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8章 走失的婢女：笼鸟风花在何处（2 / 2）

唐代对女性守节虽然也推崇，但总体来说，比唐以后的时代还是要宽容得多，女性守节与否，更多还是自己的选择。白居易在诗中，并没有大力赞颂推崇盼盼的守节，而是满怀怜惜地写盼盼在燕子楼中孤独凄清的生活，以及对她自锁楼中、韶华易逝的感慨。

后人将张仲素的三首《燕子楼新咏》挪到关盼盼名下，又衍演出白居易责怪关盼盼深受张愔宠爱却不肯随死，逼得关盼盼自杀的故事，流传甚广。但是，多读几篇白居易关于女性的诗作，读一读白居易自己写在《燕子楼三首》诗前的序言，就不会有这样的误解了。

白居易晚年，患了风疾，自感病体难愈，家中有歌姬樊素、舞伎小蛮（唐人称她们是“樱桃樊素口，杨柳小蛮腰”），青春正好，白居易虽然不舍，仍旧安排她们出嫁。樊素不肯离去，白居易执意送走她们。

临别时伤感不已，作《别柳枝》一诗：两枝杨柳小楼中，袅袅多年伴醉翁。

明日放归归去后，世间应不要春风。

伤感之余，还是没有改变自己的决定。

在“女祸”观念十分普遍的时代，白居易所作的《长恨歌》，虽然也讽刺了玄宗因为宠爱杨贵妃而造成的恶果，但是指责的矛头，很显然并不是对准贵妃本人，相反，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诗中对贵妃之美的赞颂，以及对贵妃的深切同情。

白居易对女性的同情，很多时候，是将其放在比较平等的地位来同情的，而不是那种居高临下的慈悲。对待女性，他固然也有诸多传统时代士大夫的局限性，但这一份能够设身处地为女性着想的同情心，已经使得他超出于太多同时代的士大夫了。

所以，再回到我们先前的问题，大概已经有了结论：白居易不是那种苛责甚至于虐待婢女的人。他的自责与懊悔，恐怕是那种对自己的道德要求比较高的人的自责与懊悔。

白居易虽然在坊门张贴了寻人榜文，但他对于找回这个出走的婢女，大概并不抱很大希望，感叹道：“笼鸟无常主，风花不恋枝。”

这里将婢女比喻为笼中鸟枝上花，以今人的眼光来看，似乎有些物化女性。

不过，在唐代，律法规定：“奴婢贱人，律比畜产。”婢女为主家所私有，可以自由买卖，支配其婚姻，不得与良民通婚；婢女如果无罪被主家杀害，主家须服刑一年，过失杀之则不问。还有其他不少规定，不须赘述，我们已经可以看明白，什么叫做“律比畜产”。

因此，从唐人一般的观念来看，白居易的这个比喻，其实很符合常情。网,站 .即 ,.將,关,闭， ,看 正 ,版 .請 .下 ,.載 番 .茄 ,小,说 ,a p,.P ,.， .我.們 .提,.供 免 ,费 ,阅 读 ,。 ,.內.容 ,.实 ,.时 更,.新,.无 .廣,告 ,.。.下,載地 址 ,： ,

另外，唐律虽视奴婢为“贱”，但毕竟还是视为“人”，所以唐律在严格规定了婢女的低贱地位之后，又规定了相应的一些权利和保障：“诸奴婢有罪，其主不请官司而杀者，杖一百。”“良人殴杀他人奴婢者，徒三年。”“故杀他人奴婢，流三千里。”；无论婢女犯什么罪，其法律责任均由其本人承担，主人概不负责；如主人若犯谋反、谋叛、谋大逆之罪，婢女还可以告发。

所以有学者认为，唐代婢女的地位，可以从“畜产”“贱人”“人”

三个不同的层面来认识。

一方面，婢女是没有人身自主权的笼中鸟、枝上花；另一方面，她们又有着一定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唐代传奇中既有不幸遭遇的婢女，也有努力抗争、力图掌握甚至于改变自己命运的婢女。比如《却要》一篇中，女奴却要用自己的才智避开了主人家几个儿子的调戏欺侮；《红线》一篇中，潞州节度使薛嵩的婢女红线，盗走魏博节度使田承嗣的枕边金盒，使田承嗣害怕被刺杀而放弃了兼并潞州的企图，红线谢绝了薛嵩的千金之赏，只请求“还其本身”，也就是放为良民—红线如此大功，只换得自由之身，从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婢女想要从贱籍转为良籍的困难。

白居易家里出走的这个婢女，看起来颇有些却要、红线的刚强个性。

按照唐律的规定，婢女擅自逃离，“一日杖六十，三日加一等”。

但在白居易的诗中，并没有提起这个惩罚。这首诗的题目也是《失婢》而不是《逃婢》，意思是奴婢走失，而不是逃跑。他张贴的寻人榜文，可能也是寻找走失婢女，而不是逃走的婢女。

这是白居易的仁厚之处。

在感叹了婢女有如那笼中鸟离笼而走、枝上花随风而去后，白居易又开始为她担忧。

长安城有着严格的宵禁，宵禁后，行人无故犯禁是要被严惩的。

这明月夜里，一个孤身女子，能够到哪里栖身呢？

笔者没有找到这件事情的后续记载，无法知道这个出走的婢女后来的命运。

在那个时代，只能祝愿她能遇到一个如白居易一样仁厚，甚至于更为仁厚的主家，能够平安度过自己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