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王者之都（1 / 2）
七个名号的由来
成汤堪称上古时期最卓越的政治领袖之一，被后世儒家标榜为圣君的典范。春秋时期的孔子将夏禹、商汤、周文王并列为“三王”，其弟子子夏说这三位上古圣王的品德“参于天地”，与天齐、与地齐。
孔子解释了何以赋予三王如此崇高的评价。是因为这三王具备了“三无私”的精神，如春风化雨，惠泽人世间的普罗大众。何为三无私精神？按照孔夫子的原话，是指“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日月无私照。奉斯三者以劳天下，此之谓三无私”。意思是说，夏禹、商汤、周文王，就像苍天那样无私地覆盖着万物，像大地那样无私地承载着万物，像日月那样无私地照耀着万物。把自己拥有的一切毫无保留地奉献出来，这是后世儒家理想中圣贤人格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成汤就是这么一位与天地同在、与日月同辉的上古帝王。
成汤像（南宋马麟绘）
如此一位高尚的圣王，理应受到后人的崇仰。缅怀一个圣人的方法有千万种，而尊号以文字载体的形式显示出来，流传百世，无疑是彰扬圣人事迹的有效途径。成汤由此拥有了七个名号，《古本竹书纪年》中说“汤有七名而九征”。
至于成汤有哪七个名号，古今说法不一。按照《金楼子》的说法，成汤的七个名号是姓生、履长、瘠肚、天成、天乙、地甲、成汤。但是《金楼子》成书年代较晚，大致在南北朝时期，距离成汤已有两千年之遥，对上古史事的记载难免失真，甚至出现以讹传讹的情况。
今人结合史传文献与甲骨卜辞，罗列出成汤的七个名号：
第一个名号，唐。史传文献见于《归藏》：“昔者，桀筮伐唐。”也见于卜辞，如：“贞上甲、唐、大丁、大甲。”
第二个名号，成或天成。成，被认为是谥号。按照《逸周书·谥法》的说法，“安民立政曰成”。成，带有平定动乱、开创盛世之意。通常只有贤君才有资格谥号为成，如周成王。汤兴师伐桀灭夏，平定中原之乱，武功卓著，因而谥号为成汤。卜辞中有“侑于成、大丁、大甲、大庚、大戊、中丁、祖乙”，可作为史传文献的注脚。天成，似乎仅见于《金楼子·兴王》。
第三个名号，成唐、成汤。成汤是史传文献中最常见的称呼之一，也是人们最熟悉的名字。成唐见于周原甲骨，是周文王时期祭祀成汤的卜辞，如：“癸巳，彝文武帝乙宗，贞王其邵祭成唐。”北宋末期出土的叔夷镈钟，也铸刻有“成唐有严在帝所，专受天命”的铭文。近代甲骨文研究大师王国维认为，唐古字从口从昜，与汤字形相近。卜辞中的唐，是汤的最原始写法，后来逐渐转写作汤。
第四个名号，大乙或天乙。殷商之时，已经使用天干地支来纪时。当时盛行以一个人出生日的天干来命名，成汤是主癸及妣甲（扶都）的儿子，生于乙日。大乙是卜辞中对成汤的称名，其后祭祀成汤的日子固定在乙日，称之为大乙日。举个例子，如有条卜辞：“甲戌贞，大乙日亡害。”天乙，见于《史记》《世本》《荀子》等史传文献。成汤被尊为天乙，缘由如谯周所说：“夏、殷之礼，生称王，死称庙主，皆以帝名配之。天亦帝也。殷人尊汤，故曰天乙。”天乙，就是帝乙。殷商时期崇拜天帝，成汤称号为天乙，将其抬升至天帝的至尊之位，可见成汤在殷商后人心目中形象之高大。
第五个名号，履。履是成汤的本尊大名。似仅见于史传文献，如《墨子·兼爱下》云：“汤曰：惟予小子履。”这是成汤的自称，意同“在下履某”。成汤叫履的原因，《帝王世纪》解释说：“主癸之妃曰扶都，见白气贯月，意感以乙日生汤，故名履。”履，就是足迹。成汤的母亲扶都看到白气贯月，在天空上缓缓前行，觉得十分好奇，就跟着月亮跑。结果白气入身，扶都怀上了成汤，生下来之后就以“履”命名。“履”之名不见于卜辞，可能是后世为神化成汤的假托之名。
第六个名号，武王、武汤、武唐。这是殷商后人对成汤武功显赫的一种颂名。武王、武汤见于《诗经》中的《长发》《玄鸟》等。《史记·殷本纪》云：“于是汤曰：吾甚武，号曰武王。”可见成汤是一个极为自信的人，他对自己的成就颇为骄傲，宣扬说：“我雄赳赳气昂昂，最会打仗，所以号称武。”当然，成汤绝非王婆卖瓜。论武功之盛，成汤伐桀灭夏，建立了一个长达六个世纪的青铜王朝，此等丰功伟业，古今能有几人？武唐见于卜辞，有时就简称一个“武”字，如：“叀（zhuān）武唐用，王受有佑。”可见殷商后人确实为有这么一位能征善战、武功赫赫的先祖而倍感自豪。
第七个名号，帝乙、高祖乙，这两个应是成汤的庙号。帝乙见于《易纬·乾凿度》：“易之帝乙为成汤。”高祖乙常常见于卜辞，如“甲子卜，其又岁于高祖乙三牢”等。
集如此之众的名号于一身，成汤或许是上古帝王中绝无仅有的。成汤诞生的年代，时值昏庸的孔甲无德乱国，夏王朝江河日下，而商族却是蒸蒸日上，快步迈入文明的时代。成汤之所以能够风风光光地闪动在历史大舞台上，正是时势造英雄的结果。
自成汤的祖母——示壬的配偶妣庚开始，殷商的直系先妣列入周祭受祀的对象，其意义十分重大。殷商周祭的第一个先王是上甲微，这是殷商民族信史时代的开端。然而，上甲微配偶的庙号尚未出现在甲骨卜辞上，表明当时没有记载下来，到了殷商末期举行周祭时，已经无从考证了。
上甲微之后的三匚（报乙、报丙、报丁），他们的配偶庙号也没有记录下来。但在卜辞中统称为“三匚母”，表明殷商后人已经产生追溯直系先妣的想法。只是当时没有记录下三匚配偶的名号，让殷商后人无从供祀，只能含糊地合祭。
对女性先祖的尊重与祭祀，是跨入文明时代的重要标志之一。主壬配偶妣庚、主癸配偶妣甲，是卜辞中最早的直系先妣名号。这意味着，从成汤的祖父主壬开始，商族已设置专业的祭司或史官，负责整理攸关商族大事的典册。因而成汤祖母、生母的名号得以载入典册，让后人祭祀先妣时有案可稽。可见，主壬或主癸之时，商族的政治制度进一步完善，算是跨入了早期国家的门槛。
成汤作为商王朝的开国之君，在后世儒家心目中属于与天地、日月齐的理想圣哲，正因为如此，成汤才拥有如此之众的名号流传至今。成汤与殷商先祖契一样，他也被赋予神奇的色彩，拥有扑朔迷离的感生神话。
《宋书·志》卷二十七引《帝王世纪》云：“主癸之妃曰扶都，见白气贯月，意感以乙日生汤，故名履。”到后来，成汤诞生的神话越来越离奇，《金楼子》说：“成汤母感狼星之精，又感黑龙而成。”所以成汤又有黑帝子之称。
成汤奇异的形貌
史传文献对成汤外貌的记载，也很离奇，说他生有四种异相。
其一，成汤身躯伟岸，高八九尺。《太平御览》卷八引《洛书》云：“黑帝子汤，长八尺一寸。”
其二，成汤上半身消瘦，下半身肥粗；皮肤白皙，两颊饱满，长有络腮胡；躯干昂直，声音洪亮。《艺文类聚》卷十二引《帝王世纪》云，成汤“丰下锐上，晰而有髯，倨身而扬声”。《晏子春秋·内篇·谏上》亦云：“汤质皙而长，颜以髯，兑上丰下，倨身而扬声。”
其三，成汤身体背部隆起，称之为龟背。孔子是殷商族的后裔，成汤这种奇异的体形也遗传到大圣人身上。《孔丛子·嘉言》说，孔子“修肱而龟背，长九尺有六寸，成汤之容体也”。《孔丛子》传为孔夫子的后人孔鲋所作，可信度很高。春秋一尺约等于现在的19厘米，一尺十六寸。孔子身体颀长，高九尺六寸，约1.8米，也算个伟岸丈夫。史书又称，成汤双臂修长。古代一肘等二尺，或说一尺五寸为肘。东汉的《白虎通》说，成汤臂长三肘，三肘相当于四至六尺，那是成汤的一双翅膀，要挥去不义之恶人，让百姓安居乐业，生生不息。东汉另一部儒家典籍《春秋元命苞》说，成汤臂长四肘，四肘在六尺与八尺之间。成汤双臂之长超过六尺，犹如长臂猿。他的一股神力，能够像皎洁的明月驱散阴云，让大地瞬间安宁幽静。出现这样离奇、浮夸的描述，是东汉儒家进一步将成汤神圣化与神秘化的需要，可见当时对成汤的推崇已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其四，成汤有生理缺陷。《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称：“至汤，体长专小，足左扁而右便。”这是说成汤左脚扁平，不便走路，行走时重心都落在右脚上，是个右利者。《尚书大传》又称“汤半体枯”，成汤不但是个右利者，而且也患有半身偏瘫。殷商尚右的观念，可能与其先祖成汤的遗传基因相关。如甲骨卜辞中出现以右卜为用的占卜习俗，形成以右队为先的军事编制，存在以右宗为尊的宗庙制度，建立以右官为高的官僚体系，等等。
对比文献记载与甲骨卜辞，足证史传中成汤奇异的形貌并非完全是虚妄之说。成汤身体上存在先天性的缺陷，但是他具备了上古圣君所拥有的“三无私”精神。如同古希腊维纳斯断臂女神像残缺之美，这种先天缺陷让成汤的形象更加丰满，也更加真实。当你见到一个走路姿势一点都不帅气、略微跛行的人，却能够威武地挥令三军，那种从心底油然喷发出来的震撼，绝非普通语言所能表达的。正因为如此，后人才会赋予成汤种种不可理喻的神迹，让他拥有七种名号，将他推崇到参于天地、比于日月的至尊位置。
殷商民族的希望就寄托在如此一位玄乎其玄却又不失真切的神奇首领身上。成汤，将带领殷商民族，大踏步向中原腹地进军，从而赢得天下，创造极其辉煌的青铜文明。
夏桀的残暴不仁
成汤被确立为商族的首领之时，夏王帝发在位七年死去，儿子履癸继位，他就是上古著名的“暴君”之一——夏桀。夏王朝由此进入了最后的“疯狂”时期。
夏桀的本名叫履癸，除了他，夏朝晚期还有两位以干支命名的王，分别是胤甲、孔甲，可能是受到商族习俗的影响。《史记·夏本纪》集解引《谥法》云：“贼人多杀曰桀。”桀，等同于滥杀，等同于十恶不赦的贼盗。后人就用这么极端贬义的字眼，概括了夏桀残暴不仁的君王生涯。
根据史传文献的记载，夏桀的残暴不仁有三。
其一，夏桀穷兵黩武，嗜杀成性。
桀是一位彪悍的肌肉男，孔武有力。史书上说，桀之猛，足以徒手折断骨角，拉直铁钩，绞铁成索，揉金成团。桀之勇，足以只手擒恶虎。可见，夏桀也是力拔山兮气盖世的一时雄杰。然而，夏桀自恃过人的神力，目空一切，滥杀成性。
桀喜饮清澈如水的美酒，一旦发现酒中浑浊，厨子立即成了可怜的刀下冤魂。夏桀的暴政导致众叛亲离，关龙逄（páng）捧着黄图进宫直谏，结果惨遭杀戮。桀残忍的本性可见一斑！
嗜杀者必黩武，黩武者必亡国。
夏桀曾经多次进攻东夷。东夷族首领伯益曾经辅佐大禹治水，共同建立了夏王朝。太康失国，东夷酋长后羿趁乱而起，篡夺了夏政，由此进入近半个世纪的穷寒之乱。然而，少康也是在东夷族有仍氏、有鬲氏的帮助下，成功复国。所以夷夏关系，攸关夏王朝的存亡。
夏桀（山东嘉祥武梁祠拓片）
夏桀时期，各种矛盾激化，东夷频频内犯。夏桀在有仍氏举行诸侯会盟，东夷有施氏、有缗（mín）氏叛离，夏桀发兵大举讨伐。结果东夷纷纷反抗，导致夏王朝国本动摇，最终灭亡。这就是《左传·昭公十一年》中的“桀克有缗，以丧其国”。
其二，夏桀沉湎酒色，荒淫无度。
夏桀嗜酒如命，为了满足自己的酒瘾，命人打造了一个酒池，池中可行船，积糟成小山，足够三千人同时张开大嘴，尽兴畅饮。
嗜酒催生荷尔蒙，产生欲望，所以说“酒是色之媒”。夏桀两次攻打东夷，都掳掠美女而归。第一次伐有施氏。有施氏姓喜（或僖），所以也称有喜氏，分布在今山东蒙阴县一带。有喜氏之君打不过夏桀，就献上美女妺（mò）喜乞和。妺喜应该得名于她的姓氏，意为来自有喜氏的小姑娘。东汉的王逸说，夏桀征伐蒙山之国而得妺喜。蒙山之国就是有缗氏，这是王逸把有施氏和有缗氏搞混淆了。
夏桀抱得妺喜归，对她十分宠幸，千方百计来取悦她。因为妺喜是夏桀的第一个王妃，所以被称为元妃。元妃有个怪癖好，喜欢听撕裂缯帛时发出的那种刺耳声音，为此夏桀搜集全国的丝绸布匹，以迎合她荒诞的口味。两人在宫中昼夜寻欢作乐，其淫荡情形不堪入目。西汉刘向在《列女传·孽嬖传》中专为夏桀与妺喜立章作传《夏桀末喜》（末喜即妺喜），使其秽行恶迹流遗千古。传记中说：
末喜者，夏桀之妃也。美于色，薄于德，乱孽无道，女子行，丈夫心，佩剑带冠。桀既弃礼义，淫于妇人，求美女，积之于后宫，收倡优、侏儒、狎徒，能为奇伟戏者，聚之于旁，造烂漫之乐，日夜与末喜及宫女饮酒，无有休时。置末喜于膝上，听用其言，昏乱失道，骄奢自恣。为酒池可以运舟，一鼓而牛饮者三千人，?其头而饮之于酒池，醉而溺死者，末喜笑之，以为乐。
夏桀第二次征讨东夷是攻打有缗氏。原因是夏桀在有仍氏召开诸侯大会，东夷各族首领都要参会，但是有缗氏之君无故缺席，由此惹怒了夏桀。
《古本竹书纪年》中有缗氏之君称作岷山庄王。岷山就是缗山或者蒙山之国，在今山东省金乡县东北。夏桀命令大将扁攻伐有缗氏。岷山庄王害怕灭族，有样学样，也将族内的两名美女献给夏桀。东夷族拥有发达的玉器制作业，有缗氏的两名美女穿金戴玉，浑身铿锵作响，所以一个叫琬，另一个叫琰（yǎn）。夏桀喜新厌旧，得到琬、琰之后，移情别恋，很快就把元妃妺喜甩到洛河一边去。
夏桀贪恋女色，恨不得将世界上所有的美女佳人都揽入怀中。他组织了一个女乐团，成员多达三万人。她们穿着华丽精美的衣裳，日夜不停地在王宫大门前欢唱，淫靡之声传出数里之外。
其三，夏桀大兴土木，劳民伤财。
《史记·夏本纪》中说：“桀不务德而武伤百姓，百姓弗堪。”夏桀恶行最大者，莫过于大兴土木，让夏朝国力衰竭，百姓穷困潦倒，最终难逃覆灭劫运。《史记·司马相如列传》集解引《博物志》云：“桀作瓦。”上古夏商时期，宫室的屋顶都是覆盖着茅草，夏桀却别出心裁，制陶瓦片，用作屋顶，在当时算是豪华至极了。
更有甚者，夏桀在深山空谷之中筑建一座长夜宫。长夜宫里昼夜灯火通明，男女混居，尽行苟且之事。夏桀则乐此不疲，沉迷其中数月不出，把朝政都荒废了。结果有一天晚上突然刮起暴风沙，长夜宫都被埋没了。
阴阳家的著作《太公金匮》则将夏朝灭亡归咎于桀凿空岑山的恶行，泄了夏王朝的龙脉地气。岑山，有的文献称为瞿山，即崟（yín）原丘（又作岑原丘），今河南巩义市西北。岑山下有深洞，称之为巩穴。巩穴南通淮河，北达黄河。夏桀之时，岑山发大水。桀于是在十月召集百姓，凿穿岑山，让大水流到黄河中去。
司马迁说：“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巩义是河、洛的汇流处，为上古夏商周三代的龙脉所在。所以当时有百姓预言：孟冬十月凿山穿陵，这是泄了天地的灵气。夏王无道，早晚必亡。结果惨遭夏桀杀害。第二年，岑山因过度凿空，地震崩塌，变成大湖泊，深九尺有余。不久，成汤伐桀，灭了夏朝，预言终成真。
总而言之，史传文献对夏桀的描绘，从纵情于声乐犬马，沉湎荒淫，到穷兵黩武，残暴不仁，再到滥用民力，广建宫室，经过层层积累，铸造了一个集万恶于一身的典型暴君形象。
夏桀暴君之争论
夏桀到底是不是十足的暴君？他干了哪些恶事？
司马迁并没有列数桀的种种罪状，而是作了极为公允的评价，说“桀不务德而武伤百姓”。
务德，就是孔子所说的“为政以德”，这是儒家治国的基本准则。“桀不务德”，弦外之音，即夏桀与儒家所倡导的“仁政爱民”“以德治国”背道而驰。说夏桀“武伤百姓”，就是夏桀施行后世法家极力倡导的严刑酷法、武力征服、巧取豪夺。
出土文献也证实了司马迁的记载。《郭店楚墓竹简》中云，“桀以人道乱其民”，上博楚简《鬼神之明》也说，夏桀“焚圣人、杀谏者、贼百姓、乱邦家”。上博楚简《容成氏》详细记载了夏桀的荒淫无度，说“桀不述其先王之道，自为不量其力之不足”。这些出土文献均将夏桀视为反面人物来论述，以服务于自己的观点，而且与《史记》中桀的形象基本吻合。
该如何看待史书上将夏桀描述成“上古暴君之集大成者”这一现象呢？
司马迁说夏桀拒谏好贿，“武伤百姓”，桀的无道，绝非虚言。但是史传文献对夏桀、商纣王等上古暴君的鞭挞之词，则过多呈现出程式化、同质化、笼统化的特征。
如《尸子》中说：“昔者，桀纣纵欲长乐，以苦百姓。珍怪远味，必南海之荤，北海之盐，西海之菁，东海之鲸。此其祸天下亦厚矣。”《太平御览》卷九百八引《缠子》：“桀王天下，酒浊而杀厨人。纣王天下，熊蹯不熟而杀庖人。”夏桀与商纣王的恶迹完全相同。
再如，夏桀有璇室、瑶台、象廊、玉床，都是用玉装饰的宫室、高台，用象牙装饰的走廊，用白玉打造的卧床。这些奢侈品也是商纣王的专利。还有桀打造酒池，池中可以行舟。糟丘长达十里，足够三千人畅饮。《论衡·语增》也说商纣王的酒池可行船、糟丘堆十里，有夸张之嫌疑。桀、纣的恶行存在着惊人的雷同，绝非巧合，应该是古人为贬损暴君政治而刻意捏造的一系列罪状。至于夏桀宠妃“妺喜好闻裂缯之声”，也与《御定渊鉴类函·布帛部》中所说的“周幽王后褒姒好裂帛”如出一辙，可信度极低。
甚者移花接木，将商纣王的罪恶栽赃到夏桀的头上。如发明炮烙之刑是商纣王时期的事，《符子》一书却将其记在夏桀的罪恶簿上，说“桀观炮烙于瑶台”。清代大学者马骕为此打抱不平，替桀辩白：“桀用炮烙未闻。”
而刘向《列女传》对夏桀荒淫成性进行了畅快淋漓的鞭挞，也是言过其实。《列女传》写作于汉成帝在位期间。彼时赵飞燕姐妹秽乱后宫，汉成帝酒色侵骨，朝政荒废，天下危机四伏。刘向著《列女传》，意在劝诫汉成帝，希望他有所醒悟。因此，他对夏桀、商纣王等上古暴君的恶行，难免有夸大之词。
柏杨曾经在《皇后之死》中为妺喜辩诬洗白说：“施妺喜是个可怜的女孩子，她的身份是一个没有人权的俘虏，在她正青春年华的时候，不得不离开家乡，离开情郎，为了宗族的生存，像牛羊一样地被献到敌人之手。”
如此千篇一律，含混不清，甚至不惜栽赃、抹黑的证词，当然是没有公信力的。
夏桀“暴君”恶名的产生，是有其文化根源的。
一是兴者必言亡者的罪恶，如此才能得到伐暴除恶之名，占据道德制高点，获得更多民众的拥护，以巩固新生王朝的统治。
这是朝代更迭的必然现象。成汤伐桀灭夏，也不例外。
二是先秦儒家理想层面上的需要。
先秦儒家对上古历史人物的评价往往遵从自己的伦理观与价值观，存在一边倒的绝对化、理想化倾向。将上古某位人物的善最大化，将他的恶最小化，甚至为尊者讳，隐其恶埋其毒，从而制造了一代又一代的完美圣人。尧、舜、禹、成汤、周文王，莫不如此。与此同时，作为圣贤的对立面，暴君或恶人，如共工、夏桀、商纣王等，也应运而生。
荀子曰：“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夏朝的亡国之君——履癸或桀，成了服务于先秦儒家说理布道需要而树立的典型暴君形象。
对于三四千年前的古人，由于年代邈远，事迹漫灭难以稽考。单凭文献记载，主观判断，一笔抹杀，恐失之偏颇。也许我们可以从地下考古入手，去追寻夏朝的遗迹，还原一个真实的夏桀。
夏都斟鄩在哪里
夏朝曾经多次迁都，禹初都阳城，后迁阳翟。阳翟，今河南禹州一带，或者说就是瓦店遗址。禹的儿子启则居于钧台。太康再迁斟鄩。帝相迁商丘，又迁斟灌，《水经注疏》卷二十六引《括地志》云“斟灌故城在青州寿光县东五十四里”，即今山东潍坊境内。少康迁原，汉代时河内轵（zhǐ）县有原乡，即为少康所迁居的原，在今河南济源市。战国时期著名的刺客聂政就是轵县人氏。帝杼自原迁老丘，《春秋地理考实》引《汇纂》中说“今河南陈留县北四十五里有老丘城”。帝廑迁西河。其后又迁斟鄩。斟鄩是夏桀一朝的都城。
斟鄩在哪里？《史记索隐》引《括地志》云：“故鄩城在洛州巩县西南五十八里，盖桀所居也。”也就是说在今河南巩义市西南。
夏王太康沉湎于狩猎游玩，太康的五个弟弟和母亲整天在洛水北岸翘首盼望，期待太康能早日回来。但是太康数月不归，所以太康的五个弟弟非常气愤，唱起歌来，抒发对亡国的忧心之情，这就是著名的《五子之歌》。可见，斟鄩地处洛阳盆地的洛河沿岸。
夏王孔甲曾经田猎于东阳萯山，而东阳萯山在今河南巩义市西北，与斟鄩毗近，所以有可能在孔甲之时商就已经从西河迁至洛阳盆地的斟鄩城。孔甲是帝不降一系，帝廑是帝扃一系。帝廑死后，孔甲逃离西河，迁往斟鄩，意在另起炉灶，以摆脱帝扃一系势力的牵制。
根据史书上记载，斟鄩的绝对位置在“洛州巩县西南五十八里”，相对位置如司马迁所说的：“夏桀之居，左河济，右泰华，伊阙在其南，羊肠在其北。”
伊阙，即今河南洛阳以南2千米处的龙门。羊肠，即河南沁阳以北的羊肠坂道，是太行山脉最险峻难行的小道。曹操北征叛将高干时翻越太行山脉，途经羊肠坂道，为其险峻而感叹，曾赋诗说：“羊肠坂诘屈，车轮为之摧。”明代诗人徐贲也有诗：“盘盘羊肠坂，路如羊肠曲。盘曲不足论，峻陡苦踯躅。上无树可援，下有石乱蹙。”斟鄩在沁阳羊肠坂道与洛阳伊阙之间，而且位于洛河之畔。有王者之都、皇皇气派的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能够契合文献记载中的地理条件，年代上也相吻合，应该就是夏朝中晚期的都邑，即太康、夏桀之居——斟鄩。
由于偃师二里头遗址缺乏内证性的文字材料，在考古学和文献方面，二里头遗址就是斟鄩的证据均相对薄弱。但是以目前资料而论，二里头遗址显然是夏都斟鄩的最优选择。按照一般的聚落分布规律，在河、洛之间再发现另一座与二里头遗址同时而规模更大的遗址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所以大可放心地指认二里头遗址为夏都斟鄩。
二里头遗址与定都斟鄩
夏人定都于此，有许多优越的地理条件。二里头遗址位于洛阳盆地的东缘，偃师西南9千米处的二里头村南，北紧邻洛河，南距伊河5公里，东西为低平之地。遗址之北是连绵的邙山，以南是高耸的嵩山。由于洛阳盆地地势平坦，伊、洛河多次改道，经冲刷、沉积之后形成不少牛轭湖，有的面积较大，为人类生存提供了丰沛的水源。
二里头遗址范围大致东起圪垱头村东，西抵北许村，东西最长2400多米；北至洛河滩岸，南达四角楼村南，南北最宽1900多米。现存遗址面积逾300万平方米。
二里头遗址的年代经过了反复的测定，最新数据是约公元前1750年至公元前1530年，可分为四期。一期（约公元前1750年至公元前1705年），大致相当于夏王帝扃或帝廑之时；二期（约公元前1680年至公元前1635年），大致是夏王孔甲、帝皋之时；三期（约公元前1635年至公元前1565年），大致是夏王帝发、履癸（即夏桀）之时；四期（约公元前1565年至公元前1530年），已经进入传统的殷商纪年了。
二里头文化的黑陶酒觚（gū）
二里头文化的红陶空足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