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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篇 打开国门后的世界(1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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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世界转型最顺利的国家:日本

一

在中国鸦片战争结束11年后,1853年7月,四艘巨大的黑色铁甲舰,冒着隆隆的黑烟,驶入了日本的江户湾。这就是所谓的“黑船来航”事件。

上岸的美国海军准将佩里携带了美国总统写给天皇的措辞非常礼貌的信件,要求日本开放港口,与美国通商。并说他明年春季会再来,听取日本方面对总统信件的答复。

第二年,日本乖乖地和美国签订了《日美亲善条约》,宣布开国。日本近代化的进程由此开始。

近代史上,还没有其他任何国家能像日本人那样迅速和成功地在西方的威胁面前做出机敏的反应。通过专心致志地学习西方,短短40多年,它从一个蕞尔小国摇身一变为世界强国。

因此日本人对“黑船来航”一事,普遍抱有感激而不是仇视的心理,他们感谢佩里打开日本国门,见识到外部的新世界。日本人在佩里上岸处树起了纪念碑。时至今日,日本每年都要举行一次特殊的纪念活动,叫“黑船祭”,来纪念“被美国侵略”这件事,在表演活动中,当年的“入侵者”美国人是以英雄的姿态出现的,而当年的日本人则被处理成滑稽可笑、惊慌失措的小丑形象。

二

为什么日本和中国在面对西方文化入侵时,有如此截然不同的反应呢?

在很多人的头脑中,中国和日本是两个非常相似的国家。一提起日本,我们嘴里马上蹦出来的词汇是“同文同种”“一衣带水”。1898年,康有为就对光绪皇帝说,日本与中国国情相近,日本人能做到的,中国人当然也能做到。“故更新之法,不能舍日本而有异道。我朝变法,但采鉴于日本一切已足。”[1]所以中国要变革,除了学日本没别的办法,只学日本一国就足够了。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简单,在中国和日本相似的表面下面,其实是巨大的不同。

首先是政治权力结构的不同。开国前日本的政治结构与中国差别很大。

传统中国实行的是大一统的集权统治,“全国一盘棋”。而日本则是诸侯林立,分为200多个藩国,各藩处于半独立状态,诸侯在自己的领地上拥有行政、司法、军事和税收等权利,在自己的领地中是绝对的主宰,他们虽然要向幕府效忠,但幕府并不干涉各藩内政。因此这种制度实际上类似西欧的庄园领主制。

中国最高权力历来一元,皇帝一人说了算。而日本最高权力长期二元,天皇和幕府并存。日本的天皇,只是名义上的最高首长,实际生活状态很是可怜,连吃饭都靠别人。某一时代的天皇甚至穷得把自己的字偷偷拿出去卖钱。但是幕府也从来不敢公开蔑视天皇的权威,名义上还是要服从天皇。

两国的社会结构也完全不同。中国从秦始皇之后就取消了封建世袭制,社会流动性很强,所谓“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农民的儿子通过科举做到卿相是常见的事。因为“富不过三代”,社会财富和地位总在不停地流动之中。

日本却一直实行世袭等级制,社会分为壁垒森严的几个阶层,基本不能相互流动。不光是天皇万世一系,其他社会阶层也经常是延续几百年纹丝不动。今天我们提到日本,经常惊讶于日本的一些老店经营了几百年至今,这其实正是日本传统社会固化的一种遗存。

中国实行诸子均分制,父亲死了,家产儿子平分,而日本实行长子继承制,家产主要都给长子。中国人古来崇尚多子多福,而日本人没有拼命多生的习惯。中国以文人治国,日本却实行武士制度。中国历代贪污腐败之风盛行,而日本统治阶层历来十分清廉,似乎不懂什么叫贪污。

因此,日本实际上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国家,与一衣带水的中国完全不同,却与遥远的欧洲非常相似。庄园领主制、长子继承制、社会阶层世袭制、权力多元、武士制度,这些在中世纪西欧都有,只不过欧洲不叫武士,叫骑士。

日本人能够迅速走上西化道路,正是因为与欧洲的相似:它和欧洲一样,都是从封建制的基础上,而不是从中国式郡县制的基础上开始转型的。

日本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说,中国用文官治国,儒家思想成为控制每个社会成员的教条。而日本统治阶层是世袭的武士,他们大多读书不多,依靠基本理性行事,所以整个社会更为注重实际,对现实问题更容易做出合理的反应。

他说:“(中国皇帝以)至尊的地位和最高的权力合而为一,以统治人民,并且深入人心,左右着人心的方向。所以,在这种政治统治下的人民的思想趋向必然偏执,胸怀狭窄,头脑单纯。(日本幕府和天皇分立,则)形成了至尊未必至强,至强未必至尊的情况,……恰如胸中容纳两种东西而任其自由活动一般。任何一种思想都不能垄断,既然不能垄断,这时自然要产生一种自由的风气。……在汲取西洋文明方面,可以说,日本是比中国容易的。”[2]

确实,日本统治阶层远比中国的官僚阶层更为现实,因此,鸦片战争后,魏源写了《海国图志》,介绍外国形势。中国知识分子和官僚对此书不加理睬,不久此书就在中国绝版,而日本人则视如珍宝,不断翻印。

三

曾经有一些西方学者认为,在西方的挑战面前,中国能做出比日本更快、更好的反应。因为开国前的中国,政治上比日本更集权,经济上比日本也更繁荣。赖肖尔说: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国家,长时期实行高度的中央集权制。日本存在着非常严密的闭锁的封建主义时期,因此从社会上看,它也被认为是两国中更落后的国家。与此相对照,中国早己存在着欧洲到十九世纪才开始迎来的那种平等主义。

这样,十九世纪初期的欧洲人假如对中日两国中哪一方可能实现近代化进行预测的话,一定会认为,中国只要重新调整一部分政策,改革一部分组织机构,就能实现近代化。反之,认为日本在可能进行近代化不可缺少的国家建设之前,必须首先进行彻底的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3]

康有为也是这样认为的。在他看来,中国要现代化转型,肯定要比日本快得多,因为中国是专制体制,皇上一句话,下面立刻执行,不像日本那样各藩纷争。“皇上大权独揽,没有日本幕府将军专权,指挥天下如臂使指,又不必像日本那样先要去除封建藩士。……因此治效之速,必远过日本。”

但事实恰恰与此相反,这是为什么呢?

赖肖尔的解释是,中国的“如臂使指”恰恰是改革最大的阻力:“中国国土虽然辽阔,但中央政权有力量粉碎一切所谓非法的地方反应。在中国只能有两种可能性:要么是北京中央政府的反应,要么是颠覆政府的民众运动。”而日本由于权力分散,在外界挑战面前,不同的藩可能做出不同的反应,因此,做出正确应对的概率要远大于中国:“日本由于在封建制度下被分割为许多藩,对于西方学问与力量的态度比中国单一的中央集权制度更富于变化,能够做出内容丰富的反应。”

确实,在开国之际,日本诸藩中的大部分藩主也都是昏庸保守之辈,做出的反应是很愚蠢的,比如盲目排外、乱杀外国人。然而,毕竟有少数藩采取了正确的应对措施:“在各藩内部也有一些敏感性强的人,出现令人惊异的各种反应。”比如水户藩、越前松平藩、山内藩等。“这种种反应说明,日本比一元化的帝政中国有更多获得建设性反应的机会。”[4]

资本主义在欧洲的发展,是人类历史的一个特殊现象,这一特殊现象的产生依赖于欧洲小国林立的特殊条件。无独有偶的是,在欧亚大陆另一端的日本,也因为诸侯林立,可以在危机面前做出多种选择,从而使正确的选择脱颖而出。

[1]蒋贵麟主编:《康南海先生遗著汇刊19·康南海文集》,宏业书局,1987,第335页。

[2]福泽谕吉:《文明论概略》,商务印书馆,1998,第27~28页。

[3]赖肖尔:《近代日本新观》,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第30页。

[4]赖肖尔:《近代日本新观》,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第36页。

朝贡体系与中国的面子外交

一

日本人愉快地接受了黑船来航,而中国被打开国门后的感觉是极度痛苦的。这种痛苦主要不是因为经济利益受损,而是面子受损。

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中英签订了《南京条约》。按理来说,一国与外国签订了重要条约,自然应当下发各级官员特别是外交部门了解并且执行。但是大清帝国却没有这样做。

《南京条约》签订之后,条约文本一直存放在两广总督衙门,并未上交朝廷供呈御览,也并未向下颁发。很多外交官员也不了解条约的具体内容,“历来办理夷务诸臣,但知有万年和约之名,而未见其文”。

之所以如此,当然是因为这个条约太丢面子了。堂堂天朝上国在人家的炮口下被逼签了和约,而且和约的内容更是不同寻常。清方在条约中不得不称“英夷”为“大英国”,称夷人头领为“大英国君主”,与中国皇帝并列书写。这在当时的中国人看来,简直是不可想象的。江苏布政使李星沅获悉《南京条约》的内容后,气愤不已,说条约中“夷妇与大皇帝并书”,实在令人无法接受。所以朝廷决定,条约内容能不发就不发,尽量缩小知情人的范围。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广州人和英国人之间,又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反入城斗争”。这个事也很重要,但是可能知道的人不多。

什么叫“反入城斗争”呢?

原来在鸦片战争以前,洋人是不能进入中国的城市的,具体地说,是不能进到城墙以内,理由是夷人低人一等,不配住进中国城市。因此英国人以前是住在广州港口边上的。

英国人对此感觉很不舒服,因此在南京条约中,专门约定了一条,以后可以进城居住。[1]事实上,《南京条约》签订后,上海、宁波、福州等地都陆续允许英国人入城了。只有广州人坚决反对洋人进城。他们认为割地赔款都是小事,洋人进城这一条绝对不能接受。

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认为人类和禽兽不能生活在一起。广州府学明伦堂曾贴出一道《全粤义士义民公檄》,称:

华夷未可杂居,人禽不堪并处,直是开关揖盗,启户迎狼。

翻译过来就是中华与蛮夷不可混居,人类和禽兽不能共处。如果让外国人进城居住,那就是打开大门,让豺狼进来。

所以为了进城不进城这事,中国和英国又争执了十几年,这也成为第二次鸦片战争的一条导火索。

第二次鸦片战争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英法两国为了扩大侵略利益,一路从广东打到天津,把清王朝打服了,于是中外双方在天津签了一个《天津条约》。

签了字之后,道光皇帝的儿子,当时的皇帝咸丰又后悔了。因为《天津条约》里有一条规定,几个西方国家可以派大使驻在北京。

这在当时西方世界是常态,今天也是世界外交惯例,但是咸丰却感觉如坐针毡,别的条款他都能接受,割多少地赔多少款都行,就是让外国人住在北京,想来想去,怎么着还是不行。

为什么呢?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外国人不给他下跪。早在乾隆爷的时候,英国使臣马戛尔尼来朝,为了跪与不跪,闹了很久,最后也没有正经下跪。以乾隆大帝之威,尚且不能让英人规规矩矩地三跪九叩,他当然更没法强迫洋人献出尊贵的膝盖。

那么不下跪会怎么样呢?咸丰认为,这会让他在全世界丢脸。而这一丢脸,还会引起连锁反应,这标志着中国从此就不再是天下诸国公认的天朝上国了,以后可能连朝鲜、琉球等国,也不尊敬中国了。(“朝鲜、琉球等国,久奉正朔,每遇朝贡,皆极恭顺。若见该夷之桀骜倨侮,必皆有轻视天朝之意。”)也就是说,2000年的朝贡体系也将崩溃于一旦。

二

我们都知道,中国历史上实行朝贡体系,中央王朝高高在上,周边民族和小国前来进贡。这个体系“本质上是儒家的天下理论与东亚的政治现实相结合的产物,反映了儒家文化的价值追求”,它是一个文化体系,通过这一体系,中国向周边国家不停地输出文化。它也是一个政治体系和外交体系,中国通过这个体系,来维持与周边国家之间的和平。

自汉代以来,能否让“四夷宾服,万国来朝”,或者说,朝贡国多少,就成为衡量一个王朝合法性的重要指标。

明代是中国朝贡体系建立得最为完备的朝代之一。《明会典》所列朝贡国的总数为111个,即使将位于今新疆等境内的西域小国剔除,其数量也超过100个。[2]

当然,除了文化、政治与外交,朝贡体系也是一个经济体系。这些国家为什么来朝贡呢?除了倾慕中华文化,慑于大国兵威之外,经济利益也是一个重要的考量因素。

我们都知道汉武帝打匈奴的威名,但是我们可能不知道的是,汉武帝为了面子,曾花了不少钱收买“夷狄”来朝贡。“在经济上给夷狄以丰厚‘赂遗’,这是吸引夷狄的根本。夷狄重汉财物,才会有归汉之心。……综观西汉一朝,‘赂遗之设’可谓遍及四海,从对域外来使的赠赐,到对归汉酋长的封赏,西汉无时无处不在展示着经济文化的巨大魅力。”[3]

用吕思勉的话来说,“赂遗”就是“犒赏和给养降胡费,使节所携和来朝蛮夷所受的遗赂”。据《汉书·西域传》,班固因此对汉武帝为了外交上的风光大量花钱表示强烈不满:

及赂遗赠送,万里相奉,师旅之费,不可胜计……民力屈,财力竭。

明代也是这样。中国对朝贡国一直采取“厚往薄来”的政策。朝贡国进献的贡物,明代都会按价付钱,而且比市场价格要高出很多。以龙涎香为例,据相关史料记载,此物“货于苏门答剌之市……一斤该……中国铜钱九千个”[4],一斤合9贯钱。而据《明会典》的记载,朝廷给大部分朝贡国的价钱是每斤48贯,高出市价整整5倍有余。再比如日本人所进贡的腰刀,每把市价最多3贯,但是明朝给日本的定价是每把10贯。

除了按价给钱,大明王朝对于朝贡国还例有“回赐”,回赐之物通常都是精美的丝绸和瓷器。同时,使臣在中国受到的接待也非常细致周到。来到中国朝贡的船只,通常要由中国提供护航,从踏上中国土地的那一刻起,各国贡使吃喝花用都不用出一文钱,全部由天朝上国承包。

“厚往薄来”政策形成了巨大的吸引力。数倍、数十倍的暴利驱使周边国家和民族争先恐后前来进贡。因此明初经常有海外商人三五成群凑到一起,花钱找个懂中文的人写一道表文,就冒充贡使跑来上贡,送来大批香料,骗走无数钱财。比如洪武七年(1374年),暹罗商人沙里拨冒称是本国国王令其同奈思里侪刺悉识一起来进贡,因为装得不像,被朝廷识破(《明史·暹罗传》)。

因此,传教士利玛窦认为,朝贡关系的本质,不是世界向中国朝贡,而是中国向世界朝贡。这话当然说得太过分了,不过历史上很多时期,朝贡确实对中原王朝形成难以承担的经济重负。比如明代与周边的多次冲突和战争,通常都不是因为人家不来进贡,而是人家进贡太热情,明朝招待不起,只好撕破脸。

比如日本人在中国打的“争贡之役”。嘉靖二年(1523年)6月,日本两个地方诸侯为了争夺进贡利润,派出了两拨朝贡使团同时来到中国。他们在宁波发生冲突,不但相互杀戮,还在回国途中沿路大肆烧杀抢掳,由“贡使”变为赤裸裸的“倭寇”,明朝只好派兵镇压,追击的备倭都指挥刘锦、千户张镗等明朝官兵皆战死。浙中大震,史称“争贡之役”。

再比如土木堡之变,也是蒙古人为了进贡而打的。明初与部分蒙古势力达成封贡协议后,蒙古人频繁跑来进贡,进贡马匹的数量越来越超出规定。明朝方面掏不起“马价”,要求他们少来几回,少贡点马,但是蒙古人说什么也不听。太监王振很生气,于是压低“马价”,结果激怒了蒙古人,对明朝大举入侵,导致“土木堡之变”。这在事变后蒙古人与明朝谈判的过程中说得很清楚:“自太师父祖以来,至于今日,朝贡朝廷三十余年。你使臣进马,往往待以厚礼,遇以重恩。近因奸臣王振专权,减少马价,以故勒兵拘留太上皇帝圣驾,抢掠人民,杀害军马。……”(李实《北使录》)

事实上,明代蒙古人为了强行进贡,除了土木堡之变外还有过一场“庚戌之变”。嘉靖年间,蒙古俺答汗多次给朝廷写求贡书,请求进贡,原因说得很坦白:

臣等生长北番,……生齿日多,衣服缺少,……各边不许开市,衣用全无,毡裘不奈夏热,……入边作歹。

就是说我们生活在草原地区,天然缺乏衣料等生活用品。朝廷不许我们进贡来换取生活物资,各关口又不许贸易,导致我们无法生活下去,只好入关来抢。

俺答汗承诺说:“如果许贡,即约束其下,令边民垦田塞中,夷众牧马塞外,永不相犯。”如果你让我们进贡,以后就不打你们。

然而嘉靖皇帝说什么也不同意蒙古进贡,结果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俺答汗率军攻到北京附近,大肆焚掠骚扰,“残掠人畜二百万”,宣称“予我币,通我贡,即解围,不者岁一虔尔郭!”你要让我来进贡,我就退兵,要不然,一年来打你一次!一直到明朝保证允许他们前来进贡后才退兵。

三

因此,朝贡体系在文化上具有传播功能,在政治上具有协调功能,在经济上则很多时候是一个赔本赚吆喝的买卖。

但是,就是这种赔本买卖,清朝也想继续做下去,因为这事涉及中国的外交传统,更涉及王朝的面子。所以咸丰决定,不惜一切代价,不能让外国人在北京派驻大使。

但是,怎么才能让已经签订的条约不生效呢?条约墨迹未干,如果直接撕毁,结果自然是爆发另一场战争,中国取胜的概率极小。咸丰皇帝左思右想,最后一个脑筋急转弯,想出了一条“万全”的“妙计”。

什么妙计呢?那就是用钱收买洋人,让他们同意不进京。花多少钱呢?大清帝国的全部关税。

你们洋人不是贪财吗?那就好办,因为我堂堂中国,偏偏好义不好利。干脆,我大清帝国和你们做生意时所有的关税都不要了,以此换你们别到北京来见我,这总算可以吧?

不要以为我在开玩笑,这是千真万确的史实。

咸丰皇帝下谕说:“此时须将全免税课一层,明白宣示,使知中国待以宽大之恩,此后该夷获利无穷。”你们明确告诉他们,如果不派公使,我就把关税全部免除,让他们获利无穷,以后发大财。

如果咸丰的这个决策真的得到实施,那么中国将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零关税国家。这个对外开放的力度可真是够大的,只可惜动机有点可笑。咸丰做出这个决定,可以说是下了血本。因为当时清朝的经济形势是非常紧张的。镇压太平天国已经花光了大清国库,而海关年收入此时已达到数百万两,是国家重要的财政收入之一。如果没有这笔关税,国家经济很快就会崩溃。

后来的学者说,“可以想象的是,咸丰帝此一政策果获‘成功’,在西方诸强的疯狂扩张中,近代中国恐怕将无商业利益可言,清政府也早就垮台了”。孟森也说:“进口货且不能收税,洋人重利,其于驻使一层必可暂缓,留作后图。而举货之灌输,海关之不必设,中国又成何世界?此皆一回首而令人挢舌者。”

好在负责谈判的大臣知道事情的严重性,不顾惹皇上生气,纷纷上奏表示坚决反对。在大臣们反复说明之下,智商不高的咸丰皇帝似乎也最终明白了取消关税的严重后果,最终只能打消了这一想法。

不能用零关税收买,那么怎么办?咸丰皇帝思来想去,决定还是不惜一战,阻止洋人进京。因此他毅然又一次挑起战争,战争的结果是英法火烧圆明园,咸丰北逃承德,并且在《北京条约》签订后因为怕见洋人,迟迟不愿返回,最终死在了那里。

因此,面子外交导致晚清中国做了很多错误决定。

[1]《南京条约》中文本第二款:“自今以后,大皇帝恩准英国人民带同所属家眷,寄居大清沿海之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五处港口,贸易通商无碍;且大英国君主派设领事、管事等官住该五处城邑。”按中文理解,则一般英国人(包括商人、传教士、旅行者及其家属)可以居住在港口,英国女王任命的外交官则可以住在城内。《南京条约》英文本则将中文本中的“港口”和“城邑”通通翻译成cities and towns。英方认为cities and towns指城内,因此,英国外交官和一般英国人都可以入城。条约签字时未声明以哪种文本为准。

[2]李云泉:《朝贡制度史论:中国古代对外关系体制研究》,新华出版社,2004,第66页。

[3]石少颖:《西汉王朝对外思想论述》,《社会科学辑刊》2007年第1期。

[4]冯承钧:《星槎胜览校注》,商务印书馆,1934,第28页。

要吞并大英帝国的缅甸

一

如果你只读中国史,你会奇怪中国晚清统治者为什么会如此愚昧可笑。但是如果放眼世界,你会发现,这并不是中国一家独有的现象,有些国家在近代化过程中的对外反应与中国一模一样。比如缅甸。

中国沦为“半殖民地”的第一步是“第一次鸦片战争”,而开启缅甸近代史的则是鸦片战争之前17年爆发的“第一次英缅战争”。

中国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前不明世界大势,不明敌我双方的力量对比,因此遭遇惨败。

而第一次英缅战争前的缅甸,其盲目自信,比中国还要严重。

1785年,缅甸大军挥师西向,吞并了一个叫阿拉干的王国,从此与英属印度直接接壤。1817年,缅甸兰里岛总督致信英属孟加拉总督,奉缅王旨意,要求英国人向缅甸臣服,并且献上孟加拉,交纳赋税。英国人自然并没有如缅王希望的那样前来叩头。缅王大怒,决意与英国开战,计划先征服加尔各答,后吞并整个英帝国,并派自己的儿子去统治:

英国人竟敢……不来朝贡。……王军可直捣加尔各答,而进兵英国,以王儿为英国全境之总督。[1]

1822年,缅甸名将班都拉主动出击,进攻内夫河口刷浦黎岛的英国守军。次年,英军决定全面反击,第一次英缅战争正式爆发。

战前的缅甸本来沉醉在一片盲目自大的情绪里,认为打败小小蛮夷不成问题。没想到,战争进行不久,缅甸就一溃千里,面临被灭国的前景。在英军抵达缅甸首都附近后,缅甸不得不与英方进行和谈,签订了著名的《扬达波条约》,割地赔款,并规定英国方面可以派出使臣驻缅甸首都。

二

缅甸国王之所以敢于要求英国臣服于他,一方面是因为他不明世界大势,另一方面也反映出缅甸人的世界观与中国非常相似。中国的皇帝自认为是“天子”,“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天下所有一切国家都应该向自己臣服进贡。而相比中国皇帝,缅甸国王更为自大。历代缅甸国王几乎都宣称自己是宇宙最高神毗湿奴、湿婆或是佛陀的化身。因此,缅甸国王被认为是宇宙的主宰,被称为“水和土地的主人”。也就是大地上一切的主人,总自称为“王中之王”“最高之王”“宇宙之王”。18世纪,缅甸雍籍牙王朝的国君阿隆帕耶在一封致英国国王的信中就曾自称“最伟大的至善的独裁的君主……白象和黄金的主人……朕的伟大来自太阳”[2]。

之所以有相似的世界观,是因为缅甸的权力结构与中国相似。中国皇帝权力巨大,在国内实行说一不二的专制统治。而缅甸王权之专断残暴甚至超过中国皇帝,清末中国史籍《缅甸国志》记载,“缅甸为纯然君主专制政体,刑赏生死,皆出诸君王之意念,其政府以尊严顺从君主为主”。因此,和中国皇帝一样,缅甸国王有一种“特有的自豪和过分的傲慢”,不允许世界上还有与他平等甚至比他权力更大、地位更高的人。[3]

除了世界观原因外,缅甸之所以如此自信,还有实力上的原因。在今天中国人的心目中,缅甸是一个贫弱落后的小国。在历史上,它却一直是东南亚的大国,战斗力极强,甚至一度威震八方。

向东,它长期与泰国争雄,长期占有上风,甚至导致有400多年历史的大城王朝的灭亡。向北,缅甸与中国的明朝和清朝先后展开大规模战争,而且都是缅甸占了上风。明代后期,缅甸主动入侵中国,并从中国手中夺取了大片领土,今天缅北的大部分地区,在明代前期是在中国版图之内的。即使是在清朝全盛的乾隆中期,缅甸在和中国为争夺中缅之间的土司展开的四次大战中也不落下风:前三次中国战败,最后一次双方战平,打得乾隆皇帝也没脾气。

这个面积并不大的国家之所以如此武勇,是因为它长期实行“军国体制”,实行一种类似中国“军户”的制度,叫“阿赫木旦”制度。这些人平时耕种,战时出征。平时他们不用纳税,战时又可以掠夺战利品,在缅甸社会地位很高。因此,缅甸这个国家实际是“为战争而生”的,这个国家作战时不需要动员,不需要后勤准备,每个阿赫木旦都枕戈待旦,随时可以出征。面对这样的虎狼之师,很多国家都退避三舍。因此,在东南亚,缅甸是令人闻风丧胆的大国,是名副其实的霸主。

缅甸和泰国在文化上非常接近,都深受印度文化的影响,也同为小乘佛教的重镇。然而面对英国人的侵略,两个国家的反应却截然不同。泰国小心而理智,努力收集外部信息,与殖民势力巧妙周旋,最后成为东南亚唯一没有沦为殖民地的国家。缅甸却粗率蛮干,战前盲目自大,战败又惊惶失措。之所以如此不同,一个重要原因是泰国是一个非常重视海外贸易的国家,统治者具有商人一样的灵活与现实,注意搜集外面的情报,也懂得以柔克刚。缅甸在历史上却一直鄙视商业。缅甸统治者一直坐享战争红利,历来不重视经济建设。缅甸海岸线长,海上贸易条件很好,但是缅甸统治者为了维持海上安全和国内稳定,采取闭关自守的政策,严格控制对外贸易。和中国的广州海关一样,缅甸海关也非常腐败,官员经常敲诈勒索外国商人。船上人员须几经检查后才能上岸,有的船只还被勒索礼品。[4]因此,缅甸的海外贸易规模一直无法扩大。

三

基于相似的政治结构,缅甸对外部世界的反应与中国高度相似。

第一次英缅战争和第一次鸦片战争,对缅、中两国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都造成了空前的打击。然而战争之后,两国的统治者都表现出惊人相似的颟顸和迟钝。

在缅甸历史上,从来还没有哪一次战争像第一次英缅战争那样,如此沉重地打击了缅甸人。“国王孟既被一再复发的忧郁症折磨,最后变成了癫狂。”[5]

然而,如此惨烈的结局并没有动摇缅甸人的面子心理。“(英国人)认为战败的震惊能对阿瓦朝廷起到有益的效果,使它改弦更张。但事与愿违……他们所蒙受的奇耻大辱反而使他们更加傲慢,对于外部世界照旧茫然无知,又不肯取法于人。”[6]

第一次英缅战争与第二次英缅战争相距26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和第二次鸦片战争之间间隔16年,这两个国家本来都有充分的时间总结教训,大力改革。然而两国的统治者都没有进行任何反省,而是固守旧制度,继续沉睡在旧梦里。中国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后除了加固了几个炮台外,没有进行任何内政改革,同样1826~1852年,缅甸上层统治集团没有采取任何改革措施。相反,仍然如以前那样沉溺于内部斗争。尽管国家日趋贫弱,这一时期的缅甸国王仍然热衷于做功德,广建寺院宝塔。孟坑王1841年南下仰光朝拜大金塔,一次就布施了3200缅斤(将近5000公斤)的黄金。

因此很自然,中国和缅甸不久就遭遇了第二次打击。第二次鸦片战争与第二次英缅战争也有很多相似之处。

上一章我们讲过,第二次鸦片战争的起源,除了英法等国要扩大侵略权益这一根本原因之外,还有“面子”因素,一个是“反入城”斗争,另一个是所谓“公使驻京”问题。如前所述,咸丰皇帝宁可放弃全部海关税收“赐”给外国,也不想接受公使驻京。

而第二次英缅战争的导火索之一,同样是有关英国公使进驻缅甸的争执。

《扬达波条约》中明确规定英国向缅甸首都派驻公使,同时缅甸也向英属印度派驻使节,以利外交交流。缅甸国王对这一条极为抵触,原因与中国相同:互派使节就等于承认英国国王与自己地位平等,这是缅王无论如何不能接受的。因此,第一次英缅战争之后,缅甸一方面竭尽全力砸锅卖铁向英国人赔款,另一方面又千方百计拒绝让英国公使进驻缅甸首都。

为了能让缅甸接受英国驻缅甸的使节,英国人费尽了心力。1826年,英国派出了约翰·克劳福德(John Crawford)前往缅甸首都阿瓦谈判这一问题。

缅甸国王纡尊降贵地“破格”接见了他,不过却特意选择了一个特殊的日子,那就是“悔过日”(也称“卡多”即“Kadaw”日):这是缅甸国王接受地方上的头人进贡并请求国王宽恕的日子。缅王在这一天接见克劳福德,可以自欺欺人地理解成英国人是在向缅王进贡,并承认以前的错误:“那天,国王的一些封臣照例都一齐前来纳贡。而总督送来的官方礼品也被说成是该总督臣服于‘黄金之足’,并对以往的过错乞求宽恕的象征。”[7]

这一安排与中国晚清的外交手段非常相似。在后来同治皇帝不得不接受外国公使进京并考虑公使觐见事宜时,故意把接见地点安排在中南海紫光阁。因为这是中国皇帝传统上接见“贡使”和“外藩”的地方,这样一来,外国使臣仍然是被当成了“贡使”。[8]

经过重重波折,缅王终于同意英国人在首都设立大使官邸,然而这个官邸的位置不合常理,设在一片很容易被水淹没的沙滩上:

当他到达缅都的时候,缅廷竟不顾他的职位,指定给他在一片沙滩上的一幢房屋作为驻所。在雨季中,伊洛瓦底江泛滥,这个沙滩就被淹没在数英尺深的水中。他向加尔各答当局申诉说,他所受到的待遇“不是英国绅士,或说得更广泛一些,不是任何一个普通英国人所应受到的”。

……当时,个个驻扎官都在缅甸首都搞坏了身体,这成了孟坑陈腐的笑柄之一。[9]

缅甸人洋洋自得,认为这样一来自己就扬眉吐气了。第二年年初,印度政府撤销驻缅使馆,从而断绝了和阿瓦朝廷的外交关系。

当然,使节争端只是第二次英缅战争的一个小小前奏。与面子上的争执相比,英国人更难以忍受的是缅甸人试图推翻《扬达波条约》。

东方民族对条约的尊重往往并不坚定。咸丰君臣在与英法签订《天津条约》时,曾明确宣称签署条约不过是为了退兵而采取的权宜之计。负责谈判的大臣桂良也对皇帝说,签约只不过是“暂藉和好之说,迅速了结为得计也”,假借谈判,把洋人打发走了事。所以外国人走了之后,随时可以推翻:“此时英、佛两国和约万不可作为真实凭据,不过假此数纸,暂且退却海口兵船。将来倘欲背盟弃好,只需将奴才等治以办理不善之罪,即可作为废纸。”如今我们和洋人谈的这个条约,皇帝您别当真,这只不过是咱们哄他们退兵的招数。等他们走了,您就假装治我们的罪,说我们谈判时没听从您的指示擅自签约,这样条约不是一下子就变废纸了吗?

缅甸人也一样认为,已经签订的条约是随时可以翻脸不承认的。

1837年年初,孟既国王被他的弟弟孟坑发动政变推翻。孟坑是一个坚定的“爱国主义者”,他上任之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宣布《扬达波条约》无效。理由呢?很简单,新官不理旧账,这个条约不是他签的。

1837年6月,孟坑王召见伯尼,谴责英国侵占缅甸领土,宣称他过去没有看到过《扬达波条约》的全文,英国人也没有同他缔约。因此,他不理会《扬达波条约》。[10]

这种态度当然是英国人难以接受的。第二次英缅战争终于爆发,战争结果是缅甸半年之内就丧失了大片国土。1852年年底,英国单方面宣布吞并下缅甸,将缅甸的一半国土吞入口中。

第二次英缅战争之后不久登基的曼同王,是一个力图有所作为的国王。为了保住缅甸的“球籍”,他在国内推行了一些改革措施。但是缅甸的改革力度不够,完全达不到扭转缅甸国运的程度。更何况缅英双方在此时又因鞋子问题而宣布断交,这再一次让缅甸国势落入危险之中。

和中国一样,缅甸的外交史上,礼仪之争也漫长而激烈。中国和外国的争执是三跪九叩,而缅甸人争执的主要焦点是鞋子问题。鞋子在东南亚国家通常被视为不洁之物,缅甸人要求英国人见缅甸国王时必须先脱鞋,然后跪拜。然而1830年来到缅甸的白尼却拒绝这样做。

白尼坚决反对脱鞋,并明确表示:这是缅甸官员“借羞辱和贬低英国人的人格来提高他们王的地位和满足他们自己的傲慢和虚荣心的一种手段”[11]。

如同马戛尔尼觐见乾隆前与中国方面为行礼争执了一个月一样,英缅双方为脱鞋这件事争执了将近两个月,最后达成妥协,缅甸方面允许白尼可以穿鞋走到宫殿的台阶前面再脱鞋。

在曼同王统治时期,双方因为鞋子问题又起争执。“1873年英国威尔斯亲王到达印度。缅甸大使晋见时穿着靴子,坐在椅子上。随后,英国提出,今后英国大使晋见缅王时不再脱靴子;从此曼同王再不见英国使臣。”[12]

这件事导致英缅断绝了外交关系,不再有沟通的渠道,双方关系越来越恶化,不久终于发生了第三次英缅战争,并以缅甸的完全失败而告终。从此缅甸作为一个独立国家不复存在,成为英属印度的一个省。

因此,晚清中国的对外反应并不是独有的,在世界其他国家的历史上,也能找到很多例子。

[1]戈·埃·哈威:《缅甸史》(下卷),商务印书馆,1948,第57页。

[2]宋立道:《神圣与世俗——南传佛教国家的宗教与政治》,宗教文化出版社,2000,第75页。

[3]尼古拉斯·塔林主编:《剑桥东南亚史》(第二卷),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第31页。

[4]贺圣达:《缅甸史》,人民出版社,1992,第184页。

[5]D. G. E.霍尔:《东南亚史》,商务印书馆,1982,第695页。

[6]同上。

[7]D. G. E.霍尔:《东南亚史》,商务印书馆,1982,第695页。

[8]光绪年间的觐见,在外国公使的坚持下,改在了文华殿。然而各国公使觐见后,没有走文华门的左门,而是直接走出了中门,当场被尚书敬信抓住衣袖,引发了一场不大不小的外交风波。

[9]D. G. E.霍尔:《东南亚史》,商务印书馆,1982,第700页。

[10]贺圣达:《缅甸史》,人民出版社,1992,第236页。

[11]黄祖文:《缅王孟既与第一次英缅战争》,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有限公司,2004,第183页。

[12]刘明翰等编:《人类精神文明发展史》(第三卷),中国青年出版社,2003,第474页。

海上来的蛮夷和陆上来的不一样

一

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之后,中国士大夫认为这不过是历史上无数次蛮夷扰边的重演。比如曾国藩在家书中提到这场战争就说:“英吉利豕突定海,……逆性同犬羊,贪求无厌。”[1]

历史上中原王朝因为武力不济败给蛮夷是常见的事。比如明代长期对倭寇毫无办法,而清代全盛时也曾经遭遇乌兰布通之败。因此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失败并没有什么可奇怪的。

但是不久之后,有一些人敏锐地发现,这次来的蛮夷和以前相当不同。

咸丰三年,也就是1853年,上海爆发了小刀会起义,在混乱期间,上海海关官员逃跑了,没有人收税。英、法、美三国的领事商量了一下,决定三国各派一人,成立了一个税务司,“代替中国政府”收关税。这显然是对中国主权的一种严重侵犯。不过令中方官员意外的是,外国人居然能认真地收税。过了两年,上海收复,外国人居然将他们收到的税款70余万两,老老实实地交给了清政府。而且,更关键的是,在外国人的管理下,上海海关收的税明显增多,也就是说,贪污腐败现象不存在了。“税收大增,政府善之。”[2]

清政府大感意外,事后竟然很高兴地同意由英国人代管中国海关。从此开始,外国人就代管中国海关行政,最高长官称“总税务司”,意即“总司海关税务之事”。海关收到的税款很快就比清朝收到的多出两倍甚至三倍。(“正税、子税较我厘金之科则业已倍之、三之,在彼固自谓仁至义尽矣。”[3])

外国人管理中国政府事务,这当然是西方侵犯中国主权的一个铁证,是殖民主义者的严重罪恶。但问题是中国政府在这件事情上相当主动。英国外交官威妥玛跟中国大臣文祥说,等中国海关改革完成后,中国人可以自己管理。没想到文祥马上回答,“用中国人不行,因为显然他们都不按照实征数目呈报”,还说,原来管理上海海关的薛焕近3年来根本没有报过一次账。后来英国人赫德跟恭亲王奕訢聊海关改革时,“恭亲王说,中国官员几乎无人可信。对比之下,外国人的报告较为可靠”[4]。

后来的两江总督曾国藩提到外国人将70多万关税交给清朝政府这件事,叹息说,想不到蛮夷之人,居然也有信义。他在信中曾赞叹道:“洋人代收海关之税,犹交还七十余万与监督吴道。国藩尝叹彼虽商贾之国,颇有君子之行。”曾国藩认识到,这些洋人不同于中国历史上传统的、没有文化根基的蛮夷:“夷非匈奴、金、辽比,天下后世必另有一段论断。”这些洋人与汉代的匈奴以及宋时的辽金,性质是完全不同的。

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当圆明园被烧、洋人进入北京城的消息传来时,很多中国人都认为,大清要亡了。因为历史上的蛮族如果攻占了中国的首都,下一步自然会建立一个新的王朝。

然而,事情的进展却出乎几乎所有中国士大夫的预料。这些洋人虽然也和历史上的蛮族那样进行了野蛮的焚烧和抢劫,但他们烧的只是皇帝的别墅,也就是圆明园,而对于清王朝统治权威的象征紫禁城及太庙、天坛等地,却丝毫没有动。而且谈判完了,就撤兵走了,没要一寸土地。

中国人非常惊讶。没想到还有这种蛮夷。户部尚书沈兆霖说,英法联军“以万余众入城,而仍换约而去,全城无恙。则该夷于专于牟利,并无他图”。这么强大的军队,进入了中国的首都,费了这么大的事,只为了做买卖!签完了做买卖的条约,就老老实实撤走了。原来这是一种新蛮夷,一种只爱做买卖、不要土地的蛮夷。

二

是的,跨海而来的英国人和历史上那些传统的蛮夷不同。

他们对接管大清的政权并不感兴趣,不想直接统治这片广大的土地。他们甚至愿意帮助维持清朝的统治,镇压太平天国。他们还愿意帮助中国实现内政改革,发展经济。

为什么呢?因为这样可以让中国人富到能买得起他们生产的商品。

也就是说,推动英国人跨海远来的,不是一次性掠夺,而是要获得持续不断的巨大利润。

由此我们需要多花些笔墨,来分析一下殖民主义的双重作用。

马克思论述英国对印度的殖民统治时说道:“英国在印度要完成双重的使命:一个是破坏性的使命,即消灭旧的亚洲式的社会;另一个是建设性的使命,即在亚洲为西方式的社会奠定物质基础。”[5]

英国人的殖民对印度传统文化造成了巨大的破坏,摧毁了东方农村田园诗般的传统生活。但是另一方面,英国人也在印度进行了非常重要的建设。马克思说,英国人使印度完成了印度人自己完成不了的政治统一,“是使印度复兴的首要前提”。而英国人组织和训练的印度军队,“是印度自己解放自己和不再一遇到侵略者就被征服的必需条件”。同样,英国人带来的“在亚洲社会里第一次实行的自由报刊,是改建这个社会的新的和强有力的因素”。更为显而易见的是,英国人在印度建设了近代化交通网,建立起近代工业体系。这些客观上加速了印度的经济成长,也延长了印度人的平均寿命。[6]

当然,英国人费心费力做这一切,动机并不如他们自己所宣称的那样是无比高尚的。他们做这一切,动机只是一个词,“利润”。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一开始,“工业巨头只是想用低廉商品压倒它”。但是后来,随着全球化的进展,“工业巨头们发现,使印度变成一个生产国对他们有很大的好处。为了达到这个目的,首先就要供给印度水利设备和内地的交通工具。现在他们正打算在印度布下一个铁路网。他们会这样做起来,而这样做的后果是无法估量的”。

说到这儿,我们还需宕开一笔,比较一下英国式殖民与西班牙式殖民对世界造成的不同影响。

耶鲁大学教授保罗·肯尼迪说:

我们可以继续通过贸易保护主义、征服以及保持独有的垄断地位来赚取金钱,但是如果选择了自由贸易,我们可以挣到更多的钱。而且,如果我们让别人有钱了,他们就能够向我们购买更多的产品。

这是历史上以前没有过的通过公司进行征服的新型帝国,这是与传统征服者完全不同的逻辑。传统的征服逻辑是天地之财只有此数,我多了你就少了,所以我要抢你的。公司的逻辑是互通有无,通过贸易,能创造出更多的财富。

正是因为利润的驱动,所以大英帝国是一个去中心化的帝国。传统帝国去征服有黄金和白银的地方,而大英帝国除此之外也愿意开发荒蛮之地,因为可以从这些地方获得原料,将这些地方培育成市场。为了培育更大的市场,它就必须给当地制造一个经济发展的机制,因此自然也就带来西方文明在全世界范围内的扩展。用马克思的话来说,西方殖民主义“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

西班牙依靠暴力进行的殖民是第一代殖民方式,而荷兰和英国公司式的经营则是一场重大的升级换代,这种方式改变了世界的面貌。

我们必须要反复强调,不论何种方式的殖民,背后的基本动机都是自私的、贪婪的。哥伦布本人就曾经屠杀和抢掠印第安人。西班牙人在殖民过程中,造成上千万印第安人的死亡,造成玛雅文明、印加文明的毁灭,英帝国在殖民过程中,同样干了很多血腥和残酷的事,他们同样参与了大规模的黑奴贸易,同样进行了对印第安人的屠杀。大规模的奴隶贸易,造成了上千万奴隶的死亡,而英国人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是奴隶贸易的主力。[7]

然而和西班牙式的殖民比起来,以公司的方式经营殖民地,毕竟还有不一样的一面。西班牙式的第一代殖民者对殖民地的控制是严厉而死板的。宗主国规定殖民地种植什么、经营什么,丝毫不得违背。而英属殖民地经济上比较自由。“(北美洲的殖民者)具有企业主的开拓和进取的精神……他们并不按照英国政府的意图行事,不愿意把自己生存的土地变成一个落后的原料供给地。而英国政府对殖民地的限制也不很严。所以,北美洲的移民很快开创了北美、非洲、南美洲的三角贸易,在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属地上大做买卖;他们还违背英国政府的意图,迅速地建立了以铸铁、毛纺、小五金等为主的工业基础。”[8]

在政治上,西班牙把本国的封建专制制度直接移入殖民地,建立起与西班牙完全相同的殖民地官僚体系。西班牙国王在各地建立起总督府,总督集民政、军政与司法大权于一身,只对国王负责,唯一的任务是执行国王的命令,并不代表地方利益。

同时,西班牙国王又大展权术,鼓励殖民地其他官员秘密监督总督,向国王秘密汇报总督的一切活动,以使官员互相掣肘,有利于君主独裁。[9]因此,我们可以想象,西班牙殖民地政府具有专制政体的一切缺点。“行政效率极差,办事拖拉,贪官污吏层出不穷。”殖民地官员也具有专制政体下官吏的典型性格特征,那就是对上唯命是从,对下蛮狠专横,残酷剥削。[10]

殖民地时期,拉丁美洲社会是实行严格的等级划分的。第一等人是“半岛人”,即来自西班牙半岛的人,他们担任殖民地的高官,是根红苗正的主子。第二等级是“克里奥尔人”,即美洲出生的纯种西班牙人。他们因为不生在母国,所以只能是二等公民。第三等级是“梅斯提索人”,也就是西班牙人同印第安人混血的后代,只能成为小商贩等普通劳动者。第四等级是印第安人,他们只能提供低级体力劳动。第五等级是黑人。第六个等级是黑奴。这六类人,等级森严,差别分明。因此,从殖民地时期开始,拉丁美洲就存在着北美没有的巨大阶级差别,少数统治者作威作福,大多数人则逆来顺受,生活极为凄惨。

而英国对殖民地的管理则远没这么严密。基于英格兰自治传统,英王对殖民地的管理也是放羊式的。殖民地时代的美国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政治规划。“虽然英王被宣布为所有殖民地的主人,但英国对殖民地的管理在很长的一个时期内实际上并无章法。”

所以美洲殖民地一开始是一个又一个分散的殖民点,这些殖民点从一开始就是高度自治的。移民到了地广人稀的荒蛮之地,并没有现成的政府机构可以依靠。他们只能自己组织起来,几乎一切关系大家利益的事,都需要通过市镇大会解决,比如是否修路,在哪儿修建会堂,聘任谁当学校校长,或者“决定猪是否应该关在猪圈里,还是要用栅栏圈在园圃之外”。

乡镇政治因此成为美国政治的基础。“在乡镇内部,居民享受真正的、积极的、完全民主和共和的政治生活。”杜威说:“虽然我们对家庭和社区邻里组织多有不满,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它们永远是培育民众精神的最有效的平台。借助家庭和邻里组织,公民性格得以稳步形成,自我管理的能力得以逐步确立。”[11]

因此,美国的形成,是先出现乡镇,后出现县,然后出现州,最后出现国家:随着移民点越来越多,乡镇越来越密集,彼此需要相互联系并解决一些共同的利益或者冲突,于是乡镇和乡镇通过自治的方式联合起来,形成了县。县和县联合起来之后,又形成州。最后,州和州又联合起来,成为“州的联合体”,也就是美国。因此,整个美国不过是一个村镇的扩大版。

托克维尔说:“在我们法国,是中央政府把它的官员借给了村镇;而在美国,则是乡镇把它的官员借给了州政府。”

就像在美国做的一样,作为一个代议制国家,英国把民选代议制也带到了殖民地。英国的代议制在美国、加拿大、印度、澳大利亚、南非等地都成功运行。

因此,以欧洲移民为主体的英属殖民地今天基本上都是发达国家。而同样以欧洲移民为主体的西班牙(包括葡萄牙)殖民地今天则大都是发展中国家。西班牙对拉丁美洲的数百年旧式殖民统治,决定了拉丁美洲今天的落后面貌。

拉美独立战争之后,虽然几乎每个国家都建立了共和制度,然而历史的惯性是强大的,“共和政体、宪法、议会都成为摆设。在独立后的150年中,各国草拟了总计约180~190部宪法”。但是这些宪法很难落到地面上。玻利瓦尔曾经这样说:“宪法形同废纸,选举是格斗,自由即无政府状态。”“无论何处的宪法都没有这样精致——同时也没有这样不被遵守。”

事实上,独立战争的结果“仅仅是一场政治权力的转移,原来的二等公民克里奥尔人(在拉丁美洲土生的白人)的种植园阶级、商人阶级取代了西班牙人的政治位置”[12]。也就是说,除了由克里奥尔人取代了半岛人的统治外,其他没有变化。时至今日,拉美大部分高级职务和自由职业均由白人和梅斯提索人,即混血白人担任。殖民地时代的吏制腐败、卖官鬻爵、效率低下,在独立之后,也保留了下来。因此今天南美社会存在着“家长制、裙带关系、办事唯亲和奴隶主义等弊端,使拉美社会缺少公民责任感”。这成为拉丁美洲各国实现现代化的重要障碍,也是拉美国家今天迟迟难以完全现代化的原因。

从发展条件上来说,土地肥沃、物产丰富的拉美当然远比北美要好。然而西班牙的政治遗产拖了拉美的后腿。阿根廷著名诗人埃斯特万·埃切瓦利亚(Esteban Echeverría)曾写道:“我们是独立的,但我们是不自由的;西班牙的军队不再压迫我们,但她的传统却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

[1]曾国藩:《曾国藩全集·日记》(1),岳麓书社,2011,第60页。

[2]吕思勉:《中国制度史》,上海三联书店,2009,第373页。

[3]曾国藩:《曾国藩全集·书信》(4),岳麓书社,2011,第48页。

[4]王宏斌:《赫德爵士传——大清海关洋总管》,文化艺术出版社,2000,第37~43页。

[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246~247页。

[6]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248页。

[7]关于在非洲奴隶贸易中被运走的黑人的数目,不同的研究结果差距很大。有的学者认为,奴隶贸易一共夺走了6000万个非洲人,也有人说,最低限度有1000万非洲人被劫往美洲去。据阿普特克计算,每有一个黑人活着到美洲,就意味着有5到6个黑人死亡。杜波伊斯也认为,活着到美洲的黑人与死在运奴过程中的黑人的比例为1比5。参见刘柞昌:《美国奴隶制度的起源(上)》,《史学月刊》1981年第4期。

[8]尹保云:《现代化通病——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经验与教训》,天津人民出版社,1999,第130页。

[9]张卫良:《试论15—16世纪西班牙君主专制制度的特点》,《杭州师范学院学报》1993年第5期。

[10]同上。

[11]张晓燕:《公法视野中的自治理性》,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第218页。

[12]尹保云:《现代化通病——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经验与教训》,天津人民出版社,1999,第133页。

蛮夷之国实现了中国“三代”的理想

一

我们前面多次说过,在秦代大一统之后,中国读书人心目中就高悬起一个政治理想,叫“三代之治”。历代儒生都梦想着回到三代,他们认为,三代之治是天下为公,而秦之后却变成了天下为私。

那么,如何回到三代之治,或者吸取三代之治的有效因素改善政治治理呢?

朱熹、王阳明等人是从心性角度出发来讨论这个问题,他们的主张是改造人心。也就是说,不改变政治结构,只需除去人的私心,让人回复“光明的本心”,一切迎刃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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