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天津会议：垂帘听政的参战督办（1 / 2）
1918年5月4日，北京的国会选举和西南系的“非常国会”选举同时召开，北京这一边是皖系独大，西南系那一边是桂系和滇系合力排挤孙中山，但会议一开完，不管是得意者还是失意者，都将面对相似的命运。孙中山离粤返沪固然是失意而去，但主宰国会的段祺瑞也再难春风得意，北军的厌战情绪不断蔓延，他只能眼睁睁看着“武力统一”的计划再度流产。他的盟友曹锟和张作霖也开始蠢蠢欲动，他的幕僚们则在掌权之后昏招迭出，而即便是在皖系内部，也慢慢地出现分裂。究其原因，都是因为徐树铮，正所谓“成也小徐，败也小徐”。
1918年6月15日，两拨人分别自天津抵达北京，一拨是被段祺瑞派去天津的曾毓隽，他带回了陆建章被杀的消息；另一拨则是被督军团选为代表的张怀芝。张怀芝径直到总统府面谒冯国璋，询问冯国璋是否愿意出任副总统，冯国璋表示他不会出任副总统，于是，冯国璋和段祺瑞都让出了副总统的位置。就在同日，徐树铮的电报落到了冯国璋的办公桌上，这可把冯国璋吓得不轻，只觉徐树铮的胆子太大，居然就这么不声不响地杀掉了一个北洋元老，当天拒绝盖印，可翌日醒来，便觉得自身所处境地太过危险，终于盖印发表。徐树铮的电报一经公开，整个北洋系为之骇然，段祺瑞也觉得徐树铮所做太过出格，遂赠给陆建章家属5000元，以表示北洋袍泽之情。又担心陆建章的外甥冯玉祥借故发难，于是以冯玉祥攻占常德为由，任命冯玉祥为湘西镇守使，并于17日恢复他的原官。
天津会议于19日正式召开，除了各省的督军之外，已经形只影单的龙济光也获邀出席，北洋系各巨头一致决定以徐世昌为下届总统，并继续对南方进行军事行动。短短数日之间，为什么主和派又转变为主战派了呢？因为新主和派的两位领头人曹锟和张怀芝又产生了动摇。冯国璋和段祺瑞让出副总统的位置之后，曹锟自觉已经是副总统位置的不二人选，因此以副总统之位与皖系交换，同意支持继续在南方进行军事行动。张怀芝在回到山东以后，发现代理山东督军的张树元果然不肯交还督军之位，他的老巢被占，只好转头向南方寻找新的地盘。
20日，吴佩孚借报告天津会议决定的机会到北京会晤段祺瑞，私下提出出任南征副将的请求，段祺瑞正愁找不到一个合适的人辅佐张怀芝，因此欣然同意。应允之后，段祺瑞就任命曹锟为四川、广东、湖南、江西四省经略使，任命张怀芝为援粤军总司令，吴佩孚为副司令。
而自天津会议召开之日起，冯国璋就假意称病拒不见客，一来陆建章被杀，其子陆承武致电冯国璋斥其对陆建章之死不发表任何意见，让冯国璋问心有愧，二来他被徐树铮杀陆建章一事震慑，深怕皖系对他不利。而偏在这个时候，府学胡同段宅又破获了一起行刺案件，皖系的人最初以为是冯国璋背后主使，后来才查明是辫子军余孽陈炎所为。陈炎是张勋的旧将，在北京设立了一个秘密机关报复段祺瑞，他收买了两个日本人想在段宅放置炸弹，结果被守卫的警察发现逮捕，从而暴露。案件的真相虽然查明，却委实让冯国璋心惊胆战不能自持，更不敢与外界有过多来往，也无力再与段祺瑞明争暗斗。
陆建章被杀其实不只是让冯国璋心惊肉跳，北洋系其他督军对徐树铮所作所为都颇多微词。而此时全国性的反日热潮不见减退，皖系内部各督军也各怀心事，头昏脑涨的段祺瑞自然不想徐树铮再惹出什么是非，因此派他到小站去编练参战军的三个混成旅，以暂时转移其他督军对徐树铮的不满。徐树铮对陆建章痛下杀手，让曹锟也心悸不已，徐树铮也怕曹锟再生动摇，于是专门到天津登门拜访曹锟，信誓旦旦地承诺只要曹锟不反对继续对南作战，徐树铮不仅不再要求他到汉口主持军事，而且保证副总统的位置会稳稳落入曹锟的手里。22日，段祺瑞再度发布任命，除特派李厚基为闽浙援粤总司令、童保暄为副司令外，又对冯玉祥授以勋位，冯玉祥为了免去段祺瑞的戒心，亦主动要求调往福建进攻广东。
在升为“四省经略使”以后，北京政府的印铸局特地为曹锟铸了一枚四斤多重的银质狮纽大印，比特任官的印都要大，在分量和块头上彰显出曹锟作为副总统候选人的特殊待遇。其实官僚意识极深的段祺瑞看不起布贩子曹锟，加上曹锟在主战和主和之间来回摇摆，足见这个所谓的“老实人”其实心机极重。但既然做了“四省经略使”，就得到所管辖的四个省去经略才对，哪知道曹锟既不进京也不南下，反倒是在天津捧着政府的大印和俸禄做起了寓公。北京政府一再电促曹锟南下，他却回电表示要先发欠饷，然后划定经略使的权限，还要求由他派人管理德州、汉阳、上海的三个兵工厂，却始终不提南下就职的事情。
就这样，曹锟愣是挨到了7月份，张作霖和张怀芝也抵达天津，督军团再一次在天津召开会议。这一次的督军团会议换由张作霖亲自主持，曹锟、张怀芝、徐树铮、倪嗣冲、田中玉、龙济光等参加，长江三督甚至连代表也没有派，倪嗣冲则是接到徐树铮的密电于28日才赶到。
按照徐树铮给曹锟的说法，这个副总统的位置是曹锟的，跑不了。但是如今张作霖也跑到天津来，情势不言而喻，张作霖也对副总统之位垂涎已久。原本在曹锟面前拍着胸脯打过包票的徐树铮，这时候耍起了心眼，他指示倪嗣冲在会上提出副总统人选问题暂时不做决定，留给对南作战有功劳的人。等于是以副总统的位置做饵，诱曹锟与张作霖南下作战，但徐树铮这一次又给自己的那点儿心眼耍进去了。结果，激将法没有奏效，曹锟和张作霖都不愿意南下，天津会议什么事儿也没有讨论出来，督军们倒是达成共识，向北京政府催要军饷，开出来的数目是1500万元。
要打仗当然就得有钱，虽然有西原借款，但所谓“远水解不了近渴”，段祺瑞只好找来财政总长曹汝霖商议。曹汝霖建议发行金币券2.4亿万元，同时向朝鲜银行借款8000万元作为三分之一的准备金，金币券代表的货币是二分之一美金，另外成立币制局为发行金币券的监督机关，设贸易公司经营发行和国际汇兑业务。段祺瑞觉得这个方法可行，拟就发行金币券条例，请冯国璋公布施行，但冯国璋拒绝盖印，并在1918年8月9日召集各部总长和中交两银行的负责人在总统府举行会议，讨论发行金币券的问题。其实冯国璋此举实在多余，与会的人多属安福系，段祺瑞既然将发行金币券的计划报至总统府，说明在安福系中已经通过。于是，冯国璋以总统名义于10日公布制定金币券条例及币制局官例。
但北京政府的这一举措，却招致西方国家的强烈反对。当时欧战已经渐入尾声，西方诸国也回过头来重新掺和中国事务，自然对段祺瑞政府和日本政府的各种来往深为不满，恰好利用改革币制的事情来对北京政府施压。西方国家认为中国改革币制应该先向五国银行团商议，而不应该独断其事，这样是违反西方共同利益的。西方国家联合对中国表示抗议，让段祺瑞左右为难，亦让日本有所顾忌，日本不欲招致西方国家太多反感，于是在西方国家的强大压力下，召回了留在中国的首相私人代表西原龟三，也暂时不再考虑中国的借款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