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王者之都（2 / 2）

古代的都邑，最初都是由小村落发展而来的，斟鄩也不例外。夏朝建立以前的尧舜时代，甚至更早的仰韶文化晚期、龙山文化时期，在二里头遗址南部，尤其是沿着古伊、洛河北岸一带，出现了零星遗存，可见当时只是几个人烟稀少的小村庄。

夏朝建立之后，禹、启都定都于嵩山以南的颍河流域，古伊、洛河北岸仍旧是清冷之地。及至第三代夏王太康时，开始定都斟鄩。太康失国，后羿篡政，太康之弟仲康被立为夏王。仲康也定都于斟鄩。此后，夏朝初年的一系列政治活动，包括胤侯征羲和等，均以斟鄩为中心。

二里头文化的槽流铜爵

仲康死后，儿子帝相继位，但朝政落入后羿之手。帝相成了后羿的傀儡，如笼中之鸟，不但不自由，而且连性命也堪忧。后羿的嚣张跋扈，令帝相芒刺在背。帝相不得不走而避之，东迁于帝丘，也就是今河南濮阳。斟鄩遂沦为后羿的巢穴，夏朝也成了异族的王朝。直至少康中兴，芟平穷寒之乱，这才恢复了夏王朝的统治。少康重新将都城迁回了大禹的旧都——阳翟。

从太康至寒氏，历时大约一个世纪（约公元前1900年至公元前1800年），斟鄩是当时的政治、文化中心，这个时期的二里头遗址由于破坏严重，其详情不得而知。

在年代上，二里头文化与夏朝始建时间尚有一两百年的缺环，所以不是最早的夏文化。学界通常认为，最早的夏文化与二里头文化之间，存在一个过渡期，这就是河南新密的新砦期遗存。新砦期遗存的年代约在公元前1870年至公元前1720年，属于穷寒之乱时期的夏文化。

二里头一期的年代恰好可与新砦期相衔接，迄于公元前1750年，但是年代最早可达到公元前1800年左右。考古研究发现，新砦期遗存就是二里头文化的前身。二里头一期的开始年代，距少康中兴还有近半个世纪的时间，这个时期二里头遗址所发现的遗迹主要包括墓葬和灰坑。还有两处疑似属于二里头一期的大型夯土基址。这些遗存应该就是太康、仲康兄弟及穷、寒时期的残迹，当时因战乱不休，遭到严重破坏而颓废，真实原貌难以复原。

从二里头遗址看夏都

经过数十年的发掘和研究，目前对二里头遗址有了初步的系统认识。为了方便，考古学家将逾300万平方米的二里头遗址划分成若干挖掘区，从东到西、从南到北，依次标记。比如二里头遗址的核心——宫殿区，位于第五区。南边是手工业作坊区，位于第四区；北边是宗教祭祀区，位于第六区。那两处疑似二里头一期的夯土基址就位于第六区及邻近的第九区。

二里头遗址简图

第六区的夯土基址发现墙槽、柱洞等有关建筑遗迹，应属于宫殿类的大型地面建筑物。

第九区的夯土基址南北至少长120米，东西至少宽80米，夯土总厚度超过3米，土质结实，应该也是一处宫殿。考古学家认为，第六区和第九区的夯土基址已经形成一个规模庞大的宫殿建筑群体，是二里头一期的核心地带。此外，在第四区和第五区各发现青铜小刀1件，第五区还发现铜渣1块，意味着彼时已经出现铸造铜器的手工业作坊区。

宫殿的建造，是王权出现的标志之一。二里头一期遗存很可能就是太康或有穷氏后羿所居的斟鄩。尽管没有皇皇的王朝气象，但至少是当时都邑之类的聚落中心。

二里头二期开启了城市化的进程，夏朝统治阶层对整个都邑的总体规划大致完成。经过上百年的孵化之后，一座亮堂堂的王者之都终于破壳而出了。

城内四衢八街，中心地区修建了四条纵横交错的主干道，宽12～15米，最宽处有20米，呈现出“井字形”九宫状的道路网。井字形交会的中间是两座东西并列的大型建筑基址，即3号基址、5号基址。两座基址之间，以宽约3米的通道相隔，当时的城市建筑者匠心独运，在通道的路土下埋设木质的排水暗渠。一旦发大水，可以防止城市内涝。

3号基址是一座长逾150米，宽约50米，包括三个院落的复合型建筑物，占地面积逾7500平方米。包括主殿在内的中院可能建于二里头二期早段，其中发现两座并排的墓葬。二期晚段，对中院进行改建，并新建了北院和南院。南院的西北部发现东西并列三座贵族墓葬，有一座编号为M3的墓葬接近基址的中轴线，随葬有大型绿松石龙形器等。5号基址至少也有三进院落，总面积超过2100平方米。两座建筑基址占地面积如此之大，只能是王宫、殿堂之类的建筑物。

在3号、5号宫殿以北，有一个略呈圆角长方形的巨型坑（一号巨型坑），面积竟达2200平方米。坑底铺垫着大型陶片，发现幼猪骨头等祭品，说明此处是祭祀坑。

这时期最令人兴奋的发现无疑是M3墓葬精美华丽的随葬品。M3位于3号宫殿的南院，属于二里头二期晚段。墓主为30—35岁之间的成年男性，侧身直肢，头朝北，面部向东，双脚并列。墓底散见零星朱砂，没有发现棺椁痕迹。随葬品丰富，包括3件灰陶盉、1件陶爵、1件漆觚形成的酒器组合、1件玉鸟形器等，总计37件。墓主头部摆着3件白陶斗笠形器，顶上还各缀着1颗绿松石珠。颈部缠绕着货贝串饰，胸腹部置放着一件绿松石龙形器。

绿松石龙形器由两千余片绿松石嵌片贴嵌在一块红漆木板上，出土时置于墓主肩膀至髋骨处，斜放于右臂之上，呈拥揽状。龙形器巨首卷尾，头朝西北，尾向东南。距龙尾3.6厘米处有一个绿松石镶嵌条，长14厘米，宽2厘米，与龙体近于垂直，有红漆痕与龙体相连，属于龙形器的一个部件。由龙首至条形饰总长70.2厘米。上古时期龙是神圣之灵，龙形器物的佩戴者，代表着神灵，这是墓主身份尊高的标志。

墓主腰部另置有一件青铜铃，铃内有玉质铃舌。铜铃表面黏附着一层红漆皮和纺织品印痕。这件青铜铃是目前可见二里头二期唯一的一件礼仪性铜器，也是二里头文化最早的礼仪性铜器。M3墓葬随葬的绿松石龙形器和铜铃组合，开二里头文化铜铃与动物母题松石镶嵌器配套的固定礼器组合的先河，与不同材质的酒礼器组合在一起，构成独具特色的华夏早期国家礼器群。

M3墓葬的主人生前地位显然非同凡响，但具体属于什么身份，目前尚有争议。他或许是一位既贵又贱的特殊人物，如宗庙的管理者。也有人将绿松石龙形器与文献中主管祭祀龙图腾的官员——“御龙氏”相联系。当然也有可能是夏王本人，或者王室贵族。

御龙氏，是指上古时期的陶唐氏后裔刘累。

孔甲之时，天降雌雄二龙（即鳄鱼）。刘累的祖上世代研究养龙之术，孔甲就把雌雄二龙交给刘累，并赐封为御龙氏。二里头遗址M3墓葬随葬的绿松石龙形器当与此存在密切联系。

《史记》中说，孔甲“好方鬼神”，就是喜欢祭祀鬼神。二里头二期出土了众多的卜骨，骨料为牛、羊、猪的肩胛骨，不钻不凿，仅有灼痕，明显是当时的祭祀占卜品。神秘而精致的绿松石龙形器，与最早的礼仪性铜器青铜铃，构成了沟通天地鬼神的礼器或法器组合，可与《史记》中孔甲“好方鬼神”的记载相印证。

二里头二期相当于夏王孔甲、皋之时。孔甲曾经游猎于东阳萯山，而东阳萯山就在二里头遗址附近。所以二里头二期，已经成为夏朝的都城。也就是说，孔甲之时已经把都城从帝廑时期的西河，迁移至斟鄩。

其后的帝皋葬于二里头遗址以西一百多千米处的崤山，这一带位于洛河中游，是夏王最喜欢的游猎区。史称的太康失国，“畋（tián）于有洛之表”，就在这一带。有其父必有其子，孔甲之子帝皋大概也是昏君，终年游猎于崤山附近，最后死在此地，王陵干脆就建在这里。

如果M3墓葬的主人是夏王，那么他就有可能是孔甲或帝发。孔甲在位时间，《通鉴外纪》《路史》都说是三十一年，只有《今本竹书纪年》说是九年，当另有所据，与M3墓主的实际年龄30—35岁不违和。孔甲死后儿子帝皋继位，有记载称帝皋在位三年卒，葬于崤山南陵。如果孔甲在位三十一年，帝皋在位三年，从年龄上判断，M3的墓主不是孔甲，就是孔甲之孙帝发。

二里头3号、5号宫殿可能是孔甲生前的居所，而3号宫殿的中院建于二期早段，应是孔甲或帝发的寝宫。5号宫殿是夏王的朝堂，是当时统治者进行各种政治活动的处所。夏王死后，其子将他的寝宫作为王陵，并在南北两端各新建一间院落，使之成为一座三进院落的大型建筑物，用来埋葬王室贵族，并在此举行宗教祭祀活动。也就是说，经过扩建改造后的3号宫殿成了夏王朝的宗庙。

可见，相当于孔甲、帝皋之际的二里头二期，斟鄩城内已经宫庙分离。建立宗庙，并举行祭祀之礼，赋予了国家系于一姓的特殊政治意义。禹传启家天下，姒姓一家治天下就在这里体现出来。

到了相当于夏桀之际的二里头三期，经过不断地扩建、整修，二里头文化呈现出皇皇的王朝气象，焕发出极为灿烂的光芒。二里头三期的辉煌与繁荣，或许就是“暴君”夏桀亲手缔造的。

夏桀的“帝王杰作”

夏桀统治期间，二里头文化迈入“黄金年代”，整个遗址面积陡然扩增到逾300万平方米，处在它的巅峰阶段。

在第五区，一个规模庞大的宫城横空出世，宫城城墙轮廓近似长方形，东墙长约378米，西墙约359米，南墙约295米，北墙约292米，占地面积超过10万平方米，相当于四分之一个天安门广场。

宫城是二里头遗址的核心空间与政治中枢，整个城市建设都是围绕宫城而展开的。

宫城东部是贵族居住区，这里分布着众多的中型夯土房址，发现了玉石钺（yuè）、玉琮、白陶器等等级较高的遗物。贵族们死后，安葬于宫城东北面的墓葬区。

宫城正北面是祭祀区，这里发现大量与祭祀相关的建筑遗迹，诸如圆形地面建筑物、长方形半地穴式建筑以及附属的墓葬等。

紧邻宫城南城墙的是半封闭的绿松石作坊区，绿松石象征着荣耀与成功，这里加工生产的绿松石制品色泽鲜美，深受夏王朝贵族们的喜爱。二里头二期3号宫殿南院M3墓葬随葬的绿松石龙形器或许就出自这个作坊区；绿松石作坊区以南的青铜作坊区，与宫城相距约200米，面积超过1万平方米。这里出产的青铜礼器诸如铜爵、铜斝，代表着贵族的身份与地位。

这个时期最重大的扩建工程，就是宫城中的两个宫殿建筑群，一个是宫城西南的建筑群，另一个是宫城东北的建筑群。两个建筑群相距150米。由于冒出大型的宫殿建筑群，不断压缩“井”字形主干道的宽度，宫城更加拥挤。

二里头宫城布局图

宫城西南部建筑群包括宏伟的1号基址、7号基址、8号基址及9号基址，凝聚了夏王朝的实力。其中1号基址是二里头遗址甚至早期中国建筑物的杰出代表。

1号基址略呈正方形，坐北朝南，东西长约108米，南北长约100米，占地面积9585平方米，其建筑应是夏朝统治者的宫殿，《考工记》中称之为“夏后氏世室”。

1号宫殿坐北朝南，不但是上古时期生活经验的体现，更是王权之尊的象征，这也是数千年来中国皇家宫室的本源。《易经·说卦传》中的“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1号宫殿坐落在二里头遗址的中心位置，高出地面近一米，俯瞰四周，完全如《吕氏春秋·慎势》中所说的：“古之王者择天下之中而立国，择国之中而立宫。”这种“择中立国”、“择中立宫”、高高在上的早期王权思想，在这座宫殿的建筑格调上充分地体现出来。

中国最早的宫殿

二里头遗址的1号宫殿可算是完整发掘的中国最早的宫殿建筑。

1号宫殿外观最明显的特征是东北隅向西凹进一角，凹缺部分东西长20米、南北宽48米，使得在视觉上产生规则障碍，看起来很不舒服。造成如此不完美的原因，可能是当时修建1号宫殿时，在其位置的东北隅，恰好有一处非常重要的建筑物。风水师占卜之后，认为有必要留下，不可毁坏，致使1号宫殿东廊北半部内凹，也可能是当时流行的某种迷信观念使然。

但是不完美，才是真正的完美。东北隅内凹，反而衬托出1号宫殿的壮观与华丽。

1号宫殿布局严紧，包括主殿、廊庑、大门和庭院，主次分明。殿堂下有台基，中有木柱，上有四坡屋顶，坐北面南。四周廊庑组成一个整体。这样的紧致建筑结构一直被后代所沿用。

主殿也坐北朝南，面前是空阔的庭院。基座夯土分为三层，质地坚硬，夯窝清晰，东西长36米，南北宽25米，占地900平方米。从四周的檐柱洞排列情况来看，主殿是一座面阔8间、进深3间的大型殿堂建筑物，其屋顶可能是四坡出檐式的大屋顶。由于没有发现明显的土墙遗迹，只有少量木柱灰痕和草拌泥土块，可以推断，主殿以木柱为骨，用草拌泥堆砌成墙。当然也有可能是夯土墙，以木架草泥为屋顶。

二里头文化三期嵌绿松石铜牌饰

二里头文化方格纹铜鼎

但在史传文献中有夏桀发明瓦片盖房屋的记载，如《世本》云：“桀作瓦屋。”《淮南子·说山》亦云：“桀有得事。”高诱注曰：“谓若作瓦以盖屋遗后世也。”这是后世对夏桀唯一的一次肯定，实属难得。这说明夏桀之时，建筑技艺有了极大的提升。以陶瓦片取代草泥，用来覆盖屋顶，无疑是房屋加固技术的一次革新，可见夏桀也并非一无是处。

环绕在主殿和庭院四周的是一组完整的廊庑。廊庑是用铺石立柱修筑起来的木骨墙，将1号宫殿与外面隔离起来。

主殿与北回廊之间，发现有一个深10米许的井藏式冷冻库，古书上称之为“凌阴”设施，井底铺有一层红烧土，上又有一层厚度1米的纯净土。这种“天然冰箱”利用地下深处的恒温低温，储藏肉类、蔬菜、果实，甚至美酒等食物，以供夏桀随时享乐。

在主殿附近和庭院中一些灰坑里，发现有人骨架，有的两手贴紧胯骨，左右上肢脱位，生前似乎被捆绑活埋。这是建造宫殿时的祭祀坑，坑内的殉难者通常是战俘或掳掠而来的异族人。

史书上记载，夏桀在位期间进行多次攻伐，东征有施氏、有缗氏等。夏桀用俘虏作人牲，祭祀鬼神，意在驱鬼安宅，让生者顺安无事。

大门位于1号宫殿的正南方，有4座房基夹着3条通道，应为一个面阔8间的牌坊式建筑。主殿正对着南门，二者之间是宽敞的庭院。南门外有一条缓坡状路土面，这是当时人们进入宫殿的大道。《管子·轻重甲》中载，夏桀拥有“女乐三万人，晨噪于端门”。端门，就是正门，或许指1号宫殿的南门。

1号宫殿南门以南是7号基址，落在宫城南城墙的西段上，东西长31米，南北宽11米。7号基址向北正对着1号宫殿的南大门，两者具有共同的中轴线，应属于同一组建筑。所以7号基址可能是大型门塾式建筑基址，也就是宫城最重要的南大门基址。

与1号宫殿相隔的一道东西走向的夯土墙基址，就是8号基址。8号基址跨建于宫城西城墙的南端，规模与7号基址差不多。7号、8号基址之间是9号基址，它有可能属于1号宫殿的附属建筑物，诸如拱卫宫殿安全的武库设施。

7号、8号、9号三座建筑都是在二里头三期也就是夏桀之际修建的，与主建筑1号宫殿一道，共同构成了一个错落有致、鳞次栉比的宫殿建筑群。

夏桀时的宗庙建筑

宫城东北的建筑群，是夏桀之际又一个浩大的工程。这个建筑群包括2号基址（宗庙）和4号基址。

2号基址位于宫殿的左侧，长方形状，东西宽约58米，南北长约73米。它包括主殿，东、南、西三道廊庑及环绕四周的围墙，南面的门道及庭院，大门和大墓，共同组成一个完整的宫殿建筑物。

2号基址被认为是夏朝的宗庙，是夏王祭祀祖先的地方。古代京城的建筑布局中有“左祖太庙”，就是起源于这一时期。

宗庙建成年代大致在二里头三期晚段，可能比1号宫殿略晚。史书中记载，夏桀大造酒池，忠臣关龙逄谏说，这么奢靡浪费，迟早宗庙会被酒淹没了。夏桀一怒之下，把关龙逄杀了。关龙逄死后不久，夏朝也就灭亡了。

这座差点儿被夏桀美酒淹没的宗庙，是围绕一座大墓而建的。

大墓位于宗庙主殿与北墙之间，与宗庙南大门南北相呼应。大墓墓口东西长约5.3米，南北宽约4.2米；内有生土二层台，墓室东西长1.85米，南北宽1.3米，深6.1米。墓室中部有一早期大盗洞，随葬品被扫荡一空，连人骨也不见。考古工作人员仅在盗洞内发现少量的朱砂、漆皮和蚌饰。另有一具完整的狗骨架，置于一红漆木匣内，位于大墓中轴线偏东之处，深2.7米。大墓的规模与安阳殷墟的妇好墓相当。这座大墓占地面积庞大，应该是当时的贵族墓，甚至可能是王陵。

宗庙可能原来是埋葬男性祖先的地方（如二里头二期3号基址发现的M3大墓），以后逐渐演变成存放祖先灵位之所。在甲骨卜辞中，“宗”字是在神主（包括石主、木主）之上，人工建造一个屋顶。中国早期的宗庙，就是供祀祖先的场所，用牲畜祭祀，如2号宗庙中红漆木匣内的狗骨架就是证据，殷商时期甚至用人牲。

2号宗庙就是专为大墓而建的，是“宗”的进一步发展。当时为了使先人灵魂仍然住在类似生前所住的房子里，商王就把宗庙建成寝殿的样子。夏桀定期在此祭祀祖先之灵，祈求祖灵的佑护，确保夏王朝江山永固，社稷长存。

2号宗庙可以说是后世皇家“太庙”的雏形。

2号宗庙外有四面围墙，其中东墙长约73米，东墙之内还有长约50米的东廊，西墙及西墙之内也有西廊，北墙长约57米，南墙的南北两面是里外复廊。

宗庙的大门位于南墙中部偏东，东西长约14米，南北宽约11米，是一座由木骨内墙围成的庑式建筑，有东、中、西三间屋子，东、西屋略呈正方形，就是门塾——门内东西两侧的堂屋。中间屋子被用作宗庙大门的门道。

宗庙四墙中间围成一个庭院，宗庙主殿就坐落在庭院中央偏北位置，东西长约32米，南北宽约12米，被两道隔墙隔成三室。三室南面均开一门，中间隔墙也有门相通。室外为回廊建筑。

2号宗庙南边约13米处是4号基址，两者具有共同的中轴线，应该属于同一组建筑。4号基址由主殿和东庑组成，主殿呈长方形，东西长36米，南北宽13米。由于尚未发现墓葬、祭祀之类的遗存，所以4号基址功能不详。但从其占地规模来看，应是一处公共活动场所。

夏桀之际先后营筑了两大建筑群，它们的规模和结构达到了非常完美和惊人的程度。这些建筑群不但形成了明显的西朝寝与东宗庙格局，体现了早期宗庙制度的初步成熟，而且也反映出夏桀之际的繁荣，将二里头遗址推向最鼎盛的时期。

夏都的引力

分别以1号宫殿、2号宗庙为核心的两个建筑群，如同两簇鲜艳的花儿，绽放在这片充满古老气息的土地之上。两大建筑群是二里头遗址的心脏，夏王在这里举行的每一次活动，都会产生极有冲力的脉动，牵系着中原地区的每一个方国或部落。

从年代上看，二里头二、三期之际大致相当于夏桀（或履癸）即位初年。夏桀追求物质享受，纵情于声色犬马之中。《吕氏春秋·侈乐》云：“夏桀、殷纣作为侈乐，大鼓、钟、磬、管、箫之音，以钜为美，以众为观。”虽未发现钟鼓之类的礼仪青铜器，但密集分布的大型建筑基址、结构复杂的宫室、令人眼花缭乱的回廊等各类建筑物，足以证明这是一个崇尚“丰大豫亨”的奢侈年代。

与其说夏桀是个暴君，不如说他更像个“基建狂魔”。夏桀筑建长夜宫于深谷之中，又建造了豪华的宫室、高台以及廊庑，并用精美的白玉、象牙加以装饰，使之美轮美奂。二里头三期兴建的大型建筑物1号宫殿与2号宗庙，主殿多宫室，四周回廊环绕，与史传文献的记载相吻合。而1号宫殿西南有个长方形平台基址，作用不明，也许就是夏桀所造的瑶台遗址。

相当于夏桀之际的二里头三期，其繁荣昌盛不但体现在规模宏伟的建筑物上，而且青铜器和玉器的数量与质量，都大大超越二里头二期。居民总数更是达到二里头遗址的最高峰，超过3.1万人。人口密度高达每平方千米145人，远远高于同时期翼城县（每平方千米51人）、垣曲（每平方千米5人）、侯马（每平方千米19人）。与史前时代的王城岗城址仅六十余户、两三百人相比，已是另一番景象。

从夏朝初年的稀疏村落，到夏桀之际一跃成为3万之众的皇皇王都，人口暴增，无疑是经济发展和社会化提高的必然结果。正因为数量众多的人口，发达的经济，夏桀才拥有建造大规模建筑群的底气与实力。

除了自然增殖外，夏都的人口绝大多数为外来移民。有的是向往斟的繁华，慕名而来，有的是属于非自愿的强制性征调，他们大部分是奴隶或者贫困民众，被送到这里修筑宫室。其中1号宫殿面积约9600平方米，土方总量近1万立方米。仅夯筑一项，假设每人每天夯筑0.1立方米，有1000个夯筑工，则需要200个工作日。倘若再加上挖基槽、取运土、夯筑、垫石、立柱筑墙、盖屋等建筑工序，以1000人算，则需耗时数年之久。

如此高强度、大规模的人力资源调配，必须依靠强有力的动力机制来推动，也就是夏朝统治者的残暴统治。史书中记载，夏桀自比为太阳，深居宫中，生活极度奢靡。他不惜民力，“为琼室瑶台，金柱三千，始以瓦为屋，以望云雨”。而百姓住在简陋、狭窄的草棚屋里，衣不蔽体、食不果腹，下大雨的时候无处躲身，却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被迫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由此怨声载道，人心思变，咒骂声不绝于耳，甚至绝望地发出怒吼：“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这个可恶的太阳什么时候灭亡啊？我要跟你同归于尽！

尽管在今天看来，二里头遗址中最大的建筑物，也不过是9600平方米的宫殿，或者4000平方米的宗庙，二里头遗址的宫殿和宗庙并不算什么庞然大物，但在生产力极其落后的上古时期，缺乏大型机械，一切都须手工操作，所以每一座建筑物的每一寸地方，都浸透着平民、奴隶的血汗。正是他们的辛勤劳动以及聪明才智，铸造了中国最早的宫殿、中国最早的中轴线布局的宫室建筑群、中国最早的国家级祭祀场所和祭祀区。

相当于夏桀时期的二里头文化，呈现出来的皇皇王朝气象，不但产生了中国最早的具有明确城市规划的大型都邑，而且也是东亚大陆最早的核心文化，对早期国家形成与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

世界上的每一个早期文明，诸如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希腊等，它们的辉煌灿烂无不建立在平民或奴隶的悲惨命运之上。伴随着文明的进步，人类总会失去一些什么，有时候还要付出极其沉重的代价——疾风骤雨般的暴动及其带来的血腥屠杀。

看似势所必然、神圣正义的背后，总是藏匿着邪恶，遮掩着虚伪。历史是无数因果交织而成的一匹布，圣哲也好，暴君也好，都是这匹布上的一条条经纬线，纵横交错，哪怕是缺失了一条，这匹布也会散裂。或许，我们应当拨开历史的浓雾，以更审慎的目光，去看待史书上所谓的“暴君”夏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