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帝国制度（2 / 2）

成吉思汗按照自己的需要，把部民和被征服者编入各千户组织，使往昔彼此对立的、互不统属的部落、氏族瓦解，建立起全国整齐划一的政治军事组织，全蒙古高原的百姓都服从大汗的唯一统治。成吉思汗由此建立起了中央集权的蒙古国家。成吉思汗的创举不仅维护了自己的统治，而且确立了蒙古及随后的元朝的国家制度。

建国初期，统治蒙古各部的法律就是习惯法。成吉思汗发现世风日下，他是这样描述的：“先是窃盗奸通之事甚多。子不从父教，弟不从兄教，夫疑其妻，妻忤其夫，富不济贫，下不敬上，而盗贼无罚，然至我统一此种民族于我治下以后，我首先着手之事，则在使之有秩序及正义。”所以在成吉思汗登临汗位之际，为了加强大汗的权力，巩固自己的统治，即颁行《大札撒》法典，以法治事。他利用当时社会中一些对巩固新兴帝国秩序有利的习惯法，把它们制定成法律，强制人们遵守。

成吉思汗对于当时社会中所存在的主要问题，采取了他认为可行的策略。他废除了蒙古各族一直奉行、在他们当中得到承认的陋习，制定了值得称赞的法规。他针对每个场合、每种情况、每项罪行都制定了相关的法令、律文和刑法，并且将这些扎撒、律令记录在卷帛上，称为扎撒大典。成吉思汗将其颁布于大汗统治下的蒙古各地，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

整个蒙古国都要以这个大典来治理。每逢国家大事，诸王那颜集合，都把札撒拿出来敬读。札撒规定：对于杀人、抢劫、偷盗、强奸、鸡奸、巫蛊之术害人者都要处以死刑。而成吉思汗认为草地是蒙古人的根源，因此他在大札撒中严格规定了对于草原保护的法令，如不准在草地挖坑、不准焚烧草地、不准向草地泼洒秽物，等等。

成吉思汗还建立了司法行政机构，任命了蒙古的最高断事官。“惩治盗贼和欺骗者，该惩办的惩办，该处死的处死。”但是他也强调要执法公道、慎重，避免滥施惩罚，罚不当罪。

成吉思汗还贯彻教育和惩办相结合，以教育为主的方针。他说：“初次违反者，可以口头教育。第二次再犯，可以按必里克处罚，若是第三次违反者，可以将他们流放。如果他还是不改正的话，就判他戴上镣铐送进监狱。如果从监狱里出来学好了行为准则，那就较好了。否则就让全体远近宗族一起开会研究，来决定如何处理他。”

成吉思汗制定的法律，是以保护当时已经形成的私有制为主旨的，也是套在劳动人民身上的枷锁。札撒上记载：“其于第三次丧失他人寄托之财货者，其收留逃奴或拾物者，其在战中拾得衣物或兵械而不归还其主者并处死刑。”然而在当时这也不是坏事，因为私有制正是从原始社会末期向阶级社会过渡时的一种必然发生的进步的现象。因此成吉思汗的法律，在当时还是符合蒙古社会进步的发展要求的。当然，扎撒只是一种较为原始的法律形式。内容从饮水吃肉到处置俘虏无所不包，如：吃野兽时，应先缚住兽的四肢，然后开腹，以手握兽心，然后吃兽肉，向伊斯兰教徒屠杀者，应将他也杀掉。

成吉思汗时蒙古国官制非常简略，朝廷政务由成吉思汗宗亲、诸将、近臣商议决定，由其近侍、护卫士协助办理；地方行政由各级那颜处理，只设有断事官为专职行政官，掌管全蒙古国分配民户、刑狱等政务，后在各支宗王封地中也设有断事官。

到了成吉思汗统治后期，在其统治领域里，蒙古人对他以及他们各自的主人非常服从，绝不欺骗他们，不私斗，没有杀伤事件，没有盗窃和抢劫，所以天幕和篷车上的财物不用上锁也不会丢失。这些良好的社会风气，当然同蒙古当时还保留了许多原始社会的遗习有关，不能完全归功于成吉思汗个人，但我们也不能抹杀成吉思汗在其中的作用。

成吉思汗及其后继蒙古大汗，除保留或选任被征服国本国统治者实施统治外，还派出蒙古国达鲁花赤率领军队对征服国以“太上皇”的姿态实行监督统治，监收贡税。这些被征服国的统治者们和其他人都被迫服从这些达鲁花赤的命令。如果被征服的任何城市或国家的居民不遵照这些达鲁花赤的意志去做，后者就控告他们不忠于蒙古人。其后果是，那个城市或国家就会被蒙古人的强大部队所破坏，居民们被杀死。

蒙古入主中原，是蒙古军事贵族征服者的胜利，但先进的汉族文化包围着征服者，使蒙古很快封建化了，蒙古统治者也开始注意吸收汉族的经验。忽必烈从小驰骋军中，非常喜欢接近汉族人或汉化金人，向“四方文学之士问以治道”，在他统治期间蒙古国进一步汉化。

为适应统治新征服地区广大汉族人民，以及建立大一统的蒙汉大地主阶级联合专政封建国家的需要，忽必烈汲取了前代的统治经验，采用了不少唐宋旧制。在元朝建立前的十多年，就制定了“循用金律”的方针，作为制定新法律的过渡。金律指泰和律，实际上是稍加修改的唐律，在忽必烈的统治下沿用了十多年，“百司断理狱讼，循用金律”。

至元八年（1271年），忽必烈改国号为大元，建立元朝，同年下诏禁行金律，参照唐宋律着手编纂法典。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至元新格》编成，到英宗至治三年，元朝两部重要法典--《大元通制》和《元典章》制成。《大元通制》的内容全部收入《元史·刑法志》，法典由制诏、条格、断例、别类四部分组成，总结了世祖以来60多年的法制事例，是皇帝诏令和案例的汇编，包括刑事、民事、行政、军事等方面内容。其篇目分为名例、卫禁、职制、军律、户婚、食货、大恶、奸非、盗贼、诈伪、诉讼、斗殴、杀伤、捕亡、禁令、杂犯、恤刑、平反、狱官、赋役、仓库等27目。其编排体例虽与唐律有异，但其中很多篇目与唐律相同，受唐律的影响是毫无异议的。另外，在法典编纂时还吸收了唐宋以来编纂刑统与编敕成例的经验，将皇帝的诏令和案例分门别类地加以汇编，是对中原地区法律形式和立法传统的继承和发展。在内容上，《名例律》所规定的“十恶”“五服”“八议”等制度与唐宋法律亦别无二致。

元朝虽然是蒙古族居于统治地位，但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的一个王朝，它的法律制度却继承了中华法系“礼法结合”这个基本特点。

与中原地区的文化事业相比，蒙古非常落后，不但没有自己的文字，更没有记录事件、吟诗作赋的传统。成吉思汗征战一生，建立了史无前例的丰功伟绩，他自己却从来没有留下文字进行歌功颂德。但是，成吉思汗尽管不识文字，甚至不懂任何蒙古族以外的语言，他却善于学习外来的文化，重视教育事业。成吉思汗十分谦虚，不但善于学习异国统治术，而且勇于学习异国先进的思想文化。在这一点上，成吉思汗比中原任何一位帝王有过之而无不及！

在武力征服的年代，谁拥有最强大的武力，谁就是最强有力的统治者。成吉思汗拥有最强大的军队，所以他就是最强大的统治者。但是成吉思汗从来不认为他所征服的人武力落后，就说明他们什么都是落后和不值得学习的。恰恰相反，他最善于从敌人或俘虏那里学习。在他手下负责教育诸子侄和大臣们的“太傅”中，绝大部分人都是降人或者俘虏。他所任命的大部分顾问，也是被他征服的民族中的知识分子或智者。如成吉思汗剿灭了乃蛮部后，俘获了乃蛮部太阳汗的掌玺官塔塔统阿。塔塔统阿精通文字，善于掌管辞令，成吉思汗就命他教给诸皇弟、皇子文化，还让他创制畏兀儿蒙古文，这种文字后来被广泛使用，经过长期演化成了现在通用的蒙文。成吉思汗不但重视对自己子弟的教育，还带头要求部下的文臣将官进行学习，以提高自身修养和治理国家的能力。由于他的提倡，蒙古人从野蛮未开逐渐养成了好学的风气。在这种风气的影响下，蒙古人在短短几十年里就学习了伊斯兰教文明和基督教文明，并对这些文化广泛接受，一跃跻身于文明民族之林。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成吉思汗同样也有“言而无文，行之不远”的认识，当蒙古文字创立后不久，他就命令手下记载帝国政事，“书之青册文书，传之子子孙孙”。在他的督促下，编成了《大札撒》一书，可惜的是这些资料后来全部遗失，为后人进一步研究蒙古历史增加了困难。

与历史悠久、体系完备的汉民族国家相比，成吉思汗所建立的蒙古国家，政权体系显然是不健全的，成吉思汗也体会到了这种不足所在。为了使政权机构能够满足蒙古国日益向外扩张的需要，成吉思汗就必须不断完善国家政权机构，建立一个高效稳定的政权管理系统，为此，他不断地吸收外来先进经验，积极吸纳人才，使政权机构逐步完善。

走出大草原之后，南征与西征的对象都是文化上较为先进的国家，成吉思汗因此接触到一些先进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理念。对这些被他征服的民族，成吉思汗并不因为他们的惨败而嗤之以鼻，而是认真汲取他们的政治、文化经验，用这些先进的思想来完善自己的统治。在经济上，他受农耕文明的影响，改变了传统的以单一畜牧业为主的生产模式，引进了中原地区的农耕技术，并委派专人负责屯田和开荒。不仅丰富了人民的物质生活，更为重要的是为蒙古军队提供了稳定的粮食来源。为了战争的需要，成吉思汗在军事上借鉴了金国的做法，设立了专门主持监督制造各种兵器的机构，大大加强了武器的供给和保障能力，为战争的胜利提供了必要的后勤保障。

在文化方面，成吉思汗知道蒙古地区落后，但是他没有自惭形秽，更没有妄自菲薄。那顺巴图曾对成吉思汗有一段精辟的总结，他评价说：成吉思汗既是蒙古族具有统一文字、统一民族语言的奠基人，也是揭开蒙古社会现代文明序幕的人。他把蒙古社会从野蛮阶段送进了文明发展的阶段，把蒙古族从闭塞落后的疆域送进了广阔的文明世界中，为蒙古文化教育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途，在蒙古族发展史上作了历史性的贡献。成吉思汗是完全可以担当这一评价的。

在交通方面，成吉思汗模仿金朝，在主要的大路上设立驿站，供传达军事情报和命令所用。这是保证政令畅通的一个重要举措，不但有助于成吉思汗及时了解各地的战况，还能及时传达大汗的命令，大大提高了帝国的行政效率。为了防止不法之徒假冒汗权，进一步加强大汗的权威，成吉思汗学习金国，采用统一的金牌制度，将大汗的旨意刻在牌子上，作为调发兵马、传达命令的凭据，这就使汗权更具权威性，不易被别人模仿假传。

成吉思汗可以说是白手起家，他周围的人也大多是“文盲”，在“一穷二白”基础上搞文化建设，这是何等的成就！那顺巴图用“历史性的贡献”来称赞成吉思汗，这一评价是相当高的，在泱泱中华数百个帝王当中，能够堪受如此盛誉的人没有几个。文化教育向来被看成是知识分子的专利，而帝王本身的文化素质实质上并不见得有多么高。汉地国家有中华文明深厚的历史积淀，有数量众多的“货卖帝王家”的文人墨客帮忙，才能成就得了一些功绩，这与成吉思汗的“自己创造文明”相比，实在逊色多了。

成吉思汗文治国家，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他重视利用文人治理国家，他对耶律楚材的信任与重用，体现了这一点。耶律楚材原先是金朝的旧臣，蒙古军队攻占中都时将他俘虏。耶律楚材刚到成吉思汗身边时，有一个名叫常八斤的西夏人对他很不服气。他善于制造弓箭，看不起这个来自汉地的文人。有一次，常八斤当着成吉思汗的面责问耶律楚材说：“现在大汉正在以武力取天下，你却宣扬什么文治，这不是唱对台戏吗？”耶律楚材反唇相讥说：“制造弓箭需要的只是能制造弓箭的工匠，治理天下需要用天下匠才行！”成吉思汗听后十分高兴，认为他说的非常正确，他让耶律楚材进一步阐述自己的观点，于是耶律楚材大谈要治理好一个国家，不能只靠武力，而要实行儒家的治国方针。

耶律楚材还利用自己的才能帮助蒙古人制定了历法。成吉思汗以前，蒙古人不懂得天文历法，成吉思汗手下的一批畏兀儿人观测天象，预测某日会发生日食，耶律楚材认为这个推论不准确，结果发生了争执，要求成吉思汗裁断。成吉思汗便要求等到那天，看看日食到底会不会发生，结果后来日食真的没有发生，证明了耶律楚材的判断。耶律楚材推测第二年的某天将发生日食，畏兀儿人不同意他的推测，结果到了那天，果然有日食。成吉思汗由此更加佩服他，说：“你对天上的事能无所不知，人间的事就更加知道了。”正是这些事使成吉思汗加深了对他的信任，对他更加器重，耶律楚材的思想也逐步在成吉思汗身上发生了潜移默化的作用。

在成吉思汗的手中，强盛的蒙古帝国终于建立起来了，不但有独立的政治体制，而且有适合征战的军事体制和文化制度。成吉思汗用他的雄才伟略向世人展示了一个气势磅礴、锐不可当的草原帝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