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十全武功（1 / 2）
第一节 两平准噶尔
乾隆虽然没有开国之功，却有护疆之劳。在他统治的六十多年中，乾隆平定了多起边境之乱，维护了国家的统一。
乾隆登上皇位以后，面临着朝廷内外的诸多政事。他一方面要稳固自己在朝中的地位，控制与大臣的关系，另一方面又要对付边疆的少数民族，捍卫国家领土。
清兵入关以后，康熙、雍正两朝多次兴兵靖边。乾隆则重在巩固前朝疆土，他说：“夫开边黩武，朕所不为，而祖宗所有疆宇，不敢少亏尺寸。”
康熙、雍正两朝都曾出兵准噶尔，但是却讨而未平。准噶尔仍然盘踞西域，并视朝廷情况蠢蠢欲动。
明末清初，蒙古族分成了漠南、漠北、漠西三大部。清采取“联蒙制汉”的方针，入关前，漠南蒙古已归附清朝；漠北、漠西蒙古也向清朝称臣纳贡。后来，漠西蒙古分为互不统属的四部，即准噶尔部、土尔扈特部、和硕特部、杜尔伯特部。准噶尔部是清代中国西北地区厄鲁特蒙古四部中最强的一部，游牧于伊犁河流域。
康熙十年（1671年），噶尔丹夺得准噶尔部汗位，他合并了和硕特、杜尔伯特部并控制了南疆维吾尔族地区，势力扩至天山南北和青海，成为一支强大的割据势力。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噶尔丹率军进攻漠北的喀尔喀蒙古，迫使该部迁往漠南。二十九年五月，噶尔丹以追击喀尔喀部为名，率军3万渡乌尔匝河（今蒙古人民共和国乌勒吉河），后挥戈南下，兵锋指向北京。
面对噶尔丹的进攻，清朝迅速调集兵力，康熙帝下诏亲征。康熙率军于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和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分别在乌兰布通和昭莫多大败噶尔丹。昭莫多一战，消灭了噶尔丹的主力。康熙于三十六年（1697年）二月再次出兵，迫使流窜于塔米尔河（今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流域的噶尔丹残部投降，噶尔丹自杀。
噶尔丹败亡后，他的侄子策妄阿拉布坦取得汗位。他建帐于伊犁（今新疆伊宁西），并向外扩张，于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出兵攻西藏，杀死拉藏汗，占据拉萨。康熙派军从四川、青海两路入藏，击败准噶尔军，迫使其撤出西藏。
雍正五年（1727年），策妄阿拉布坦死，噶尔丹策零继承汗位。雍正十年七月，噶尔丹策零率军袭击驻扎于塔米尔河的清军。八月初，清军以精骑3万夜袭准噶尔军营，准噶尔军溃逃，清军乘胜追击，将准噶尔大部歼灭于光显寺（今蒙古人民共和国鄂尔浑河上游），噶尔丹策零被迫投降。
乾隆即位后，准噶尔的形势发生了变化。
乾隆十年（1745年），噶尔丹策零去世，准噶尔内乱加剧。噶尔丹策零的侄子达瓦齐自立为汗王，残暴凌虐，众叛亲离。达瓦齐的朋友阿睦尔撒纳与他不和，与达瓦齐决裂，投降清朝。
乾隆看到准噶尔内乱纷起，而且又有阿睦尔撒纳的投降军，意识到平定准噶尔的机会到了。于是，乾隆力排众议，对阿睦尔撒纳“赐之爵位，荣以华裾”，封阿睦尔撒纳为和硕亲王，准备出兵准噶尔。
乾隆十九年（1754年）五月初四日，乾隆宣布：“朕意机不可失，明岁拟欲两路进兵，直抵伊犁。”但此议却遭到在朝廷大臣的一致反对。理由之一是，清朝在前线既无大军，又无粮草囤贮，战争毫无准备。这的确是事实，而仅赖这些实情而言，这场战争的确没法打。因而，群臣的反对不无道理。然而，在这众议皆以王命为非，而皇帝独持己见的情况下，傅恒表态赞成出师，这在乾隆不仅仅是欣喜，更主要的是感慨。事后，乾隆曾经回忆说：“在廷诸臣，只有大学士傅恒与我协心赞画，断在必行，我心里十分欣慰啊。”
应该说，不赞成出兵准噶尔的大臣也有自己的理由。达瓦齐对清朝并无恶意，对改善与中央政府的关系也有热情。十九年，达瓦齐主动派贡使到北京，极力表现恭顺的态度，希望获得清政府的谅解，享受与噶尔丹策零同样的待遇。但是，乾隆说“堂堂大清，中外一统，而夷部乱臣，妄思视同与国”，断然拒绝。达瓦齐的恭顺态度在某种程度上引发了部分清朝大臣的同情，他们希望不启边衅，维护与准噶尔部的和议。但在乾隆心目中，达瓦齐既是“夷部乱臣”，已失人心。准噶尔部内斗激烈，这正是勘定西北边陲的大好时机。因此，一切要求维持和平局面的谏言，都予以拒绝。
自十九年五月开始，清朝积极备战。为了拉拢阿睦尔撒纳为征准噶尔卖力，十二月，乾隆在避暑山庄御行殿接待了降清者。乾隆命王公大臣皆往陪宴，从容抚慰，“并赐上驷舆之乘，亲与其分较马射，并以蒙古语询其变乱始末，赐宴而退”。
乾隆二十年（1755年），乾隆下了平定准噶尔的谕旨，并决定“以新归顺之厄鲁特攻厄鲁特”，意思是让阿睦尔撒纳率军攻打达瓦齐。
二月，乾隆派遣北、西两路大军向伊犁进军。北路军为定北将军班第率领，阿睦尔撒纳为副将；西路军为定西将军永常率领，萨赖尔为副将。两路大军旌旗飘飘，士气高涨。在进军途中，阿睦尔撒纳出力不少，由于阿睦尔撒纳熟悉情况，又对准噶尔部落加强宣传，“准噶尔部落人众，各带领鄂拓克，陆续前来投诚甚多”，“四山草木，尽助威声，诸岭风云，俱增叱咤”。四月，两路军在博尔塔拉胜利会师。
会师后，清朝大军浩浩荡荡，直逼达瓦齐的老巢——伊犁。清军越过果子沟，渡过伊犁河，不少准噶尔人望风而降。达瓦齐四面楚歌，走投无路，仍不甘心于失败，且战且退，退至格登山上，负隅顽抗。清朝两路军密切配合，分别从伊犁河的固勒扎渡口翻越推墨尔里克山岭和从喀塔克渡口翻越扣门岭，两面夹击格登山，出其不意地杀进达瓦齐的兵营。达瓦齐叛军四处逃散，纷纷投降。
格登山告捷，证实乾隆用人得当，指挥无误。乾隆非常高兴，事后欣然赋诗：
★敉宁西极用偏军，天马人归敬受欣；
每至夜分遥檄问，所希日继喜相闻；
有征已是无交战，率附常称不变芸。
达瓦齐逃出格登山，被乌什阿奇木擒获，押送到北京。乾隆亲自到午门受俘，达瓦齐自缚白练请求免除死罪。乾隆对准噶尔部上层人物实行了“远人归服，安之荣之”的怀柔政策，不但赦免了达瓦齐的死罪，还加封为亲王，并赐予宅第。
第一次平定准噶尔的战争至此结束。
然而，达瓦齐失败之后，战乱并未平息。阿睦尔撒纳见准噶尔地区群龙无首，于是撕下臣服清朝的假面具，又举兵对抗清兵，意图把准噶尔纳入他的统治之下。
乾隆二十年（1755年）五月，乾隆下旨，让阿睦尔撒纳在擒获达瓦齐后，到热河觐见。六月，乾隆催促阿睦尔撒纳赶快到热河，并且密令大臣班第，如果阿睦尔撒纳不肯动身，就设计将他擒拿问罪。但是，班第因为自己手下的兵力单薄，不敢贸然下手。
六月二十九日，阿睦尔撒纳在扎萨克亲王的陪同下，动身觐见。阿睦尔撒纳虽然已经出发，但是却有另一手准备。乾隆曾经派额附色布腾巴尔珠尔监视阿睦尔撒纳，阿睦尔撒纳与额附关系很好，于是，阿睦尔撒纳请求额附转奏乾隆，请求乾隆批准自己统领厄鲁特四部。临行前，阿睦尔撒纳与额附约定，如果乾隆允许，额附就于七月下旬通知阿睦尔撒纳。所以，阿睦尔撒纳在前往觐见乾隆的途中慢速前行，等待额附的消息。
八月，阿睦尔撒纳到了乌隆古，但是仍然没有额附传回的消息，他知道乾隆没有允许自己统领厄鲁特四部，于是，便留下乾隆曾经赐给他的左副将军的军印，不辞而别。
阿睦尔撒纳叛走，重新引起了准噶尔地区的骚动。许多不甘失败的部族前来附和，攻击进入准噶尔地区的清军。八月二十三日，班第、鄂容安在伊犁受到袭击。二十四日，被迫退却。二十九日，被围于乌兰库图勒。班第、鄂容安战败自杀。准噶尔部得而复失，清军西、北两路损兵折将，乾隆重新调兵遣将，再征准噶尔。
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正月，乾隆任命玉保担任先锋，追寻阿睦尔撒纳的踪迹。阿睦尔撒纳玩弄花招，放出台吉塔尔布等已擒获阿睦尔撒纳的谣言，玉保上当，将消息报告策楞。三天后，又报告说阿睦尔撒纳并未被擒。乾隆得到前后两次报告，怒气冲冲，降旨将玉保和策楞革职，押到京城治罪。
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五月，乾隆任命达瓦党阿为定西将军、巴里坤办事大臣，兆惠为定边右副将，前往平定准噶尔。达瓦党阿与阿睦尔撒纳两军相遇，阿睦尔撒纳战败，逃入哈萨克人帐营。阿睦尔撒纳故伎重演，派哈萨克人谎报已擒获阿睦尔撒纳，请求达瓦党阿暂停进攻。阿睦尔撒纳又一次金蝉脱壳，得以逃脱。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三月，乾隆派将军成衮扎布出北路，右副将军兆惠出西路，做好打恶战的准备。这时，在准噶尔地区发生了两件大事：一是参与叛乱的台吉噶尔藏多尔济被他的侄子袭击，造成了内乱；二是布鲁特各地痘疫流行，传染的人很多，叛军四处逃亡，不战自溃。
六月，哈萨克汗阿布赉汗请求归顺清朝，并表示帮助清朝擒拿阿睦尔撒纳。阿布赉汗向清朝上了表文：
★哈萨克小汗臣阿布赉谨奏中国大皇帝御前，自臣祖额什木汗杨吉尔汗以来，从未得通中国声教，今祇奉大皇帝谕旨，加恩边未部落，臣暨臣属，靡不欢忭，感慕皇仁。臣阿布赉愿率哈萨克全部，归于鸿化，永为中国臣仆，伏惟中国大皇帝睿鉴。谨遣头目七人及随役共十一人齑捧文，恭请万安，并敬备马匹进献。谨奏。
阿睦尔撒纳闻讯，连夜向额尔齐斯河逃去，投奔沙俄。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九月，阿睦尔撒纳因患痘疫，病死在托搏尔斯克。
阿睦尔撒纳叛变未能事前制止，致使班第、鄂容安等重臣被杀，乾隆后悔防范不力，愤恨交加，穷追不舍。对于被煽动作乱、降而复叛的那些人，俘获后一律砍头。平定准噶尔后，乾隆做了一系列安民和善后工作，编建户籍，安排屯戍，兴修水利，控制流沙等。并在乌里雅苏台设将军，在科布多设参赞大臣，直接掌管蒙古各部的军政大权。
为了纪念平定准噶尔叛乱这一历史事件，以昭示后人，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乾隆下令在昭苏县格登山上建了格登山纪功碑。碑高295米，宽083米，厚027米。碑外还修有御碑亭。
纪功碑记录了乾隆平准噶尔的历史：
★格登之崔嵬，贼固其垒。我师堂堂，其固自摧。格登之崔嵬，贼营其穴。我师堂堂，其营若缀。师行如流，度伊犁川。粤有前导，为我具船。渡河八日，遂抵格登。面淖背崖，藉一昏冥。曰捣厥虚，曰歼厥旅。岂不易易，将韬我武。将韬我武，讵曰养寇？曰有后谋，大功近就。彼众我臣，已有成辞。火炙昆冈，惧乖皇慈。三巴图鲁，二十二卒，夜斫贼营，万众股栗。人各一心，孰为汝守！汝顽不灵，尚窜以走。汝窜以走，谁其纳之？缚献军门，追悔其迟！于恒有言，曰杀宁育。受俘赦之，光我扩度。汉置都护，唐拜将军，费赂劳众，弗服弗臣。既臣斯恩，既服斯义，勒铭格登，永诏亿世。
乾隆二十年，岁次乙亥，夏，五月之吉御笔
碑文讲述了在第一次平准噶尔战争中的格登山战役，并记载了兵围达瓦齐和战后处理俘虏的过程，肯定了平定准噶尔的意义。碑文大意为：过去，汉朝设立西域都护，唐朝拜将西征，但都劳民伤财而没有使敌臣服。如今既已称臣，既已归服。真可谓功逾汉唐，远超前代，所以特在格登山上刻石记功，留诸永远，以昭告于子孙万代。
清政府平定准噶部上层贵族武装叛乱的胜利，解除了长期以来准噶尔部上层贵族对相邻各部的压迫。作为这一事件的一个直接后果，是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发生的土尔扈特部的重返祖国。
土尔扈特部是中国厄鲁特蒙古四部之一，17世纪20年代以前，该部一直与其他三部共居于我国的西北地区。明朝崇祯初年，土尔扈特部因无法忍受准噶尔部的压迫而在首领和鄂尔勒克的率领下离开故地，几经辗转之后，迁居于伏尔加河下游一带。在旅居国外一个多世纪的漫长岁月里，土尔扈特人饱受沙俄的压迫和欺凌。他们虽然身处异域，却无时无刻不在思念自己的祖国，不顾山险路长，一直与中央政府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而清政府也对远在异域的土尔扈特人表示关切。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十一月，清军平定准噶尔部上层贵族的武装叛乱不久，土尔扈特部渥巴锡汗便率领部民17万口，不顾沙俄的重重阻挠，毅然踏上归途。经过8个月的长途跋涉，克服了给养缺乏、疾病流行等难以想象的困难，终于在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六月进入中国境内，从而实现了他们长期以来强烈要求返回祖国的愿望。
乾隆对土尔扈特部的归来十分重视。专派陕西巡抚文绶前赴巴里坤等地，购办牛羊、衣物，接济他们的生活。不久，又指令伊犁将军舒赫德负责“分地安居，使就米谷而资耕牧”。张家口都统常青负责解送当地牧群“驱往供馈”；陕甘总督吴达善负责“发帑运茶，市羊及裘”。在安排好他们的生活之后，乾隆又在热河避暑山庄附近接见渥巴锡汗等土尔扈特部首领，分别赐封为卓礼克图汗、亲王、郡王、贝勒、贝子、辅国公、台吉等，使其“管理所属，咸务生理，延及子孙，永荷安全之福”。这是一件盛大的喜事，乾隆欣然提笔，亲自撰写《土尔扈特全部归顺记》、《优恤土尔扈特部众记》、《御制土尔扈特部纪略》等重要文章，记载土尔扈特部回归祖国的艰难历程。土尔扈特部重返祖国是乾隆经营西北边疆所取得的一项重要成就。
经过康熙、雍正、乾隆三代皇帝的努力，经过近七十年的战争，清朝终于消除了准噶尔封建割据势力，控制了漠北蒙古，进而控制了天山南北。
第二节 定 回 部
在西北天山以南的广大地区，居住着维吾尔等族人民，他们多数信仰伊斯兰教，清朝把这些部落称为“回部”。
回部一词来源于回纥。唐朝时，回纥本信佛教。后来，伊斯兰教盛行于中亚地区，回纥西迁后，逐渐改信伊斯兰教。清代称以维吾尔族为首的、信奉伊斯兰教的各部落为回部，称回部聚居的天山南路为回疆。
准噶尔部强大时，回部受准噶尔贵族的欺凌与侵逼。清军平定北疆后，回部贵族试图摆脱清朝，自立一方。
乾隆时，新疆叶尔羌（今新疆莎年）、喀什噶尔（今新疆喀什）地区维吾尔族封建主是玛罕木特。玛罕木特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叫做波罗尼都，人称大和卓木；小儿子名叫霍集占，被称为小和卓木。“和卓”是波斯语的汉语音译，意思是“圣裔”，是专指伊斯兰教创始者穆罕默德的子孙，后用来称呼伊斯兰教中的地位尊贵者。准噶尔部势力强大时，玛罕木特和两个儿子都被准噶尔蒙古部首领拘禁于伊犁。
乾隆二十年（1755年）乾隆派兵平定了准噶尔后，玛罕木特父子三人都被释放出来。波罗尼都被遣回叶尔羌，霍集占仍留居伊犁。乾隆想要霍集占兄弟协助清朝统一南疆各部，但大小和卓不愿臣服清朝，于1757年举兵叛乱，自称“巴图尔汗”。
大小和卓举兵初期，南疆各地都一起响应，一时间，跟随者达数十万之多，气势浩大。乾隆认为准噶尔部平定之后，回部的势力不强，可以在短期内收服，“厄鲁特等既皆剪除，则回部自可招服”，所以没有予以重视。
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四月，乾隆下旨将镇守回部的大将兆惠调回北京休整，让雅尔哈善代理回部事务。雅尔哈善是文人出身，不擅长指挥作战。《啸亭杂记》中有评论：“雅固书生，未娴将略，惟听偏裨等出策，令不画一。”乾隆因为对回部的实力估计失误，让雅尔哈善指挥收服回部的战争，导致了前期战争的失利。
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五月，雅尔哈善率军进攻叛军的据点库车。当时，大小和卓正在叶尔羌，他们听到清兵进攻的消息，便率领鸟枪兵前来支援，清军以逸待劳，打败了大小和卓的鸟枪兵。大小和卓的军队伤亡4000余人，残余部队撤进库车城中坚守不出。
雅尔哈善看到叛军都进入城中，采取了只围不攻的战略。他坐守军营，想等待叛军弹尽粮绝而来主动投降。由于雅尔哈善疏于戒备，大小和卓连夜率骑兵逃脱，大和卓逃回了喀什噶尔（今喀什），小和卓逃回了叶尔羌。
大小和卓逃跑后，雅尔哈善后悔没有乘胜追击，为了亡羊补牢，他命令士兵多次进攻。但是库车城墙是用沙土、柳条筑成的，十分坚固，而且库车依山傍水，易守难攻。雅尔哈善多次发动攻击，都徒劳无功，反而损兵折将。
库车战役从五月持续到八月，毫无进展，消息报到北京，乾隆心急如焚。而在每一次奏报过程中，雅尔哈善都把失败的原因归结于其他将领，他先后把战争失利的原因转嫁给副都统顺德纳和提督马德胜，这一点，让乾隆更加气愤。作为主帅，雅尔哈善不但不反思战争失败的原因，反而推卸责任，乾隆在再次接到雅尔哈善弹劾他人的报告时，终于大发雷霆。乾隆尖锐地指出：
“前后奏报，情词矛盾，惟图左支右吾，始参顺德纳以卸过，继参马德胜以诿咎，并无一语引罪，殊不思身任元戎，指麾诸将者，谁之责欤？此而不置之于法，国宪安在！已降旨命兆惠就近前往库车一带办理回部，雅尔哈善、哈宁阿、顺德纳俱著革职，兆惠至军营日，即著拿解来京，将此先行通逾知之。”
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正月，雅尔哈善以贻误军机罪处死。
为了改变战况，乾隆命兆惠紧急赶赴库车，指挥作战。
兆惠，字和甫，姓乌雅氏，满洲正黄旗人，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生。他是雍正帝生母的族孙。父佛标，官至都统。雍正九年（1731年），兆惠初登仕途，年仅24岁，先以笔帖式的身份入直军机处，随之补授内阁中书，后几经升迁，到乾隆九年（1744年）已官至刑部右侍郎，第二年，又成为正黄旗满洲副都统，乾隆十一年（1746年）再被授为镶红旗护军统领。
兆惠来到库车时，大小和卓已经决定放弃库车，叛军主力退到了阿克苏城。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八月二十日，兆惠率领军队攻打阿克苏城，由于兆惠在攻打准噶尔战争时颇有声望，一些回族部落的头目前来请降。消息传到北京，乾隆以为征回战争胜利在望，高兴之余，他于是下令停止给兆惠增援。
兆惠攻下阿克苏城后，向叶尔羌进发。而这时，正碰上朝廷停止增援，正待攻城的兆惠陷入了困境。叶尔羌城中的小和卓木下令坚壁清野，命令民众将粮食全部收割到城中，清军既没有朝廷增派的粮食和援军，又没有当地回民的粮食供应，陷入了困境。小和卓木下令在叶尔羌城东北5里的地方挖掘壕沟，筑起土台，作为一个据点。同时，又让大和卓木在喀什噶尔伺机而动。于是，叶尔羌城、城北据点和喀什噶尔三个位置形成掎角形势，互相照应，清军无法在一时间内攻克。
叶尔羌城范围很广，城的周边就有十余里长，并且有十二道门出入，兆惠没有援兵的支持，兵力不够围城，只好在城东有水草的黑水河边驻扎。兆惠一方面派副都统爱隆阿分兵800人守住喀什噶尔方向，阻挡大和卓木出兵；另一方面又积极谋求物资来补充军需。十月十三日，兆惠听部下侦察到奇盘山下有牧群，便想率兵渡过黑水河，以便获得牧群当物资。但是，当清兵大部队过桥渡河时，刚通过400人，桥梁忽然断了。小和卓木率领的叛军从城中冲出来，对清兵进行猛烈攻击，清军死伤无数。总兵高天喜、副都统三保、护军统领鄂实、监察御史何泰、侍卫特通额都在这一战役中战死。
兆惠经过这一打击，不敢轻易出兵。十七日夜，派5名士兵分拨突围，向朝廷告急。与此同时，回军团团围住“黑水营”。回军将士慑于兆惠带兵凶悍勇猛的传言，不敢强攻，于是筑累土台，围困清兵。兆惠全营士兵被困营中，又没有后援，处于弹尽粮绝的边缘。兆惠知道回人有掘地藏粮的习俗，这是因为回人曾经为了逃避准噶尔人的搜刮，所以把粮食埋在土中。于是，在军粮紧缺的情况下，兆惠下令士兵在军营中四处挖掘，幸运地得到了数百石粟米。营中缺水，碰巧这时营外围攻的回民想引水灌营，于是，为兆惠军营提供了水源。回军又用鸟枪向城内射击，射出的铅子夹在树叶间，兆惠令士兵把这些铅子收集起来，不时用这些铅子给回军反击。就这样，清军奇迹般地坚持了3个月之久。
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正月，兆惠终于等到了朝廷的援军，清朝定边右副将军富德率领士兵3000人从乌鲁木齐前来支援。富德大军在呼尔满（今莎车东北）与叛军相遇，与叛军骑兵5000人展开了激烈的战斗，双方激战四昼夜，富德获得胜利。于是，富德率军渡过叶尔羌河，赶往黑水河救援。兆惠听说援军到了，也从营内率军突围。清军里应外合，打败了叛军。
黑水营解围之后，兆惠准备集中兵力，由阿克苏、和阗两处分兵出击叶尔羌。但是，乾隆认为大军不能只攻打叶尔羌，要同时拿下喀什噶尔。于是，乾隆下令兆惠从阿克苏取叶尔羌，而富德则由特穆尔图诺尔勤或乌什方向进攻喀什噶尔，分取小和卓和大和卓的大本营。
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四月，富德大军抵达额里齐，和阗所属六城的回民携酒跪迎。由于这时各路清军的位置发生了改变，乾隆命令改由富德就近攻打叶尔羌，而兆惠则前往攻打喀什噶尔。二十四年闰六月二日，小和卓木自知难敌富德大军，于是放弃叶尔羌，逃往英吉沙尔。并派人传信给大和卓木，让大和卓木将喀什噶尔城中的回民迁往巴达克山。于是，清军顺利地夺回了叶尔羌和喀什噶尔两城。十四日，兆惠率领的军队抵达喀什噶尔城，回民“献牛羊果饵，歌舞庆幸”。十八日，富德率军进入叶尔羌城，城中百姓争先恐后表示欢迎，对清军非常友好。
清军攻下大小和卓的两个叛乱基地，乾隆非常高兴，说：“逆贼兄弟虽畏罪先逃，而两大城实回部著名之地，既欢迎恐后，则二贼亦可计日就擒。”
大小和卓逃走后，相约在六月二十四日会师。清军得知后集中兵力攻击。七月十日，清军与叛军在阿尔楚山展开正面决战，富德以火器健锐营居中，分左、右、中三线出击，歼灭叛军1000余人，缴获兵器无数。六月二十七日，大小和卓逃往巴达克山界，清军乘胜追击。巴达克当地的回族首领索勒坦沙为了避免战争，将大小和卓诛杀，并通知清军。
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十月初二日，富德从巴达克山凯旋，征回战役结束。
乾隆平定回部，收复了天山南北新疆的广阔领土。为了巩固这一地区的统治，二十四年年九月，乾隆命阿桂驻防要城阿克苏，旋又移驻伊犁。其时，西域初定，人心不稳，不仅土匪还很多，而且地方又靠近沙俄，形势极为复杂。对方圆万余里的回疆如何进行统治和巩固的问题，乾隆要求统兵大臣拿出管理的办法，他们异口同声地认为，此沙漠之地距京城遥远，牲畜己凋耗殆尽，难以驻守。
就在众人手足无措的时候，大将阿桂上屯田增兵之议，他说：“守边以驻兵为先，驻兵以军食为要。”建议在水土肥沃的伊犁河以南海努克等处屯田，既以回疆民人中善于耕作者屯种，也增派驻防兵协同耕种。然后，逐渐在当地建设城市，设置台站，并筹备驼马发展交通。
阿桂的建议得到了乾隆的称许，而阿桂也就承担起在新疆屯田的重任。但在号称大沙漠的罕无人迹的回疆进行屯田，不能不是一次对命运的挑战。持续多年的战乱使本来就很贫瘠的土地遭到了破坏，到处是一片荒芜萧条的景象，战争刚刚结束，残余的叛乱分子还不时地出来捣乱。因此，乾隆虽然认为清军必须在伊犁长期驻扎，既防止残余的叛乱分子再搞分裂割据，又能挫败早已图谋吞并伊犁的沙皇俄国的罪恶企图，但是，在这十分困难的条件下，伊犁屯田能否获得成效，能否解决驻军的军粮，他的心中还是没有把握。
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初，阿桂率满洲索伦兵500名、绿营兵100名和300名维吾尔族农民开赴伊犁，开始屯田。
八月，乾隆正式下令：“以阿桂总理伊犁事务，授为都统。”乾隆的信任和支持，使阿桂感恩戴德，阿桂对伊犁驻防和屯田进行了周密的计划和安排。
九月，在给乾隆的奏文中，阿桂提出了七条建议，其大意为：
第一，增派更多的维吾尔族农民到伊犁，大力推行“回屯”。阿桂有个估计，即乾隆二十五年的300名维族农民屯田收获量，“可敷屯田回人一千户之食”，而目前在伊犁的维吾尔人数目太少，最低还应再迁移700名去，才能使“回屯”有所发展。
第二，增派数量更多的士兵，从事驻防屯田，即兵屯。阿桂把驻军分成两部分，满洲军队负责驻守，绿营兵专事屯种。根据当地自然条件和屯田发展前景的估计，阿桂建议将驻防的满洲兵再增加600名，与此相适应的是将现有的绿营兵100名增加到1000名，这就既能完成驻守任务，又能保证驻防兵的军粮供应。
第三，在发展屯田的基础上，逐步增加驻军的数目，提出“增派官兵请随时酌量定数”。阿桂认为如屯田的维吾尔农民和绿营兵都各达到1000名，到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就可以生产出足够五六千名士兵食用的粮食。粮食足用，就可以相应增加驻军的数目，以加强对这一地区的控制。
第四，陆续修建城堡，保证屯田的顺利开展。阿桂经过实地调查知道，伊犁地区的要害地点，“河北则固勒札，河南则海努克”，“而地土肥饶之处则察罕乌苏”。因此他主张“应于海努克筑城，以回人三百名屯田，用兵数百名驻防……察罕乌苏筑城，以绿营兵一千名屯田并驻防……固勒札须筑大城，凡驻防大臣公署、仓库咸在，以为总汇”。
第五，筹集马匹和骆驼，设置沿途台站，以传递文书，运输物资。阿桂认为，伊犁现有的600匹马不敷使用，应再购买1000余匹，再从乌鲁木齐调500匹骆驼，这样便可设置多处台站，保证信息的传递和物资的运送。
第六，调运沿边粮食到伊犁，解决当前军队缺粮的困难。
第七，从流放到新疆的犯人中，选派能工巧匠赴伊犁，传授内地先进的生产技术。
阿桂的七条建议，对清朝在这一地区的统治至关重要，很快得到乾隆的批准，并付诸实施。同时，阿桂还组织人力制造农业器具和从事农业生产。由于屯田农民和士兵的辛勤劳动，伊犁屯田当年就获得丰收，“至秋丰稔，收粮皆倍，兵食以足”。这一年，清政府褒奖平定西北的功臣，以功劳大小为序，在紫光阁悬挂画像，阿桂被排在第十七位。
为了进一步发展伊犁屯田，从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起，阿桂相继采取了进一步的措施：一是在伊犁牧群蕃息之时，禁止内地人到伊犁购买马匹和骆驼，以保证当地畜牧业的发展；二是大力招徕叶尔羌、喀什噶尔、阿克苏和乌什等地的维族民众来伊犁屯垦，以扩大屯田规模。同时，他还建议朝廷在伊犁和乌鲁木齐之间的玛斯纳、库尔喀喇乌苏和晶河等三处，“各酌派屯田兵，人各垦地十五亩，晶河以西归伊犁管辖，托克多以东归乌鲁木齐管辖”。由于阿桂的精心筹划和组织，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伊犁兵屯垦种地达8000余亩，收获粮食27100多石；回屯有800户，平均每户收获粮食40石，总产达到32000石左右。
在大力发展屯田的同时，乾隆还着手制定和完善制度，加强对回疆的管理。
乾隆二十三年（1858年）九月，负责征回后勤供应的陕甘总督黄廷桂在奏折中，建议回部平定后，仍应驻兵把守。乾隆认为对回部应“挑选头目，统辖城堡，总归伊犁军营节制”。
九月中旬，兆惠奏请任用库车阿奇木伯克鄂对为各回城的总管，乾隆说：
★现在招徕新附，令鄂对暂行管理尚可，若平定叶尔羌、喀什噶尔办理安插回众时，朕意不必用回人为总管，仍循旧制，各城分设头目，统于驻扎伊犁将军，再于库车派大臣一员管理。
乾隆的意思就是要沿用旧的官制名称，但是不能以回人为总管。乾隆在后来的谕令中，进一步指示：各城分设回人头目，保持原有的官职，以统辖城堡；除少数重镇外，尽量在各回城少驻或者不驻军队，让回城受制于驻扎在伊犁的将军。这就是说，乾隆要在中央政府的管辖下，让各回部自治，以回治回。
乾隆在征讨大小和卓的过程中，曾联络一批回部上层人物，利用他们在回人中的影响，分化叛军队伍，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平叛后，乾隆充分运用他们来实现“以回治回”的政策。
根据乾隆“以回治回”的思想，兆惠等人拟定了具体的措施。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七月，兆惠平定喀什噶尔后，就该地设官、定职、征粮、铸钱、驻兵分防等事情提出了建议。兆惠建议，在各城村设立以阿奇木伯克为首的政权机构，以阿奇木伯克总理一城，伊沙噶伯克协办阿奇木伯克，噶杂纳齐伯克管理地亩钱粮，商伯克管理租赋，哈子伯克管理刑名，密喇卜管理水利，讷克布管理匠役，帕察沙布查拿盗贼，茂特色布承办经教，等等。乾隆同意兆惠的意见，但命令阿奇木伯克等职不得世袭。乾隆不放心大小和卓的霍集占家族，下令将他们全部迁往北京。
为了加强中央对回疆的控制，清朝在回疆派遣办事大臣、领队大臣。乾隆在喀什噶尔设参赞大臣节制南路各回城，“各城大者设办事大臣，小者设领队大臣”。其中大城主要有：西四城包括喀什噶尔、叶尔羌、英吉沙、和阗，东四城包括乌会、阿克苏、库车、辟展，东路哈密、吐鲁番、哈喇沙共十一城为中心城镇，而各城周围下辖五六个、十余个或二十余个不等的小镇，层层隶属，同时又受北路伊犁将军的管辖。
在经济上，乾隆本着“量入为出”的指导思想，不赞同从内地拨过多银两。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六月，乾隆让参赞大臣舒赫德核查新疆的租赋收入，统筹官兵经费。十月，舒赫德经过核实，报告回疆各城官兵口粮不缺，但所征腾格钱文，不够支出。乾隆指示：“所奏钱文不敷支给，自应计各城钱粮，量入支出，阅所奏支给之项，不敷者十分之三，即可撤去三分兵额。”为填补“量入为出”不足的缺口，乾隆允许在南路实行新的货币和贸易政策。采取这些措施，“钱法流通，而兵丁回人衣食亦有裨益”。
乾隆“以回治回”的政策，维护了南疆地区少数上层统治集团的权益。尤其是额敏和卓、玉素布二大望族。南疆各城统治核心，几乎全是两大家庭的成员。他们居功恃宠，作恶多端，其中以乌什地区的情况最为严重。
乌什地区因乌赤山而得名。乌什伯克阿布都拉性情暴戾，对乌什人横征暴敛。清朝驻乌办事大臣苏成父子在回疆更是臭名昭著，“父子宣淫，且令家人兵丁裸逐以为乐，经旬累月，始放出衙。乌什毁子，久欲寝其皮而食其肉矣”。
乾隆三十年（1765年）二月，苏成强征240名回人运送沙枣，派自己的儿子押送。苏成的儿子命令回人背运行李，还对回人挑剔鞭笞。回人不堪折磨，于是利用这个机会挑起了事变。一时间，回部各城反应强烈。叶尔羌、阿克苏、库车等城中的回人都纷纷响应。当天夜里，暴动的群众三四百人杀掉了民愤极大的阿布都拉，然后又攻入苏成的署衙，杀掉了苏成一家和随从。
乌什暴动之后，办事大臣边特哈带兵前往镇压，下令炮手向城内放炮，激怒了更多的乌什回人，事态继续扩大。乾隆三十年（1765年）四月，乾隆下令处死边特哈，并派阿桂和伊犁将军明瑞合力平叛。清军于八月十五日平定了乌什暴动。
平乱后，伊犁将军明瑞遵照乾隆的指示，拟定八条治理回疆章程，针对回民暴动的原因，在减轻赋税、差役方面作了较多的规定，解决了回部大小伯克与驻扎大臣勾结擅权、贪赃勒索等问题，进一步完善了对回部的管理。
乾隆平定了回部，加强了对天山南北的统治，巩固了对西北地区的统治。
第三节 两定大小金川
在平定北方战事的同时，乾隆也加强了对南部边境的控制。
大、小金川地处四川省西北部，山高水险，约有3万户藏民聚居其间。金川地区在隋朝时开始设置金川县，唐朝设置羁縻金川州，清初时，皇帝沿袭明朝旧制，照例颁授印信。顺治七年（1650年），以金川卜尔吉细内附，授土司职。康熙五年（1666年），以嘉勒巴归诚，授“演化禅师”印。
雍正元年（1723年），以嘉勒巴庶孙莎罗奔曾从清军平定西藏羊峒有功，授金川安抚司。莎罗奔以属地自号大金川，以旧土司泽旺为小金川。大、小金川接受清朝政府的册封后，经常打着朝廷的名号，恃强凌弱，势力日益强大，使边境不得安宁。
为了保护边境太平，乾隆决定出兵平定大、小金川。
乾隆十二年（1747年），莎罗奔起兵攻掠革布什札和明正两土司地区。乾隆下令四川巡抚纪山派兵弹压，纪山用兵不力，反而被莎罗奔打败。于是，乾隆调任云贵总督张广泗为四川总督，统兵3万进攻大金川。张广泗曾在平叛苗疆时立有大功，所以，乾隆谕令他：“以治苗之法治蛮”，“务令逆酋（金川土司）授首，铲绝根株，永靖边境。”
十二年四月下旬，张广泗率军进入金川地区。进剿初期，张广泗大有进展，收复了大金川所占的毛牛、马桑等地，小金川的土司泽旺也闻风投降。张广泗自以为稳操胜券，于是向乾隆报告：“征剿大金川，现已悉心筹划，分路进兵，捣其巢穴，附近诸酋输诚纳款，则诸业就绪，酋首不日可殄灭。”但是，接下来的战况却并不顺利。
大金川的主要据点是勒乌围和刮耳崖。勒乌围由莎罗奔亲自把守，刮耳崖由莎罗奔的兄长和侄子把守。这两个地方都在大金川河的东岸，相距120公里。为了攻打这两个据点，张广泗兵分两路，从西、南两个方向进攻。
张广泗布好阵势，想要一举突破。七月末，西路军打到距离刮耳崖官寨仅20里地的地方，南路军也攻占了多处碉卡，金川兵退守到独松碉寨。但是，到了八月，在大金川的碉卡面前，清军却束手无策了。
张广泗这时才意识到攻打碉卡的艰难，他在向乾隆的奏陈中写道：大金川四处皆山，陡峻无比。在隘口险要处皆建有碉楼，坚固难攻。乾隆只得传谕张广泗暂时把军队转移到开阔的地方，等第二年春天再进攻，并提出两种方案：以京兵换绿营兵作战，或者将大金川划归西藏管理。
但是，张广泗求胜建功心切，打算于九十月进取金川。当时，莎罗奔在大军压境的形势下，几次派人求和，都被张广泗拒绝。因为莎罗奔主动求和，乾隆觉得金川的主将害怕了，正好可以乘机歼灭，于是降谕说：“此番官兵云集，正当犁庭扫穴，痛绝根株，一劳永逸，断无以纳款受降，草率了局之理。”
就在张广泗准备进攻的时候，战争的形势突变。九月初五日，已经投降清军的金川将领恩错背叛清军，带领大金川兵抢占马邦山梁，阻断清兵的粮道。十一月，恩错又围攻副将张兴的营盘，张兴多次请兵求援，张广泗却骂他懦弱无能，不发兵救援。十二月十八日，张兴率领的部队在断粮已久的情况下，想与恩错讲和，却被大金川兵诱到右山梁沟底追杀。除三百余名十兵奔逃过河以外，包括张兴在内的五六百名官兵都丧身沟底。这次战争是张广泗用兵以来的最大败绩，而张广泗却将战败的责任全部推卸给张兴等人。由于张广泗先不发援兵，后又推卸责任，于是军中将领上下离心，更加没有斗志了。
张兴的溃败，使清军的进攻优势丧失殆尽，有一些士兵不服张广泗的做法，转而投降大金川。乾隆十三年（1748年）正月初二，大金川兵攻占江岸的噶固碉卡，守碉的八十余名士兵打开碉门，跟随大金川兵渡河而去。张广泗损兵折将，进攻大金川的计划完全破产。
为了加强前方的指挥力量，乾隆起用了岳钟琪。岳钟琪在雍正年间曾率金川兵进攻西藏，在金川有很高的威信。乾隆十三年（1748年）二月，乾隆降旨：“朕思岳钟琪，久官西蜀，素为川省所服，且夙娴军旅，熟谙番情……若任以金川之事，自属人地相宜……著张广泗会同班第商榷，如有应用岳钟琪之处，即著伊二人传旨行文，调至军营，以总兵衔委用。”但是，张广泗反对任用岳钟琪为大将军。因此，乾隆再次降旨，让岳钟琪以提督衔赴军前效力，同时派领班首席军机大臣、果毅公讷亲为经略，赴金川指挥战事。
乾隆用岳钟琪是正确的，但是，他同时任用讷亲为经略，却是重大失误。讷亲，满洲镶黄旗人，姓钮钴禄氏，是清朝开国元勋额亦都的曾孙，乾隆十一年（1746年）任首席军机大臣。乾隆把平定金川的希望寄托在了讷亲身上。作为一个行政长官，讷亲该很称职的，但他既没有带兵经验，也缺乏指挥作战的军事经验，根本没有能力指挥大规模的战役。
乾隆十三年（1748年）六月初三，讷亲到达金川。讷亲因为在皇宫时深受乾隆的喜爱，所以“自恃其才，蔑视广泗”，并不与张广泗商讨军情，而是自作主张，限令士兵3天之内攻克刮耳崖。有的将士对战争提出建议，讷亲不予理睬，而且动不动就处以军法，“三军震惧”。
六月十四日，讷亲派署总兵任举、副将唐开中、参将买国良分兵三路进攻昔岭。由于讷亲指挥不当，买国良、任举先后阵亡，唐开中身负重伤。经过这一惨败，讷亲的骄气被打掉了，他“不敢自出一令，每临战时，避于帐房中，遥为指示”。并决定转攻为守，奏请朝廷也要筑碉堡。
乾隆接到讷亲想要筑碉堡的奏报后，在批谕中详细分析了清军不宜在金川筑碉堡。首先，碉堡是用来防守的，而不是用来进攻的。金川兵筑碉堡是用来抵御清军的进攻，如果清军也筑碉堡，就像守株待兔一样，不会有什么作用。其次，清军的兵力和财力也不允许这么做。“我兵已深入贼境，地利、气候素不相习，而守碉势须留兵，多则馈运难继，少则单弱堪虞……师老财匮，长此安穷？”最后，筑碉堡一事后患无穷，“将来金川扑灭之后，其地不过仍归之番，是今劳师动众，反为助番建碉之举，恐贻笑于国人，跃治于番部矣……思之一夜，终非善策，不如速罢之为宜”。乾隆否定了讷亲的筑碉堡方法，建议讷亲“只宜持其大纲，督令张广泗等各施谋猷，以图速奏肤功”。于是，讷亲对大金川束手无策，不再主持军事，事事听张广泗调度，一到开战就躲到帐房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