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上下其手（1 / 2）

这边王播用心良苦，那边李逢吉也没有闲着，两人上下其手，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保住自己的官位。

自从李绅被排挤出朝廷后，李逢吉还是时时刻刻警惕，生怕李绅有一天重返长安。别说重返长安，最好就让李绅在端州终老。

事有凑巧，李湛改元后大赦天下，普济众生，包括贬黜在外的官员也要在这次大赦中改善境遇。

大赦诏书颁布之后，大家看不懂了，诏书上明明白白写着，被贬黜的官员已经往内地迁移过的可以再次迁移，但是从来没迁移过的该怎么办，诏书上却没有明确指出。

翰林学士韦处厚一眼看破了诏书背后的猫腻，无他，李逢吉耍心眼呢。

李逢吉在草拟诏书时故意不提从未内移的官员该如何处理，就是为了防止李绅内移，这样就可以把李绅牢牢地钉在端州。

韦处厚看破了李逢吉的花招，一道奏疏递到了皇帝面前。

小皇帝虽是顽童，但毕竟是个明白人，既然大赦天下，那就不能打折扣，不能因为李逢吉怪罪李绅，就影响其他被贬黜的官员。

此前诏书追回，再发一道诏书，所有被贬黜官员都可以内移。由此，李绅告别端州内移到江州，出任江州（现江西省九江市）长史，虽然还是不起眼的小官，但江州与端州相比，已算发达之地，李绅境遇总算得以改观。

此情此景，李逢吉徒呼奈何，只能暂时放过李绅，转而对付另一位宰相李程。

说起李程，李逢吉也是一肚子苦水，说一千道一万，还是自己把这个对头送上宰相宝座的。

小皇帝李湛登基之后，想自己委任宰相，便向李逢吉询问。李逢吉按照朝中声望拟定了一个名单，吏部侍郎李程和户部侍郎窦易直分列第一和第二。

李湛顺手一指，就让第一顺位的李程和第二顺位的窦易直步入宰相行列，从此以后就跟李逢吉搭班子了。

李逢吉以为李程会感念自己的提携之恩，没想到，李程压根儿不买李逢吉的账，时间不长，两人便产生了龃龉。

李逢吉可能属于独行侠，适合一个人独来独往，自其出任宰相之后，已经先后与多人产生矛盾，先是跟李绅，这次是跟李程，接下来还会有李绛和裴度。

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莫非李逢吉是属斗鸡的？

两人的矛盾愈演愈烈，以至于演化出一起大案。

陈留人武昭原本担任石州刺史，因故被免职，屈就出任袁王府长史。石州刺史有职有权，王府长史权力有限，还要仰人鼻息，其中的落差，武昭比谁都清楚，内心的郁闷可想而知。

武昭的郁闷被人看在眼里，记在心里，有心的人想把武昭当作一枚棋子。

想用武昭下棋的是李程的族人、水部郎中李仍叔，对于李逢吉和李程的矛盾，李仍叔心知肚明。

身为与李程同族的族人，李仍叔坚定地站在李程一边，他想激起失意人武昭心中的怒火，进而把火引向李逢吉。

李仍叔故作关心，对武昭嘘寒问暖，关心之余又小心翼翼地告诉武昭：“李程想给你一个不错的官职，可惜被李逢吉搅黄了。”

说者有心，听者有意，失意人武昭无名火起，在心中对李逢吉这个名字诅咒不已。

酒入愁肠愁更愁，武昭喝着越来越浓的酒，大声喊道：“总有一天我要杀了李逢吉这个王八蛋。”

与他一起喝酒的是左金吾兵曹茅汇，茅汇赶紧阻止，可惜已经晚了，武昭的大声嚷嚷惊动了黑夜的宁静，也惊动了告密者敏感的神经。

告密者将武昭的醉话当成线索，禀告了上去，酒后失言的武昭和酒后并未失言的茅汇一起被捕入狱。

武昭已经死罪难逃，口出狂言谋刺当朝宰相，历朝历代都是大罪；至于茅汇，罪可大可小，大可以定为与武昭同谋，小可以定为知情不报。

生死两条路，但看茅汇怎么选。

李逢吉的人出现了，来者是前河阳掌书记李仲言，在倒李绅的行动中，他是得力干将，这一次依然不遑多让。

李仲言一副为人分忧的面孔，对茅汇循循善诱：“你只要说李程和武昭同谋，就能活命，否则必死无疑。”

李仲言以为茅汇会选保命的一条路，不料，茅汇是条真汉子。

茅汇斩钉截铁地回应道：“即便冤死，我也认了！诬告别人保全自己，茅汇干不出来！”

李仲言悻悻而去，留下武昭和茅汇承担所有可能的后果。

这场冤狱并没有如李逢吉所愿，非但没有扳倒李程，反倒把自己的得力干将李仲言搭了进去。

群臣都看透了这场冤狱，不过是酒后失言，不过是李逢吉借题发挥，想隔山打牛。

冤狱以各打五十大板的形式收场，李逢吉和李程各折一员得力干将，武昭和茅汇成了二人斗法的替罪羊。

酒后失言的武昭被乱棍打死，酒后未失言的茅汇被流放崖州，李程得力干将李仍叔被贬为道州司马，李逢吉得力干将李仲言被流放象州。

一席酒话，两家斗法，一人伏法，三人被逐，最终两败俱伤。

政治，就是如此肮脏。

斗完李程，李逢吉又将矛头指向了老资格的尚书左仆射李绛。

李绛，字深之，赵郡赞皇人，举进士，登宏辞科，授秘书省校书郎。贞元末，拜监察御史。元和二年，以本官充翰林学士。未几，改尚书主客员外郎。逾年，转司勋员外郎。五年，迁本司郎中、知制诰。皆不离内职，孜孜以匡谏为己任。

以上是《旧唐书》里对李绛的记载，总体来说，这是一个以直言进谏为使命的人，他的耿直既是优点，也是缺点。

在史书中，有这样的记载：

帝尝称太宗、玄宗之盛：“朕不佞，欲庶几二祖之道德风烈，无愧谥号，不为宗庙羞，何行而至此乎？”绛曰：“陛下诚能正身励己，尊道德，远邪佞，进忠直。与大臣言，敬而信，无使小人参焉；与贤者游，亲而礼，无使不肖与焉。去官无益于治者，则材能出；斥宫女之希御者，则怨旷销。将帅择，士卒勇矣；官师公，吏治辑矣。法令行而下不违，教化笃而俗必迁。如是，可与祖宗合德，号称中兴，夫何远之有？言之不行，无益也；行之不至，无益也。”帝曰：“美哉斯言，朕将书诸绅。”即诏绛与崔群、钱征、韦弘景、白居易等搜次君臣成败五十种，为连屏，张便坐。帝每阅视，顾左右曰：“而等宜作意，勿为如此事。”

从记载来看，李绛的直言深得宪宗赏识，其实这一切都是政治秀。皇帝做出海纳百川的姿态，自然需要李绛的衬托，但皇帝是否真的海纳百川，别看广告，看疗效。

如果说这段记载中，李绛算是大获全胜，那么接下来的记载，就能看出李绛身后所隐藏的危机。

这段记载与华山有关。

可能是因为与杨玉环在华清池留下了一段情，唐玄宗对华山也情有独钟，曾令华州刺史在华山立过一个“华岳碑”，并亲自撰写碑文，歌颂华山之雄奇险峻。此碑高五十尺，宽丈余，被称为“天下第一碑”。

其后不到100年，出现了一座与华岳碑等高等宽并列第一的碑，并引发了一场风波。

唐宪宗元和三年（808年），皇帝最宠信的宦官吐突承璀奉命整修安国寺，在动工过程中，吐突承璀留了个心眼，他要用这个工程好好拍一下皇帝的马屁。

吐突承璀在别人的指点下立了一块功德碑，碑的大小高下与华岳碑相同。碑立起来了，碑文却还没有着落。碑文主题是要歌颂皇帝圣明，天下太平，皇恩浩荡，河清海晏，但这种御制文章也不好作。吐突承璀放出话：谁能撰写碑文，酬金一万贯。这时有人推荐说，李绛的文章写得好，差事就交给他吧。李绛时任知制诰，职责就是专为皇帝起草诏令。

李绛听到消息，不但不感到荣幸，反而讥讽说，自古圣帝明王都没有功德碑，难道是因为他们的功德还不够吗？只是因为他们认为不宜歌功颂德而已。于是向唐宪宗上了一道奏章：

陛下布维新之政，划积习之弊，行前王所不能行，革历代所不能革，四海延颈，日望德音。今忽自立碑，以示天下不广，彰满假之渐，招矜炫之讥耶？

意思是说，陛下治国很有成就，有目共睹，现在却要立功德碑，自我炫耀，难道是想招来天下的讥笑吗？圣德、皇猷岂是能用一块碑几行字所能概括的，如果真要立碑，反而有损形象。高祖、太宗创开元、贞观盛世，也未立碑，难道陛下的功德还能超过先祖吗？尧、舜、禹、汤、文、武，皆无立碑之事，历史上只有秦始皇游泰山立过碑，为百王所笑，万代所讥，至今称为失道亡国之主，岂能追秦皇暴虐不经之事，而自损圣德？何况此碑在安国寺内，碑文本应记载与寺院有关的内容，如记载陛下的功德，实在是不伦不类。请陛下罢修。

当晚皇帝看了奏章，心情如何可想而知，但李绛说得义正词严，句句在理，皇帝只好说了句“李绛是忠臣”，命令把碑拽倒。

宪宗批阅李绛奏章时，吐突承璀正在旁边，不高兴地嘟囔道：碑体积太大，恐怕拽不倒，慢慢拆吧。实际上是想暂缓执行，心存侥幸——皇帝说不定还会改变主意。没想到宪宗正在气头上，没好气地厉声喝道：“拽不倒就多用几头牛拽！”吓得吐突承璀再也不敢吱声，只好动用了一百头牛，把自己费尽心机立起来的碑拽倒了。

李绛就是这样，虽千万人吾往矣，尽管知道可能会得罪皇帝，但他还是会做，还是会去说。

耿直的李绛，左右逢源的李逢吉，两人想不发生摩擦，不可能！

在昭义节度使更迭的问题上，李绛和李逢吉杠上了。

昭义节度使刘悟病死，其子刘从谏在众将的支持下自称代理节度使，请求朝廷颁发正式诏令，委任自己为新任节度使。

刘从谏一边厉兵秣马，一边遣人到长安找宰相李逢吉和宦官王守澄疏通关系。二人收了刘从谏的好处自然替其说好话，眼看刘从谏即将得偿所愿。

李绛看不下去了，他不能任由李逢吉和王守澄胡作非为。

李绛向皇帝提出建议：“昭义战区不同于河北藩镇，不能允许父死子继。应当从邻近战区遴选新任节度使，星夜兼程火速上任，趁刘从谏措手不及，将权力彻底收回朝廷。”

李绛的眼光长远，建议也有可行性，只可惜这样有价值的奏疏被置之不理，昭义节度使的职位还是如愿地到了刘从谏手上。李逢吉办了好事，得了贿赂，转过头又恨上了李绛。

这个李绛太碍眼了！

李逢吉开始着手对付李绛，李绛也能感受到李逢吉的咄咄逼人。在李逢吉的带动下，李绛感觉自己的待遇大不如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