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临时执政：夹缝之中左右为难（1 / 2）
江浙战争是皖系将领的绝唱，一如皖系将领大部分的作战纪录一样耻辱。不过另一方面，直系也再次给人造成他们更能打的假象，作为第二次直奉战争的开幕序曲，江浙战争固然标志着皖系军队的覆灭，同时也是直系由盛转衰的转折点，作为“中国最强者”的吴佩孚也开始走向没落。在北洋系中，窃以为最能打的三个人是冯国璋、吴佩孚和后来的张少帅，当然，说这三位能打，也是因为时势造英雄。就北洋系来说，派系内部的战斗毕竟不是光鲜的事情，大家能不动刀就不动刀，再者双方大都有私交，玩命打也太伤和气。冯国璋的成名仗是镇压义和团和进攻革命党，吴佩孚是追剿湘军，张少帅则是和傅作义孤城对垒，反正打的都不是“自己人”。
就在江苏督军齐燮元与浙江督军卢永祥激战之际，奉系的张作霖发出通电谴责曹锟、吴佩孚，并以援助卢永祥为名，组织“镇威军”，自任总司令，兵出山海关，发动了第二次直奉战争。1924年9月17日，吴佩孚在四照堂点兵应战，与奉军在九门口激战二十余日。就在前方激战正酣时，回防北京的直系将领冯玉祥忽然宣布倒戈，吴佩孚只好扶海南下。最倒霉的要数直系的魁首曹锟，好不容易媳妇熬成婆当上总统，结果还没有把总统府的椅子焐热，奉系军队就进了北京城。11月3日，“贿选总统”曹锟宣布辞职，而后被软禁起来。
在北京政变以后，先是由冯玉祥的亲信黄郛成立了摄政内阁，这个内阁其实是孙中山、张作霖、冯玉祥三方联合的内阁。但是，入关的张作霖在打败吴佩孚以后，已然是一家独大，他自然不会把冯玉祥放在眼里。张作霖和冯玉祥虽然击败吴佩孚、占据北京、软禁曹锟，但其他地区却依然为北洋系其他军阀把控，以张作霖和冯玉祥二人之力自不足以镇住这些军人。加之张作霖南下，本就私下先与孙中山、段祺瑞订立盟约，国民党在南方呼应，卢永祥在上海牵制东南直系军阀，张作霖才敢入关迎战吴佩孚。如今考虑到盟友关系，考虑到北洋系的关系，张作霖自然倾向于将段祺瑞请出来，但冯玉祥却不情愿。
北京政局突变，南方的北洋系军阀自然感到震惊，此时黄郛的摄政内阁任命胡景翼为河南督军，孙岳为河南省长，命令两部军队沿京汉铁路南下，以监控长江上游，长江各省军阀只得抓紧时间回应。11月10日，江苏、湖北、浙江、陕西、福建、江西、安徽和河南八省及海军方面重要人物在南京开会，最终决定以江苏督军齐燮元、湖北督军萧耀南和福建督军孙传芳领衔联名通电，邀请段祺瑞出山统领全局。17日，张作霖抵达天津，随即电邀冯玉祥到天津与段祺瑞见面。段祺瑞、张作霖和冯玉祥遂在天津会晤，经过商讨决定拥护段祺瑞到北京主持政务，并承诺给予段祺瑞绝对权力。为了表明态度，张作霖主张以卢永祥率领奉军张宗昌、吴光新两部沿津浦铁路南下，攻取南京，并以卢永祥为苏浙巡阅使，张宗昌为江苏督军，吴光新为浙江或安徽督军；同时认同冯玉祥的国民军由京汉路南下向河南、湖北发展。同日，兵败后抵达汉口的吴佩孚通电组织黄河上游及长江各省建立护宪军政府，也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段祺瑞早日入京。
21日，段祺瑞发表通电，宣布了就任临时执政后的大政方针，表示“此次暂膺艰巨，实欲本良心之主张，冀为彻底之改革，谨宣肝膈，期喻微衷”，并于23日乘专车抵达北京，冯玉祥和黄郛亲自到车站迎接。24日，段祺瑞在陆军部大礼堂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执政，并公布中华民国临时执政府制六条：一、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以临时执政总揽军民政务，统率海陆军。二、临时执政对于外国为中华民国之代表。三、临时政府设置国务员，赞襄临时执政处理国务，临时政府之命令及关于国务之文书，由国务员副署。四、临时执政命国务员分掌外交、内务、财政、陆军、海军、司法、教育、农商、交通各部。五、临时执政召集国务员开国务会议。六、本制自公布之日施行，俟正式政府成立，即行废止。同时，以龚心湛为内务总长，李思浩为财政总长，唐绍仪为外交总长，吴光新为陆军总长，林建章为海军总长，章士钊为司法总长，王九龄为教育总长，叶恭绰为交通总长，杨庶堪为农商总长。
就是在同一天，张作霖也回到北京，随张作霖入京的就是浩浩荡荡的奉系部队，奉系部队入京之后，就向国民军施压，使其尽快让出北京、保定、宣化等防地，使得国民军将领愤愤难平。30日晚，胡景翼和孙岳专门到冯玉祥府上陈述国民军防区已被奉军胁迫让出的情形，认为奉军对国民军已经构成威胁。三人的会面极为隐蔽，还是被张作霖察觉，张作霖遂于12月2日率奉军全部撤出北京，未及向段祺瑞辞职，就火速乘火车南下天津。张作霖离开以后，冯玉祥也提出辞职，随后便去西山休养，但其所帅军队依然留在北京城内。因为临时执政府的定位是过渡性组织，所以未设总理内阁，实行民主集中制，同时以未参加贿选曹锟的国会议员组成国会之非常会议。在就任执政后，段祺瑞决定召开善后会议，并分别致电孙中山、黎元洪、唐绍仪、章炳麟、岑春煊、王士珍等。
在击败吴佩孚、软禁曹锟之后，段祺瑞、冯玉祥和张作霖便先后发电邀请孙中山北上。孙中山随即复电段祺瑞，表示“拟即日北上，与诸兄晤商”，但孙中山离开广州之后，是经由日本才又转抵上海，又自上海北上，于1924年12月4日抵达天津大沽口，而此时的北京早已风云变色，张作霖避居天津，冯玉祥闲居西山，二人已经是面和心不和。只有段祺瑞率国民军一、二、三军代表及各团体代表亲自到大沽口码头登船恭迎孙中山，到场欢迎的社会各界人士多达两万余人。孙中山随后下榻日租界张园行馆，并在张园会晤张作霖。因为长途旅行和多年辛劳，加上南北气候差异，孙中山抵达天津后不久就患上了感冒，肝病亦因此发作。
孙中山卧病之际，奉系的张作霖却在思考着如何解决长江问题，直系的主要力量不外乎曹锟、吴佩孚和长江三督，如今击败了曹锟和吴佩孚，自然就要对长江三督下手，免留后患。7日，张作霖召集卢永祥、吴光新及奉军将领在天津开会，卢永祥和吴光新都在江浙战争期间吃了长江三督的亏，与长江三督结着宿怨，张作霖不愿让嫡系部队跋涉千里南下征战，而皖系此时再度登台又迫切需要地盘，张作霖自然乐意卖这个人情。经过商讨，天津会议最终商定请段祺瑞执政下令免除齐燮元的职务，如果齐燮元反抗，则调拨六万奉军南下征讨。段祺瑞遂于11日发布命令免去齐燮元江苏督军一职，以江苏省长韩国钧暂兼督办江苏军务善后事宜，又特派卢永祥为苏皖宣抚使，由李景林暂署直隶督办，另调热河都统米振标入京供职，由阚朝玺署理热河。
时人都知道孙中山是手创民国的伟人，因此对他都寄予厚望，而孙中山抵达天津后不久，即与段祺瑞产生了分歧。孙中山主张国家至上、民族至上，要求废除不平等条约，而段祺瑞则愿意尊重列强的既得利益以换取列强对中国新政府的承认，并在执政府成立后三个月内召集善后会议，三个月内召集国民代表会议，二人终因政见不合而关系紧张。18日，孙中山的肝病加重，于是进京调养。其时孙中山虽然重病在身，但北京民众获悉后依然为之一振，三十余万人到前门车站迎接孙中山一行，北京政府全体阁员、各大专学校校长、各团体代表、各机关首长亦亲抵车站。
讲到这里，便有人会忽然生出疑惑，既然段祺瑞已经到了北京，那位与他“焦不离孟、孟不离焦”的徐树铮呢？前面已经讲到，江浙战争后期小徐本欲代卢永祥帷幄浙沪之战，结果被公共租界工部局先隔离后送离。离开上海的徐树铮自知在国内已无容身之所，即远渡重洋举家搬迁到了巴黎的凯旋门附近，准备在欧洲长期居住。段祺瑞临时执政以后，自然忘不掉自己的心腹，但是徐树铮毕竟曾杀掉冯玉祥的舅舅陆建章，此时若是请徐树铮回国，无疑是羊入虎口，于是就给了徐树铮一个“考察欧洲各国实业专使”的职务，但徐树铮对实业不感兴趣，遂又于1925年1月4日改任命为“考察日本各国政治专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