以诇。今朕疾允病，恐弗念终，女以书受之。钦哉，勿轻！昔舜旧作小人，亲耕于历丘，恐求中。自稽厥志，不违于庶万姓之多欲。厥有施于上下远迩，迺易位迩稽，测阴阳之物，咸顺不扰。舜既得中，言不易实变名，身滋服惟允，翼翼不懈，用作三降之德。帝尧嘉之，用受厥绪。呜呼！发，祗之哉！昔微假中于河，以复有易，有易服厥罪。微无害，迺归中于河。微志弗忘，传贻子孙，至于成唐，祗备不懈，用受大命。呜呼！发，敬哉！朕闻兹不久，命未有所延。今汝祗备毋懈，其有所由矣。不及尔身受大命，敬哉，勿轻！日不足，惟宿□不详。

周文王的“求中”，求的是天地正道，宇宙万物运行的规律。从治国理政，到为人处世，都要遵循中道，才能够获得天命的佑护。否则，物极必反，盛极而衰。这就是周文王留给太子姬发最后的遗训。

求中，是《保训》的核心思想，也是后世儒家思想精粹“中庸之道”的滥觞，对华夏文明影响至深。

《保训》还有一个重要价值，就是基本平息了文王是否生前称王的历史争议。周文王在世称王，还是死后被追封为王？唐宋千年以来，一直聚讼不休。竹简开篇“惟王五十年”短短五个字，掷地有声，周文王在世之时就高举叛旗，假天命称王。

但周文王称王的时间，应在他在位的第四十四年。“惟王五十年”是另一种纪年方式，意即周文王在位统治的第五十个年头，相当于受命七年，不等于即位之时就称王。

称王之前，姬昌承袭了其父季历的西伯之号，所以史书称之为西伯昌。西伯，是商王文丁册命季历的爵号，卜辞称之为“周方伯”，说明当时周国只不过是殷商王朝的一个属邦方国。西伯必须听命于商王，为商王效命。

西伯昌假托天命而称王，其野心不言而喻，就是要灭掉商纣王，取而代之，统治天下。然而，对商纣王来说，西伯昌自命为王，并非一个不可忍的反骨贼。因为殷商时期，称君称王不是商王的专属，卜辞中不少方国首领也使用王、君、公的称号。况且姬昌只是在周人境内称王，而不是跑到朝歌城，指着纣王的鼻子叫嚣：“我也是王，要跟你争抢天下！”所以史传文献或甲骨卜辞都没有提到纣王为姬昌称王而跳脚，准备兴兵讨逆。

三分天下，周有其二，形势一片大好。受天命自号为王之后，周文王仍不敢公开向纣王叫板，而是摆出一副忠顺的属臣面孔，“率商之叛国以事纣”。周文王为什么如此低调？有些事只能说不能做，有些事只能做不能说。姬昌称王，密谋伐纣，那是属臣叛宗主，在道义上理亏，只能做不能说。

这可以算是中道吗？

周武王牢记周文王临终之际的教诲——《保训》，始终不敢逾越中道。所以即位之后并没有改元，而是沿袭了周文王受命之后的纪年，自称太子发，继续奉行韬光养晦的战略。韬光养晦不仅仅是一种高明的策略，更是一种极致的美德。这也是周文王一生执着追求的中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