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六度倒台：逃奔天津十年梦醒（1 / 2）
段祺瑞和皖系能够登上历史舞台，段祺瑞个人的能力毋庸多言，四位心腹也并非泛泛之辈：靳云鹏练兵、徐树铮谋划、傅良佐统兵、曾毓隽外联。但等到徐树铮廊坊被杀，靳云鹏对他寒心，傅良佐外强中干，曾毓隽则被直系软禁，段祺瑞和皖系的冬天扑面而来。此时的段祺瑞早没有了昔年北洋之“虎”的凶悍，尤其是徐树铮死后，他于政坛可以说真正心灰意冷。所以在最后的几年里，段祺瑞与其说在争权，不如说是在争自己作为北洋元老仅剩的那点儿尊严。
1926年2月16日，内阁总理许世英递交辞呈，因为段祺瑞是临时执政，按照约定不能履行管理政府的职责，政府瞬间处于真空状态，于是，在西北军的催促下，段祺瑞只好任命贾德耀代理阁揆。贾德耀上任之后，西北军就要他立刻通过讨伐吴佩孚的命令，并且查办奉系的山东督军张宗昌，贾德耀没有办法只好通过这些议案，并拿着去找段祺瑞签字。段祺瑞不愿得罪直系和奉系，于是坚持不予签署。贾德耀干脆也要撂挑子走人，段祺瑞退还了贾德耀的辞呈，让他暂时再客串十天，同时下令慰留许世英，但北京政府的这堆烂事，许世英是再明白不过的了，他于23日、28日连着两次递交辞呈，说什么也不愿意再回去组阁。
关外的张作霖已经恢复元气，组成联军的吴佩孚和张宗昌也对冯玉祥的西北军虎视眈眈，而冯玉祥垂帘听政，准备指挥西北军与奉、直、鲁联军一战。进入1926年不久，张作霖就率领奉军挥师入关，段祺瑞慌忙致电张作霖，劝他“多年绥辑，久费经营，丘墓保存，苗裔所托，岂忍甘心孤注，悉供内争？振臂屡呼，不虞外患。切望蠲除积忿，各释前嫌，宏阋墙御侮之模，懔佳兵不祥之戒。所有西上师旅，即日撤退出关，各不相侵，共谋康济”。
张作霖遂派张学良先由榆关进抵秦皇岛，另一方面，吴佩孚则率军进攻河南，接连攻克开封、郑州、洛阳，使得西北军受到南北夹击。而在北京，许世英内阁于3月3日提出总辞，段祺瑞因此在执政府召开国事会议，决定准许许世英内阁总辞，特命贾德耀署理国务总理兼陆军总长。本来不欲再掺和北京这堆烂事的贾德耀，又给段祺瑞强行架上桌，好在此时吴佩孚和张作霖已经动手，西北军也不再逼他下什么讨伐令，事情简单多了，他也就受命着手组阁。4日下午，贾德耀公布了阁员名单，以颜惠庆为外交总长，屈映光为内务总长，贺得霖为财政总长，杜锡珪为海军总长，杨文恺为农商总长，卢信为司法总长，马君武为教育总长，龚心湛为交通总长，邓汉祥为国务院秘书长。5日，贾德耀专门邀请全体阁员到自己的私邸聚餐，结果翌日杨文恺不愿就职，看来靠饭局搞妥上下级关系历来都是不太靠谱的事情。因为财政问题始终无法解决，教育经费没有着落，教育总长马君武也对内阁事务没有什么热情。8日，外交总长颜惠庆也干不下去了，因为各地军阀总是打仗，根本没有办法跟外国建立正常邦交，加上这时候外国各公使都在催要债务，麻烦一堆，所以他也要求辞职。
于是，贾德耀内阁成立还没有一个星期，外交总长、农商总长就辞职了，教育总长则工作消极。正当北京政府内阁动荡，西北军节节败退之时，身在北京的北洋系元老及名流发动了和平运动。3月15日，王士珍通电提出和平办法的六点主张：一、西北国民军撤返西北。二、奉军退回关外。三、直鲁联军退回山东。四、吴佩孚军不再前进。五、鲁豫两省暂时维持现状。六、中央政局再议善后。18日，王士珍、赵尔巽、孙宝琦、汪大燮、胡维德、王芝祥、熊希龄等通电各省呼吁和平，20日，西北军方面张之江、李鸣钟、马福祥、刘骥、宋哲元等通电响应，同时，鹿钟麟领衔西北军前线将领通电，“即当遵电饬令前方，先行罢战，各退原防，静待后命，以表示敝军倾向和平之诚意”。
西北军在发出两封通电之后，各路军队于当日撤兵。21日，西北军下达总退却令，部队集中到天津总车站，乘坐火车退回北京。22日，王士珍等人开会议决：一、将张之江等人的通电，转电张作霖、吴佩孚等，请速撤回原防，务勿追击，静待和平解决；二、京师治安，通知鹿钟麟、李鸣钟，请切实维持。这个时候，直鲁联军已经攻克天津，各路西北国民军只好纷纷后撤，奉军、直军和鲁军遂兵分三路围攻北京，李景林进攻通州，张宗昌进攻黄村，张学良进攻顺义。
眼看着北京已经陷入重兵围困之下，西北军的幕后主脑冯玉祥宣布出国去苏联，并在23日抵达库伦。冯玉祥出国之前，举荐张之江出任西北边防督办和察哈尔都统，但张之江自知无法震慑西北军其他将领，提出辞职，并保举李鸣钟和鹿钟麟继任。25日，西北军第一军将领一致拥护张之江，张之江只好勉强同意主持西北军，随即在北京警卫部召开紧急会议。当时西北军中鹿钟麟的意见得到较多支持，即固守京畿，如果没有和平办法或是正式交代，绝不放弃京畿。
1926年4月2日，张作霖出动飞机对北京进行了轰炸，虽然当时飞机投下的炸弹破坏力还不是很强，起到的最多也就是个威慑作用，和用大喇叭喊话或者是冲天上打两枪的效果差不多，但是飞机的震慑效果毕竟还是更强一些。北京人心惶惶，士绅富贾纷纷出逃。这时候，那些主张和平的北洋元老急忙又致电张作霖、吴佩孚等人，“诸公仁慈为怀，务速赐转交，力予制止”。但是和军人商讨和平，就像是与虎谋皮，张作霖的回复也痛快，只要西北军放弃直隶、热河、京畿，奉系就跟北京的老少们坐下来商讨和平。
就在4月9日晚，北京警卫司令鹿钟麟忽然派出大刀队监视电话局，断绝所有通话，并派出大刀队、保安队5000余人分别把守九门和交通机关，由东单牌楼起断绝行人，将执政府团团围住，并解除执政府卫队的枪械。关于鹿钟麟的这次突然发难，坊间有两种说法，一种是说段祺瑞感到北京事态严重，于是派吴光新联络张学良准备里应外合迎奉军入京，还有一种说法是奉系的丁春喜和吴佩孚部的耿乃熙先后致电鹿钟麟，转达了吴佩孚的意思，说是只要驱除段祺瑞、恢复曹锟的自由，就有和谈的余地。吴佩孚的条件只是驱逐段祺瑞，自然比张作霖的条件好办很多，于是鹿钟麟决定发动政变。被围困在执政府内的段祺瑞惶惶不可终日，派人向鹿钟麟说明自己愿意下野，但是要求离开北京。段祺瑞毕竟是北洋元老，而此时局势亦不稳定，鹿钟麟自然不敢“放虎归山”，于是并未应允。11日早晨，趁鹿钟麟不备，段祺瑞带着亲信逃入东交民巷，并电令外交总长胡惟德暂代临时执政，但同时又表示“在此扰乱期间，所有捏造事实，假借名义之文件，概属无效”。12日，国务总理贾德耀通电外国驻北京的公使团，“径启者，顷因京畿警卫总司令鹿钟麟，突于本月九日深夜之际率兵围困府院，意图危害，以致一切政务之执行，暂时陷于停顿之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