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篇：民国闹剧多（1 / 2）
在晚年谈起北洋军阀早期的将领们，奉系的少帅张学良颇不以为然，即便是最能打的直系将领吴佩孚，也被少帅视为徒有虚名之辈。这是因为在北洋军阀早期，确实没有太大的战争场面，而导致皖系军阀崩盘的直皖大战，其实也不过是在京郊走了三天过场，等到东北的张大帅挥师入关，皖系这边的墙头草们纷纷倒戈，于是直皖两边的士兵们还没有看清楚彼此的脸，战争就算结束了。直皖战争其实不算是皖系的转折点，只不过正式宣判了皖系的没落，皖系这棵大树，自巴黎和会神话破灭，经靳云鹏组阁走向分裂，等到直系与奉系独立时已经没剩多少气力，再经倪嗣冲病危、张敬尧兵败，到直皖之战时已不过是强弩之末。
1920年7月8日，久居团河的段祺瑞忽然回到北京城，在将军府召集安福系全体阁员和在京的军政要人举行联席特别会议，靳云鹏等逾800人受邀出席。在会上，段祺瑞非常愤怒，决定呈请总统将曹锟、吴佩孚等直系将领免职。当日下午，国务院召开临时会议，免去吴佩孚的职务，但曹锟则改为“褫职留任”，交通总长曾毓隽、司法总长朱深送总统府盖印。段祺瑞退回私邸，并召集近畿的皖系各师长开会，决定讨伐直系的曹锟和吴佩孚，并派出五线人马，以曲同丰所部边防军第一师为第一线，刘询所部第十五师为第二线，陈文运所部边防军第三师为第三线，李进才第十三师为第四线，魏宗翰第九师为第五线。同时，命令交通部转饬京汉路局赶备专车输送。
此时北京城里人心惶惶，大量民众携家带口涌向城外，徐世昌面对曾毓隽和朱深送来的议案不敢盖印，段祺瑞于是派兵将总统府团团围住，强迫徐世昌盖印，同时命边防军放出风去，如果当夜总统还不盖印，琉璃河方面必于翌日上午率先开火。身在重兵围困中的徐世昌夜不能寐，苦思一夜，想不到退敌之策，不得不于9日午前在内阁送来的议案上盖印。当日，边防军第三师开赴廊坊，第一师与陆军第九师、第十三师、第十五师则开赴长辛店、卢沟桥、高碑店一带。
10日，段祺瑞在团河成立定国军总司令部，自任总司令，徐树铮为总参谋长，傅良佐为总参议，又抽调三路部队，以段芝贵为第一路司令，曲同丰为第二路司令兼前敌司令，魏宗翰为第三路司令。此时，外国公使团匆忙照会北京政府，要求保证战事不要危及外侨生命财产，中国军队不得携带武器入城，飞机则不得飞过北京上空。限制边防军在北京及周边活动的同时，意大利公使又将使馆内的军火秘密售予边防军，日本三井洋行则借给曾毓隽100万元作为边防军开拔费。
另一方面，曹锟在天津誓师，委任吴佩孚为前敌总司令，吴佩孚宣称要亲率三军直捣北京，所部定名为讨贼军，大本营设在天津，司令部设在高碑店。10日，曹锟致电北京公使团，请美、英、法三国迫使日本公使表明态度，就在当天，段祺瑞再次接到张作霖的电文，希望段祺瑞不要再袒护徐树铮。但段祺瑞不以为然，在他看来，奉军当时不会帮助直军，而会选择“坐山观虎斗”，抱着“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心态，因此他有足够的信心挫败直军。自11日起，直皖两军就在前线开始接触，北京城中时不时能听到枪炮声。到13日，忽闻奉军第二十七师、第二十八师入关，段祺瑞大为震惊，接着又获悉奉军已在京奉路、津浦路以及马厂、军粮城一带布防。
但此时战事已经全面爆发，14日皖军先锋第一军第十五师率先进攻直军第三师，占据高碑店。东路皖军则在梁庄、北极庙一带向杨村直军进攻，双方随即陷入僵持。虽然在局部取得优势，但段祺瑞在获悉奉军入关以后有些乱了方寸，急忙又向徐世昌施压，让他下停战令。16日，日军护路队强迫直军退出铁路线，皖军趁机进入杨村，直军退守北仓。17日，广州的“非常国会”亦发文声讨段祺瑞，而湖北督军王占元则软禁了皖系将领吴光新，张敬尧闻风赶紧逃离湖北。
就在这一天，放弃高碑店的吴佩孚率轻骑绕出松林店，突击皖军前敌总部，曲同丰和司令部全体高级将领悉数被俘，第十五师刘询所部和边防军第三师陈文运所部在高碑店大败，原属冯国璋的第十五师第二十九旅旅长张国溶、第三十旅旅长齐宝善率领一部分士兵向吴佩孚投降。在直奉两军的夹击下，西线皖军节节溃败，据皖系的政要曹汝霖回忆，正在火车上打麻将的段芝贵听说西路军溃败，顾不上还没有打完的牌局，“仓皇开车进京城”。东路的徐树铮在廊坊听闻西路皖军溃败，只好赶回北京，他所率的边防军群龙无首，也就向直军投降。
18日，皖系将领曲同丰被押抵保定，曹锟在迎宾馆“光园”正式行献刀典礼。还是那位亲日的曹汝霖，在谈及直皖之战时说了几句实在话，“此次战事，皖方以新锐的武器与陈旧之直军相争，正如以石投卵，绝无败理。岂知有石而不能用，则卵虽软弱，亦可淋漓尽致，使你无能为力。可知无将兵之才，虽有坚甲利兵，亦是徒然”。段祺瑞接着找来靳云鹏，让他代自己去和直系、奉系商讨停战。靳云鹏于是找到傅良佐，请他前往天津，哪知道傅良佐一到天津就被直隶省长曹锐扣下。段祺瑞只好去求徐世昌，请徐世昌颁布停战令，又于19日通电引咎辞职。
皖系垮台以后，徐世昌最为得意，此时唐绍仪在南边，“北洋三杰”死的死、垮的垮，作为北洋系元老的他自然应当成为真正的领袖。
其实袁世凯死后，北洋系的精神领袖虽然不在，但“盟主”尚存，等到段祺瑞和皖系衰败，才是北洋系真正分崩离析之时。直系与奉系自然明白这个道理，因此都担心皖系衰败之后对方会坐大，徐世昌借此主张对段祺瑞宽大处理，他的想法得到了张作霖的认同。曹锟虽然对这个提议不满，但他仍然力图拉拢张作霖，所以也希望对段祺瑞宽大为怀。唯有吴佩孚主张彻底肃清安福分子，并囚禁段祺瑞。1920年7月24日，直奉两军的大部队分别接管南北苑兵房。
29日，北京政府下令通缉安福国会主要成员徐树铮、曾毓隽、段芝贵、丁士源、朱深、王郅隆、梁鸿志、姚震、李思浩、姚国桢等。8月3日，徐世昌下令解散安福俱乐部，不再承认安福系为政党，而以之为构乱机关，至于自己是安福系选出的总统一事则完全抛诸脑后。因为曹锟、吴佩孚和长江三督等直系将领对该处置的不满，徐世昌又在7日补发命令，通缉王揖唐、方枢、光云锦、康士铎、郑万瞻、臧荫松、张宣。不过，在通缉令发出的几日内，北京政府并没有抓到多少“祸首”，因为这些人要么逃到外省，要么就逃进了使馆区，日本公使馆更是直接收容了徐树铮、曾毓隽、段芝贵、丁士源、朱深、王郅隆、梁鸿志、姚震、姚国桢九人，对于北京政府的照会更是予以严词拒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