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最讲道理的皇帝（2 / 2）
武将出身的赵匡胤要自废武功，抑武重文。在他想建立的国家体系中，文官是这个体系的中枢。
残唐以来，军队掌握着国家的命运，武将决定着政权的稳定。而文官，则是花瓶和摆设，时常被践踏。当时的文官，一不小心就会掉脑袋，很多时候已经很小心了，但大厦将倾时，依旧会大祸临头，不仅自己会丧命，搞不好还会有灭族之祸。所以，那时很多有见识有能力的文人，果断地放弃仕途，或出家修道，或归隐山林，或甘为布衣百姓，满足于耕读传家。赵匡胤要匡扶衰落式微的儒家文化，让国家呈现尚文风气，显然是一个十分浩大的工程。
他首先恢复国子监，凡中举贡士，均须到国子监拜谒孔子，以此确立儒家在国家文化体系中的崇高地位。按当时礼制，三品官员可以在家门口立三根戟，以示尊贵。他特意下诏，让人在供奉孔子的文宣王庙门外立了十六根戟。
有个叫王昭素的老头，七十多岁了，精通易学，门生满天下。他去市场上买东西，从不还价，总是按标价付钱。有的商贩不好意思，跟他说标价并非实价，老头就说：“你快把钱收下，不然也成妄语之人了。”时间一长，市场上的人卖货给他，全按实价。有天夜里，有个小偷去他家里偷东西，被他发现，他就把家里所有值钱的东西全部搬到院子里，对小偷说：“你觉得哪样好，就拿了快走，不然一会儿就有衙役来抓人。”这个小偷羞愧地扔下东西逃走了。赵匡胤听说后，便把这个王老头招到宫中，问他为什么没有当官。老头说：“我能力不够。”赵匡胤又向老头请教《易经》，王昭素旁征博引，劝天子多行利国利民之政，让赵匡胤十分高兴。后来赵匡胤又向王昭素请教养生之道，王昭素说：“治世莫若爱民，养身莫若寡欲。”赵匡胤很是喜欢，特意将这两句抄录下来，挂在屏风上，当成自己的座右铭。因王昭素不肯当官，赵匡胤便授予他国子博士之职，以示褒奖。
与以前由军人决定政局不同，赵匡胤明确提出，宰相须用读书人，彻底扭转了社会上重武轻文的风气。文人的社会地位越来越高，大批有才学的文人进入仕途，不仅宰相、地方官员由文人担任，甚至枢密院长官、边防重镇的长官，也逐渐委任文人。
文官制度是赵匡胤的开创性制度，为两宋三百多年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确立文官制度后，各级衙门都需要大量有才学的文人。在人才匮乏的情况下，赵匡胤一边要求翰林学士、其他文官及诸州长吏举荐人才，一边通过科举考试选拔人才。
第一步当然是完善科举制度。对取士不公、豪门操纵、擅权舞弊等科举弊端，赵匡胤决心分步逐一解决。
不少有识之士指出，大唐除了毁于藩镇割据，也毁于中唐兴起的牛李朋党之争。唐代的科举，主考官与门生、门生与门生之间，互相结为朋党，最后形成不同的势力集团，相互争斗。有鉴于此，赵匡胤严格禁止考官与考生之间结成座主、门生关系，考生不得称主考官为恩门、师门，亦不得自称门生。他又下诏禁止宰相近臣向主考官推荐有才之人，让科考更透明也更公正。他还限制主考官权力，增设副职，让主考、副主考共同阅卷，共定优劣。
有一回，大臣宋白权担任主考官，私底下收受了贿赂。为了堵塞舆论，他将准备录取者名单呈报赵匡胤，想让赵匡胤根据这个名单放榜。赵匡胤何等精明，马上说：“我命你为主考官，如何取舍应该由你决定，你交给我算什么意思？如果放榜后有异议，我要借你的头以谢天下！”吓得宋白权屁滚尿流，赶紧重新编制放榜名单，以绝后患。
为了杜绝舞弊，他要求举人中凡牵涉品官子弟的，礼部都要登记造册上报，由中书门下进行复试。
后来，赵匡胤亲自在讲武殿召见新科进士，然后下诏放榜。有一次，他发现有两名进士在殿试中应对失次，就把他们从录取名单中划去，后来一查，果然有问题，就严厉处罚了主考官。从此，及第进士就被称为天子门生，这种殿试方式虽然以前女皇武则天也用过，但未形成制度，真正成为科考制度，自赵匡胤始。
赵匡胤还大大降低了科考门槛，只要粗通文墨，不论年龄大小、家庭贫富、郡望高低，都可报考，不尚谱牒，不重乡贯，不讲门第。还给路途较远的贫寒士子发放路券，凭路券由官府负责赶考途中的食宿。
由于每次录取的名额有限，而报考者众多，过低的录取比例容易积累社会矛盾。于是，赵匡胤又令礼部于落第者中，统计出进士、诸科应试十五次以上曾经终场者及应试十五次以上未曾终场者共计一百零六人，具名奏报，各赐出身，称为“特奏名”，亦称“恩科”。
而科举考试的头名状元，在宋朝有非常高的地位。御街骑马、鹿鸣宴、琼林宴，都是状元享受的无上殊荣。状元还往往被委以重任，不少人做出卓越的政绩。文天祥就是状元出身。当时甚至有人夸张地说：“状元及第，虽将兵十万，恢复燕云，凯歌而还，献捷太庙，其荣亦不及也。”
在赵匡胤的大力推行下，宋朝文风大盛，抑武重文收到了实效。“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等诗句，就出自宋代，是宋朝文风大盛、全民习文风尚的真实写照。
在政局稳定、治国方略一步步显现效果的时候，赵匡胤突然提出迁都洛阳的想法。
这个想法受到很多人的质疑，甚至反对，包括宰相赵普和晋王赵光义。
当时的情况是，洛阳从安史之乱起，两百多年来，经历黄巢之乱到五代时期的历次兵燹，已经从一座繁华的都城变成破败不堪、百业凋敝的城市。不要说不具备成为首都的基本条件，就连作为一个大都市它也名不副实。如果把它改建为首都，安置整个政府机构及十余万禁军，将是一笔非常巨大的开支，对刚刚恢复元气的国家而言，不是输血，而是一场巨大的透支性抽血，将耗损巨大的财力和物力，国家可能因此不堪重负。
而开封紧邻汴河，深得漕运之利，南方每年的巨额赋税，都可以通过运河运到京城，朝廷正常运转所必需的人员、财物，特别是十万禁军规模巨大的粮草、军械及战略物资供应，都可以通过漕运完成。如果将都城移至洛阳，这么大规模的物流运输，只能通过车马人力来完成，其成本十倍于漕运。这方面的巨大成本开支，也将成为政府的巨额负担。
好几位禁军将领寻机痛陈迁都之弊，赵匡胤都不置可否。后来晋王亲自出面，向皇兄力陈迁都之弊。
唯一说得过去的迁都理由，是开封面对广阔无垠的大平原，所能依傍的只有城北的一条黄河，其他地方无险可守，自古以来就是四战之地。辽军如果南侵，契丹铁骑在一马平川的华北平原可以恣意纵横，在黄河北岸可以长驱直入，一旦突破黄河天险，将直接威胁开封城。
事实上，开封城在后晋末年就曾轻松地被契丹铁骑占领。王者治天下，设险以安万国，首都一旦被攻占，则天下动摇。
其实，私底下很多人在咬耳朵，说赵匡胤说不出口、但最为重要的迁都原因，是自己的弟弟、开封府尹、晋王赵光义。赵光义在开封城羽翼丰满，其势力已经伸展到开封城的每个角落，每个关键环节都被赵光义插足。赵匡胤无力清除，只能以迁都的方式，斩断他的羽翼，如此才能把权力控制在自己手中，以防肘腋之变。
别人这样想，晋王赵光义更要这样想，因为他在做什么，他心里有数，皇兄知道多少，他得通过迁都之议来探看明白。
赵匡胤登上九五之尊的宝座后，赵光义很快就从殿前都虞候成为开封府尹，又封晋王，位居宰相之上，真正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他再也不是嘴上没毛的官场新人，各方面都老辣圆熟，滴水不漏。
赵光义惧怕的是，尽管自己尽量做到不露痕迹，但只要露出那么微微的一点点，也逃不脱赵匡胤那双鹰隼般的锐眼。
面对弟弟的力谏，赵匡胤这样解释：开封是四战之地，无险可守，要守住开封，就得在四方险要关隘分兵据守；而洛阳山河形胜，有险可据，守御方便，这样可以大量减除冗兵，减轻国家负担。
但赵光义说，国家长治久安，“在德不在险”，认为治国根本在于朝廷的德政，而不是据险以守。这种貌似正确无比，其实大而不当的话，赵匡胤一时也不便辩驳，只好说：“你说的固然有理，但因为固守开封而被迫驻扎重兵，将给国家带来沉重的财政负担，只怕不出百年，天下的民力，都会因为这个负担损耗殆尽。”
想想百年后女真南侵，灭亡北宋，赵匡胤竟然一语成谶。
赵匡胤接着说，他迁都洛阳，并不是最终目的，最终是要迁都长安，在大唐都城恢复中原当初的盛世繁华。他当然知道长安现今的破败甚至远甚于洛阳，但他还是想借助长安的天然地理优势，既能掌控全国，呼应天下，又能借关中天险之利，保都城平安。他测算过，如果迁都长安，禁军人数至少可以减少一半。
在他眼里，军队就是一颗炸弹，拿在手里，总有一天会炸到自己。更何况，要养护这支战斗力超强的精锐部队是一笔巨大的开支，成本远高于地方州府的厢兵。在平定天下、四海统一的条件下，军队要尽可能地减少，以减轻国家的财政负担，同时清除引发国家动乱的根源。
但他这步意义深远的棋，没有一个人能看懂，他们只看到开封城的漕运之利，及其经过五十多年的建设所具备的成为首都的各种现实条件。
得不到大家的支持，满是落寞的赵匡胤还是去了趟洛阳。
洛阳是他从小生长的地方，夹马营是他童年的乐园。他回到夹马营，虽然胸中早有迁都后改建夹马营一大片区域的完整规划，却因不能实施而满是惆怅。突然想起童年时，为了防止被顽劣的小伙伴损坏，他曾把一匹小石马埋在一个地方藏起来，于是命手下挖掘，竟然真的挖出那匹小石马，让他感慨万千。
这时他又想到与自己两小无猜，后又成为自己贤内助，对自己无微不至、百般照拂的爱妻贺娟，不禁热泪盈眶，更觉洛阳是自己不能远离的一方热土。
他到埋葬着父亲赵弘殷的永安陵祭拜，又一次悲从中来，伏地痛哭。哭过后他登高眺望，眼前嵩山郁郁，身后洛水泱泱，只觉无比的宁静。于是他张弓搭箭，拉满弓弦，一箭射出，然后指着箭落地处，说：“此处是我百年后长眠之所。我要与贺皇后同眠于此！”然后吩咐手下，在箭落地处埋下那匹小石马作为标记，并将陵园命名为永昌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