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掺和一战：向日借款对德绝交（1 / 2）

德国和近代中国的关系是非常亲密的，李鸿章在德国与“铁血宰相”俾斯麦会晤之后，大批的德国军官涌入中国，可以说中国近代的军事改革与德国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由于主要战场在欧洲，所以被时人称为“欧战”。因为中德两国自清末以来的特殊关系，虽然当时中国并没有参与欧战，但很多人也都是站在德国所代表的同盟国一方。直到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发展，美国、日本等中立国家相继卷入，作为远东重要国家的中国必将面临抉择。

1917年2月3日，美国正式宣布与德国中断外交关系，第二天美国照会各中立国政府，欢迎中立国和美国采取一致的行动。美国驻华大使芮恩施也是极力劝告中国政府响应美国的号召，加强中美合作关系，抵制日本的入侵，从而在战后国际和平会议上取得发言权。但是段祺瑞却是亲德的，他平常吃西药也只吃德国药，每当论及欧战的局势，更是坚信德国陆军必胜。不过当时日本的大隅内阁倒台，新上台的首相寺内鼓吹日中“亲善”，与段祺瑞走得很近。段祺瑞既然与日本关系亲近，而日本也已经向德国宣战，因此在2月7日，段祺瑞以国务院名义致电驻日公使章宗祥询问若中国对德绝交日本政府的态度，章宗祥回复：日本外相本野表示不反对中国对德绝交。

虽然段祺瑞支持对德绝交，但徐树铮和梁启超却是极端的亲德派，国会议员则大多同情协约国，抨击德国的黩武政策。但是荒诞的一幕在这个时候出现了，段祺瑞原本反对对德绝交，而黎元洪则支持对德绝交，待到段祺瑞站到支持的一方时，刻意要和段祺瑞唱反调的黎元洪却站起来反对对德绝交。

段祺瑞和黎元洪还分别就对德问题密电各省军政大员及全国名流征求意见，结果得到的答复多是反对对德绝交，北洋系的冯国璋、张勋、倪嗣冲、王占元等坚持中立反对对德绝交，孙中山、唐绍仪、章炳麟、康有为、马君武等名流也认为应该坚决中立。中国政府为了答复美国的照会，专门由外交部向美国公使芮恩施询问，于2月8日得到“美国必将设法援助中国，使中国能负起对德绝交的责任，而不致影响中国对于军事设备及一般行政的统制权”的回复。9日，段祺瑞内阁阁议通过，中国政府向德国致送通牒，要求德国取消潜艇政策，否则中国将和德国绝交，同时，又向美国公使发出照会，声明中国将和美国采取一致行动。对中国政府的反应，日本外相本野在支持之余也表示有些遗憾，因为中国之所以考虑对德绝交，是受到美国的影响而非日本。

尽管如此，国会对是否对德绝交依然争执不下，议员李肇甫赞成绝交，马君武则持反对意见，双方为此甚至险些大打出手。双方都很难说服对方，只好电请在南京的副总统冯国璋北上。冯国璋原本是亲德的，但因为张国淦再三劝说，并多次强调对德绝交的有利之处，使得冯国璋逐渐转变为赞成对德绝交。在北上途中，冯国璋先是在津浦路上会见了亲德的倪嗣冲、张勋和张怀芝，在22日抵达天津时，亲德的朱家宝又上车陪送到黄村。

冯国璋于1917年2月22日晚抵达北京，北京政府为欢迎他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总统黎元洪邀请冯国璋到总统府下榻，但冯国璋怕引起段祺瑞和其他北洋系将领的误会，执意下榻禁卫军司令部，于是，黎元洪只好到禁卫军司令部答拜。24日，自美国公使馆传来秘密消息，说英国截获了一封德国外交大臣发给德国驻墨西哥大使的秘密电报，电报上称，如果墨西哥站到同盟国一方并且对美国宣战，德国将会协助墨西哥，将美国西南部还给墨西哥。消息传来，美国与德国的关系更为紧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局势也变得更为复杂。这件事对冯国璋的影响也非常大，使得他在对德问题上的主张又再次偏向赞成对德绝交。

到了这个时候，黎元洪的幕僚们终于意识到形势不容乐观，即便是丁世峄也不得不承认，所谓的资历在政治上根本没有多大用处，实力才决定谁说话算数。此时，段祺瑞依然对黎元洪方面责令徐树铮去职耿耿于怀，既然国务院秘书长去职，总统府秘书长丁世峄也必须去职，偏偏在这个时候，张勋发来一封电报痛斥丁世峄，徐世昌、王士珍和冯国璋表示出对此事不闻不问的态度，识趣的丁世峄只好退出总统府，25日由夏寿康继任秘书长。

当天晚上，冯国璋在五条胡同徐世昌的私邸里和北洋系巨头徐世昌、段祺瑞、王士珍进行了会晤，这是北洋系内部的一次重要碰头会议，徐世昌和王士珍当时已经毫无实权，所以只是充当中间人，冯国璋当时态度虽然出现动摇，但是已经渐渐倾向于赞成对德绝交。但是经过会谈之后，发现段祺瑞和黎元洪的意见处于两个极端，于是他便没有发表意见，只是说他进京只是为了疏通府院矛盾，对德问题也只是研究研究不下定论。冯国璋摆出一副高深莫测的模样，而段祺瑞却多了一个意想不到的盟友，那就是之前和段祺瑞一样亲德的梁启超。梁启超变成反德派之后，甚至自我解嘲说自己是不惜“以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宣战，以至于招致他的老师康有为发函谴责。

冯国璋就对德问题并没有表态，但其实就等于是表了态，对黎元洪一方来说，他本来寄希望于冯国璋，因为冯国璋是当时除段祺瑞以外北洋系中的第二号实力派人物，他若是表态反对对德绝交，段祺瑞必然有所顾忌。可如今冯国璋不表态，首先证明段祺瑞的影响力已经完全凌驾于北洋旧人徐世昌、王士珍、冯国璋之上，其次也侧面说明冯国璋如今也可能已经站到支持对德绝交的一方。同时，德国驻华公使辛慈也在中国拼命活动，三番五次向冯国璋发出邀请，请他到德国公使馆赴宴，但冯国璋均予以婉拒，这更让黎元洪意识到，冯国璋已经转向支持对德绝交。

1917年2月28日，段祺瑞命令陆徵祥以总理代表名义与驻京的协约国公使商谈中国参战后的权利与义务。在权利方面，段祺瑞提出逐步提高关税、缓付庚子赔款、废止《辛丑条约》中部分内容等；在义务方面则根据日本政府的指示，提出不会向欧洲派兵，但是会提供原料及劳工给协约国。英、俄、法、日、比、意、葡七国公使进行了会谈后，公推法、比两国公使为代表回复陆徵祥，各国表示对中国政府所提出的各条款均持赞同意见，具体办法另行研究，并催促中国政府尽快对德宣战。同时，日本政府则派专门代表会晤中国在野人士徐世昌、梁启超等，鼓动中国尽快对德宣战。另外一方面，日本寺内首相的“私人代表”西原龟三也与段祺瑞方面秘密协商“经济援助”。

3月1日，就对德绝交问题，段祺瑞及内阁所有成员在总统府举行最高国务会议，在会议上黎元洪提出这个问题需交由国会讨论才能确定。于是，段祺瑞在2日以国务院总理身份邀请参众两院议长和国会中各政党领袖进行座谈，此前因为嚣张跋扈在国会中颇多非议的段祺瑞，这次非常难得地依靠自己有理有据的发言取得了议员的支持。3日，国会通过对德绝交的法案，并草拟出致日本政府的节略，交由驻日公使章宗祥交给日本政府，但是这个电稿呈到总统府以后，却被黎元洪搁置下来。4日，段祺瑞带着内阁成员到总统府，请黎元洪在政府向国会提出对德绝交案的咨文上盖章，同时请黎元洪将给驻日公使的电报发出。

之前段祺瑞做事跋扈惯了，尤其是徐树铮在的时候完全不把国会放在眼里，很多草案在国会通过时都是磕磕绊绊。黎元洪主动提出把对德绝交案交由国会审理，哪里知道国会居然通过了段祺瑞的提案，本来总是把“国会”放在嘴边的黎元洪，这一回没有办法，只好把段祺瑞最爱念叨的军人放到嘴边，表示“各省军人都反对对德宣战，对德绝交就是宣战的先声，应当先统一全国军人的意见，然后才能决定”。以前总是攻击段祺瑞的阁员们，这一次把怒火对准了黎元洪，教育总长范源濂甚至拍着桌子说：“总统虽有特权，责任则在内阁。总统既不对国会负责，又可推翻内阁的决议案，这样的总统，简直像专制皇帝一样了。”早已按捺不住的段祺瑞，更是直接提出辞职，随即带着全体阁员退出总统府。

段祺瑞没有通知任何人，在当天晚上就要乘坐专车离开北京，正在出席陆军军官欢迎会的冯国璋扔下碗筷直奔火车站。冯国璋到底是老大哥，他劝段祺瑞不要负气，要以大局为重，但段祺瑞此时对黎元洪的忍耐已经到了极致，他说黎元洪“这个人太不好共事了，他口口声声说宣战和媾和是大总统的特权，殊不知今天是责任内阁制，总统既然有特权，内阁还有什么事情可做，我何必还要尸位素餐呢”。段祺瑞哪里听得进冯国璋的劝告，一意孤行地坐火车去了天津，随后下榻在意大利租界段芝贵的私邸。

当时总统府秘书长是夏寿康，但他却对府院之事不多过问，总统的要务多是由黎元洪的幕僚哈汉章、金永炎、蒋作宾、黎澍等做主，这些人和丁世峄一样，都是读书人出身，对政治有想当然的想法。对他们来说，段祺瑞离京正中下怀，因此便给黎元洪献计请徐世昌和王士珍出来继任内阁总理。当初徐世昌和王士珍不组阁，是因为段祺瑞在，他们不敢，现在段祺瑞主动离开不正好给他们机会了吗？想来自古读书人做事，都是想当然的纸上谈兵，其实，枪杆子握在谁的手里谁才有说话的资本。黎元洪厌烦段祺瑞已久，不想让他回京，但是时人心里都清楚段祺瑞在中国的影响力，国务院总理那把椅子看着诱人，实则荆棘横生，黎元洪就是用八抬大轿来请也没有人敢坐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