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一 中越关系两千年（1 / 2）

天地玄黄，宇宙洪荒。

距今1.5亿年的中生代侏罗纪晚世，这里是一片汪洋大海。随后，大陆板块漂移、碰撞、对接，燕山期造山运动兴起，地壳隆起，中国西南部变成一个辽阔的准平原。

距今3000万年的新生代新第三纪早期，震撼全球的喜马拉雅造山运动发生了，这块准平原逐渐抬升，江河形成，沧海化为桑田，桑田又变成高山，中国的西南成为一个山峦重叠的地带。

距今300万年时，这块山地再度被流水冲刷成波状起伏的准平原，遍布亚热带森林与草原。

160万年前，全球性的第四纪大冰期来临了，这块准平原继续抬升，形成高原。古猿因此走下高山，进入河谷，在这块土地上繁衍，从而使这里成为著名的古人类发祥地。在云南北部元谋出土的拉玛古猿化石和“元谋人”猿人头盖骨化石证明了这一点。

由云贵高原上的横断山脉南出，大山演化成长山山脉，它是中南半岛的脊骨。由中国境内向南流出的元江，在中下游易名红河，它挟带泥土冲积出红河三角洲平原；发源于青藏高原的澜沧江流出云南，更名湄公河，以浩大的水势流淌过老挝，向东南冲积出湄公河三角洲平原。大约在1万年前，今天的越南南部渐渐露出水面。

远古时期是神话和传说的天下。

今天的越南北部，古称“交趾”。交趾这个地名，在中国远古时期的传说中就露面了。

《淮南子·主术训》说：“昔者神农之治天下……其地南至交趾，北至幽都。”

《墨子·节用篇》说：“古者尧治天下，南抚交趾，北降幽都。”

“交趾”在哪里？20世纪50年代以来，考古学家、历史学家、古地理学家纷纷进行了严密的考证：交趾最初是对中国西南部的泛称。中华民族经历了春秋战国时期的繁衍发展，到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交趾就是今天的越南中部和北部地区。

中国古代典籍曾记载，3000多年前，交趾以南的“越裳国”有使者北上见周公的故事。《尚书大传》中的《周传·归禾篇》说：“交趾之南有越裳国。周公居摄六年，制礼作乐，天下和平，越裳以三象，重译而献白雉，曰：道路幽远，山川阻深，音使之不通，故重译而朝。”这个“越裳国”和今天的越南有什么关系吗？现有史料还无法回答这个问题，暂存此一说以待识者吧。

随着人类文明史的到来，中国古籍最早记录了那片土地上发生的事情。司马迁著《史记》以《五帝本纪》为第一篇。他注意到了“交趾”，刻竹而书：“唯禹之功为大，（地）方五千里，至于荒服。南抚交趾，北发西戎。”

公元前214年，秦始皇派发大军，“略取陆梁地，为桂林、象群、南海（郡），以适遣戍”。“陆梁地”指岭南的辽阔地域。秦朝的南疆已扩展到今天的广西南部，而此时的越南中、北部地区，大致还处于原始社会后期，是一片布满原始森林的土地。

秦始皇死后，公元前209年，陈胜、吴广起义，当时任南海郡龙川令的河北真定（今河北省正定县）人赵佗趁势拥兵自重，“击并桂林、象郡”，割据西南一方。汉朝政权稳固以后，汉文帝以“休养生息”的方针治国，国势渐强。汉文帝于公元前179年派陆贾出使岭南劝降。赵佗立即奉书汉文帝，“顿首谢，愿长为藩臣，奉贡职”，表示岭南重入汉朝版图。（《史记·南越列传》）在此之前，赵佗曾设置交趾郡，辖境已伸入越南北部。司马迁记载了这些史实，在他笔下，越南有了最初的由文字记载的历史，迄今约为2000多年。

汉武帝时，中央政权的力量益发强盛起来。汉武帝乃决定消灭赵越割据势力。公元前111年，汉武帝拜卫尉路博德为伏波将军，率兵南征。出兵之际，原属赵越诸侯国的桂林郡监居翁起兵响应，传“谕瓯骆属汉”，协助中央军队消灭割据势力。“瓯”“雒”是象郡和交趾郡的古代别称。司马迁为此写下了“瓯、越相攻，南越动摇”的感叹。（《史记·南越列传》）

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路博德平定岭南，重新设置了9个郡，由中央政权直接管辖。这9个郡中的交趾、九真、日南三郡，就在今天的越南北部和中部。郡、县的刺史和县令两级官吏，由中央政府直接任命，在辖地推行《汉律》。从此以后1000多年的漫长时期，被越南史学界称作“北属时期”。其原因主要在于，这三郡故地是汉、晋、隋、唐朝代辽阔版图的一个组成部分。

西汉时期，汉朝中央政权对南方的交趾、九真、日南三郡大抵沿用“与民休息”政策，逐步划县而治，于任用刺史、太守、县令等官吏的同时，也倚重地方世袭部落首领“雒将”的势力。向三郡移民也在秦汉时期开始，汉族移民将铁器和耕牛带到了那里，提高了三郡的社会生产力，也使三郡原始社会和奴隶制社会的生产关系开始了瓦解的进程。

在当时社会，在遥远的边陲，不可避免地充斥着大批昏庸腐败、以横征暴敛为能事的封建官僚。他们鱼肉百姓，恣意妄为，必然激化边疆的民族矛盾。

旧交趾土多珍产，明玑、翠羽、犀、象、玳瑁、异香、美木之属，莫不自出。前后刺史率多无清行，上承权贵，下积私贿，财计盈给，辄复求见迁代，故吏民怨叛。

——《后汉书·贾琮传》

《后汉书》作者范晔（398—445）这段话，对三郡之地历史情况的复杂性，作了一个很有深意的注脚。

公元34年，交趾郡太守苏定到任，与当地部落贵族雒将诗索的矛盾激化。公元40年，苏定杀害了诗索，诗索妻征侧与妹妹征贰举兵征讨苏定。这就是2000年后越南史学界所称的“二征起义”。二征的军队攻破了三郡的65座城邑。此时恰值汉光武帝刘秀初创政权，无暇南顾，二征军队占领三郡之地约两年。

公元42年，光武帝刘秀已经稳固了中央政权，拜名将马援为伏波将军，率军南下收复三郡失地。马援迅速消灭了二征的军队，于次年（公元43年）“斩征侧、征贰，传首洛阳”，并且一直进军到日南郡最南端的象林县，尽复三郡旧观。

马援经略三郡，“所过辄为郡县，治城郭，穿渠灌溉，以利其民”，并且重新整肃了汉朝法律制度，推行汉律汉仪。（《后汉书，马援传》）随马援南征的部队中，有一部分将士从此定居于三郡，号称“马留人”，毕生开发这块热带土地。从此，三郡的郡县制度得以巩固，奴隶制度再也无法维系下去，只能被封建制所代替。马援这一历史功绩也是为越南史学界所确认的。

历史地看待“二征问题”，要尊重一个基本事实，那就是，当时的三郡地区是汉朝版图的一部分，是由中央政权治辖的边疆。因此，马援征讨二征的军队，是一个国家的内政问题，不涉及外交。而越南和中国之间的国家关系，还要到此后1000年才发生。

在三郡地区的开发中，汉族人发挥了巨大作用。《后汉书·西南夷传》记载：“凡交趾所统，虽置郡县，而言语各异，重译乃通……后频徙中国罪人，使杂居其间，乃稍知言语，渐见教化。”

治理三郡也有正直清廉的太守、刺史们的贡献。“光武中兴，锡光为交趾（太守），任延守九真，于是教其耕稼，制为冠履，初设媒聘，始知姻娶。建立学校，导之礼义。”（《后汉书·西南夷传》）

随着汉文化的传播和郡县制的完善，过去三郡地区那种以血缘为纽带的氏族制度衰亡了。到东汉末期，三郡地区原有的部落组织大部分瓦解。从东汉以后，史籍中就再也见不到“雒王”“雒侯”“雒将”这些古老的称呼了。中原文化与三郡文化互为交融，彼此影响。自秦汉以降，1000多年间，中原和三郡地区只通用一种文字——汉字。汉字在三郡社会生活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无论是官方文告或是尔后的科举考试都通用汉字，重要的政治、历史、文学、医学著作都用汉字撰写。现代语言学家研究，在越南语词汇中保存的汉语词汇或发源于汉语的词汇，约占越语词汇的一半以上。

汉朝以后的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央封建王朝对三郡地区实行着有效的统治。在三国和两晋时期，三郡曾改设为交州，下辖六郡。根据史书记载，三国初，吕岱任交州刺史，此后吴主孙权将他升任为安南将军。吕岱治交州时，曾派遣从事朱应、中郎将康泰向南招抚林邑、扶南、堂明诸国。林邑在今越南中部；扶南在今越南南部及柬埔寨的一部分；堂明在今老挝境内。由于汉使南来，这些小国君主均遣使奉贡。吕岱在交州12年，居官清正，历年不致俸于家，以至妻子饥寒。

吴赤乌十一年（公元248年），孙权任陆胤为交州刺史、安南校尉。陆胤在交州11年，“奉宣朝恩，流民归附，海隅肃清……自胤至州，风绝气息，商旅平行，民无疾疫，田稼丰稔……至被诏书当出，民感其恩，以忘恋土，负老携幼，甘心景从”。（《三国志·吴书·陆胤传》）说明东吴政权对交州的统治是有成效的。到三国末年，陶璜就任都督、交州牧。他治理交州30年，直到东晋时期。陶璜政绩远播，受到了当地人民的拥戴。至南朝时，交州增为七郡。

隋唐以后，由于中央政权实力的增强，三郡和中原的联系更加密切。初唐时著名文学家王勃的父亲王福畤，曾经到过这块热带地区当交趾令。王勃在前去交趾省亲的路上途经江西洪都（今南昌），兴致昂扬，写下了著名的《滕王阁序》，然后继续南行来到广西的北部湾海边，在乘船前往父亲任所的航行中不幸落水溺死。（《新唐书·王勃传》）

初唐时曾到安南（交州）的著名文学家还有杜审言等人。杜审言是五言诗名家，有《旅寓安南》诗一首流传于世，诗曰：“交趾殊风候，寒迟暖复吹。仲冬山果熟，正月野花开。积雨生昏雾，轻霜下震雷。故乡逾万里，客思倍从来。”

公元621年，唐朝设置交州总管府。公元679年，改为“安南都护府”，是为全国四大都护府之一，“安南”的名称就是由此而来的。安南都护府，不但对当地农民实行“租庸调法”，还对当地士大夫推行科举制度。唐会昌五年（公元845年）曾颁令规定，安南和岭南、桂府、福建等地一样，每年可以选送进士和明经入仕中央，同时在安南开办学校。为了遴选人才，还在安南专设了“南选使”。一批安南知识分子参加了科举，其中最出类拔萃的当属唐德宗时期的姜公辅。

《新唐书·姜公辅传》说：“姜公辅，爱州日南人。第进士，补校书郎，以制策异等授右拾遗，为翰林学士……公辅有高才，每进见，敷奏响亮，德宗器之。”公元783年唐朝权臣作乱，长安动荡，姜公辅追随唐德宗左右，对稳定局势有功，被擢升为谏议大夫，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当了宰相。姜公辅以直言敢谏声闻朝野，后来因事与德宗意见相左，被贬为泉州别驾。他终老于福建泉州，墓葬泉州九日山。直到今天，九日山上还有“姜相台”和“姜相墓”供后人凭吊。

在这段长逾千年的历史时期内，中原的许多生产技术，如施肥、灌溉、深耕，种桑养蚕，造纸制陶，以及建筑、医药、冶炼技术等传到了三郡——安南地区。中原的风俗人伦之道，也逶迤南来，积淀在这里。春节、清明、端午、中秋，也成了越南的传统节日。

从历史上看，中国和越南的国家关系，产生于五代十国，中原大分裂的年代里。

唐朝末年的诸节度使混战，严重削弱了中央政权，边疆动荡，朝廷已是鞭长莫及。公元905年，土豪曲承裕控制安南。公元907年，唐朝倾覆。此后50余年，先后占据中国北方的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代王朝都无力顾及南疆。割据江南的南越和南汉曾先后进兵安南。公元930年，南汉大将李顺之率军南下，俘获曲承裕的孙子曲承美，将安南并入南汉。由于南汉力量太弱，次年，曲氏旧将杨廷艺再次割据安南。南汉索性把杨廷艺封为交趾节度使。

公元937年，杨氏牙将矫公羡杀杨廷艺而代之。次年，杨氏旧将吴权又拥兵击败矫公羡，占据了安南，史称“前吴王”。公元944年，吴权死去，杨廷艺之子杨三哥自立，称平西王。公元950年，吴权次子吴昌文驱逐杨三哥，自称“晋王”，史称“后吴王”。

公元963年，吴昌文死去，安南大乱，12股割据势力各占州县，都自号“使君”，史称“十二使君之乱”。十二使君中，丁部领实力渐强，公元966年，丁部领统一了安南，建立“大瞿越”国，自立为“大胜明皇帝”，建都华闾（今越南河内），起宫殿，置百官。从此，越南成为一个独立的封建国家。

丁部领建立的就是越南第一个朝代——丁朝（966—980）。公元973年，丁部领遣使向宋朝朝贡。宋太祖赵匡胤册封丁部领为“安南都护检校太师交趾郡王”，表示承认安南为宋朝的藩属国。这就是中国和越南两国正式外交关系的开端。

公元979年，丁朝发生内乱，丁部领和儿子丁琏被杀，将军黎桓拥立丁链之弟丁睿。次年，宋朝“闻安南郡王及子链遇弑，发兵征讨”。历史地看，这可以看作是中国封建王朝对越南的第一次征讨。公元981年，宋军在白藤江被击败退兵。

此前，黎桓已于公元980年即位，史称前黎朝（981—1009）。黎桓取得白藤江之战的胜利后，即千方百计寻求北宋的谅解和承认。公元986年，北宋册封黎桓为安南都护，静海军节度使，实际上承认了黎朝的合法性。整个前黎朝时期，越南遣使11次赴宋，北宋遣使7次入越，由此确定了中越两国的宗藩关系。

1009年，前黎朝将军李公蕴在一次宫廷政变中篡位，建立李朝（1110—1225）。

李朝的实力渐渐强盛起来，很快迈出了侵略扩张的步伐。从1014年起至1060年，李朝军事力量6次侵扰中国边境，积弱的宋朝政府保持克制态度。

1044年和1069年，李朝军队两次大规模向南侵犯，攻入南方的占城国（在今越南南方），劫获大量财物。李朝又扭过头来向北侵犯。1075年12月，李朝军事重臣李常杰率军10余万人，侵犯中国广西。李朝动起干戈的借口是，广西官员沈起、刘彝“潜起蛮峒兵，缮舟船，习水战，禁州县不与我（越南）贸易”。（见《越史略》和《大越史记全书》）

1075年12月30日（北宋熙宁八年十一月二十日），李常杰军攻陷广西钦州，三天后又陷廉州（今广西南宁）。越南的官修史书记载，李常杰军在广西进行了残酷的屠杀，所攻陷之处，“尽屠其民凡五万八千人，并钦、廉死者几十余万”。《宋史》记载：“交趾兵大举入侵，攻陷钦、廉州，兵民死者十余万口，掳妇女小弱者七八万口。”

北宋不得不进行反击，以郭逵为主帅，统兵十万，兵力与李常杰大体相当，于1076年6月冒着盛夏从湖南出发，不顾瘴疠疾病造成的大量减员，于年底进至中越边境与越军接战，又进至越南境内和越军对峙于裘江、如月江两岸。激战月余，双方互有胜负。李朝弘真、昭文两王子战死，兵员伤亡甚重；宋军不服水土，加上战斗激烈，损失也很大，后勤供应越来越困难。这时李朝“遣使诣宋军门纳款以求缓师”，（《越史通鉴纲目》正编卷3）宋军也意识到无法彻底击败越军，于是双方议和，宋军班师。从那以后到南宋末年，双方没有大的边境冲突，李朝则始终向宋朝进贡。

12世纪中叶起，李朝渐渐衰落。13世纪20年代，李朝殿前指挥使陈守度独揽大权。1225年，陈守度逼迫年仅8岁的女皇帝李昭皇让位，李朝灭亡，陈朝（1226—1400）建立，宋朝马上予以承认。1229年，宋理宗遣使越南。

此时，成吉思汗的蒙古族部落崛起了。1234年2月，蒙古军与南宋军联合灭金，随即形成蒙宋对峙的局面。1253年，忽必烈率大军平定云南，意在从西南侧后迂回攻击南宋。忽必烈班师后，大将兀良合台留镇云南。

1257年，兀良合台率一支精锐的蒙古骑兵进攻安南。这支人数不多的队伍迅速击败了陈朝的军队，于次年攻占京城升龙（河内）。在蒙古军攻占升龙的第七天，安南国王奉表请罪称臣。由于解除了进攻南宋的后顾之忧，蒙古士兵又难以适应安南的炎热气候，兀良合台只在升龙停留九天就撤回了云南。

其实，在败给蒙古军之初，安南国王还脚踩两只船，向蒙古和南宋同时进贡。不久，安南国王发现蒙古的军事力量要比南宋强得多，就断绝了和南宋的关系。忽必烈正式建立元朝之后，陈朝的朝贡和奉表更加频繁。越南人黎崱所撰《安南志略》卷6记载了元至元三十年（1293年）陈朝的一次奉表：

至元三十年三月初四日安南陈上表 臣谨昧死百拜上奏：臣伏今年二月十四日恭亲天使吏部尚书梁曾、礼部郎中陈孚奉赉天诏，俯临下国，臣谨率宗族官吏，奔走道路，焚香迎迓。及至褥道躬迎，三呼百拜跪读。

言辞之谦卑，大抵如此。

忽必烈即皇帝位后，曾两次进攻安南。一次是1284年，元军攻占升龙，安南国王弃城出逃，其弟陈益稷投降，元军即撤回。另一次是1287年，元军又占升龙，但是不久元军的运粮船队被安南军击沉，元军只得撤退。

元朝很快就覆灭了，明朝代之而起。明初，中央政权力量强盛。1406年，明军自广西、云南两路进攻安南，迅速占领安南全境，将其并入明朝版图，由中央政府直接统治，设17个府。1414年，明朝在安南各个府、县建立学校。

明朝对安南的统治是短暂的。此时的安南已经独立数百年，决不屈服于外来统治，加之明朝的安南官吏中多贪婪残酷之徒，当地人的反抗很快就发生了。1418年，黎利在蓝山起兵抗明。经10年战斗，1427年支梭一战，明军败北，退出安南，黎利建立后黎朝（1428—1789）。

后黎朝维持了百年的极盛状态。16世纪以后，这个朝代的统治衰落了。后黎朝末期，权臣郑松和阮潢形成两个军事割据势力南北对峙。1627年至1674年，郑氏和阮氏进行了将近半个世纪的内战，实力都受到削弱。此后又维持了100年不战不和的局面。就中越关系而言，后黎朝的黎利死后不久，中越双方恢复了宗藩关系。

1771年，爆发了越南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农民暴动——由阮岳、阮惠、阮侣（也称阮文岳、阮文惠、阮文侣）三兄弟领导的西山起义。1785年，西山军消灭阮福映军事势力的有生力量，并击败阮福映引来的暹罗军队，次年北上消灭了郑楷的军队。1788年，苟延残喘的后黎朝国王黎维祁让母亲和儿子到中国广西，向清朝的两广总督孙士毅痛哭求援。清军以此为由出兵进攻安南，占领升龙。1789年，清军败于阮惠的西山军，退回中国，从而结束了中国封建王朝对越南的最后一次大规模军事行动。

以上所述，可以称作中国与越南的古代关系史。

纵观历史，在越南成为一个独立国家以后，中越双方的战争只占很少的时期，在大部分的历史年代里，中越两国保持着宗主国和藩属国之间的关系，和平相处。两国人民更是情深谊长，这是历史的主导方面。随着一部近代史的翻开，中越两国则是休戚与共。在外国殖民者侵略的屠刀和炮火面前，中越两国人民的鲜血流淌在一起。

18世纪后期，原先统治安南南方的阮福映军队被西山农民起义军击溃后，阮福映逃往暹罗乞援，在那里结识了法国主教百多禄。百多禄劝阮福映与法国结盟，阮福映答应了。1787年，百多禄代表安南回法国，在凡尔赛和路易十六政府订立条约，法国给予阮福映军事援助，阮福映则将土伦和昆仑岛割让法国，并允许法国商人在安南享有免税和垄断贸易的权利。只是因为两年后爆发了法国大革命，路易十六被送上了断头台，条约规定的条款才没有实现。但是，百多禄在签约后不久回到了印度法属殖民地，他出面调来了若干军舰和士兵，抵达安南南部铸炮练兵，与西山军对抗。

在这时的安南，西山军已经分裂成三个部分，各自的领袖沿袭旧日的统治。阮惠、阮岳于1792、1793年先后死去，西山军削弱了。阮福映东山再起，于1788年攻占西贡，1799年又夺归仁，至此西山军败局已定。1801年，阮福映进攻顺化，次年攻陷升龙，终于打垮了西山军，阮朝（1802—1858）建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