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5章 艰苦的相持战（1 / 2）

前方鏖战正酣，美英法三国间信使交驰，和战之争此起彼伏，小小的奠边府愈加为世人瞩目。

1954年4月8日，武元甲在前线指挥部召集会议，总结第二阶段作战经验，整顿兵力，准备第三阶段的战斗。韦国清、梅嘉生与会。

会议上有一初步统计，在第二阶段作战中，法军伤亡约2300名，双方伤亡比例为1∶1。然而越军伤员中67%是轻伤，不少伤员可以在较短时间内重返战场。

综合奠边府战役的第一、第二阶段情况，越军共歼法军5000余名。

越军的伤亡也不小，特别是法军的几次猛烈反击使越军兵锋受挫。让越军感到奇怪的是，法军的反击兵力怎么像从地里钻出来似的，说到就到了？综合制高点上侦察兵的报告，好几位越军指挥官判断，法军在奠边府中心区修筑了绵长的、四通八达的坑道。他们纷纷向中国顾问讨教打坑道的办法。

坑道战是朝鲜战场上中国志愿军熟悉的战法。4月初，中国军事顾问团接连向解放军总参谋部汇报“奠边府法军坑道”问题，请示打法。

1954年春，困守奠边府的一个法军士兵在掩体出口观察

接到来自奠边府的电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的军官们很有信心。参加过朝鲜战争的军官们都说得出体会，军中更有长于坑道战的战将。4月9日，中央军委致电韦国清，电文中有一部分专谈坑道战和火箭炮兵的问题：

1.奠边府敌构筑坑道类型及质量如何？坑道一般有多长？石质抑或土质？每条坑道能容纳多少人？用榴弹炮能否摧毁？掩蔽部是否即盖沟？顶有多厚？请详告。

2.七五无后坐力炮是否已经使用于奠边府战场？其效果如何？是否还需该炮？六管火箭炮兵应加强训练，求得全部使用于下次总攻奠边府的战斗中。我们为帮助胡军加速六管火箭炮的训练，决定再派25名熟练六管火箭炮的营、连、排干部赴越帮助训练工作。

3.根据朝鲜作战的经验，有计划地派出狙击手不断杀伤消耗敌人，收效很大。目前奠边府之敌仅剩8000人，我如能很好组织狙击手的射击，将给予敌人以不断杀伤，如此也可造成我最后攻歼奠边府守敌的有利条件。

4.为全歼奠边府守敌，取得战役的全部胜利，我应很好地组织炮火，不要吝惜炮弹的消耗，特别在决定性胜利的关键时刻应组织浓密的炮火支援步兵作战，我们及时供给胡军足够的炮弹。

5.为帮助越军解决打坑道和掩蔽部的战术和战斗动作问题，我们已选调在朝鲜作战有经验的团、营、连干部共12人，由第60军某团团长王子波同志率领，数日内启程赴越帮助工作。

6.据了解，奠边府的地势是北高南低，河道由北向南流，请考虑雨季来后是否可以用人工造成泛滥，以水淹奠边府之敌。如有可能，则请预作研究和准备。

同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还向韦国清发了第二份电报，告诉韦国清、梅嘉生：“对坑道盖沟可以集中炮火予以分段分点逐渐摧毁，特别要充分发挥我伴随火炮的作用（如无后坐力炮、火箭筒、迫击炮等）；敌盖沟只要攻击前将其轰塌，切断一两段，敌即被前后隔绝而有利于我接近后以连续爆破歼灭之。如能组织力量绕至敌侧后分段打击，同时单兵爆破更好。”

与此同时，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向正在安徽的第60军某团团长王子波发出命令，要他立即进京受命，带领有坑道作战经验的营、连级军官赶赴越南。

出生于1922年的王子波是奠边府战役的又一个中国见证者。他是河南省新安县人，父亲当过小学教员，把爱读书的家风传给了孩子。王子波自幼爱好读书，到县里上中专的时候，抗日战争爆发，15岁的王子波投身救亡运动。1938年2月，他和一批同学到山西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青年抗敌决死队，不久就到韦国清任校长的八路军随营学校学习，并在那里入党。

抗日战争中，王子波成长为著名战将皮定均麾下的年轻军官。在解放战争中，王子波参加了中原突围、守卫两淮和孟良崮等重大战役。

1951年3月，任团长的王子波率部入朝作战，参加了激烈的第五次战役。战役后，王子波在朝鲜东线作战，在“三八线”附近与敌方对峙。

1952年秋冬以后，东线志愿军开展“挤阵地”作战，多以小部队出击小阵地。在这些战斗中，小部队袭占的阵地大多不能守住，因为敌军的反击很快，且有空军掩护，在夜间攻占阵地的志愿军往往来不及改造工事就遭受敌方的强大压力，只好退下来。在东线的一个小山头“方形山”，志愿军先后攻上去11次，杀伤了敌军，但是都没有守住。

1953年初春，王子波团投入方形山战斗。王子波是一位骁勇善战又颇具文思的团长，他在进军大西南征途中写下的诗后来被编入专集。在“挤阵地”战前，王子波灯下执笔，写了一本专讲攻坚阵地战的小册子，作为本团使用的训练教材。

王子波首先指挥攻占一个小山头的战斗。他将战术确定为“为守一点，攻打数点，将打敌反扑控制在所欲坚守的新占基本阵地之前”。战斗中，王子波所部在攻守中使南朝鲜军伤亡1400余人，敌我双方的伤亡比例为9∶1。志愿军司令部为此发出通报嘉奖。

紧接着，王子波指挥方形山战斗，出师告捷。他指挥的团攻得上、守得住，威震一方。

战斗发起前，王子波将一本他刚刚写成的关于攻坚的油印小册子交给军作训处处长刘凯。战斗结束后，刘凯把小册子送到了志愿军司令部，“志司”则将它呈送司令员彭德怀。

指挥百万大军作战的彭德怀日理军机万端，但仍然饶有兴致地细读了王子波的小册子。彭德怀读后大加赞扬，挥笔批示：“只有认真研究情况、总结经验，才能写出这样生动有用的阵地进攻的战术和战斗动作（教材）。应当介绍给全军普遍研究之。”彭德怀还为王子波的小册子重拟了名字。

彭德怀批示后，志愿军参谋长李达签署通报：“彭司令员审阅了这个反击战术教育讲课材料后，极为嘉奖，除将其原题改为《对坚固阵地进攻的战术和战斗动作的教材》之外，并嘱令修改，转发全军作为临时战术教材。”

王子波参加了1953年7月的金城战役，指挥部队在突破敌军侧后、断敌退路的战斗中取得胜利。随后朝鲜停战，总参谋部内定，将王子波调回北京，到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工作。

王子波于1953年年底从朝鲜返回安徽驻地，军长张祖谅指定王子波执笔编写第60军入朝参战总结。4月2日，王子波正在军部作总结汇报，军长张祖谅接到总参命令，指名王子波率领一个工作组去越南参加奠边府战役。

张祖谅亲自带着王子波来到中南海居仁堂，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报到。总参作战部部长王尚荣向王子波交代任务说，根据前方报告，在奠边府盆地里发现了法军的坑道。对于打坑道，越南人民军缺乏经验，就是中国顾问团首长也了解得不多。总参谋部决定调你到总部来工作，但是你先要辛苦一趟，立即出发到越南西北的奠边府去，参加军事顾问团，解决打敌坑道的战术问题。

本来，解放军总参谋部打算要王子波带上一队人马去越南，但是韦国清于4月10日的回电改变了解放军总参谋部的主意。韦国清在电报中对所谓的“奠边府坑道”廓清疑云，解释说：“奠边府敌中心区域芒清的工事构筑是一个母堡，周围有若干个子堡连成集群据点，母堡下面的地下室与掩蔽部以及母堡与子堡间有掩盖交通壕相通。周围有坑道、地下室和盖沟相连，同时与母堡也相连。”

也就是说，奠边府“坑道”的规模不像以前想象的那么大，所以韦电说：“目前我方坑道战问题，有顾问徐成功帮助越军研究战术与技术问题，其他顾问暂不必来，只来王子波同志帮助即可。”

于是王子波只带了一位营长晁尚志，还有一位工兵连长，组成一个小工作组，在王尚荣授命的次日乘坐军用飞机朝中越边境飞去。途中天气状况不好，飞机被迫在武汉降落。王子波改乘火车赶往南宁，又一路颠簸来到广西凭祥县的镇南关下。这时，王子波病了，腹泻不止。他休息了三天，未待痊愈就出关入越，挥汗如雨地向奠边府赶去。

20世纪50年代，新华社记者戴煌在越南

王子波压根儿就没有想到，上级让他这样紧赶慢赶，竟是在追赶一位新四军老战友——新华社著名军事记者戴煌。

戴煌，1928年出生于江苏阜宁县。抗日战争中，戴煌当过游击区的儿童团长，1944年参加新四军，1947年进入新华社成为军事记者，枪林弹雨之中，他写下了许多具有历史价值的报道。

朝鲜战争中，戴煌入朝，于1952年采写的通讯《不朽的国际主义战士（罗盛教）》成为在中国传诵一时的名篇。此后，戴煌又参加了东海岸抗登陆和金城突破战等大规模军事行动的报道。

1953年11月，新华社在北京举行全国社务会议，戴煌作为志愿军总分社代表从朝鲜回来参加会议。会议间隙，戴煌偶然听到新华社负责人商量，要派一个得力记者去越南。原来，杜展潮、萧光夫妇到越南后工作还顺利，但萧光到越南后怀孕了，不久后将回国分娩，杜展潮也要在萧光临盆前从前线撤回，照料妻子。

此时，国内一派升平景象。除了朝鲜和福建方向外，许多军事记者已经马放南山，不少人成了家。戴煌不过26岁，还没有结婚，正是血气方刚的年龄，他即向新华社负责人毛遂自荐，告诉说自己就是去越南前线的最佳人选。

接下来一路绿灯。戴煌赶回朝鲜取行李，又匆匆来到北京。这时候，总社已经把他的未婚妻从济南调到总社的国际部。1954年1月，戴煌和心爱的姑娘在北京成婚，即打点行李，赶赴越南前线。

离京之前，戴煌来到西单附近的一条小胡同，走进一个小四合院，拜访了刚刚从越南短暂回京、正在治疗牙痛的罗贵波，听罗贵波介绍越南情况。这是戴煌第一次听说“奠边府战役”这个词汇。罗贵波对他说，胡志明对中国党的感情很深，甚于对苏联党的感情，而我们援助越南也是无私的。越南军队的战斗力还不能和解放军相比，眼下他们在奠边府围住了法军精锐部队，但是奠边府这么大的战役，也不是人民军一下子能拿得下来的，不能操之过急。

几十个春秋逝去，银发终于飘满戴煌的双鬓，当年和罗贵波谈了些什么，已经难成完整记忆，但是罗贵波的上述那几句话，仍然深深地刻印在戴煌的脑海之中。

见过罗贵波，戴煌去见新华社社长吴冷西。吴冷西对戴煌志愿去越南鼓励了一番，说，杜展潮回国休假期间，你要在越南独当一面。

说着，吴冷西话头一转，问道：“你这次去越南，是不是还要用你‘戴煌’这个名字？”

戴煌点了点头说：“是。”

吴冷西摇摇头不以为然：“这恐怕不太好。”吴冷西认为，戴煌当军事记者日久，别人未必没有注意。现在，戴煌去了越南，又去了奠边府前线，如果还用这个名字，有人会想，中国的军事记者已经到了奠边府，那么是不是中国军队也已经参加了那里的战斗呢？这就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了。吴冷西建议，既然如此，最好改用一个笔名。

戴煌回答说：“那就用我的原名，我读书时用的名字‘戴澍霖’吧。”

“好！就这样定了。”吴冷西立即拍板，转身对新华社国际部主任李炳泉说，“请转告社内有关部门和有关同志，今后不论公事私事与戴煌联系，一律称他为戴澍霖。”

1954年春节过后，时在2月上旬，戴煌挥别新婚的妻子，登车南下。这时候，戴煌的手腕上有一块瑞士产的自动机械手表，时价170元，是因为戴煌入越而按出国标准配发的。出入战场整整十年了，今天自己终于有了一块很不错的手表，戴煌心绪豪壮，决心用这块手表记录下奠边府战况的发展进程。

沿途耽搁甚多，待到戴煌踏进越北中央根据地，已是3月末梢，奠边府正打得热火朝天。戴煌在根据地住了一些日子，一边熟悉情况，一边等待杜展潮从奠边府前线回来。他分别拜会了越南劳动党总书记长征，见到了正在那里开会的老挝的苏发努冯亲王，还有柬埔寨共产党总书记山玉明。

4月上旬即将过去的时候，杜展潮在翻译王德伦陪同下从奠边府前线回来了，和戴煌交接。戴煌求战心切，即与王德伦登上一辆往前线拉炮弹的大卡车，和几位年轻的中国连排级军官一起，夜行晓眠，朝奠边府而去。

1954年4月的奠边府战场，连空气中都飘荡着血腥味。

在3月30日以后的战斗中，越军蒙受重创，第308师和第312师这两个主力师伤亡甚重，非经整补难以投入再战。

这一时期，越军后勤补给线遭受法军飞机的猛烈轰炸，时断时续，粮食供应又变得紧张起来。4月上旬，奠边府前线越军主力部队的战士们一连多日每天只供应300克粮食，食盐几克。烟瘾重的战士常把枯焦的树叶搓碎，卷作烟卷。

越军出现了战士逃亡和自伤事件，甚至有基层指挥员在艰巨的战斗面前畏缩了。这样的事件还发生在主力部队中。根据一份手写记录，第308师中国顾问于步血曾向顾问团首长报告说：（第308师）第102团的主力营第2营攻法军E2（即A1）据点未下，担任指挥的团长还没有撤下来，有一个营长就跑到团政委面前吵着不愿意再上战场。在中国顾问的坚持下，政委要这个营长带部队上去增援，谁知这个营长走到半路，打电话向团长报告说，部队已经上去了，而他自己却跑了回来！

越方一些团营级军官对于是否把奠边府战役打下去出现犹豫和观望情绪，这种情绪甚至影响了高级指挥员的决心。武元甲就问过韦国清，如果不能尽快取胜，要是杜勒斯往奠边府丢原子弹怎么办？

韦国清的战役决心从来没有动摇过，他没有正面回答武元甲的担心，却开玩笑似的对前来汇报的越军师长们说：“如果你们不愿意打了，就把我一个人留下来打。”

1964年，原越军第308师顾问于步血（左）、越军西北军区司令朋江（中）、原312师顾问董仁（右）合影

在越北根据地，在北京和莫斯科，胡志明每天都在等待从奠边府战场传来的好消息。在根据地有罗贵波和邓逸凡，在北京有毛泽东、周恩来，在莫斯科有赫鲁晓夫、莫洛托夫，他们不时地激励胡志明，一定要把奠边府战役打到彻底胜利。因为只有奠边府战役胜利，才会给日内瓦会议苏、中、越一方带来更多的谈判筹码。

胡志明不断地鼓励武元甲，把奠边府战役打好，打出一个全胜的局面。

胡志明的叮嘱与鼓励，以及越方对日内瓦会议的巨大期望，还有中国军事顾问的及时进言，都促使着武元甲横下心来，不惜牺牲，在奠边府打垮法军。

中国军事顾问团的政治顾问们针对奠边府第二阶段作战后出现的情况，于4月中旬提出了《解决胡军（即越军）在奠边府战役中政治工作方面的一些问题的建议》。“建议”指出，冬春战役以来，越军部队连续行军作战，已经取得了不断的胜利，歼灭了敌人的一部分有生力量，造成了彻底歼灭奠边府守敌的有利条件。人民军在此次作战行动中得到新的作战方式的锻炼，战斗力比过去有了显著提高。但是由于战役时间比过去任何一次都长，部队中已经产生疲劳现象、涣散情绪，特别在干部中此种情绪正在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