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篇：民国闹剧多（2 / 2）
罪魁祸首徐树铮在日本兵营里躲了三个月，然后由日本在天津的驻屯军司令小野寺协助逃往上海，住进卢永祥部下师长陈乐山购置在英租界麦根路的洋房里。传说当时徐树铮化装成日本女人被装进一个柳条箱，由日本军官带上火车抵达天津，徐树铮在柳条箱内低哼着《关云长单刀赴会》安然离开北京。直到11月16日，日本公使小幡才照会北京外交部，说徐树铮早就从日本兵营离开，“金蝉脱壳”到了上海滩。直皖之战皖系兵败以后，大部分地区的皖系军阀均倒向直系，唯有卢永祥督军的上海和浙江安然无恙，随着徐树铮、段芝贵等先后逃到上海，这里俨然成了皖系的大本营。
皖系垮台，靳云鹏却重新回到了国务院，8月9日，北京政府特任靳云鹏署国务总理，靳云鹏于是二度组阁，自兼陆军总长，以颜惠庆为外交总长，张志潭为内务总长，周自齐为财政总长，萨镇冰为海军总长，董康为司法总长，范源濂为教育总长，王乃斌为农商总长，叶恭绰为交通总长。段祺瑞在的时候，靳云鹏在徐世昌、段祺瑞和直系之间艰难地周旋，等到段祺瑞垮台，靳云鹏发现这个国务总理依然不好当，至少眼前就有两个大难题，一个是人，一个是钱。
人的问题是一贯存在的，段祺瑞在时，段祺瑞、徐树铮就是问题，皖系垮台了，徐世昌想当真材实料的大总统，但直系和奉系不买他的账。况皖系在，靳云鹏对付上边不行，总能应付下边，他毕竟还是皖系元老。可皖系垮台后，直系和奉系虽然扶持他上台，但他在两派军阀中并无威望。至于钱的问题，就更是大问题了，自打袁世凯的时代开始，北京政府就一直靠着举债过日子，为了跟外国借款，能抵押的东西都抵押了，盐税、关税、铁路、矿产。
靳云鹏组阁时，徐世昌的本意是跟美国佬借款，但能抵押的已经抵押得差不多了，也没剩什么人家能看得上的。外债不好借，就只好借内债，但当时国内的财政都掌握在旧交通系手里，靳云鹏二次组阁时起用旧交通系的周自齐和叶恭绰，就是希望能够利用旧交通系的关系借债。但旧交通系属意魁首梁士诒出任总理，所以周自齐和叶恭绰也没有拿出什么办法来解决钱的问题。因为政府没有钱，自直皖战争后到1921年年初，拖欠各地军费长达八九个月，各省甚至都出现了不同规模的兵变。严重的时候，连直系驻保定的王牌第二十三师都因为欠饷发动了兵变。
靳云鹏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各省军人只好自己想办法，王占元在湖北擅自发行地方公债，李厚基在福建滥发省库券，冯玉祥更是在信阳扣留下京汉路款。另外，北京的参谋、陆军、海军等还组织了规模不一的“索薪团”，通电请求救助饥寒，将军府的将军们也请求政府给资遣散。清朝的时候有“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说法，可到了民国时代，满京城都是穷官，靳云鹏的内阁也成为皖系掌国以来最穷的一届内阁。
更让靳云鹏头大的是，本来政府就够穷了，到1921年2月，外国各大公使又发来照会，催偿到期应该偿还的外债1.5亿元，政府不仅借不来钱，还得还钱。其实造成北京政府如此窘迫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庞大的军费开支，各地督军独霸一方，为了地盘和利益大肆征兵，自然索要的军饷也就愈来愈多。自袁世凯去世以后，皖系一直都在主张“裁兵”，但是皖系自己就不敢裁，你不做又怎么要求别人？等到皖系兵败，皖系的部队大多都被裁掉，但直系和奉系扩充起来的兵力，却又远远高于被裁掉的兵力。
没有办法，靳云鹏只好电请曹锟、张作霖和新上任的两湖巡阅使王占元到天津会晤。其实，这个所谓的四巨头会议，不过是曹锟和张作霖的双雄会，靳云鹏和王占元只是陪太子读书罢了。会议刚开始还比较融洽，可等谈到钱和裁军的问题后，曹锟和张作霖就翻脸了，两个人越吵越凶，以至于把老好人靳云鹏也激怒了。靳云鹏甚至挂长途电话叫内阁替他准备辞呈，并且把家眷接往天津，把内务总长张志潭、农商总长王乃斌也叫到天津，准备办理移交。4月29日，为了缓和气氛，张作霖、王占元摆下酒席请靳云鹏、曹锟等就宴，曹锟、张作霖、王占元并于当天联名发出一封拥护内阁的电报，一场风暴才算平息。等几个人平心静气下来再开会时气氛就轻松了不少，不过谈来谈去，都是不痛不痒的国会问题，裁兵和钱的事情又都被搁置下来。
5月14日，靳云鹏连任总理，第三次组阁，除靳云鹏、颜惠庆、王乃斌、董康、范源濂蝉联外，张志潭改任交通总长，新任命齐耀珊为内务总长，李士伟为财政总长，蔡成勋为陆军总长，李鼎新为海军总长。其中担任财政总长的李士伟自然和借款脱不了干系，虽然中方之前已经跟日方借贷了大笔款项，但日本兴业银行总裁小野莫次郎还是提出了“以债养债”的方案，就是说跟北京政府签订新约，重新以盐税、烟酒税、关税为抵押，把旧债算上，再借给北京政府一笔新债，一起算进这份新约里。李士伟是旧交通系的张弧推荐的，他当时担任由日本财阀涩泽、三井、大仑合伙开设的中日实业公司董事长，但李士伟的日本财阀集团背景令他颇受非议，于是他不敢就职，财政总长只好由老派政客潘复代理。
靳云鹏的内阁困难重重，在上海的皖系故旧们却仍然在做最后的挣扎。在直皖战争以后，虽然在陕西的皖系督军陈树藩并没有帮助段祺瑞，但还是被直系和奉系盯住了，免去了他陕西督军的职务。在上海的卢永祥自然担心自己也难逃一劫，于是在6月4日发出通电，主张各省制定省宪，实现地方自主，并由各省区军民长官选派代表、择定适当地点举行联席会议，俟取得一致意见后，提交国民公决。这封电报与南方的“联省自治派”呼应，立时在北方掀起波澜。16日，卢永祥又在陆军同袍社发表演说，否认浙江独立的同时，却又召集浙江各界人士商讨组织省宪起草委员会。卢永祥的做法迅速得到西南各省的呼应，在陕西的陈树藩也借机授意陕西省议会组织“省宪会议”，成立“筹制省宪自治处”。不过陈树藩忘了一件事，卢永祥在南边，天高皇帝远，陕西可是就在曹锟和张作霖眼皮底下，所以他到底没有达成“自治”，逃窜去了汉中。
卢永祥保住了自己的地盘，靳云鹏却很难保住自己的职位。天津会议时暂时搁置下的财政问题，到这一年的秋冬之际再也无法搁置了，军阀索饷、职员索薪、列强讨债，中交两行限制兑现，财政总长李士伟不能到任，对日“以债养债”的方案难以落实，终于在冬天引发了一场大风暴。走投无路的北京政府只好转而向列强继续借贷新款，而总统府与国务院亦因为多笔款项的争夺而导致彼此关系日渐恶化，徐世昌与靳云鹏这对搭档也难免走到你死我活的地步。此时旧交通系依然想扶持梁士诒组阁，于是趁机倒阁，并派叶恭绰密会张作霖。12月14日，张作霖抵达北京，随即面谒总统徐世昌，直接表示内阁应该改组。此时，吴佩孚又力劝曹锟不要过多干预政治，此时最要紧的是注意自己的实力，曹锟听从了吴佩孚的建议。靳云鹏三次组阁，都是因为得到了直系和奉系的支持，如今曹锟不闻不问，张作霖则受旧交通系的挑拨公然反对他，他的仕途也就只能到此为止。17日，靳云鹏内阁宣布总辞职，靳云鹏本人于当日离京前往天津。18日，徐世昌批准靳云鹏内阁辞职，派外交总长颜惠庆代理内阁总理，皖系的最后一点儿血脉也被斩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