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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篇 两个世界的撞击(2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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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战争,中国能打胜吗?再打下去,中国显然要破产,而英国毫无压力。

一个国家的财政能力最能代表它的国力。任何一项国家能力,包括军事力量,都离不开财力的支撑。“财政能力真正体现一个国家能在多大范围内动员其经济资源。”因此财政收入比GDP总量更能代表一个国家的实力。

中国是大国,英国是小国。当时中国的人口是4.1亿。而英国是1500万。也就是说,中国的人口数是英国的27倍左右。然而英国的财政收入是中国的4倍,也就意味着,英国的人均财政收入是中国的109倍!

那么,为什么中英两国财政能力差距如此之大呢?

一方面是中英两国国民收入不同,我们讲过,早在工业革命前,英国人均收入就要比中国人富裕很多。

另一方面,也是更主要的一方面,是税收体制背后的政治体制不同。

表面上看,英国的政治体制不利于税收。因为我们都知道英国人的“无代表不纳税”的理念。著名的光荣革命最主要的内容就是限制国王的权力,不经议会同意,国王不能收税。

而中国皇帝富有四海,皇权没有任何限制,中国还有一支人数巨大的官僚队伍,主要任务就是收税。因此皇帝要收多少税,似乎是一句话的事。

这样说起来,中国的收税能力应该比英国强很多。

然而事实恰恰相反。正是因为光荣革命,英国的税收能力大大增强。而中国皇帝的税收能力其实一直很差。

这是为什么呢?

道理很简单。光荣革命强调了纳税人的合法财产权,或者说,强调了对产权的保护。国王不能再任意损害纳税人利益,更不能把收到的税款用于骄奢淫逸胡吃海喝,如同秦皇汉武那样宫殿一盖就是几十上百座。光荣革命的主要成果之一,就是纳税体系不再归国王管,而是归议会管,每一笔钱怎么收怎么用,都要公开辩论,非常透明。

这样一来,精明的英国人就相信他的钱不会被中饱私囊,也不会被浪费,而是最终会花在自己身上,用来给公民提供“公共产品”。

事实证明英国纳税人的判断是正确的。虽然国力不断增长,收入不断增加,但是英国的财政收入大部分用于对外扩张,国内管理上用的金额基本不变,也就是说,文官队伍比较清廉,比较节俭,税收没有被腐败吞噬。“自十四、十五世纪以来,英国政府有偿提供公共产品的规模增长与效率提高就主要体现在国防或国外市场的扩张上,对内的协调职能长期以来几乎没有发生大的变化,其内政开支甚至保持了几百年如一日的稳定。”[5]

在对外方面,英国政府虽然花费了当时世界上最高的税收,但也确实最有效地保护了国家的利益。在欧洲100多年的列强争霸时代,英国通过军事力量,不仅确保英伦三岛、北美殖民地、欧洲大陆市场的绝对安全,而且阻止了任何一个可能的竞争对手的出现。虽然战争连绵,但是不断获胜,可以获得赔偿。而且战争支出刺激了经济增长,促使英国经济更加繁荣,“国家支出的猛烈增长,特别是海军部订货造成的对生铁、木材、布匹和其他物资的巨大而持续的需求,造成一个‘反馈环’,促进了英国的工业生产,刺激了技术上一系列的突破”[6]。大量的英国工厂、企业和商人都通过战争发了财。这进一步提高了英国人的纳税能力,形成了良性循环。

因此,英国纳税人认为他们对政府的投资是合算的。他们相信,交给国家一磅,国家回报给自己的远超过一磅,这使英国的征税阻力很小,征税成本相当低。[7]

马德斌说,正是因为这样,世界上首先被制约和限制的权力,成为最有效、最强大的权力,英国的国家能力因此大大增强。

而中国皇帝呢,表面上税收能力很强,如前面我们所说,汉武帝时期,随心所欲地通过税收掠夺民间财富,导致上千万人成为奴隶。再比如明朝末年,随意加收三饷,并没有人能反对。然而事实上,古代中国的财政能力是很差的。

为什么呢?

第一,在普通民众看来,税收就是官府对人民的合法抢劫,纳税积极性不高,千方百计逃税。

第二,也是更为主要的,因为无法有效治理腐败,通过官僚体系征收的税款,真正送达中央的很少,有80%甚至90%的税费被各级官员中饱私囊,成为陋规的主要来源,成为官员们发财致富的主要手段。这就是所谓的“强政权与弱治理并存的矛盾体”。因此古代中国的国家能力很差,无法建立起公开透明的税收体系,无法提供一些基本的公共产品。

因此,鸦片战争后,中国有一位著名的保守派官员刘锡鸿,被派到英国当外交官后,通过亲眼观察,发了一通感慨。他说中国老百姓不愿意交税,英国老百姓却很积极,为什么呢?因为英国人征税,是老百姓选出的议员在议会上决定的,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当然是愿意了。而中国征税去干什么,谁都不知道,当然没有人愿意交了。当然,这话是他私底下偷偷说的,回国之后他是绝口不提。

[1]茅海建:《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

[2]茅海建:《鸦片战争清朝军费考》,《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6期。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4月,道光皇帝的上谕中引用曾任职户部也就是财政部的中国官员陈庆镛的一份奏折,说“此次各海疆动拨银两报部者,已不下二千万两,尚有陆续补报等项”。也就是说,根据官方尚未统计完的结果,第一次鸦片战争,花了清王朝至少2000万两白银。

[3]事后根据《南京条约》,清朝赔偿英国的战争军费为1200万银圆,相当于852万两白银。

[4]茅海建:《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

[5]宋丙涛:《英国崛起之谜:财政制度变迁与现代经济发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第218页。

[6]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1500—2000年的经济变迁与军事冲突》,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6,第77页。

[7]不过我们要说明的是,英国人均纳税虽然远高过中国,但是在整个财政收入中并不是大头,这方面下一章有说明。

“借钱”的能力与英国崛起

一

光荣革命之后,英国不但在与中国的鸦片战争中轻松获胜,在欧洲大陆,也没有了敌手。

在欧洲历史上,英法两国是老对头。在光荣革命之前,英国的国力是无法与法国抗衡的。光荣革命时,英国的总面积是31万平方公里,总人口是894万。而法国的面积是56万平方公里,总人口达1930万。当时法国的GDP是12159万英镑,差不多是英国的两倍(英国约为6418万英镑)。[1]

从国王的集权程度也就是集中力量办大事的能力来看,英国更是远远不行。英国国王的权力一直受到贵族们的重重约束,而法国国王权力极大,法国王室从14~17世纪一直是欧洲最富有的王室。

因此在光荣革命之前,英国不是法国的对手。1337~1453年间,英法打了一场当时世界上最长的战争,即著名的长达116年的“百年战争”。战争以法国获胜结束,英国几乎丧失了所有的法国领地。

然而1688年光荣革命之后,英国开始了军事上的崛起,从“光荣革命”到滑铁卢战役的127年里,英法两国有一半时间(64年)都处在断断续续的战争状态。[2]最终的结果是英国全面获胜,摧毁了法国的海上力量,夺取了法国的海外殖民地。随着拿破仑帝国的崩溃,英国迎来了辉煌的19世纪。

那么,为什么光荣革命后英国军事力量变得如此惊人?

主要是因为英国人的借钱能力变强了。

上一章我们讲了,英国的税收能力远强于中国。然而,在英国的财政收入中,直接的税收还只是小部分,大部分是国债。也就是说,英国的财政能力更主要的部分,是体现在“借钱”的能力上。

我们知道,打仗就是打钱,就是比谁的钱经得住消耗。光荣革命之后很长时间,因为国家体量的关系,英国的税收仍然没有法国多,但是英国通过发行国债,获得了巨额资金。光荣革命后没几年,1695年,英国的国债总额就达到840万英镑,达到了税收的两倍。以后更是直线上升,1700年达到1420万英镑,1763年增到1.326亿英镑,而到了1790年,国债总额攀升到2.44亿英镑,是当年政府收入的15倍![3]正是强大的筹资能力,支撑着英国打赢了一场又一场战争,成为世界头号霸主。换句话说,英国之所以能称霸欧洲,就是因为它在欧洲最能借钱。

相反,法国失败是因为它借不到钱。法国人也不傻,为了打仗它也努力发行国债。然而法国在这方面很失败。虽然法国政府愿意付出的利息差不多是英国政府的两倍,达到6%以上,然而,却没有人愿意买法国的国债。拿破仑时期在位10年,筹到的国债一共只有6300多万法郎,约合当时的274万英镑,不到英国国债的1%。[4]这是拿破仑最终遭遇滑铁卢的根本原因。

二

为什么法国借不到钱呢?因为国家体制不同。

我们说过,在欧洲国家通向建立中央集权的统一民族国家的过程中,有4种模式。西班牙的绝对专制式、荷兰的松散联邦式、英国的君主立宪式我们都介绍过了,在这里我们再花点笔墨介绍一下法国的君主专制式。

和欧洲其他国家一样,中世纪法国也是一个松散的封建制国家。国王名义上是全法兰西封建主的最高宗主,实际上并不能控制全国。王室的领地很小,在大大小小诸侯的封地海洋中像一个岛屿,人们称它为“法兰西岛”。王室的收入相当微薄,不够宫廷费用。以致腓力一世曾率领臣仆抢劫过路的意大利客商,以补不足。[5]然而,诸侯们却占有大片土地,各据一方,有时还与国王打仗。

读到这里,相信大家一定会想到周天子迁都洛阳之后的情况。当时周天子地盘大大缩水,入不敷出,穷困潦倒,只好厚着脸皮,派出使者到周围各国去化缘,“求赙(丧葬费)”“告饥”“求车”“求金”。为了一件小事,郑国还公然与周王室大打出手。

从11世纪起,法国国王就不断试图加强自己的权力,通过战争,王室直辖领地不断扩张。由于大陆型国家的环境和禀赋,法国的君主集权比英国要顺利,经过持续不断的顽强努力,16世纪,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国家渐渐形成,在路易十四时期,达到了中央集权的鼎盛阶段。1688年时,英国忙于光荣革命,而法国则在忙着集中力量办一件大事,就是建设规模浩大的凡尔赛宫。第二年,也就是1689年,凡尔赛宫落成。如果你到凡尔赛宫去玩,相信你一定印象深刻。这座建筑里面林林总总的收藏和陈设,反映出集权制法国的强大和奢华,与中国古代帝王的宫殿在精神上并无二致。

法国的君主专制比西班牙要先进,因为它兑现了对资产阶级的承诺,破除了封建关卡,促成了国内的统一市场,推动了经济发展,但是这一制度的问题在于对君权缺乏有效约束。

在中世纪封建制度下,和其他国家一样,法国国王的权力受到贵族的地方统治、城市三级会议和各种行会组织的约束。但是中央集权的扩张渐渐突破了这些约束,表现之一就是税收的增长。比如在路易十一统治期间,税收增长了近四倍。为了征税,法国建立起一支庞大的官僚队伍。[6]贵族在地方的统治权逐渐被国王任命的行政官僚取代,这个过程与战国时期中国的郡县化改革相似。[7]

到了路易十四阶段,国王权力无限膨胀,个人独断独行,官僚机构越发庞大,拥有军队达30万,达到“君权神授”“朕即国家”“法律出于我”的与中国帝王相仿的程度。[8]而正是在这个过程中,英国国王的权力却日益缩小,并且在光荣革命中被架空成“虚君”。正是这一进一退,导致两国的借钱能力出现巨大差距。

三

为什么法国人借不到钱呢?道理很简单。借钱最关键的是什么?是信用。信用好,能借到钱。信用不好,没有钱可以借给你。

欧洲历史上战争不断,大大小小的国王为了支持战争早就开始想尽办法借钱。一开始,国王们总是以自己的个人信誉来借,但是这样借到的钱有限。为什么呢?一是因为有的国王诚信度不高,说话不算话。二是国王的寿命是有限的,老国王死了,新继位的国王有可能不承认前任国王欠下的债务。所以国王们虽然付出很高的利息,却通常借不到多少钱。

16世纪,哈布斯堡王朝要和法国开战,急需资金。这次,哈布斯堡皇帝脑筋急转弯,不再用个人的名义借钱,而是以其领地荷兰州议会的名义来借。

为什么以议会的名义来借呢?第一,荷兰州议会信誉特别高。我们讲过,荷兰是欧洲议会制度最发达的地区之一,议会制度最为成熟。荷兰州议会诞生之后,一直信誉良好,从来没有违约过。荷兰曾立法保障银行交易的绝对自由,因此当后来荷兰和西班牙的军队在海洋上厮杀时,西班牙贵族手中的白银居然仍可以自由地从阿姆斯特丹银行的金库中流出。荷兰的银行,甚至还可以合法地贷款给正在和自己国家作战的敌人。所以,大家信得过荷兰。[9]

第二,更为关键的是,国王会死,但荷兰州议会却是永久性机构,不会消失。

第三,哈布斯堡皇帝有时穷有时富,荷兰州议会的税收却一直稳定增长,有稳定的还债能力。

当然,荷兰州议会不会无条件为哈布斯堡皇帝借钱,荷兰州议会同意为皇帝借钱,但要求以后有权限制哈布斯堡皇帝的财政支出,这样还款就有了双重保障。

于是,哈布斯堡皇帝以交出部分财政权为代价,将自己的“个人借贷”转换为由议会这一公共机构发行“公共债务”,“国债”就诞生了。荷兰州议会以其高度的信誉、稳定的偿还能力和永久存在的生命,轻松地为哈布斯堡皇帝借到了大量的钱。

因此,国债制度的诞生,意味着根本性的制度变革,即“王权”受到限制,而议会的权力获得扩张。

英国“光荣革命”之后,来自荷兰的威廉三世继承了英国的王位,把荷兰的这套国债制度带入了英国。

英国拥有良好的发行国债的基础。因为与荷兰一样,英国拥有成熟的议会制度。人们对英国政府充满信心,相信英国政府肯定能守信归还本息。所以英国民众非常踊跃地购买债券,认为这样比把钱存在银行划算。英国人均购买的国债额,在威廉三世时期达到3.1英镑,到美国独立战争时期更增加到29.15英镑。由于英国政府的透明度较高,欧洲大陆的投资者也都非常愿意投资英国。荷兰人、犹太人甚至敌对国家法国的投资人,都踊跃购买英国国债。[10]所以英国能借到全世界的钱,来支持自己与法国打仗。

因此,1786年,英国首相皮特在下院宣布:“这个民族的生机乃至独立建立在国债基础之上。”

四

在发行国债方面,法国人远远不行。法国实行君主集权制度。专制就意味着任性,意味着朝令夕改,意味着不讲信用。在国债发明之前,法国国王以个人名义举债,总是借不到多少钱,因为历史上法国王室的信用一直很差,是著名的“老赖”,法国有的国王甚至用杀掉债权人这种办法来逃债。

英国人发行国债之后,法国也有样学样。但是法国的议会政治不成熟,代议制度很落后,议会无力控制国王。法国的三级会议在1614~1789年间,100多年没有召开,国王的权力不受约束,经常东一下西一下瞎折腾。因此虽然法国国债利息很高,但是大家信不过这个国家,没有人买。

“老赖”的法国王室借不到钱,只能靠不断增税[11],甚至通过卖官鬻爵来筹集军费。王室财政危机最终引发政治风暴,导致王朝轰然倒塌。法国大革命后上台的革命政权做得更绝,他们干脆一笔勾销了2/3的债务,结果法国政府的信用更是一落千丈,只好大量收税,税收总额大大超过了革命之前的水平。

到了拿破仑时期,因为这种负面历史遗产,同样借不到钱,财政支撑能力越来越差,拿破仑虽然拥有天纵的军事天才,最终也不得不兵败滑铁卢。

因此有人评论道:“拿破仑是在用自己的本金和英国的利息来进行战争,焉有不败之理?”[12]

[1]计秋枫:《近代前期英国崛起的历史逻辑》,《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9期。

[2]同上。

[3]计秋枫:《近代前期英国崛起的历史逻辑》,《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9期。

[4]李方恩:《“老赖”拿破仑:信用差评,焉能不败?》,《文史博览》2017年第12期。

[5]陆炘如:《浅述法国封建中央集权制的形成及其主要特征》,《历史教学》1979年第10期。

[6]道格拉斯·诺斯、罗伯特·托马斯:《西方世界的兴起》,华夏出版社,2014,第157页。

[7]王涛:《中央集权的政治困境——再议托克维尔热之盲点》,《探索与争鸣》2013年第9期。

[8]陆炘如:《浅述法国封建中央集权制的形成及其主要特征》,《历史教学》1979年第10期。

[9]中央电视台《大国崛起》节目组:《大国崛起:荷兰》,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6,第114页。正是因为视信用为生命的观念,导致世界上第一家中央银行(1609年的阿姆斯特丹银行)、第一家证券交易所、第一家股票可以自由买卖的股份有限公司(1609年的荷兰东印度公司)都诞生在荷兰。

[10]计秋枫:《近代前期英国崛起的历史逻辑》,《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9期。

[11]而法国政府在征税过程中,因为过程不透明,民众交税意愿不高,征税成本高达25%。

[12]李方恩:《“老赖”拿破仑:信用差评,焉能不败?》,《文史博览》2017年第12期。

被约束的权力更强大

一

上一章我们讲了,成熟的议会制度为英国带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好处,那就是发行国债的能力大大增长。这个能力像变戏法一样,让英国国力一下子提高了好几倍。

了解了国债制度,我们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小小英国的财政收入能轻松超过庞大的中国。

英国的财政收入是什么时候开始超过中国的呢?有些学者的研究结论是中国的乾隆时期。[1]

在清代早期,也就是光荣革命之前,英国的财政收入还远不及中国。比如康熙二十四年,也就是1685年,光荣革命前三年,大清帝国财政收入为3123万两[2],英国则为493万两[3],仅为中国的16%。

乾隆朝的财政收入这个数字是人们一直以来津津乐道的,被认为是盛世的一个重要指标。1791年也就是乾隆五十六年,达到4359万两[4]。

这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非常高的数字。明代成化十六年,即1480年,财政收入是1332万,到了明代收入比较高的1602年,也不过是2295万[5]。所以清朝的财政收入比明朝强很多。

然而,事实上,这个数字放到今天其实并不算大。乾隆朝的4000多万两白银,如果按白银的价格换算,不过相当于今天的10亿美元左右,今天一个民营公司的收入可能都比这多。[6]

光荣革命之后,因为国债发行额几何级数增长,英国的财政能力猛增。在财政收入达4359万两的乾隆五十六年左右,英国财政收入已经达到5100万两,超过了大清帝国。在此之后,英国更是绝尘而去,到了1812年,也就是嘉庆十七年,大清帝国财政收入4013万两,而英国已经是19511万两,已经是中国的4.86倍。

在财政优势下,英国的军费更是清王朝的数十倍。看到这儿,你就会明白,鸦片战争中,中国是毫无胜机的。

二

既然缺钱,那么,中国为什么不会像欧洲国家那样发行国债呢?

道理很简单。首先,中国的皇权是笼罩一切的,普天之下,莫非王财。所以中国皇帝没有借的思维,只有抢的思维。他缺钱的时候,会直接没收富商的财产,或者强迫他们捐款,但是想不到和他们借钱。所有的东西包括百姓的性命都是皇帝的,他怎么可能想到去借呢?在鸦片战争开始前,清政府就已经陷入财政危机,国库存银只有1000多万两,而鸦片战争的军费达到3000万。那么,这中间巨大差额是从哪儿弄的呢?我们前面说过,除了花国库的钱之外,清政府的军费还有两个来源:一个是“摊廉”,说白了就是挪用官员工资,从文武官员的养廉银中扣;二是“开捐”,就是强迫富商地主捐款,这实际上就是公开抢劫。

其次,即使皇帝愿意发国债,也没有人愿意买。虽然老百姓在皇帝面前表现得很顺从,但是他们内心深处不相信皇帝会守信用。近代以前,中国政府从来没有发行过国债。一直到1894年,清朝政府近代化转型过程中,才因财政极度困难而效法西方,发行公债。然而清政府发行的“昭信股票”“邮传部京汉铁路赎路公债”“爱国公债”,几乎无一例外地在全国上下遭受冷遇,迅速失败。从“昭信股票”的名字看,清政府本来是憋足了劲想讲一把信用的,无奈没有人信,最后忍不住强盗脾气复发,强制摊派,又拒不付息,中小投资者血本无归,导致国债沦为横征暴敛的工具。清政府自己也灰心丧气地说,“自昭信股票之后,信用未复”。

因此,传统中国的产权制度等与西方根本不同,权力不受约束的中国皇帝能获得的有效税收要远远低于王权被宪政制约的荷兰和英国。[7]

经济学家陈志武在《金融的逻辑》中说,过去人们总认为,国库真金白银越多,国家就越强大;借钱花的国家是弱国。但是事实也许并非如此。他说,如果把1600年左右的国家分成两组,一组是国库藏了很多现金的国家,像明朝中国国库藏银1250万两,印度国库藏金6200万块,土耳其帝国藏金1600万块;另一组是负债累累的国家,像英国、荷兰、各意大利城邦国家,你会发现一个惊人的结果:几百年过后,当年国库藏金万贯的国家,都是比较落后的国家,而当时负债累累的国家,今天都是发达国家。[8]因为借的力量其实比抢的力量强大,或者说契约的力量大于枪杆子的力量。

三

讲到这里,我还需要补充一笔,再聊一聊法国的君主专制制度,以及它和后来震惊世界的法国大革命的关系。

细读历史,你会发现法国的集权过程与中国秦朝的集权过程非常相似。他们都是通过官僚集团取代了原来的自治社会。对于地方贵族,秦始皇是用暴力强行迁徙到首都。当然欧洲人想象力再丰富也不敢做这样的事,路易十四的办法是在凡尔赛宫中每天举办舞会和晚宴,发布最时尚的羽毛、绸缎和蕾丝,把数万名贵族吸引到巴黎,从早到晚待在宫殿里,让他们没有时间去管理地方,吸引他们疯狂采购,削减他们的财力。

我们讲过,周秦之变中,大共同体取代了地方自治。原本“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的“百姓亲睦”的民间社会,变得冷冰冰,以致父子之间,婆媳之间都如同路人。而在法国的集权过程中,也出现了同样的情况。原本在各地封建庄园中,贵族、农民和商人是相互依存的共生关系,而“中央集权下官僚机构的行政活动取代了地方民众的公共生活”,原有的地方有机社会被破坏了。“在打碎封建制度的政治关系之后,中央集权也破坏了附着其上的社会纽带和人际网络,以及各阶层持有的共同观念、共同情感和共同习惯。”[9]有机社会迅速沙化,原来是利益共同体的民众成为陌路。贵族不再参与地方管理,与其他阶层脱离。作为沉重军役赋税唯一承担者的农民阶层,则仇恨其他阶层。

和秦国不一样的是,拥有强大的中央集权的法国,一度是很想给民众谋福利的。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说,自国王路易十四开始,中央政权一片好心地要把全社会的责任承担起来,不但积极承担全国财政、公共工程和社会治安的管理,而且还大力筹办慈善事业,甚至帮助农民学习新技术,给农民们搞培训。然而,中央政府积极进取为民众办好事,却导致民怨重重。[10]

为什么呢?因为社会的自治能力被取消后,“中央政权已成为社会机器的唯一动力”[11],什么事都要由它主导,不许别人插手,不许民间自发解决问题。所有不被它控制的力量都被它视为一种威胁。“最小的自由结社,不论目标如何,均使政府不快。”[12]所以,在镇压和防范社会上,国王做了很多令人反感的事,抓了大量的人。

如果排除了民间力量的政府能把一切事都办得完美,那自然也没问题。但是政府显然没有解决一切问题的能力,“它的排他性会让关切公共事务而受阻的民众,对政府充满了指责和批评”。天底下的事总是这样的,关乎你的事,如果让你参与,那么做错了你也不好说什么,因为你自己也参与决策了。但是如果不让你参与,无论结果如何,你总可能会挑剔。既然民众无法参与关乎自己利益的公共事务,他们就挑剔而报怨,“连那些最无法避免的灾祸都归咎于政府;连季节气候异常,也责怪政府”[13]。托克维尔看到,中央集权下的政府面临着社会的整体性疏离与反对。[14]虽然政府有时确实一片好心,但是它把民众推到了自己的对立面。这是法国大革命爆发的一个基础。

四

君主专制制度的另一个严重后果是,专制国家的性格也败坏了民众的品质。路易十四的君权强大蛮横,蔑视法律,政策朝三暮四,缺乏稳定性。“有什么样的政府就有什么样的民众”,在这样的政府下生活的民众也模仿政府的行为方式,内心深处不相信法律,只想钻法律的空子。“与政府蔑视法律和缺乏信用相呼应的是,民众不遵守规则和秩序,易于走向极端。”民众发现法律没有权威,因此也不遵守法律,而是相信行贿受贿和个人关系。他们表面上顺服权力的安排,但这种服从不是发自内心,而是被迫的,因此,当政府权力高压一旦减轻,民众就会从顺民一下子变成暴民,“因缺少外在约束而变得任性、骄纵,以至于走向暴力”。托克维尔说,正是政府的武断和专横行为塑造出民众的恶劣品质。[15]

这是后来法国大革命如此暴烈的重要原因。

中央集权化的进程破坏了传统的有机社会,制造出一个碎片化、原子化的脆弱社会,这样一盘散沙的社会缺乏抵御和消化各种社会动荡的能力。正是因此,大革命能够轻松地席卷法国。

这个过程,和秦国的崛起以及毁灭的过程是何等相似。秦始皇构建的权力体系看起来牢不可破,然而由于它让社会严重散沙化,因此,陈胜吴广揭竿而起,把沙土地基挖掉一角,整个国家就迅速崩塌。秦国从建国到统一天下花了几百年的时间,而陈胜吴广振臂一呼,不到3年,秦朝就灭亡了。因为它是一个没有根的政权。

托克维尔说,法国君主专制制度最可怕的地方在于它破坏了法国人的自治能力,其负面影响并不止于法国大革命的爆发,更在于“它持续地使在这种民众中创建民主共和秩序的任何努力都大打折扣”。在大革命之后,法国政治仍然频繁动荡就是明证。[16]“大革命并没有解决根本问题,此后近百年中,法国一直处于革命与复辟的轮回中,社会持续动荡,经济发展速度受到影响,工业化进程缓慢。”

[1]东北师范大学的杨慧在她的论文《17—19世纪中英财政收入和支出结构比较研究》中进行了详尽的对比,将英国的数字换算成了中国的银两。

[2]《17—19世纪中英财政收入和支出结构比较研究》中所引周育民研究的数字。

[3]《17—19世纪中英财政收入和支出结构比较研究》中杨慧研究的数字。

[4]《17—19世纪中英财政收入和支出结构比较研究》中所引周育民研究的数字。

[5]《17—19世纪中英财政收入和支出结构比较研究》中所引吴承明研究的数字。

[6]陈志武在《为什么中国人勤劳而不富有》中提到,2017年全国财政收入百强县指标,一个县级市(昆山市)的财政收入都能达到352亿,约合50亿美元,也就是说,今天一个县长能支配的财政收入都5倍于乾隆皇帝!

[7]马德斌:《中国经济在历史上什么时候落伍的》。

[8]今天美国的经济之所以能保持世界第一,基础也是其世界第一规模的国债。

[9]王涛:《中央集权的政治困境——再议托克维尔热之盲点》,《探索与争鸣》2013年第9期。

[10]同上。

[11]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商务印书馆,2013,第109页。

[12]同上书,第105页。

[13]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商务印书馆,2013,第112页。

[14]王涛:《中央集权的政治困境——再议托克维尔热之盲点》,《探索与争鸣》2013年第9期。

[15]王涛:《中央集权的政治困境——再议托克维尔热之盲点》,《探索与争鸣》2013年第9期。

[16]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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