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斗争（1 / 2）

武则天实现了临朝称制，是这场政变的最终赢家。但新的变故又出现了。光宅元年（公元684年）夏，担任眉州（今四川眉山县）刺史的李敬业、盩厔县令李敬猷、担任给事中（门下省中级官员）的唐之奇以及长安县主簿骆宾王、太子詹事司直（太子宫中负责弹纠僚属的官员）杜求仁、盩厔尉魏思温等六人因为犯事被贬。这些被贬的人聚集在扬州，“各自以失职怨望”。他们感到利用朝廷内外对武则天的不满情绪，可以进行政治投机。于是商议以匡复庐陵王李显为旗号，推李敬业为统帅，魏思温为军师，发动叛乱。

叛乱集团是由失意的世族分子与郁抑的庶族分子相结合，是“皇唐旧臣、公侯家子”与文人的结合。唐之奇、杜求仁及徐敬业兄弟，是四个失意的士族分子。他们的家族都列名于《姓氏录》。唐之奇为唐临之侄，唐临在显庆时官至吏部尚书。唐氏家族在《姓氏录》中应是三等。杜求仁为杜正伦之侄。杜正伦在显庆时曾任中书令，杜氏家族应列为二等。至于徐敬业，他的祖父是李勣，其家族则列为一等。骆宾王与魏思温两人是庶族失意分子，魏思温原来是一个县尉。县尉是个地位较低的官职。骆宾王是初唐“四杰”之一，少年才高，但落魄无行，闲散好赌。这两种力量结合起来以后，叛乱的基本阵营便初步形成了。

魏思温很有政治头脑，他想出一个主意，先指使与他志气相投、对武太后临朝不满的党羽薛仲璋请求奉使江都（今江苏镇江一带）。待薛仲璋到江都后，再由雍州人韦超到薛仲璋处密告扬州都督府长史陈敬之谋反。这样，薛仲璋就可以顺理成章地把陈敬之收捕入狱，如此可以乘虚控制军事重镇扬州。文明元年（公元684年）八月，事情按设想的那样进行得很顺利。薛仲璋出使江都，并轻而易举地逮捕了“谋反”的扬州大都督府长史陈敬之。随后，徐敬业等人很快赶到扬州，自称奉密旨来担任扬州司马，因高州（今广东高州以东）地方酋长冯子献谋反，武太后命他发兵讨伐。当时，他打开府库，招集工匠打造鞍甲。命令士曹参军李宗臣赦免囚徒，并招兵买马，都授以兵甲，州府录事参军孙处行对他们的做法产生了怀疑，拒不从命，徐敬业将他斩首示众，扬州长史陈敬之也被杀，部属吏卒再也不敢非议。控制扬州之后，他们便进一步纠集起一州之兵，挂起恢复中宗的旗号，宣布恢复中宗的嗣圣年号。

之后，他们在扬州设置三府：一是匡复府；二是英公府；三是扬州大都督府。三府之中，以匡复府最为重要，徐敬业自称匡复府上将，领扬州大都督。以唐之奇、杜求仁为左、右长史，李宗臣、薛仲璋为左、右司马，魏思温为军师，骆宾王为记室。楚州（今江苏淮河以南地区，治在山阳）司马李崇福举所部三县响应。他们聚集在扬州十几天内就裹胁了十几万人，声势浩大。被繁重的赋税、徭役压得喘不过气来的江南农民，涌到徐敬业军中，成为叛军的主力。于是，移檄各州县，宣扬武则天的罪恶，号召天下匡复庐陵王皇位。这样，叛乱便最后形成了。这便是历史上有名的“扬楚事变”。

在“扬楚事变”中，武则天是最终的胜利者。无论是徐敬业还是裴炎，都在这场事变中败亡。他们失败的原因，除了武则天所处的地位更强一些外，还在于那些反对武则天的人，行动并不一致。他们由于利害关系，相互矛盾，没有形成一股反武的全力。而武则天则抓住敌人内部各种各样的矛盾，排除障碍，迅速出击。

徐敬业起兵后，反武阵营似乎十分强大，外有群集影从的叛军，内有异议汹汹的权臣。但细分起来，他们并不是铁板一块。同是临朝称制的批判者，刘仁轨的态度与裴炎就不一致。同是想以武力批判临朝称制，徐敬业与裴炎就不一致。骆宾王的檄文中有一句话，是裴炎所断断不能同意的，这句话便是“无废旧君之命”。旧君之命就是高宗的遗嘱。根据遗嘱，李显登上了帝位。现在，徐敬业提出“无废旧君之命”的主张，是要恢复李显的帝位。这当然是裴炎所不能接受的。因为正是裴炎及其支持者与武则天一道策划了二月废立。“无废旧君之命”的主张一旦施行，便是裴炎等的末日，更何况裴炎在政治上所追求的是立李旦为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