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隋朝大业（2 / 2）
《隋书》描写这个民贼独夫的情况说，“普天之下，莫非仇雠；左右之人，皆为敌国”。这种情况，就是他那种掘长堑的愚顽思想支配着政治行动的结果。
隋朝时，朝鲜半岛上有高丽、百济、新罗三国，其中高丽最强。598年，高丽王高元联合靺鞨进攻辽西，被隋朝地方军击退。杨坚发兵30万进击，高元遣使谢罪，罢兵修好。
隋炀帝杨广即位后，要求高元入朝未成，便决心大举东征。611年，杨广命令在东莱（在今山东）海口造船300艘，官吏督役严急，死者达十之三四；五月，命令河南、淮南、江南造戎车5万辆，装载衣甲帐幕，由兵士自己牵挽，送往高阳；七月，发江淮以南民夫和船，运黎阳及洛口诸仓米到涿郡，船舶连接达千余里。运输兵民交错往还，昼夜不绝，死的就抛在路旁，臭秽满路。又发民夫自办车牛运粮械到泸河（今辽宁锦州）、怀远（今辽宁辽阳西北）两镇，车牛都一去不返。又发鹿车（即独轮车）夫60余万，每两人推米三石，路途遥远，三石米还不够路上吃的，车夫到镇无米可交，只好逃亡。
612年，四方应征的兵士全部到达涿郡。杨广令左右各12军分为24路，向平壤出发，全军共113万人，号称200万，运输粮饷的民夫比兵士加倍。二月初九，第一军出发，以后每日发一军，前后相距40里，连营渐进，实际上经过40日，才出发完毕。各军首尾衔接，鼓角相闻，旌旗相望，长960里。御营分6军，最后出发，长80里。《隋书》说“近古出师之盛，未之有也”。
杨广依据高丽会投降来部署战争，严令诸将：凡军事进止，都要奏报等待命令，不得专擅。又令诸将：高丽如请降，必须抚慰，不得纵兵进攻。隋兵渡辽河进围辽东城（今辽宁辽阳市），守城军每遇危急，就声称要投降。隋军不得不停攻，驰奏请旨，等到请旨回来，守军补充完备，又坚实拒战。如此再三，杨广还是深信高丽会投降，辽东城和其他城池也就一个不曾攻取。隋大将来护儿从海路到平壤城下，被高丽守军击败。大将宇文述等军渡鸭绿江，攻至平壤附近，又被高丽军击败。来护儿所率攻城精兵4万，逃回船上者仅数千人，宇文述等所率30万人，除卫文升一军不败，其余溃军逃回辽东城下，只有2700人。杨广大怒，率残余军回洛阳。第一次征高丽失败。
失败并没有使杨广接受教训，他在退兵时就下令继续搬运黎阳、洛口、太原诸仓谷物北上。613年，再次在全国征发兵士集中涿郡；四月，杨广再渡辽水，和上次一样攻围辽东城，一个多月仍没有攻下；六月，在黎阳督运兵粮的杨玄感起兵攻东都的消息传到前线，杨广有后顾之忧，只好退兵。同时，河南、河北、山东等地农民起义如火如荼地进行着。第二次征高丽失败，不但使国内阶级矛盾激化，同时也使统治阶级内部分裂了。同年八月，杨玄感败亡。但农民起义军却风起云涌，隋王朝处于崩溃前夕。
杨广妄想以对外的胜利来扭转危亡的命运，于614年发动了第三次东征。三月，杨广又到涿郡，七月到达怀远镇。高丽虽两败隋军，却因连年战争，所受损失也非常严重，所以立即遣使请和，并交送隋的叛将斛斯政。这次战争是在义军遍地的形势下发动的，征集的士兵多因道路阻隔，不能如期到达，有的根本没有来，来的又因沿途多有逃亡，以致兵员不足，实是凑合成军。杨广也感到无法把战争进行下去，只好因高丽请和乘势收兵。
隋文帝统治时期，民众辛勤地积累起来的财富，被隋炀帝用游玩、扩张、侵略三种形式，迫不及待地加以消耗，特别是三次侵略战争，民众死亡流离，实在不能再容忍下去。要摧毁这个残暴统治，唯一有效的方法就是农民大起义。
隋炀帝三次攻高丽，在全国范围内连年征发兵士和夫役，每一个劳动民众穷困以外再加上死亡的威胁，有些人为求免于死亡，甚至自断手脚，称为福手、福足。暴政惨毒到这样的地步，大规模起义也就蓬勃地发动起来。
616年，南方林士弘、河南李密、河北窦建德等，都在本地区显出高于其他首领的力量，农民起义军有逐渐形成几个大势力的趋势。隋朝官吏也在这一年里开始割据称雄，成为推倒隋朝的另一种势力。到617年，农民起义和隋官割据摧毁了隋统治，隋炀帝只好在江都等待死亡。
李密反隋
李密筑洛口城，周围四十里，作为魏国的都城。魏将孟让夜袭洛阳外郭，烧掠丰都市，洛阳居民都迁入宫城，抵御魏军。李密招集了大量豪帅，蒲山公营的纪律对这些豪帅是没有约束力的。李密缺乏驾驭群帅的才能，也就是缺乏引导群帅遵守纪律的才能，因之，归附的豪帅愈多，李密的反隋行动愈受到牵制，最后归于失败。
隋大将裴仁基率兵降李密，李密使裴仁基、孟让率兵2万人袭破回洛仓，烧天津桥，纵兵大掠。当时越王杨侗留守洛阳，有兵20余万，足以守卫城市，李密军烧掠，更使隋军守城愈益坚固。李密退归洛口，杨侗搬运回洛仓米入城，李密再取回洛，形式上逼近洛阳，实际是顿兵坚城之下，陷于被动。隋炀帝令关中出兵救洛阳，有人劝李密使翟让守洛口，裴仁基守回洛，自率精兵入关，袭取长安。既得西都，号令天下，可以成大业。李密说，这确是上策。不过，我所部将帅，都是出身草莽，我一离开，他们就会互相吞并，大业更无望了。杨侗得关中援兵，大破李密军。李密逃回洛口，形成与洛阳相持的局面。
李密率众攻向洛阳，大破隋兵，又取回洛仓。隋炀帝令王世充率江淮精兵救洛阳。李密遣徐世率兵袭破黎阳仓，开仓赈济饥民，10天内得兵20余万人。王世充统率各路救兵，会同洛阳兵共10余万人击洛口，与李密军夹洛水互击，各有胜败。
翟让起义在瓦岗
翟让，河南东郡韦城人，曾任隋朝东郡法曹（古代司法官员），后来犯了罪被判死刑，关在牢里等候执行。看管他的牢头叫黄君汉，是个侠客，认为以翟让的才能，会成就一番事业，死于牢狱实在可惜，于是晚上偷偷放了翟让叫他逃走。翟让也很有义气，不肯走，说如果自己走了，官府追究责任一定会连累救命恩人。黄君汉大怒，说道：“我今日救你不是为了别的，只是看你是个大丈夫，在这乱世里能救百姓之命，你以后努力自勉就是对我的报答了，何必现在作此儿女之态！”于是，翟让逃到东郡境内的瓦岗聚众起义。
在单雄信、徐世（后来被李渊赐姓李，改名为李世，他与翟让起兵时年仅17岁）的辅佐下，翟让的瓦岗军发展迅速。由于瓦岗地近运河，是舟商漕运的要道，翟让等据此夺取运河上公私船只的货物，所以军资充足，来归附的民众有万余之众，成为河南、山东一带义军中最强的一支。此时，因参加杨玄感起事而亡命雍丘一带的李密投奔瓦岗，为翟让出谋划策。翟让接受李密的建议，先说服附近小股起义军来归附，然后攻下荥阳的金堤关和附近一些小县城，一时瓦岗军声威大震。
窦建德河北起义
窦建德为清河漳南（今山东武城东北）人，出身农民，因帮孙安祖反官府，全家遭杀害。611年，窦建德率200人投奔高士达义军，与高士达共同起义。在高士达与另一河北义军首领张金称被隋军杀害后，窦建德成为河北义军的领袖，有部众10多万人，转战于河北中部。
617年初，窦建德在河间称长乐王，年号丁丑，攻占信都、清河等郡。杨广命涿郡留守薛世雄带兵3万驰援洛阳，欲击瓦岗军。薛部行至河间，遭窦建德义军埋伏，窦建德又亲率精锐袭击隋营，隋军大乱，自相践踏，损兵折将。这改变了河北地区官军与义军的力量对比，义军声势大振，而官军主力被消灭。这一次战役有力支援了瓦岗军对东都洛阳的进攻。同年，窦建德改称夏王，建权“夏国”，设置百官，控制了整个河北。他劝课农桑，发展生产，自己布衣素食，艰苦朴素，深为河北人民爱戴。
宇文化及杀杨广
在起义军的猛烈攻击下，隋朝的统治已经土崩瓦解、众叛亲离，许多地方官纷纷起兵反隋。被农民起义军吓破了胆的杨广躲在江都不敢回长安，天天心惊肉跳。
618年，右屯卫将军宇文化及乘机在江都发动了兵变。三月的一天，一个宫女跑来向杨广报信：“不好了，宇文化及造反了！马上就要杀进宫来了！”杨广浑身发抖，急忙换了一身衣服，逃到西阁。宇文化及杀进宫来，杨广看到哗变的士兵手里明晃晃的刀，哆嗦着说：“我犯了什么罪？”士兵说：“你发动战争，荒淫无度，还说没罪吗？全国百姓都痛恨你这个昏君，人人都要杀了你！”杨广怕挨刀，自己从身上解下一条绸带，士兵们用这条绸带把他绞死了。
杨广被杀以后，宇文化及自称大丞相，立秦王杨浩为皇帝。这时候，隋朝已经名存实亡了。另一方面，义军首领翟让残忍贪财，部属离心。李密听信谗言，在宴会时杀死翟让。翟让的贪暴，即使比一般豪帅更坏些，但终究是瓦岗起事的首领，推戴李密，也显示在短时期内并无夺位的野心，李密不能感化翟让，又不能包容翟让，用阴谋杀人，只能说明李密智短量窄，不足以成大业。翟让死后，李密部属开始心怀疑惧，李密也开始妄自尊大，疏远旧将，不爱惜士卒，一时勃兴的气象转变为败亡的局面。
隋末农民起义的规模非常巨大，可是缺少胜任的起义领袖。起义付出极大的代价，严重地打击了隋统治，但起义的果实，不得不归于北周旧贵族李渊所建立的唐朝。起义农民是推倒旧政权的根本力量，但必须再加上领导的力量，才有可能取得起义的胜利。这个领导力量首先要有推倒旧政权的决心，高举起义的旗帜，表现出鲜明的行动方向。更重要的是要广大民众认为它是统一与安宁的希望所寄托的政权。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政治上军事上有不少措施，足以造成影响，收揽人心。李密、窦建德起初是农民领袖，后来起义旗帜愈举愈低，不可能获得胜利。唐朝廷虽然是贵族官僚集团，但人们认为它是未来的统一者，各州郡纷纷向它降服，它的文武官员很少投降别人，正好说明唐朝君臣有取得最后胜利的信心。农民起义军既然缺乏足以取胜的领导人，而唐朝恰恰具备着取胜的条件，隋未农民大起义的果实归于唐朝，是完全合理的、必然的、可以理解的。
在黄河流域，因融合运动的逐步完成，经济上的破坏也逐渐减轻而转向恢复。在长江流域，经过将近300年的开发，经济上升到黄河流域的水平，并且还在继续上升。隋文帝统一两大流域，凭借广大的经济基地，建立起繁荣程度超过两汉的隋朝。
隋朝政治上的统一，使得文化上也南北合流，有了新的成就。《切韵》《隋书·经籍志》等，都是极有价值的著述。
统治阶级提倡宗教，本意是麻醉民众，但自己也往往被麻醉，受宗教的毒害。隋文帝幼年寄养在神尼智仙的尼寺里，13岁才还家。周武帝灭佛，智仙隐藏在杨家，预言隋文帝日后会做皇帝，重兴佛法。隋文帝深信自己得佛保佑，对群臣宣称“我兴由佛法”。他大力提倡佛教，晚年甚至排斥儒学，为石虎、梁武帝、齐文宣帝等崇佛君主之所不敢为，佛教在短期间内竟成为国教。佛教原有向极盛阶段发展的趋势，经这一提倡，从隋朝起，佛教进入了极盛阶段。
孙思邈是我国隋唐时期的著名医学家，生于581年，正是隋朝建立的那一年，逝世于683年，跨越了两个朝代。
孙思邈的老家在京兆华沅（在今陕西）。小时候的孙思邈经常见到许多穷苦百姓得了病，或是因为没钱医治，或是医治不好，年纪轻轻就被病魔夺去了生命。看着人们哭天喊地，孙思邈头脑里萌发出一个念头：“救活一条人命是多么重要啊！黄金虽贵能够用钱买到，而人的生命是再多的钱也买不到的。”从此，孙思邈幼小的心灵里树立了一个宏伟的志向：要做个好医生，为成千上万的人解除痛苦，也为他们的亲人解除痛苦。
在这个宏伟志向的驱使下，孙思邈发愤学习，认真钻研。为了掌握广泛的知识和可靠的本领，他不辞辛劳，达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功夫不负有心人，他通读了大量各种各样的医学书籍，获得了丰富的知识，掌握了精深的医学技艺，为他以后的行医生涯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正因为有了这个好基础，孙思邈行医不久就出了名，渐渐名声越来越大，连朝廷里也知道了他高超的医术，要召他去当医官。但孙思邈不愿被束缚在皇宫里，执意推辞了，他知道他的根应当扎在千百万百姓中间。
孙思邈不仅医术高，医德也很好，他不会因病人交不起诊费就把病人拒之门外，见死不救。相反，他经常为许多病人义务治疗，还把药送给他们。对于远道上门求医的病人，他还腾出房子让他们居住，亲自为病人熬汤端药，胜似对待自己的亲人。只要有人请他出诊，他总是有请必应，不管是风雪弥漫，还是深夜黎明，都会立即赶往医治。
有一次，一个病人得了尿潴留，撒不出尿，小肚子胀得非常难受。他请来孙思邈，恳求道：“孙医生，快救救我！尿脬都要胀破了！”这种病的医治，以往都是用药来排泄。现在，孙思邈看病人那么痛苦，心想：“吃药怕是来不及了。怎么办呢？尿流不出来，怕是排尿管的口子不灵了。能不能用根管子插进尿道，让尿通过管子流出来呢？”孙思邈考虑一番，决定试一试。可是尿道很细，什么样的管子才能插进去呢？他苦苦思考着，十分焦急，正在这时，他看见一个小孩拿着一根葱管在吹着玩，突然受到了启发，心想：“葱管又细又软，大概可以试试。”于是，他赶忙叫人找些香葱，从中选出细韧的一根，稍加削剪，然后小心翼翼地插进病人的尿道，再用力一吹。不一会儿，尿果然顺着葱管流了出来，病人的小肚慢慢瘪了下去，病也就好了。一根小小的葱管，便消除了病人莫大的痛苦。孙思邈由此成为世界上第一个采用导尿术的人。
又有一次，孙思邈出诊回来，在路上看到几个人抬了一口棺材。棺材缝里渗出了鲜血，一个老婆婆跟在后面哭得死去活来。孙思邈被哭声深深打动，又觉得棺材里流出的鲜血很不寻常，就连忙赶上前去，问道：“棺材里装的什么人？死了多长时间啦？”老婆婆忍住哭泣，含泪答道：“已有几个时辰了。”孙思邈说：“把棺材打开，让我看看好吗？”老婆婆开始不愿意，孙思邈并不放弃，耐心说服老婆婆：“可以试试。我看棺材里流出的鲜血，应该还是有希望的。”老婆婆听孙思邈说得有理，就一边让大家打开棺材一边说：“我可怜的孩子啊！她是难产，折腾了两天两夜，受了不少罪。结果小孩子没生下来，把自己的命也给送了。我就这么一个女儿，医生要是能把她救活，我一定给你磕头。”说话之间，棺盖已经打开。孙思邈往棺材里一看，只见那妇人脸色煞白，忙探手去摸妇人的脉，果然还在微微颤动。孙思邈赶紧拿出银针，选好穴位，慢慢地扎了下去，然后手指不停地捻动。不一会儿，只见那妇人呼了口气，睁开了双眼。又过了一会儿，一个胖娃娃“呱呱”落了地，老婆婆连忙抱起婴儿，激动得泪水不住地往下流。孙思邈拿出随身携带的药，让产妇服了下去。产妇渐渐苏醒了，脸上也有了血色。老婆婆抱着婴儿跪倒在孙思邈面前，一面磕头，一面感激不尽地说：“谢谢救命之恩！谢谢救命之恩！”孙思邈连忙把老婆婆扶起来。周围的人看到孙思邈一针救了两条人命，都惊讶、敬佩不已，同声称赞他真是个神医。
孙思邈在行医的过程中经常运用比较的方法来分析得病的原因，开拓用药的思路。他发现山区的贫穷百姓容易得“雀盲眼”（即夜盲症），这种病人白天的视力挺正常，可一到晚上就变得像麻雀一样，什么也见不到了。而有钱人常常得脚气病，症状为身上发肿，肌肉疼痛，浑身乏力。孙思邈想，为什么穷人多得夜盲症，富人多得脚气病呢？这肯定与饮食有关，不是多吃了些什么，就是少吃了些什么。于是，他比较了穷人与富人的饮食，发现富人多吃荤腥油腻、精米细粮，而穷人却很少吃荤，吃的多为粗粮素食。经过反复考虑，他认为穷人得夜盲症，很可能是很少吃荤的缘故，富人得脚气，不是由于吃荤就是由于吃细粮。他再作仔细分析，发现粗粮里夹杂着不少米糠麸子，精米白面则把这些东西弄得一干二净，看来脚气病就是因为缺少米糠和麸子这类东西引起的。思考分析之后，孙思邈对症下药。他试用动物的肝脏治雀盲眼，试用米糠和麦麸治脚气病，果然都很见效。他是世界上第一个记录脚气病的医学家，比起国外的最早记录，要早出1000年左右。
孙思邈还十分擅长针灸，在古人已知穴位的基础上，通过不断实践摸索，又发现了不少新的穴位，并总结出一个新的治疗方法，就是哪里有病往哪里针灸。后来，人们把这种方法归纳为四个字，叫做“以痛取穴”，也学着孙思邈的样，把“以痛取穴”的穴叫“阿是穴”。提起阿是穴，这里有个来历。
一次，有个病人找孙思邈看病，说大腿里侧有个地方疼得要命。孙思邈给他开了一剂中药，可服了之后并不见效。孙思邈就给病人使用针灸治疗，扎了几次，病人还是一个劲地喊痛。孙思邈想，除了古书上所说的那些穴位外，难道就没有其他的穴位了吗？他一面用大拇指在病人的大腿上轻轻地掐来掐去，一面不断地耐心问着病人：“是不是这儿痛？”掐了很多地方，反复问了很多遍，病人忽然叫了起来：“啊！是，是，就是这儿！”孙思邈就在那个点上扎了一针，病人的腿痛果然好了。孙思邈想，古书上没有这个穴位，应当给它叫个什么名字呢？噢，对啦，病人说“啊！是，是，就是这儿！那就叫它阿是穴吧！”阿是穴就是这样得来的。
经过长期的实践和研究，孙思邈积累和搜集了大量简便而有效的药方，他把这些药方汇集起来，编成了一部书，叫《千金要方》，也叫《备急千金方》。“千金”的意思就是说，书里所载的药方都是十分宝贵的，这时孙思邈已经70岁了。到了整整100岁的时候，孙思邈又把他后30年所积累的方子编成了另一本书，叫《千金翼方》。“翼”就是辅助的意思，就是要用它来弥补前一本书的不足。在这两本书里，孙思邈一共记载了6500多个药方，不仅数量多，疗效也很好。为了纪念这位著名的医学家，人们尊称孙思邈为“药王”，把他经常采药的五台山称为“药王山”，并且在山上建了药王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