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 商纣当国（1 / 2）
岐周地震
这个诞生于污秽的“豕牢”之地，“胸有四乳”的奇异少年姬昌，即将引领周人走出岐山，迈向更遥远、更广阔的东方大地。而他的大仇家——商王文丁，在杀害季历不久后也死去了。文丁在位十一年，死后，儿子羡继位，史称帝乙。
史上对商王帝乙的评价存在分歧。司马迁说他是个昏庸无能的君主，即位之后殷商王朝加速衰落下去。在《左传》中，甚至将帝乙与西周的暴君周厉王并称为“不肖之君”——很不像话，辱没了老祖宗的统治者。然而在《尚书》和《周易》中，帝乙则被称为贤君。
帝乙在位期间，到底有哪些劣迹，史无明载。但是根据卜辞的记载，帝乙并非毫无作为。他对祖甲时期形成的周祀制度再次改革。祖甲按照翌、祭、祼、协、肜五种祀典的顺序，一个祭祀周期只需30旬，也就是300天。及至帝乙之时，五种祀典的一个祭祀周期演变成36旬或者37旬，也就是360天或370天，其平均数相当于一个太阳年（365.2422天）的天数。每一个完整的祭祀周期为一“祀”，经过帝乙改革之后，商开始称年为“祀”，这是天文历法上的巨大进步。
在帝乙、帝辛时代的甲骨卜辞或青铜器铭文中，常常出现的“王几祀”就是指当时的商王在位第几年，中国由此开启了王位纪年的先河。如，帝乙二祀（公元前1100年）四月，对上甲微以降的所有殷商先王进行了一次规模盛大的合祭活动。这样的合祭事件在帝乙五祀（公元前1097年）九月又举行了一次。了解这一点很重要，因为中国历史上有确切王位纪年的事件就是从帝乙时代开始的。
在帝乙卜辞中频频出现的“旬亡祸”，就是指在卜问接下去的十天之内会不会发生什么祸事。这通常是在外敌犯边时的贞卜用语。由此可见，帝乙时期的边关形势十分紧急。
彼时，殷、周大致以太行山脉为界，太行山以西，尽是周人的天下；太行山以东，虽是殷商的势力范围，但国内人心不稳，四邻各族趁机闹事。在帝乙二祀，或者姬昌继承王位的第二年，姬昌高举复仇大旗，率领周人大军，开始对殷商王朝发动进攻。这是王者的复仇，虽然此时姬昌仅仅十二三岁，但是殷、周两族的宿怨以及季历困死塞库的血仇，让年少的姬昌一夜之间老成起来。此役，是周人反客为主，对殷商王朝的第一次主动出击，扭转了商、周之间的战略态势。西周中期史墙盘铭文中的“初盭和于政”，就是指这次伐商。
其后数年中，帝乙的贞问卜辞里连续出现了“旬亡祸”，似乎姬昌这个小毛孩已经成了帝乙挥之不去的梦魇。
帝乙六祀，十二月癸卯，贞问，旬亡祸？吉。——结果很吉利。
帝乙七祀，五月癸未，贞问，旬亡祸？吉。——结果也很吉利。
帝乙八祀，二月癸酉，贞问，旬亡祸？引吉。——虽然也很吉利，
西周中期的史墙盘
史墙盘是西周时著名青铜器，1976年12月在陕西扶风出土，为西周恭王史官墙所作的礼器。内底铸有铭文18行284字，文章使用的四言句式，颇似《诗经》，措辞工整华美，有较高的文学价值。铭文前半部分颂扬西周文、武、成、康、昭、穆诸王的重要政绩，后半部分记述墙所属的微氏家族的家史，与文献记载可相印证，是研究西周历史的重要史料。
但是这次用语不同。引吉，就是《周易·萃卦六二》中的“引吉，无咎”。引者，拉开弓，箭未射出。“引吉，无咎”就是祸事还处在萌芽状态，但由于处理得当，比如虔诚祈求神鬼的佑护，所以没有酿成大祸。
帝乙十祀（公元前1092年），殷商的西边发生了一件大事——岐周地震。这事没有出现在甲骨卜辞上，但是史传文献多有记载，诸如“地动东西南北，不出周郊”，可见震级不小，而且岐下的宫殿、宗庙处在震中。当时正值盛夏六月，年富力壮的姬昌突然病倒了，而且病得很厉害，卧床五日，岐周到处地动山摇。公亶父修建的宫殿仿佛在风中摇曳，门窗晃动，屋瓦震落。姬昌生病与地震本来纯属巧合，周人却惊魂不定，认为“地之动也，为人主也”，这是老天对姬昌发出的警告。一时间人情汹汹，纷纷要求迁出岐周。
姬昌问：“怎么迁走？”有位官吏回答说：“发动民众，再造一座新城。”
面对即位以来最大的危机，姬昌出奇地沉着冷静。他告诉周人：“这是天帝降罪于我，不认可我这个西伯。如果兴师动众，再造一座新城，那就是罪上加罪，老天会饶了我姬昌吗？”
姬昌应对此次危机的策略是坚持“以仁安人、以义正我”的治国理政之道，用爵禄品级和兽毛皮革去结好邻近各族，用谦卑语言和重金布帛去招揽天下英才，用爵位俸禄和肥田沃地去赏赐群臣百吏。彼时的姬昌不过二十三四岁，但是他拥有一个成熟政治家的智慧与谋略。殷商动不动就挥舞大棒，姬昌反其道而行之，实施了“以仁治国”的王道理念，不但稳定了人心，而且大大凝聚了邻近诸族的向心力。
姬昌的王道理念有三个内涵：其一是修己，强调内圣，把自己的事做好；其二是重义，不仅讲究一个“仁”字，而且更加注重“义”，以建立和谐的社会秩序；其三是包容，以多元、宽仁的态度去对待邻近各部落，呈现给世界的不是暴力或征服，而是“协和万邦”。
姬昌的王道理念使他确立了名副其实的西伯（西方霸主）地位。《墨子》说，姬昌亲仁百姓，让利于民，由此大得人心，“闻文王者，皆起而趋之”。投奔西伯昌，成为中原各族的最大心愿。铸作于西周中期的史墙盘铭文，对姬昌一生中的丰功伟绩进行了概括性的颂扬，赞云：“曰古文王，初盭和于政，上帝降懿德大屏，敷（抚）有上下，?（hé）受万邦”——
我说啊，古时候有个周文王，
初一交战，建立了政权，
天帝降临给文王美德，
让四方百姓，无不受其恩惠，
从此万邦协和，海内一统！
这次岐周地震，反而成就了西伯昌的真正崛起，中原格局因而大为改观，具备了划时代意义，所以史书上对此不吝笔墨，大书特书。
千余里之外的商王都对岐周大地震毫无震感。卜辞记载，周人遇到旱灾，向商王报告，商王曾经派人到岐周去燎祭，祈求神明的佑护。所以这一回周人也应当向殷商汇报地震的事。姬昌的生母太任来自挚仲氏，也算是殷商王室的瓜瓞（dié）子孙。商、周之间维系着一种极为特殊的政治婚姻关系，既为亲也为仇。至于帝乙获悉之后，有何反应不得而知，心情想必十分复杂吧。
此时，姬昌忙于处理大地震善后，致力于巩固自身的霸主地位，交好邻近各族，以壮大自己的实力，势必对帝乙服软示弱。商、周之间暂时相安无事，帝乙得以专心打理国内政事。
大伤元气的征伐
西疆得以安宁，殷都府库中有堆积如山的谷物，帝乙认为该出兵讨伐叛逆的东方诸侯——盂方伯炎了。盂方，今河南商丘睢县一带，与安阳殷都相距两百千米。商朝还有一个盂国，又作邘国，在今河南沁阳西北，地处山西、河南两地的交通要冲。邘国是殷商王朝的忠诚属国，商纣王时册命西伯昌、九侯（即鬼侯）、邘侯（即鄂侯）为三公。后来邘国被西伯昌所灭，武王伐纣之后封子邘叔于此。
盂方是殷商东部实力最为强劲的两个部落之一，另一个部落是东夷，卜辞中称其为人方。武丁时期，盂方曾经听命于殷商王朝。武乙、文丁之时，殷商衰微，盂方多次内犯，东边屡屡告急。
贞问讨伐盂方的卜辞中出现的“不凮（mò）”，是毫不犹豫的意思，表明帝乙对攻打盂方态度坚决，而且胜券在握。讨伐盂方开始于帝乙九祀（公元前1093年）十月，帝乙御驾亲征，统帅主要是多甸、多伯两员战将。翌年十月结束，仗打了整整一年，属于一场大规模的战争。
商军凯旋之际，帝乙在班师途中进行了一次大狩猎活动，以庆贺这次胜利。围猎之中，帝乙亲手射杀了一只浑身通白的犀牛（白兕）。犀牛一般是黑色的，帝乙视白犀牛为天降瑞象。在宗庙献捷之时，这只异兽被当作牲品，摆在祖灵之前，成了帝乙一生中最荣耀的事。为此，帝乙特意让人把这件事刻在白兕的头骨上。
然而，正是这一次令帝乙引为自傲的出征，让殷商王朝大伤元气，加速滑向覆灭的深渊。
帝乙在位二十六年（死于公元前1076年），他有四个儿子，正妃生三子，长曰微子启，中曰微仲行，小曰受。受，即受德。庶妃生箕子，箕子的年纪仅次于微子启。《吕氏春秋》说，微子启、微仲行、受是同母兄弟。启的母亲生下启时，身份卑微，只是一个妾。后来被立为王后，又生下受。启，是一个大贤人，所以帝乙准备立他为太子。
受暗中贿赂太史，让他在帝乙面前据法力争，说：“自古以来子以母为贵，都是立嫡不立庶。启出生时，他的母亲尚未立为后，但是受出生时，她已经是后宫之主。不立正妻的嫡子为太子，而立妾的庶子为太子，怎么可以这样？”这个太史自相矛盾的逻辑错误是显而易见的，帝乙却无言以对，只好传位给受。
帝乙死后，受继承王位。他就是末代商王帝辛，后人称之为纣王。纣，是武王灭商之后周人强加给帝辛的谥号。也有说“纣”是由帝辛的名字“受”转音而来的。《吕氏春秋·功名》高诱注云：“贼仁多累曰纣。”“纣”后来成了暴君的专用谥号。《谥法》曰：“残义损善曰纣。”
帝辛即位之后，六百年的殷商王朝走入了末途。
史书上记载，商纣王是上古时期与夏桀齐名的暴君。与夏桀一样，商纣王也是才力过人。他满面横肉，胡须下垂，长一尺四寸。他还膂力过人，能徒手格杀猛兽，倒拉九牛，甚至单只手托起屋梁，抽换房柱。气力勇猛者多残暴，这是一个王朝末代君主的标配。
商纣王的残暴不仁有四事。
其一，营朝歌宫室。
武丁时期，国力强盛，安阳殷都成了当时最为繁华的大都邑。虽然都邑物品充盈，资源丰沛，但仍无法满足武丁的奢靡生活。武丁在安阳殷都以南49千米处黄河与淇水间的原野开阔之地修建离宫别馆，作为度假胜地。因为建立在沬水之旁，所以当时称之为沬邑或者妺邑。帝乙又将沬邑作为陪都，常年在这里居住。到了纣王之时，纣王又大兴土木，对沬邑进行扩建，并将安阳殷都的权力机构迁到那里去，使之成为殷商末期的实质性行政中心。因纣王奢靡无度，整日沉湎于声乐之中，朝夕笙歌，不绝于耳，所以沬邑又称为朝歌。
商纣王不惜民力，耗费七年营建朝歌。史传朝歌城内大宫室百座，小宫室七十三座。最显眼的是鹿台，大三里，高千丈，堆放着商纣王搜刮而来的民膏民脂，金银珠宝，玉器布帛，无所不有。商纣王及其宠妃的居所包括倾宫、琼室、瑶台，都装饰以各种精致华丽的玉器。宫中开有九市，酒肉遍地，乘车出行可饮美酒，骑马出行可吃烤肉，任商纣王大肆挥霍。另在淇水东岸建有粮仓——钜桥，米粟通过漕运，运往宫中。
商纣王是个十足的享乐主义者和物质主义者，史书上说他住的是“高台广室”，穿的是“锦衣九重”，吃的是“旄象豹胎”。
旄象豹胎是什么？西方的旄牛，南方的象，豹的胎盘。这古怪的吃法恐是夸饰之语，但足以形容纣王奢侈糜烂的程度。《吕氏春秋·本味》中罗列了上古众多舌尖上的美味，其中有句话叫“肉之美味者……旄象之约”。纣王生性奢靡，用象牙制作的筷子夹肉吃，用犀牛角或白玉制作的杯子来喝酒。而且，他还酗酒，在朝歌城外挖有酒池，酒糟成丘，池中酒可供三千人豪饮。
史书上的这些记载虽有夸张之嫌，但若以安阳殷都的布局及规模来推断，凭着当时较高的建筑技术和充沛的人力资源，营造朝歌城并不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
其二，宠妲己淫乱。
妲己与夏桀的元妃妺喜一样，都属于被“妖魔化”的苦命女子。
妲己出自有苏氏，有苏氏为己姓之国，可能就是夏王帝槐所封的昆吾一支，封地原在今河南温县一带，后来向北迁徙至今河北沙河苏庄附近。
纣王在位第八年（公元前1068年），有苏氏叛乱，纣王发兵征讨。有苏氏力战不支，就献上妲己以取悦纣王。妲己，原作?己。?，黑而艳丽。可见妲己本来是有苏氏部落中一位皮肤略微黝黑，却美艳无比的己姓女子。
有苏氏属于后世的燕赵之地，燕赵出美女，战国秦汉之际，赵地美女更是闻名天下。她们善于弹奏琴瑟，踏着脚尖，舞步性感，成为各国君主竞相追逐的目标。赵地美女也频频进入宫闱，甚至出现在政治大舞台上，成为当时靓丽的风景线。诸如嬴政之母赵姬，赵悼襄王之后倡姬，南越王赵婴齐之后邯郸樛（jiū）氏女，汉文帝的慎夫人、皇后窦氏和尹姬，汉武帝的王夫人、李夫人和钩弋夫人等，不胜枚举。妲己凭着赵地佳丽的独特颜值，令好色的商纣王神魂颠倒。
西汉刘向《列女传》中如此描述，纣王“以为人皆出己之下，好酒淫乐，不离妲己”。纣王爱江山社稷但是更爱美人，整日围着妲己打转，为了她甘愿付出一切。商纣王在安阳殷都东北百余千米建沙丘台（今河北广宗西北太平台）。沙丘台以西就是妲己的老家有苏氏，沙丘台就是专门为取悦妲己而筑的，所以又称妲己台。沙丘台是商纣王的大淫窝，司马迁说“以酒为池，悬肉为林”，裸身男女穿梭于酒池肉林之间，竞相追逐，尽情嬉戏。
战国时期的赵武灵王遭遇沙丘之乱、秦始皇东巡死于沙丘，两位先秦时期最富雄心的男人都在沙丘台终结了生命。他们的死虽然与“红颜祸水”无关，但是沙丘台这个充满历史记忆的地方，更让人增添几分感慨。
妲己和夏末的妺喜、西周末的褒姒，成了盛行数千年“女祸论”之源。将一个数百年王朝的灭亡归咎于孱弱的妇女，这样子的甩锅也太难看了。
“女祸论”是伴随着周礼而产生的，其本质是为父权制的确立而服务的。父权将女性牢牢压制在下，剥夺她们所有的话语权，剥夺她们的政治、经济、文化权力，直至女性成为毫无反抗力、任人宰割的温顺“小羊羔”。所以，在残酷的男权社会中，人人可以随意诋毁一个妇女。而打开这个潘多拉盒子的，正是周武王本人。
在血流漂杵的牧野决战之前，周武王面对全军战士，发出铿锵有力的誓言，条条列举了商纣王的暴行。其中第一条就是：“‘牝鸡无晨，牝鸡之晨，惟家之索。’今商王受，惟妇人言是用。”意思是说清晨母鸡是不啼叫的，母鸡一啼叫，这家就要败落了，纣王对妲己言听计从，殷商岂有不灭之理？让妲己背上殷商灭亡的黑锅，为周武王发动暴力革命打烟幕弹。
其后，周公创制周礼，以彰显西周取代殷商的正义性与合法性。再经过后世儒家的层层历史建构，“女祸论”终于结结实实地钉在父权制的历史铜柱上，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表征之一。
作为“女祸论”的最早牺牲品，妺喜、妲己、褒姒是可悲的。
其三，制炮烙滥杀。
令人不寒而栗的炮烙之刑，是由大熨斗演变过来的。熨斗本来是熨烫衣料布帛的一种工具，但被商纣王用来惩罚罪人。具体做法是将一块铜板烤得通红，而后让罪犯赤手抓举。罪犯难以忍受手掌被烤焦烫烂的剧痛，随着嗤的一声，铜板冒烟而落地。商纣王大怒，将其改造成更加残酷的炮烙之刑。在燃烧的炭火之上，架起涂抹厚厚膏油的铜柱，然后令罪犯赤脚行走过去。铜柱既滑溜又烫脚，罪犯跌落炭火之中，烧得嗷嗷大叫。这一千古罕有的“酷刑艺术”，令在旁围观的妲己开怀大笑，以其取乐。
笼罩在炮烙之刑“炽热通红”的恐怖阴影之下，殷商民众人人自危。师延谙晓乐律，史书上说他“总修三皇五帝之乐，抚一弦琴，则地祇皆升，吹玉律，则天神俱降”，有惊天地动鬼神之才。师延预感殷商将亡，连夜逃亡。商纣王把他抓回来，关在地下暗牢，准备炮烙伺候。在狱中，师延为了显示自己的才华，奏起高雅的“清商流徵涤角之音”。可惜对牛弹琴，商纣王不懂音律，把他痛骂一顿：“这是远古时期的乐曲，与我何干？”师延马上奏起不堪入耳的“迷魂淫魄之曲”，以迎合商纣王的重口味，由此逃过炮烙一劫。
炮烙之刑令人闻而胆寒，见而战栗，成了商纣王与妲己残暴统治的指标性刑具。在出土的上博楚简《容成氏》中，却有着与史传文献不同的记载。《容成氏》云，纣王“作为九成之台，置盂炭其下，加圜木于其上，思（使）民道之。能遂者遂，不能遂者坠而死。不从命者，从而桎梏之，于是乎作为金桎三千”。
这是说，商纣王筑起了一座高高的九成之台，上面架着一根圆木，下面放着一盆木炭（盂炭）。至于盂炭中有没有烧火，没写，应是烧了的。商纣王逼着百姓从圆木上走过，能走过圆木便罢了，走不过去的，摔死在盂炭里。如果违命不走的，就会被当作罪犯抓起来，为此商纣王专门定做了三千个铜枷。
可见炮烙之刑的本来面目是圆木，而非涂抹膏油的铜柱。
除了炮烙之刑，史书中还留下商纣王与妲己戕害无辜的种种罪行，包括：骇人地剖开孕妇之肚以辨胎儿性别，用人肉来喂老虎，厨师蒸煮熊掌不熟而被杀，等等。更有甚者，一天清晨，一位老人畏寒不敢过淇河。商纣王问旁人，这是何故？旁人回答，老人骨髓不多，所以畏寒。于是商纣王让人砍下老人的小腿骨，敲开来察看他的骨髓。当然，诸如此类夸张的描述，真实性不得而知。
其四，好田猎游玩。
商纣王还在盛暑六月征调民众，在西土大肆围猎。六月之时，万物茂盛，天地有成。古时候六月狩猎被视为“逆天道，绝地德”的无道行为，这一条也被列入商纣王暴政的罪状。
古时皇帝大多喜欢外出狩猎，这本来是无可指摘的。但是田猎过度、不修民事，会误了农桑，影响农业生产。所以《六韬》上说：“人主好田猎毕弋，不避时禁则岁多大风，……禾谷不实。”
在殷商末期的甲骨卜辞及青铜器铭文中，对商纣王“好田猎毕弋”的记录屡见不鲜，可与史传文献相印证。
周原甲骨中载：“衣王田，至于帛，王惟田。”这是西伯昌陪侍商纣王（衣王）到帛地（今河南扶沟县）打猎的一条记录，说明商纣王外出时大讲排场，强令地方诸侯随同前往，连姬昌如此强悍的西方霸主也不得不俯首听命。
商纣王视田猎游玩为人生的一大乐事，偶有收获，就沾沾自喜，命人刻记在猎物的兽骨上，使之流传千古万载。帝辛三祀（公元前1073年）十月辛酉日，纣王狩猎于鸡麓之地，捕获了一只白色的凶猛大老虎。六祀（公元前1070年）五月壬午日，在麦麓围猎时，他抓获了一头浑身沾满泥巴的犀牛（卜辞称为戠［zhí］兕）。纣王下令把这头脏兮兮的犀牛杀了，交给大臣宰丰等人，用来祭祀天地。
商纣王的残忍与荒淫令人发指，但这些罪名绝大多数都是后人罗织的。顾颉刚先生在《纣恶七十事的发生次第》中详尽罗列了商纣王大大小小的70条罪状，并考证了它们的追加过程，如战国增添了20条，西汉又追加21条，东晋最后添加13条。经过上千年的添油加醋式手法，众人描绘了一个万恶不赦的独夫民贼形象。明代的神话《封神演义》对商纣王奢侈无度与荒淫残暴的描写，更加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从此，商纣王在世人心目中，成了一个灭绝人性的暴君形象。
真实历史中的商纣王如何？
古代史学界复姓司马的两大伟人，都不带成见地赞扬过纣王。司马迁在《史记·殷本纪》中用十六个字来形容他：“资辨捷疾，闻见甚敏，材力过人，手格猛兽。”——思维敏捷、博闻强识、骁勇善战。司马光说他“弗祀上帝、神祇、宗庙，恃其强大，喜用兵，百战皆克”——商纣王不信神鬼，只信自己的胳膊腿儿，很会用兵，所向披靡，战无不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