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一 中越关系两千年（2 / 2）

阮福映建立阮朝，称安南王，立即奉表清朝皇帝，请求册封承认，继续保持与中国的传统关系。这次，阮福映上表清廷：“请改国号为南越。”

1803年1月12日，清朝嘉庆皇帝批阅了阮福映的上表，表示不同意“南越”国号。四个月后的1803年5月26日（嘉庆八年四月庚午），嘉庆正式决定，批准阮朝国号为“越南”。嘉庆的谕文是：

至所请以“南越”名国之处，该国先有越裳旧地，后有安南全壤，天朝褒赐国封，著用“越南”二字。以“越”字冠于其上，仍其先世疆域。以“南”字列其下，表其新赐藩封。且在百越之南，与古所称南越不至混淆。称名既正，字义亦属吉祥，可永承天朝恩泽。

清朝皇帝确定了越南的国名，并被普遍接受，沿用至今。

阮福映定都顺化，将全国分为南、中、北三圻（qí，音其）。待统治渐稳，阮氏朝廷对法国的殖民企图有所警惕，于1825年和1833年两次下令禁止传教，“闭关锁港”，但是已经晚了。

法国大革命一度打断了侵略印度支那的计划，待拿破仑统治法国已稳，侵略越南的步伐就加紧了。1817年，法国要求越南履行1787年条约，被越南拒绝。1857年，克里米亚战争结束，法国即抽出舰队开向远东，力图扩大与中国的贸易，决定先取越南，再以越南为跳板向中国渗透。

1858年8月，法国远东舰队联合西班牙军舰，进犯越南中部的土伦。因受越南军民的抗击，法、西联军未获预期的战果。次年2月，法军南下进攻嘉定，付出重大代价后得手，继而攻陷西贡。1859年6月，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法联军进攻中国天津的大沽口初战失利，侵越法军仅留800人盘踞西贡，其余全部调往中国增援，已经发动将近一年的法国侵越战争不得不中止。

1860年，英法联军打败了中国清朝政府。10月25日，法国迫使清朝政府签订了不平等的《天津条约》。随后法国舰队掉头向南开往越南南部，进攻南圻。阮朝军队无力抵抗，1862年6月5日，顺化朝廷与法国签订了第一次西贡条约，割让南圻东部的嘉定、定祥、边和三省及昆仑岛。法国终于得到了可以进而吞并整个印度支那的桥头堡。1863年，法国迫使柬埔寨成为法国的保护国。

法军得寸进尺，于1867年占领整个南圻。在此期间，越南南方人民不顾政府阻挠，一次次举行抗法起义。1868年，阮文历领导的农民起义失败，阮文历在就义前说：“只要大地上还生长青草，越南人民就决不停止对法国侵略者的抵抗。”

法国殖民者的意图很明显。如法国海军将领杜普雷1873年给海军部和殖民部的信中所说：“我们出现在这块富有的土地上，出现在这块与中国交界也是中国西南省份物产出口的地方，据我的意见，是一个关系到我们今后在远东地区争霸的生死问题。”

1874年3月，法国强迫越南签订了第二次西贡条约。条约的要点是，越南承认在外交上受法国的监督，法国占有南圻，在越南享有治外法权。

直到这时，越南和法国之间的政治冲突和交易才引起了清朝政府的关切。原因很简单，在此之前的法越条约都是背着清朝政府干的。另一方面，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清朝政府内忧外患不断，自顾不暇，所以只要越南朝贡如常，也就不作多问。

1875年，法国驻华公使罗淑亚将第二次条约的内容通告了清朝政府。清政府主管外交的恭亲王奕认为该条约违背了中国的宗主权，予以拒绝。他说：“约中有承认越南为独立国之语，为中国所不解。越南自古为中国属邦，故中国政府不能公认此条约。”

行文至此，应该就中越两国关系史上的宗藩关系作一个说明了。

宗藩关系，是封建社会（也包括资本主义社会的早期殖民主义时代）特有的产物。它的基本含义是：“宗”是本源，“藩”为屏卫，宗主国对藩属国的外交和国防有所控制；藩属国首脑对宗主国称臣，定期朝贡。宗藩关系使藩属国处于半独立状态。然而，具体到两国的宗藩关系上，其表现形式往往是多种多样的。

中国和越南的宗藩关系开始于公元973年。这年，丁部领遣子到中国朝见宋太祖赵匡胤。宋太祖为丁部领封了官衔“开封仪同三司，检校太师，封交趾郡王”。公元979年，丁氏父子被臣下所害，大将黎桓篡权。公元980年冬，宋太宗赵光义为挽救丁氏朝廷，同时也为了“收复失地”，派兵攻入越南，结果败北。事后黎桓害怕宋军再度南下，上表谢罪。宋太宗为此下诏说：“朕以交趾称藩，代修职贡。昨闻贼臣篡夺，害其主帅之家，聊举师徒，用申赴救，非贪土地，寻罢干戈。”（《宋史·交趾传》）不久黎桓也被封为交趾郡王。

从那以后，越南历史上的每一个封建王朝，无不向中国皇帝奉表称臣，“愿长为藩属”。而中国的封建朝廷为显示“天朝之尊”，也总是乐意于封王封藩于越南，要求越南朝贡。同时，宗主国也承担某种义务，“册封”藩属国，甚至在藩属国内出现“篡位”的严重政治危机时，出兵干涉，“兴灭继绝”。而越南历代王朝之所以向中国称臣朝贡，主要目的则在于确立正统地位，以求得国内政治的稳定。显然，封建时代的中越两国宗藩关系，是建立在两国统治者各自利益的基础上的。从政治上说，这是一种不平等关系，中国的封建王朝曾多次在越南藩属国“求援”的时候派兵攻入越南。

但是，今天的国际关系研究者应该把以往的国际关系放到它得以产生的历史环境中去加以考察。

朝贡是维系中越两国宗藩关系的重要方式。根据历史记载，凡属朝贡，绝大部分“薄来而厚往”，即中国回赐的物品大大优厚于越方所贡之物。按照惯例，越南三年一朝贡，六年一遣使。明太祖朱元璋曾下令：“中国之于四夷，唯推诚待之……若彼来贡，亦令三年一来，所遣之人，不过五员，所贡之物务从简俭，且需来使自持，庶免民力之劳。物不在多，亦唯诚而已。”（《明太祖实录》，卷122）作为惯例，中国皇帝的回赐是丰富的。金、玉器和绸缎、名瓷是回赐的主要物品。越南的朝贡使常常兼做买卖，将中国货物贩往越南，获利极丰，因此视朝贡为美差。如果有人说，中国通过这种朝贡“最残酷最野蛮”地剥削了朝贡者，那只能给人一种滑稽的感觉。

问题在于，明代以后的越南统治者，一面朝贡，在中国皇帝面前说尽好话，另一面也曾利用这种宗藩关系，麻痹中国朝廷，时而袭扰中国边境。1396年，安南侵夺中国属地丘温、如敖等五县。1468年，安南军人侵广西凭祥。1747年，安南入侵云南广南地区。入侵者掳掠人民财产，造成中国边民的损失。这样的事情史籍记载甚多，限于篇幅，难以一一列举。

实事求是地说，古代的中越两国宗藩关系，主要表现为封建政治伦理依附关系，以及宗主国的某种保护关系。自清代以后，中越两国的双边关系更加密切，这种宗藩关系也就更显微妙。按当时惯例，越南向清朝政府的贡物一般是象牙二对，犀角四座，细纨、绢布各200匹，沉香600两，速香1200百两，砂仁、槟榔各90斤。1716年，康熙皇帝下令免去象牙和槟榔的进贡。至乾隆时，又谕令进贡“不妨就该国所有，如土纨、绢布均可进奉，不必拘成定例。所谓不惟其物，惟其意也”。到了这时，清朝政府所看重的，就只是一个象征性的“天朝”尊号了。

历史的产物只能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中存在。中越两国的宗藩关系就是一个历史范畴，是封建制度下君臣关系在国际交往中的一种反映。在这样的宗藩关系下，对于越南的内政，除了安南君主的请封和受册封外，中国封建王朝一般并不加过问，更不向越南派驻军队。所以不能将中国与越南封建王朝间的宗藩关系等同于近代西方国家与殖民地、附属国之间的关系。同时，随着封建制度的兴衰，一旦历史条件变化，中越两国宗藩关系的消亡是必然的。从整体上看，鸦片战争前，中越间的宗藩关系基本上是小国依附大国的政治不平等关系。鸦片战争后，中国和越南都受到了西方列强的侵略，两国都面临沦为殖民地的苦难深渊。共同的危险为此时的中越关系注入了一个新的内容——抵御殖民主义侵略。在这一点上，中越两国的宗藩关系起了一个人们始料未及的纽带作用——使中越两国在共同的敌人面前团结起来共同抗争。这有历史为证。

越南方面，自第二次西贡条约签订后，阮氏王朝也感觉到亡国之祸迫在眉睫，乃遣使向清朝政府告急，请求清军援助越南抗击法军。清政府经过反复商讨，感到唇亡齿寒，于是命令驻英、法、俄三国公使曾纪泽向法国政府多次提出抗议并声明：“越南受封中国，久列属邦，该国如有紧要事件，中国不能置若罔闻。”（《曾惠敏公奏疏》，卷4，第11页）

清朝政府还应越南政府之请，于1881年底至1882年初，从广西、云南派出两支军队进驻北圻，同时暗中资助早已由广西进入越南的太平天国起义军余部刘永福的黑旗军。

1882年3月，法国军官李威利率军5000余人，战舰28艘向北圻进攻，很快占领河内。是年5月19日，刘永福率黑旗军3000人与法军在河内城西的纸桥激战三小时，击毙李威利，挫败法军。8、9月间，黑旗军又和法军接战两次（即怀德和丹凤之战），尽管付出重大牺牲，黑旗军都打胜了。

但就在这时，另一支由七艘军舰组成的法国舰队于8月18日进攻顺化河口的炮台。20日，千余名法军登陆，打垮了越南守军，在次日清晨占领炮台。22日，法国全权代表何罗芒来到顺化，向越南国王发出最后通牒：“从明天起24小时的时限，以全部接受或全部拒绝我们的条件，不作讨论……如果你们拒绝这些条件的话，便有更大的祸患等待你们……越南的名字将不再存于历史。”（《中法战争》卷7，第363页）

1883年8月25日，越南阮氏王朝与法国官员签订了城下之盟——《顺化条约》。该条约的第一条规定：

安南承认并接受法国的保护权，以及此类型的关系在欧洲外交的法律之观点上所有的后果。意即法国将总理安南政府与包括中国在内的一切外国的关系。安南政府只有通过法国的中介始得与该外国作外交上的交通。

条约还确定，越南将平顺省割让给法国，并驱逐在越北的黑旗军。

条约虽然已经签订，但是法方签约人何罗芒在事先并没有得到政府的批准，条约内容是他临事而拟的。在法国政府看来，这个条约肯定了在此之前越南与中国的传统关系，所以仍不满意。9月15日，法国正式向中国提出了一个解决越南问题的方案，要点为：从越北东海岸北纬21度至22度之间的某一地点起，划定一线至老街。这条线以北到中国之间的地带为中立区，中法双方都不占领。这方面的实质，是用划出一个狭窄中立区的办法，迫使中国撤出驻越南的军队，承认“中立区”以南的越南领土都归法国占领。

顺化条约的签订震撼了清朝政府。广西巡抚亦于1883年9月底接到了越南国王向光绪皇帝报告法国强迫订立顺化条约经过的咨呈。鉴于威胁临近，清朝大多数高级官员主张对法国采取强硬态度。至当年10月底，中法谈判没有达成协议，法国政府遂决定对中国再度诉诸武力。

1883年底，法国国会通过一项议案，拨款2000万法郎，追加军费900万法郎，增派军队1.5万人到越北，在12月中旬向中国军队发起进攻。

中法战争由此爆发。

12月16日，以孤拔为统帅的法军进占越北重地山西，击退黑旗军。法军迅速集结更多的军队，企图在战场上给中国军队以更大的打击，迫使清朝政府屈服。1884年2月，米勒继孤拔为法军统帅，发起新的攻势。中国的滇、桂两军将领昏庸怯懦，举措失当，数万守军一败涂地。3月12日，法军占领北宁，19日攻陷太原，4月12日占兴化。

在接二连三的军事挫败中，清朝政府软下来了，命李鸿章与法国代表谈判。法国代表、海军舰长富尼埃提出先决条件，必须先撤销在连年来的中法谈判中表现坚决的曾纪泽的驻法公使职务。清政府接受了这个条件，于4月28日将曾纪泽免职。

李鸿章违背了清政府事先向他下达的谈判原则。5月6日，李鸿章只和富尼埃谈判了两三个小时，中间还需要翻译，就接受了法国提出的条件。如此迅速地达成两国间的重大协议，在历史上是少见的。而清政府在听取了李鸿章牵强附会的报告后，觉得无可奈何，也竟然批准了李鸿章的所作所为。1884年5月11日，李鸿章与富尼埃在天津签订了《中法会议简明条款》。

条约共五款，第三款最具实质性：“中国南界既经与法国以实在凭据，不有侵占滋扰之事。中国约明，将所驻北圻各防营即行调回边界，并于法越所有已定与未定各条约，均置不理。”这个条款事实上承认了法国对越南的侵占。

条约第三款还明确，中国开放中越边界：“所有法越与内地货物听凭运销，并约明，日后遣其使臣议定详细商约税则，务须格外和衷，期于法国商务极为有益。”

李鸿章的“成就”仅仅在第四款：“法国约明，现与越南议改条约之内，决不插入伤害中国威望体面字样。”

法国驻华公使巴德诺堂而皇之地来到越南首都顺化。巴德诺要求，越南把中国政府的册封大玺交出来，他要送交法国国家博物馆收藏。巴德诺宣称：“我们认为要紧的是，这个中国给予的东西，不要再作为中国宗主权的标志而存在。”

越南官员在这个问题上作了争执，最后双方决定，将清朝册封大玺当众熔解。

熊熊大火燃烧起来，就在“嘉隆王玺”被烈火熔为一个银块后一小时，巴德诺与越南辅政大臣和吏部大臣阮文祥等人签订了新的《顺化条约》。条约的第一条为：

安南承认接受法国的保护权，在一切对外关系上法国将代表安南。在外国的安南人将受法国的保护。

《中法会议简明条款》在清朝政府内部引起强烈不满，李鸿章受到许多大臣的抨击，深感压力沉重。1884年5月17日，富尼埃在离开天津前又以命令式的口吻，将法国单方面规定的在越北向中国军队驻地分期“接防”的日期通知李鸿章。李鸿章没有同意法方的规定，但也不明确表示反对，而且没有立即向皇帝报告。

原来，在《中法会议简明条款》的法文本中，要求中国军队“立即”撤回，但清朝政府认为中文本“即行调回边界”则不那么迫切。李鸿章向清廷君主解释时又说：“只需密饬边军屯扎原处，勿再进攻生事，便能相安，亦不背约。”

在朝野一片反对李鸿章的声浪里，清政府觉得有失面子，所以在订约后严令驻越军队“仍扎原址，进止机宜，听候谕旨”。

1884年6月，法军由越北阵地前出，执行“接防”计划。6月23日，向谅山入侵的法军与中国军队接触。法军宣称：“和与不和，三日内定要谅山。”说罢，法军即开枪射击。中国守军被迫还击，将法军击退。中法战争再次爆发。

法国将其在中国和越南的舰队合编成远东舰队，以孤拔为统帅，于8月5日向中国的台湾省基隆猛烈攻击。侵略军一度登陆，又被中国守军逐回海上。8月23日下午，事先驶入福州马江的法军舰队向福建水师突然袭击。福建水师在战前得到“不准先行开炮，违者虽胜亦斩”的命令，因而完全陷于被动。开战仅仅30分钟，经营多年的福建水师全军覆没。消息传到北京，清政府已是不得不战。三天后，清政府下令，陆路各军迅速进兵，沿海各地严防法军入侵。

在越北战场，1884年12月，中国西线军队发起进攻，将法军包围在越北重镇宣光达70余天。期间黑旗军还设下埋伏，重创自河内出援的法军。但是，在东线作战的中国军队连连受挫。1885年2月，镇南关失守，法军得以抽出兵力，解宣光之围，并由此路侵入中国云南的马关和麻栗坡地区，在长达150公里、宽约80公里的中国土地上耀武扬威。

东线的中国军队溃败了，形势万分危急。在此紧要关头，已经退休的老将军冯子材毅然重披战袍就任东线主帅，迅速稳定了战局。1885年3月23日，法军万余人向镇南关内进犯，窜入冯子材精心准备好的战场。冯子材指挥全军奋战，激战三天三夜，法军大溃，遗尸千余具，向南狂逃。是为中国军队取得的镇南关大捷。至29日，中国军队克复谅山，法军统帅尼格里受重伤。

同时，中国军队在西线取得临洮大捷，侵入云南马关、麻栗坡的法军则陷入当地苗、瑶、壮、傣、汉民众的围攻之中。各族人民在麻栗坡猛洞苗族领袖项从周率领下，用大刀、弩箭等原始武器同法军展开激烈战斗，终于把法军赶出了国境线。

在越北战场的越南守军则配合中国军队作战，扩大了战果。

中国军队在越北战场的重大胜利使中国在外交上也处于十分有利的地位。谅山大捷的消息于1885年3月30日传到巴黎，茹费理内阁当晚倒台，法国不等新内阁上台，就授权总统与中国谈判。

清朝政府未能利用军事胜利取得的有利态势，就和法国政府于1885年4月4日匆忙签订了巴黎停战协定。这个协定的实质是，清政府明令批准不久前订立的丧权辱国的《中法天津条约》，下令越北战场的中国军队分期撤回国内；法军则解除对台湾和北海的封锁。这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战胜求和”的外交失败。当然，这里的问题还要复杂一些。1884年12月4日，朝鲜发生“甲申政变”，日本利用政变插手朝鲜事务，使正在进行中法战争的中国政府极为震惊。1885年3月，日本参议兼宫内卿伊藤博文作为特命全权大使前来中国，与中国政府谈判“甲申政变”后朝鲜的地位问题。日本对正在为战争经费而困窘的中国政府进行了要挟，因此中国政府急于停止中法战争腾出手来对付日本。最终说来，负责谈判的李鸿章又一次在对手面前拜了下风，《中日天津条约》于1885年4月18日签订，从此，日本加紧准备独霸朝鲜和侵略中国的战争。

1885年6月9日，李鸿章和巴德诺又在天津签订了《中法条约（越南条款）》，它的主要内容是：

一、清朝政府承认法国对越南的占领并行使保护权。条约第一款规定：“越南诸省与中国毗连者，其境内法国约明自行弭乱安抚。”在第二款中，中国表示：“凡有法国与越南订立之条约、章程，或已订者，或续立者，现时并日后均听办理。”

二、中法两国勘定中越边境线。条约第三款写明：“自此次订约画押之后，限6个月内，应由中法两国各派官员，亲赴中国与北圻交界处所，会同勘定界线。”

三、法国取得在中国西南通商的特权和在云南修筑铁路的优惠权。

条约签订之后，数万中国官兵撤离越北——他们曾为之流洒了鲜血的土地。当年7月，刘永福也率领黑旗军3000名将士离开越南，撤入云南省文山。黑旗军高擎了12年之久的抗法斗争火炬熄灭了。

中法战争结束，法国确立了在越南的殖民统治。殖民者在越南的南、中、北圻建立了不同形式的殖民统治制度：南圻是“直辖领地”，废除原有的统治机构，设法籍总督；中圻称“保护领”，保留阮氏小朝廷，同时派驻法籍总督；北圻为“半保护领”，形式上由阮氏政府派出“经略使”治理，实际上由法国殖民者遥控，以后又废除“经略使”制度，并入“保护领”。

与此同时，法国殖民者在柬埔寨也得手了。

柬埔寨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自然资源，早在公元l世纪就出现过早期国家扶南。到19世纪，柬埔寨国势衰弱，成为越南和暹罗王朝争夺的对象。第一次《西贡条约》的签订，使法国殖民者从越南君主手中夺取了对柬埔寨的宗主权。1863年，法国殖民者强迫柬埔寨的诺罗敦国王签订了“保护条约”。根据“条约”，法国向柬埔寨派遣一个留守使，实施对柬埔寨的保护。没有法国的允许，柬埔寨不得接受其他国家派遣的领事。1867年，法国又与暹罗签署条约，暹罗承认法国对柬埔寨的保护。

1887年，法国将越南和柬埔寨合并为“印度支那联邦”。19世纪末，又将老挝并入。印度支那联邦中央机关首脑是由法国政府任命的总督，受法国政府殖民部领导。法国殖民者一方面将越、老、柬三国合并在一个联邦内，另一方面又不断制造矛盾，这一切都为日后印度支那问题的复杂化种下了祸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