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玄鸟传人（2 / 2）
简狄吞鸟卵而生契的神话表明，商族在诞生之初的婴儿期，尚未脱离母系氏族社会的襁褓。自契以降，殷商先公都有明确的世系，意味着商族已经彻底告别“只知其母、不知其父”的母系氏族时代，开始迈入父权社会。涧沟龙山文化遗址的发现告诉我们，昭明率族人南迁之后，跟随着中原文明的脚步，逐渐由部落向酋邦过渡，不但出现了父权制，而且也产生了人剥削人的私有制。
反复迁徙的民族
在涧沟遗址的灰坑里，时有残碎的人骨出现，有的是火烧过并弄乱了的骨架，有的是单一的头骨。被发现的尸骨上残留着砍伤和剥皮的痕迹，这是因为在史前部落冲突中，俘获的敌方人员被斩首，用来祭祀。更惊悚的是，在两座半地穴式房址中央，各放置了三个人的头盖骨。这六个头盖骨都是从眉弓经颞骨到枕后一刀切下，制作成用来饮水的头盖杯，表明当时存在残忍的猎头习俗或头盖杯习俗，这是父权制出现以后部落战争加剧或者阶级压迫的产物。这样的习俗被商族沿袭了下来，在郑州商城宫殿区的一条壕沟中就堆积着近百个头盖杯。
此外，涧沟龙山文化遗址还出土了十件龟甲，有的在上部凿穿一孔，可穿绳佩戴。这些龟甲应是巫师占卜祭祀时用来沟通鬼神的器具。殷商民族的占卜、祭祀等宗教活动，应是从昭明时代开始的。
带领族人回归中原的，也正是这个使用头盖杯、开始占卜祭祀的昭明。昭明和他的子孙后裔经过反复迁徙，终于在豫北冀南平原安居下来。
从年代上看，“流共工于幽州”或者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兴起，距离殷商始祖——契的诞生不会太遥远，大致一两百年。契之后的四百多年间，殷商先公率领族人多次迁徙，这就是《尚书》中的“自契至于成汤八迁”。八迁具体路线众说纷纭，但是均在河北滹沱河流域与河南商丘之间，南北直线距离大约500千米。
商族的不断迁徙可能与全新世晚期气候的反复有关。
全新世时期，全球及中国气候的波动呈现出八冷八暖的格局，冷期历时大多在两百年至五百年之间。全新世时期最著名的冷事件有新仙女木事件（公元前10900年—公元前9580年）、“8200年冷事件”（公元前6200年前后）、仰韶中期寒冷期（公元前3500年前后）、“全新世事件3”（公元前2200年前后）等。
新仙女木事件催生了农业革命，中国史前社会由旧石器时代进入新石器时代。“8200年冷事件”则推动了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之间不同族群文化的大交流。仰韶中期寒冷期导致中原地区华夏族的衰微，引发东夷、苗蛮等周边各族的侵扰，而在长江下游则兴起了良渚文明。“全新世事件3”又称“夏禹宇宙时期”，持续时间长达数个世纪，气候极不稳定，冷热交替频繁，破坏性强的水、旱灾连续不断，史前文明遭受重创。辉煌一时的良渚文化消亡了，黄河中下游则爆发尧舜时代大洪灾。
从龙山时代晚期至二里头文化时期的四百年间，华北地区陷入断崖式的大衰退，聚落村社和人口锐减八九成，几乎遭受灭顶之灾。公元前1800年前后曾经出现短暂的温暖期，在北纬40°的今河北阳原县一带有成群的大象出没，这是全新世时期亚洲象分布的最北地点。但是好景不长，一两百年后，又发生一次明显的干/冷干事件。北方骤冷，环境恶化，势必对以半农半畜牧为业的商族产生影响，寻找更好的生存环境是唯一的出路。
在这四百年间，十三四位殷商先公率其族人，在幅度超过500千米的巨大空间内不停地作南北来回摆动。商族可谓是“陆地上的漂流部族”，即便是汤灭夏建国之后，统治者也是频频迁都，居无定所，将商族与生俱来的游动激情发挥得淋漓尽致。《尚书·酒诰》称，商族“肇牵牛车，远服贾用”。这使人不禁想起了共工氏之子修喜欢驾着舟车远游，两者是何等的神似！
在史传文献中，最早记载的商业行为和贸易事件就产生于驾驭牛车、云游四方的商族部落。殷商先公王亥也被誉为“商业的鼻祖”。商王朝灭亡之后，殷商遗民难改四处流动的习性，为了谋生奔波不息，重操祖业。后人就将这一流动性强的行业冠以商族之名，称曰“商业”。这个崇尚运动、活力十足的原始部落，注定要在中原大地纵横驰骋，在文明史上叱咤风云，留下永恒的足迹。
万国时代的华夏
殷商始祖契和昭明父子所处的年代，正值史前中国处在风云突变、脱胎换骨的关键时期。这个时期，就是史传文献中的“万国”时代。《战国策·齐策》中记载：“古大禹之时，诸侯万国。”“万国”，绝非指远古时期有一万个小国家，意思是有极其众多的国家同时并存于华夏大地。这些小国家，势力所及范围很狭窄。《汉书·地理志》说，黄帝“画野分州，得百里之国万区”。这是对“万国”的最好诠释。以上记载说明大禹之时，虽有诸侯万国，但地域之广，不过百里而已，约有1200平方千米，与中国的第三大岛——崇明岛面积相当。当然，这里的百里也是虚指。
“万国”的政体性质，如夏曾佑所说的那样，一个部落就是一国，一国之君也不过部落首领而已。因而大禹之时的万国，当指处在社会发展不同阶段、规模不等的氏族部落。有夏氏为一国，陶唐氏为一国，共工氏也是一国，其君主就是该氏族部落的酋长。国内学者将这个时期不同的政体形式概括为“方国”、“邦国”或“古国”。
西方学者则将这些文明国家出现之前的复杂的氏族部落社会称为酋邦，酋邦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独特形态和重要发展阶段。美国人类学家埃尔曼·塞维斯（E.R.Service）认为人类社会经历了游群、部落、酋邦和国家四个社会进化阶段。游群（即原始群）和部落是缺乏等级的小型社会，酋邦是介于平等社会与国家之间的过渡类型。另一位美国学者罗伯特·卡内罗（R.L.eiro）进一步指出，酋邦是由一个最高酋长永久控制下的多聚落和多社会群体组成的自治政治单位。酋邦的下限标志着聚落自治的结束，上限标志着向文明国家迈进的开始。
酋邦也不是一种整齐划一和铁板一块的政权形式，它分成简单酋邦和复杂酋邦两种类型。简单酋邦具有两个层次的聚落等级，若干个较小的普通聚落围绕着酋长的中心聚落。复杂酋邦具有三个层次的聚落等级，普通聚落围绕着次中心聚落，而次中心聚落又围绕着最高酋长居住的中心大聚落。简单酋邦和部落相差无几，而复杂酋邦已经非常像早期国家了，也只有复杂酋邦才能演变为国家。
然而，由酋邦向国家迈进并非一帆风顺的坦途，由于疫病、农业歉收、外敌入侵以及内乱等因素，大部分复杂酋邦会瓦解成简单酋邦，或从整体上崩溃，从而留下了文明的悬念。其中，最典型的例子是山西南部的陶寺文化。
“方国”、“邦国”或“古国”大致相当于人类社会进化中的酋邦阶段。唐尧、虞舜、大禹之际，正处在国家诞生的前夜。中原大地万国林立，并存着数量极为众多的氏族部落，它们大小不一，文明程度各异。有的尚处在母系氏族社会，譬如契的母族——有娀氏；有的已进入简单酋邦阶段，譬如共工氏、昭明时代的商族；有的已经是复杂酋邦，譬如山西南部临汾盆地的陶唐氏或有虞氏，它们正朝着早期国家阔步迈进，甚至跨入早期国家阶段。而建立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国家的，却是有夏氏之君大禹。
最早国家的建立
自契至成汤八迁的四个世纪内，黄河中下游地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临汾盆地的陶寺文化衰亡了，曾经威赫一时的有唐氏在内乱中被消灭了。环嵩山地区的有夏氏之君大禹通过治理大洪水，树立了绝对的权威，取代唐尧、虞舜，成为中原各氏族部落的共主。
约公元前2072年，夏禹率军南下攻屠三苗，大会诸侯于涂山，建立了第一个世袭制国家——夏朝。关于夏朝建立者是禹还是启，学术界多有争论。顾颉刚先生曾断言“禹与夏没有关系，是我敢判定的”。但是近年来出土的考古材料，明确无误地确认了大禹建立了夏朝。战国楚简《清华简·厚父》载：“禹……川，乃降之民，建夏邦。”竹简残缺十字，应是叙述大禹治水的功德，新近出土的遂公（xǔ）铭文中开篇即云“天命禹敷土，随山浚川，乃差地设征，降民监德”，可与出土的《清华简·厚父》相印证。禹作为夏王朝的创建者应是确凿无疑的。
大禹择都于颍河畔的阳翟（今河南禹州附近），制定刑法，确立官制。夏朝刚建立之初或许只能勉强算是早期国家，然而自此以降，中原地区大为改观，不再是万邦林立，一盘散沙。各路诸侯俯首听命于高坐殿堂的大禹，凝结成命运共同体，踏上迈向文明时代的康庄大道。
《史记·殷本纪》云“契长而佐禹治水有功”，如此一来契也应该是遵从夏禹的地方诸侯之一。但这是后世史书的假托之辞，因为那时候契尚在冀中滹沱河流域，远离中原洪水泛滥区数百里，不大可能南下辅佐大禹治水。
大禹像（汉代石刻）
契大致跨越禹、启父子二人的在位年代。夏朝初年的统治中心在今河南中部的郑洛地区，大禹定都于阳翟，启居于黄台之丘，太康、仲康都斟鄩（zhēn xún，今河南偃师境内，或即二里头文化遗址），均在这一区域内。大禹建立夏朝之后，以其无私成其有私，抛弃了当时政治领袖产生的“潜规则”——推举制，将王位传给自己的儿子启，开创了世袭制的先河。
充满血腥的王朝
夏王朝在建立的第一天就充满了阴谋和血腥味。《韩非子·外储说右下》说，夏禹希望儿子启继承王位，但“以启为不足任天下”，担忧儿子德才不配位，于是假意宣称要禅让给德高望重的伯益，暗中却大肆培植启的势力。禹死之后，伯益继位。屈原《天问》中说，启想取代伯益而做国君，没想到会忽然遭到灾难（被拘禁），却又从拘禁之中逃脱出来，伯益的弓箭手向启交出武器，以示投诚。
启以暴力杀掉伯益之后，取得了王位，尽情享受其父披荆斩棘、饱受风雨之苦换来的安逸日子。启在钧台召集诸侯，举行大型酒宴。即位的第十年，在天穆之野舞《九韶》，举行大规模的祭天典礼。早期文献及近年出土的考古材料，都说启是一个失德或德薄的君主。
《墨子·非乐上》引用逸书《武观》云：“启乃淫溢康乐，野于饮食，将将铭苋磬以力。湛浊于酒，渝食于野，万舞翼翼，章闻于天，天用弗式。”（启纵乐放荡，沉湎于酒乐之中，尽情歌舞，连天地鬼神都看不顺眼。）战国楚简《清华简·厚父》亦称：“启惟后，帝亦弗巩启之经德。”这是说天帝担心启德薄，与《武观》所说相吻合。
启还西征有扈氏（今陕西西安鄠邑区西南甘峪和甘亭一带），战于甘泽。《吕氏春秋·先己》中说，夏启与有扈氏战于甘泽，夏启败北。六卿请求再战，夏启颇有自知之明，认为“吾地不浅，吾民不寡，战而不胜，是吾德薄而教不善也”，从侧面印证了史传文献与出土材料中有关夏启德薄的记载。
根据《墨子·耕柱》的记载，启“折金于山川，而陶铸之于昆吾”，制成九鼎。昆吾，在今河南新郑、新密一带。新密的新砦（zhài）遗址与启所居的“黄台之丘”相关。虽然世传九鼎是大禹铸造的，但是笔者宁可相信墨子的话，是启铸九鼎于昆吾。唯有坐收先人之成，崇尚“丰亨豫大”的启，才会在远征有扈氏之后，不惜民力，开采中条山的铜矿，在“黄台之丘”旁边的昆吾，完成这一标志着坐拥河洛、挥令诸侯、一统中原，足以彪炳千古的“王朝形象工程”。
夏铸九鼎
夏铸九鼎的历史意义重大，它翻开了青铜时代的第一页。九鼎作为王权的象征，让抽象的权力不再是一个虚无缥缈的概念，它以物理形式表达王权，使得王权成为一个触手可及、睁眼可见、实实在在的具体物质。启铸九鼎，确立了垄断性、强制性的王权，这是国家与复杂酋邦的最大区别，标志着夏王朝获得了历史性的跨越，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国家。
对权力的觊觎
九鼎一问世，就成为先秦时期政治权力上独一无二的标志物，如同海面上一条漂流不定的木舟，随着王朝的沉浮更迭而不断易手。夏亡，九鼎从夏桀手中转移到商汤手中。商亡，周武王又从商纣王手中夺得九鼎，将战利品置于洛邑旧城。周成王时，周公旦在旧城东北的郏鄏（jiárǔ）营建新邑洛，将九鼎挪移到郏鄏新城，安放在明堂，并召集诸侯，正式宣告定鼎中原，确立了周天子“天下共主”的至尊地位。
二里头文化陶鼎
在那个兵马强者为雄的乱世，任何有野心的人，都会对九鼎垂涎三尺。夏启铸鼎之后一千四百年，即公元前606年，楚庄王伐陆浑之戎，兵锋到了洛邑城下，震撼了摇摇晃晃的东周王朝。
周定王已无力秀肌肉，只好派出王室宗臣王孙满去慰劳楚庄王。楚庄王却向王孙满问起九鼎的大小轻重。楚庄王问鼎，这是对周王“天下共主”权威的一次赤裸裸的挑衅。
九鼎究竟长得如何？鼎，是上古时期用于烹煮食物的炊具。今人可从二里头文化遗址出土的陶鼎去拟想九鼎的模样。典型的陶鼎通体浑圆，高40厘米，口径30厘米，敛口，鼓腹，圜足，下有三个刀形扁足支起。夏时的九鼎以青铜铸就，也有三足，但外形方正典雅，散射出幽幽的金黄光芒，泛着令人敬而生畏的威权魔力。
有幸亲眼看过这一王权至尊象征物的，肯定不在少数，王孙满就是一位。但是楚庄王却从未见过，倍感稀奇，以为得此神物，天下就是自己的囊中之物了。
王孙满如此向楚庄王描述：九鼎上浮雕着各地物产的图像，各种东西都刻在上面了，让百姓知道神物和恶物。晋郭璞注《山海经》时说：“像在夏鼎，《左传》所谓‘饕餮’是也。”可见九鼎上还铸有饕餮之纹。
王孙满最后说了一句：“周德虽衰，天命未改。鼎之轻重，未可问也。”以此告诫楚庄王，周王室虽然衰落了，但楚庄王还是没资格询问九鼎的轻重大小。
在周王室岌岌可危之际，王孙满及时给头脑发高烧的楚庄王泼了一大盆冷水，终于将他劝退，漂漂亮亮地化解了一场政治危机。
夏启铸造九鼎于昆吾之时，契或许尚在滹沱河畔游走，为商族民众的温饱问题而烦恼，绝对不会对数百里之外九个金灿灿的铜鼎产生兴趣。契也断断料不到，四百多年后“鼎迁于商，载祀六百”，夏王启苦心铸就的九鼎将落到自己的子孙手中，子孙们会建立一个延续近六个世纪的青铜王朝。
及至启的儿子太康，沉湎于淫乐之中，朝政腐化。大禹苦心经营的事业开始崩解，中原地区各方国、部落渐渐失去向心力，甚至起了叛逆作乱的不臣邪念。彼时，契在滹沱河南岸的番，走完了生命的最后一程。他的儿子昭明成了商族的领袖，正准备南迁泜河，向中原腹地靠拢。
与之同时，与商族关系密切的东夷族，也觊觎富饶的洛阳盆地，不断西进，蚕食夏王的领地。东夷有穷氏的酋长后羿凭借着高超的射术，率其部属，进占夏都斟鄩。
太康只知过着飞鹰走狗的骄奢日子，对包藏祸心的后羿毫无戒备。太康身为国君，严重失职，在远离国都斟鄩两百余里之外的“有洛之表”（洛河南岸一带）狩猎游玩，数月不归。后羿顺利地窃取了夏朝的权柄，扶植太康的弟弟仲康为王。但仲康只不过是后羿的玩偶，虚有其位。
精通射术的后羿（东汉石刻）
仲康死后，后羿将仲康的儿子相撵走，自己独揽大权。夏王相被迫流亡帝丘，投靠同姓诸侯斟灌氏、斟鄩氏。帝丘，在今天河南濮阳一带，二斟位于濮阳邻近的范县境内。夏王相东徙帝丘，处于华夏集团与东夷集团之间的交叉地带。
夏王相——史书称之为帝相，为了站稳脚跟，不断东扩，征讨淮夷、畎（quǎn）夷、风夷、黄夷，它们都属于东夷部落。夷夏融合，夏的实力进一步得到了加强。江苏省连云港市发现的藤花落古城，有内外双重城垣结构，外城面积约14万平方米，内城面积约4万平方米。藤花落古城始建于尧舜时期，是淮夷部落的一座具有防卫功能性质的史前城址，据研究废弃时间在夏朝初年，或许与帝相征淮夷相关。
相土迁商丘
后羿乱夏、帝相东奔之时，商族的相土已经取代其父昭明，成了殷商第三位先公。相土再次迁徙，从今河北泜河流域南迁至今河南商丘一带。商族回到了富庶的豫北冀南平原，坐收膏腴沃土之利、河水灌溉之便，开始仿效夏人，筑造城郭，得以脱胎换骨，获得了质的飞跃。
相土所居的商丘，是传说中帝喾之子阏（è）伯（即契）的旧地。阏伯在唐尧时期担任火正的官职。火正，专司祭祀大地、神鬼、祖灵，负责观测大火星（即心宿二，又名商星、大辰，全天最孤独的亮星之一），并根据其运行规律确定时节，用以指导农耕劳作。相土承袭阏伯的天文历法，农业生产逐渐发展起来，以后的殷商王朝就以大火星为祭祀主星。
相土所迁的商丘，在哪里？历来有两种主张。一说是河南濮阳，一说是河南商丘。两地分居黄河南北，相距160公里。
濮阳说的依据是《水经注》中的记载：“河水旧东决，迳濮阳城东北，故卫也，帝颛顼之墟。昔颛顼自穷桑徙此，号曰商丘，或谓之帝丘，本陶唐氏之火正阏伯之所居，亦夏伯昆吾之邦，相土因之。”另外，可信度很高的《古本竹书纪年》中也有一句话：“帝相即位，处商丘。”这里的商丘就是帝丘，在今河南濮阳。而且濮阳离殷墟安阳较近，只有70千米，甲骨文中记载商王多次卜问，要在这里举行大祭。武丁的王后妇妌（jìng）还曾在这里主持农业生产。
商丘说的依据是《左传·昭公元年》中的记载：“迁阏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左传·昭公十七年》又说：“宋，大辰之虚也。”意思是说，宋国是大火星（即大辰）的分野，所以商丘在宋地，也就是今天的河南商丘。今河南商丘有阏伯庙、阏伯台。宋太祖曾经祭拜过阏伯庙，说明商丘的阏伯传说不是空穴来风。
濮阳说与商丘说，到底孰是孰非？
濮阳说有地理学名著《水经注》作的详细考证，又有西晋出土的《古本竹书纪年》作佐证。所以唐宋时期大都认为相土迁居的是濮阳，而不是商丘。宋代文献《太平御览》卷一一锤定音：“故辰为商星，今濮阳是也。”至于为什么帝丘又作商丘，通常认为商、帝字形相近，容易出现错误，文献在转写过程中，又以讹传讹，帝丘就成了商丘。
商丘说的主要依据是《左传》的分野理论。所谓的分野理论，指的是天上一星对应地上一国，是后世占筮家根据神话传说，经过个案解释，辗转产生的天文学说，虽具有一定的进步性，但仍不成熟与完备，属于玄学范畴，并不适用于准确解释历史事件。将商人主祀的大火之星，与春秋战国时期宋国的星占分野为大火相联系，得出结论，相土迁居的商丘在宋地，是十分勉强的。阏伯为火正，商族主祀大火星，但不能因此理解为相土所迁居的商丘的分野就是大火。因为相土以后商族多次迁徙，不可能所居之地的星野就是大火。宋为商族之后裔，所居之地的分野恰为大火，这只能说是一种巧合，二者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
阏伯为帝喾之子，史称帝喾定都于亳，这个亳，也就是南亳。根据唐代《元和郡县志》的记载，亳在谷熟县西南四十五里，即今河南省商丘虞城谷熟集。《左传·昭公元年》中说，帝喾有两个儿子，除了阏伯，还有一个叫实沈。兄弟俩不和，经常争斗不休，吵吵嚷嚷。帝喾一怒之下，把阏伯赶到“商丘”去。这足以说明古“商丘”必定不是帝喾的都城亳，也就是今河南商丘一带。
《史记集解》引孔安国云：“契父帝喾都亳，汤自商丘迁焉，故曰‘从先王居’。”孔安国明确无误地指出，汤从古“商丘”迁往帝喾的都城亳。所以，相土南迁的古“商丘”就是今河南濮阳。
商族势力的扩张
商族首领相土迁徙濮阳，与后羿进占夏都斟鄩有异曲同工之妙。后羿篡夺夏朝权柄之后，大禹建立的中原旧秩序逐渐瓦解，新秩序尚待重建。夏王相屡次武力讨伐东夷，以拓展自身影响力。相土反其道而用之，迁濮阳之后，祭祀大火星，以阏伯的继承人自居。实则是打着帝喾高辛氏的旗号，以博取东夷族的认同或支持，与夏王相较劲，在黄河中下游争夺势力范围。
《诗经·长发》歌颂殷商先公的功绩时，赞道“相土烈烈，海外有截”，向后人展示了一个威风凛凛的领袖形象。海外，并非指东海或黄海之外，而是指古时内陆面积较大的湖泊或沼泽地之外，如西汉时的居延泽、唐代时的居延海。此处的“海”，应该是今河南濮阳与山东-（juàn）城之间的雷夏泽和今山东巨野北的大野泽。“海外”就是指雷夏泽、大野泽以东的岳石文化区，属于东夷族的活动区域。相土的雄健征服了骁勇的东夷人，势力扩张到山东半岛去了。
商族在相土的率领下，迅速崛起，不但在豫北冀南平原站稳脚跟，而且伴随着频繁的征讨，军事民主制也渐渐建立起来了。商族因而得以拉近了与夏王朝的差距，成为夏王朝最强劲的潜在对手。两百年之后商汤能够灭夏，建立一个铿锵有声的青铜王朝，它的十一世祖——相土功不可没。
相土南迁之后，商族就活跃于豫北冀南平原，开始酝酿自己的宏大前程。相土的儿子昌若、孙子曹圉默默无闻，他们的事迹早已埋没在厚厚的历史积尘里，史书上只留下他们的名字，在甲骨文中甚至连名号也找不到。
曹圉，商汤的九世祖，也叫粮圉、根圉。《说文解字》云：“一曰圉人，掌马者。”粮圉，意味着这时候的商族部落有发达的农耕，也保留了畜牧业的传统。沃腴的豫北冀南平原是上天赐给商族最好的礼物，温暖湿润的适宜气候，让商族五谷丰登、六畜兴旺，成为黄河中下游地区一个不容小觑的部落。但在昌若、曹圉时代，父子二人静观时局变幻，奉行隐忍不发、壮大实力、伺机而动的策略。
寒氏政权的恐怖阴影
昌若、曹圉时代，夏王朝正经历长达半个世纪的大动荡。后羿逼走帝相之后，斟鄩成了他的天下。大禹苦心经营的伟业沦丧在他的不肖子孙手中，被异族窃走。后羿篡夺王位，建立了有穷氏政权。但是后羿重蹈夏王太康的覆辙，他对自己的武功和高超射术过于自信，整日沉湎狩猎而无法自拔。他排斥武罗、伯姻、熊髡（kūn）、尨（máng）圉等忠臣，把朝政交给了心机重、城府深的权奸寒浞（zhuó）。此君是东夷寒氏（今山东潍坊一带）的弃人，因其恶行被驱逐出族。寒浞流落到斟鄩，凭借着他的机巧百辩获得了后羿的欢心与重用。
寒浞却背叛了后羿，趁后羿出外，他广结党羽，大树亲信，斟鄩城迅速易主。后羿走投无路，毙命于自己的家仆之手，后羿的儿子也被活活饿死。寒浞取而代之，成为中原各部落的新主子。
寒浞进而大举东征，讨伐流落濮阳一带的帝相。帝相被杀，王后身怀六甲，从小洞侥幸脱走，逃亡至有仍氏（今山东济宁），在那儿生下了少康。
寒浞令儿子寒豷（yì）镇守戈（今河南安阳地区），以监视夏族残余的活动；另一个儿子寒浇（ào）镇守过（今山东莱州），以震慑东夷族各部。同时派人四处搜寻少康的下落，以防止夏人复辟。黄河中下游的广大地区，从洛阳盆地到山东半岛，全都笼罩在寒氏政权的恐怖阴影之下。
商族部落或许尚未迁徙，仍以濮阳为都，寒豷的驻地戈就在西边的不远处。昌若与曹圉的一举一动都受到寒豷的监视，只能继续采取隐忍无作为的策略，免得树大招风，引来灭族之祸，这或许是昌若、曹圉在青史上默默无闻的原因吧。
兼具祖先神与自然神身份的商族首领
其后曹圉的儿子冥成了商族的首领。冥之时，帝相的遗腹子少康以有虞氏（今河南虞城一带）为据点，积极谋划复国。夏朝旧贵族伯靡也在有鬲氏（今山东德州一带）收拢“二斟之烬”，与少康齐心协力，共图大业。少康派儿子季杼（zhù）攻打戈地的寒豷、过地的寒浇，消灭寒氏外围势力。伯靡自有鬲氏南下，与少康、季杼父子会合，一路西进，凯歌高奏，直捣斟鄩，击杀老迈昏庸的寒浞。
斟鄩虽然一度是夏朝的都城，但是遭到异族的践踏，残破不堪，到处都是乌烟瘴气，几乎成了一片废墟。少康就把京城设在颍河畔的大禹旧都——阳翟，以宣示致力于恢复大禹的丰功伟业，史书上称之为“少康中兴”。
由于东夷穷、寒二氏的破坏，中原地区陷入了超过半个世纪（可能不止史书上所说的四十年）的混乱局面，在少康复国成功之后，建立了新秩序。中原地区的方国、部落都尊奉少康为共主，将大禹、启等夏朝先王与天一起祭祀。少康因此被视为继大禹之后又一位夏族英主。
“少康中兴”是夏朝发展史上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商族首领冥仰望着声势日涨的少康，决定心甘情愿臣服于夏王朝。他率领商族，在漳河至黄河之间的平原地带安居乐业，积极发展农耕。
那个时候，黄河故道由今河北经天津入海，桀骜不驯的黄河夹杂着浑浊的泥沙奔腾东下，犹如猛兽一般，将所有的东西席卷一空。于是冥被夏王朝任命为司空，负责治水之事。数百年前，共工治水失败被迫流徙幽州的惨痛教训历历在目，冥不得不举全族之力，与洪水之魔作搏斗。尽管冥苦心孤诣，勤勤勉勉，但是仍然难逃共工的劫运，不幸殉职于治水之事。
冥虽身死，但其勇于牺牲的精神在商族中却永放光芒。商族对舜、始祖契实行禘祭，对商汤、冥实行郊祭。禘祭是祭祖先以配上帝；郊祭最为隆重，是祭祀天地的一种仪式。古人举行郊祭，在特定的冬至之日、特定的开阔原野上进行。
《礼记·祭法》郑玄注：“冥，契六世之孙也。其官玄冥，水官也。”冥治河，死于河，故被夏人尊为河神。河神，是保佑农业丰收的自然神。
在殷墟甲骨卜辞中，河就是指冥，与史传文献的记载相符合。如有两条卜辞云：“辛巳卜，贞：来辛卯酒河（燎）十牛、卯十牢。王亥燎十牛、卯十牢。上甲燎十牛、卯十牢。”“辛巳卜，贞：王亥、上甲即宗于河。”
在第一条卜辞中，河与王亥、上甲微三者祭祀的规格相同，说明河与王亥、上甲微的地位是相等的。王亥、上甲微是殷商先公，河也应当是一位殷商先公。
第二条卜辞中，问的是在河的宗庙一起祭祀王亥、上甲微可以吗？也说明河与王亥、上甲微地位相等，都是殷商先公。
冥是不见于卜辞的四位殷商先公（昭明、昌若、曹圉、冥）之一。这两条卜辞中，河的位次在王亥、上甲微之前，王亥是上甲微之父，那么河应当就是王亥的父亲冥。
再看另外一条卜辞：“贞：于河、王亥求年。”这条卜辞祈求河、王亥的佑护，以过一个丰收年。卜辞中河与王亥并列，且在王亥之前，确认了河、王亥都是殷商先公，而且极有可能是父子二人。
冥勤其官事，治水身死，与日月争辉，山河同在！所以在卜辞中，冥兼具祖先神与自然神双重身份，受到殷人的崇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