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霸业难复：徐树铮命断廊坊（1 / 2）
徐树铮被人称为“小扇子”，类似于皖系的师爷或者是军师，也有人称之为“皖系之魂”。虽然皖系的当家人是段祺瑞，但实际的操盘手却是徐树铮：对内他组建国会操控皖系，对外他也是皖系将领里罕有的几个打过胜仗的。袁世凯曾对徐树铮有过这样的评价：“又铮其人，亦有小才，如循正轨，可期远到。但傲岸自是，开罪于人特多。”论才干徐树铮不仅在皖系，在整个北洋系中都无出其右者，但他的缺点是不擅经营人脉，所以皖系内部的人因他而疏远，北洋系的人也因他而攻击皖系，以至于到直皖战争时，皖系俨然成了整个北洋系的众矢之的，进而遭遇重创，再难恢复元气。
从1925年4月开始，徐树铮先后考察法国、英国、瑞士、意大利、德国、苏联、比利时、荷兰、美国、日本。访问英国时，徐树铮曾受邀在英国皇家学院演讲，演讲的题目是“中国古今音乐沿革”，据说徐树铮的演讲非常精彩，让在场的英国绅士和淑女们对其刮目相看。其实，除了书法和作诗，徐树铮还喜欢昆曲，据说他不仅能够自己谱曲，还能够上台演出，先后和徐凌云、向馨吾、俞振飞等梨园名伶同台，尤擅花脸和贴旦的曲目，声如洪钟，当时知名的企业家和政治家张謇就曾赠诗云：“将军高唱大江东，势与梅郎角两雄”，所以中山先生辞世，周游所作“竟共推徐氏此联为第一”也不是阿谀之词。
徐树铮于6月3日抵达意大利，意大利政府派巴白力区中将负责接待，就是在意大利期间徐树铮见到了时任意大利政府内阁总理的贝尼托·墨索里尼。徐树铮与墨索里尼初次见面并无太多交际，据说当时墨索里尼“立于大客厅，右手插入胸前对襟中，如拿破仑状”，与徐树铮的会晤也只是握手后稍事寒暄便告结束，显然是一副外国尊主敷衍小国代表的情状。徐树铮乃请意大利方面负责接待的人员再次约定时间，这一次改在办公室见面，墨索里尼与徐树铮相对而坐，由徐树铮的随员秘书朱佛定担任翻译，二人畅谈国际问题，据说“大为投机”，竟然谈了两个小时。而在徐树铮三子徐审交的回忆文章里，亦有“先生和墨索里尼的协议，使先生如虎生翼”的字样，只是这个消息已经难断真伪。在苏联时，徐树铮还会晤了苏共领导人斯大林和托洛茨基。在美国时，徐树铮入住纽约五月花饭店，并前往华盛顿晋见时任美国总统的约翰·卡尔文·柯立芝，不过这位美国总统是有名的少言寡语，美国人甚至称他为“沉默的卡尔”，本来就不多话，加上语言不通，相信徐树铮与柯立芝的见面远不如与墨索里尼见面时碰撞出的火花多。离开美国之后，徐树铮则前往日本，在东京下榻帝国饭店，因为皖系素来都是以亲日的形象示人，因此徐树铮在日本的行程就比较紧凑，除了晋见日本天皇夫妇，还会晤了日本首相加藤高明、日本外相币原喜重郎等人，总算是完成了自己的考察之旅。
12月11日，徐树铮结束考察回到中国，在上海登陆，上海名人黄金荣、杜月笙闻讯均登上徐树铮乘坐的船“天津丸”迎接，徐树铮上岸之后即回到南洋路自己的私邸。当时坐镇上海的是孙传芳，孙传芳在江浙一带连败奉系两大战将杨宇霆和张宗昌，渡江逐北，直抵山东边境，随即筹划建立浙江、福建、江苏、安徽、江西五省联军，自任总司令兼江苏总司令，一时风光无二。孙传芳和奉系对抗，却不欲开罪旁人，闻徐树铮抵达上海，亲自从南京赶到上海欢迎，上海各团体就在商会隆重欢迎徐树铮和孙传芳。彼时孙中山先生去世，国民党决定挥师北伐，危及北洋系利益，徐树铮与孙传芳随即商量携手赴南通见张謇。
这个时候，徐树铮其实手上既无军队也无职权，身上挂着的名头依然是段祺瑞派给他的“考察日本各国政治专使”，但他毕竟是皖系的灵魂人物，他的一举一动牵动着举国上下的神经，更何况此时的徐树铮身边还站着孙传芳。一时间各种消息不胫而走，甚至有徐树铮将联合张作霖、孙传芳一起对付国民军的传闻，而此时徐树铮南下拜访张謇，事情再明白不过，矛头直指冯玉祥的西北军和北伐的国民军。但徐树铮素来的行事风格就是“高调做事”，虽然他自己以为足够低调，但其实已经高调得举国皆知。
而此时北方的局势正处在莫测之际：在关外，郭松龄兵变反张；在关内，李景林和冯玉祥也翻了脸。北京毕竟是在冯玉祥的势力范围之内，冯玉祥的嫡系鹿钟麟掌管着京畿军警宪的指挥权，在开战之初就关押了段祺瑞的谋士曾毓隽。前文已经讲过这位曾毓隽先生，他和徐树铮不同，一直持“低调做人”的原则，所以虽然经常被列到大奸大恶的名单里，这位仁兄却始终安然活着，从来不受人重视。但是随着皖系的那些风云人物逐次没落，再低调的人也免不了会显山露水。曾毓隽被抓，段祺瑞真的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而徐树铮刚一从南通回到上海，段祺瑞就发了一封急电给徐树铮，说现在北方形势纷乱，自己在北京尚且朝不保夕，随时都做好了下野的准备，劝他千万不能北上。但是段祺瑞并不知道，他不发这封电报还罢，既发出了这封电报，又被徐树铮看到，那徐树铮是非要入京不可。
谈及徐树铮在1925年北上之事，很多人都认为是徐树铮的性格使然。因为徐树铮之前的作为，认定徐树铮为人骄狂，胆大妄为，虽然明知北上要进入冯玉祥的势力范围之内，但依然不顾诸人反对，毅然决定北上。其实，徐树铮毅然北上，固然与他骄狂及自负的性格有关，但更多的是情势所迫，不得不铤而走险。经过直皖一战，皖系数十年的经营倏化烟尘，虽然经过第二次直奉战争段祺瑞得以再次回到北京执政，但真正的当国者乃是奉系与冯玉祥，段祺瑞所做的任何决定，都务必要权衡二者之间的利害关系。也正是因为如此，段祺瑞明知离不得徐树铮，还是执意要他出国，名虽“出国”，实为“避难”，既有当年徐树铮杀陆建章，为徐、冯之间埋下私仇的顾虑，亦因为徐树铮在皖系地位之重无人不知，徐树铮若回到北京，怎会甘心与段祺瑞居于人下？不闹出些四方风雨，亏了这“皖系师爷”的名号。
自皖系当国，到左右北京时局，乃至于直皖战争、福建兵变、直奉两番激战、孙中山北上京津，徐树铮的身影可谓无时不在、无处不在，在无兵无将、无权无实的情况下，徐树铮尚且可以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若是让他再掌实权，以奉系和国民党的能耐，又如何保证能斗得过这位皖系的神算子？因此莫说是徐树铮北上，他便是留在上海，也是凶险万分。但徐树铮此时接到段祺瑞的电报，知道自己必须北上。究其原因，无非三点：一、北方大乱，正是皖系再次崛起的良机，皖系此时力量薄弱，要靠实实在在地扩充实力显然不现实，唯有“浑水摸鱼”，可能还有一丝希望，加上徐树铮此时外联墨索里尼、内通孙传芳，无疑更不能错过眼前这大好时机。二、曾毓隽被鹿钟麟抓去，段祺瑞孤身陷在北京，又无实权在手，失了曾毓隽便如断掉一臂，而其余人等必不足以令徐树铮放心，因此出于对段祺瑞性命的担忧，徐树铮也必须北上。三、徐树铮与孙传芳结伴南下会晤张謇，虽然找不到确实依据考证彼此交谈的内容，但必定是商定了大事。
虽然上海诸人反对，北京有段祺瑞阻拦，12月19日，徐树铮还是带着跟他一起出国考察的随员乘坐顺天轮由上海奔赴天津。23日，徐树铮一行抵津，宋子扬借了英国领事馆的轿车相迎接，徐树铮登车后径直驰入北京，而其他随员则乘坐火车赴京。徐树铮于当天抵达北京之后即下榻无量大人胡同王宅，其他随员则分别住宿到旅馆里。安排妥当之后，徐树铮随即单独往见段祺瑞，据说二人见面之后，“相对跪拜，抱头痛哭”。自当年相逢，二人便携手走来，三造共和，手创皖系，经历世事浮沉，如今再见，自是不胜感慨。
徐树铮虽是忤逆段祺瑞的意思闯入北京，但是段祺瑞并未责怪。只是单靠只手之力又如何能够力挽狂澜？徐树铮进京，固然有恃北方战乱而促皖系东山再起之意，但是等到徐树铮入京，郭松龄已经战败，李景林经过天津苦战之后也已溃逃。此时的冯玉祥地位仍不稳固，但暂时却无忧患。外事渐趋平稳，而段祺瑞的性命也暂时无忧，纵有墨索里尼扶持，皖系也难有作为，段祺瑞和皖系诸人于是劝徐树铮速速南下，只恐迟则有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