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姓氏录（2 / 2）

尤其是高宗即位后的几年来，边境战争连年不断，对军功的赏赐也很丰厚。像薛仁贵在太宗末年白衣从军、立功后由兵卒致位五品游击将军，这种情况越来越普遍。又如苏定方，虽说隋末已投身农民起义，贞观初年也曾随李靖击突厥，但至永徽初年也只是个四品下阶的中郎将，显庆后连立大功，迅速提拔为正三品的大将军，封为从一品的国公。这些为数不少的新近因军功而置身高位的官僚们，越来越迫切地要求取得法定的社会地位。还有一些人虽无军功却也迅速做了高宫。如李义府，在投身武则天的过程中做到了三品中书令。即便是李勣，虽在贞观时已位重官高，但到死，他在贞观《氏族志》中也没有列入很高的等级。很难想象，经过几十年的出生入死，做到了位极人臣的三公（正一品），李勣没有抬高自己家族门第的愿望。而旧的《氏族志》里面记录的是当年和太宗一起打天下治天下的勋贵，武则天的支持者大多不在其中。

世易时移，打破《氏族志》的框框，重新确定权贵们社会等级的任务被提上了日程。显庆四年（公元659年）三月，由许敬宗、李义府等人建议，高宗下诏改《氏族志》为《姓氏录》。

《姓氏录》本是针对武氏和新贵而定的，所以它比《氏族志》更加“崇重今朝冠冕”。《姓氏录》的指导原则是“皇朝得五品官者，皆升士流”。这样一来，连以军功至位五品以上的军卒们都成了士族。

《氏族志》虽然也列入了没有旧时去冠冕的新贵之家，但不记其郡望，而只对旧士族却叙录郡望，着意考辨其真伪。其实，像武氏这样在开国过程中兴起的新贵在《氏族志》中未叙郡望的家族还有许多，李勣即是一例。所以，许敬宗的提议，不应只是得到武皇后的赞许，背后还有更多的人加以响应。为此，高宗下诏编辑200卷的新《姓氏录》。高宗亲自作序并确定应遵循的等级序列。

《姓氏录》在长孙无忌被贬之后迅速修订成，并于显庆四年（公元659年）六月颁布，这无疑是武则天势力的一个重大胜利。在《姓氏录》中，武则天与长孙皇后的家族并列第一等，但作为长孙家族的中心人物长孙无忌却已被削去官爵，其家族弟侄及子孙即使没死的也已被除名为庶人，实际上已无人入叙《姓氏录》的族谱中。李勣之家进入第一等，许敬宗、李义府以宰相资格进入第二等，还有大量因功提拔为五品官爵者都列入了《姓氏录》中。尽管由于根深蒂固的门阀观念的影响，社会上还存在着对《姓氏录》的抵制，但是，《姓氏录》毕竟以皇帝的名义颁布推行了，李义府还上奏收天下《氏族志》而焚之。

新志的标准很明确：皇朝得五品者书入族谱，也就是说，五品（当然包括五品以上的人）官可列名于《姓氏录》。而且，《姓氏录》一律不注明郡望，完全以官品高下排列等级。这与传统的标准如婚宦、血统、门风、家学等是针锋相对的。现代人可能不把这当做一回事，但是在唐初，门阀观念的残留还很深远，无论多显赫的官员，都把立门户、传姓氏当做头等大事和无尚荣耀。而《姓氏录》打破了高门大族长期依据“家庭出身”和社会承认对门第的垄断，让五品以上的官员都能榜上有名，这是多大的诱惑啊。

《姓氏录》同样重视军功。与旧的《氏族志》不同的，新志收录的多是近期对外战争中涌现出的新的英雄人物。一个出身庶族的普通战士，可以通过积累军功，达到五品，上升成为士族。这是具有一定进步意义的措施。

如果说，通过“杂色入流”，使得大批的胥吏，得以入流内，从而在流内低层官员中，安排了武后大量的拥护者的话，那么，通过《姓氏录》的修订，就使得那些五品以上的人，成了钦定士族。于是，在中层以上的官员中，特别是在武官中，又收买到了一批拥护者，军队指挥官中有不少的人，成了武则天的党羽。至少，他们在武则天与长孙无忌的斗争中，不会采取支持无忌的态度。如果一个统治者没有牢牢地把握兵权，他的宝座是不稳固的。长孙无忌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就在于，永徽夺宫之后不久，他逐渐丧失了发动反政变的能力，武则天已逐渐地控制了军队。也就是在这一年，武则天发动了对长孙无忌的最后进攻。

除了杂色入流和修订《姓氏录》之外，还有一项更具跨时代意义的举措也开始实施，那就是科举制在这个时期出现了一些变化，即“制科”举人开始多了起来。唐初科举取士还处在官僚队伍来源的补充地位。与此同时，庇荫为官的制度仍盛行，而且贵族子弟上升速度非常快，勋旧大臣的子孙一下就授以高官。制科是皇帝临时下诏选拔特殊人才的途径，高祖、太宗时情况不详，高宗永徽三年以后，不断设科举人。尤其是显庆四年（公元659年）三月，设八个科目举人，应举者达900余人，选拔出了郭待封、张九龄等人，进入弘文馆随仗供奉。这似乎是对长孙无忌集团发起总攻之前一次招兵的象征。武则天从此看到了通过制科选拔人才在收买人心方面的效应，所以等她将来临朝称制以后，便大开制科，既以禄位收天下人心，又因此选拔出许多经世治国之才，这些都是后话了。

要想牢固地把握住权柄，最根本的还是得到大多数人的支持，给他们以利益，这样才能换来他们发自内心的支持。对武则天来说，不仅要在外朝笼络住自己的私人势力，更重要的是取得大多数中下层的官僚的认可和支持。以长孙无忌为代表的关陇旧贵族，维护的是小集团的利益，排斥大多数关外势力和庶族地主。武则天正是反其道行之，获得了大多数官僚的支持。

“杂色入流”为武则天获得了大批低层官员的心，《姓氏录》的修订使五品以上的人成了钦定士族。士族和庶族之间严格的等级界限终于被彻底打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