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皖系主国：手段迭出掌控北京政权（1 / 2）

袁世凯时期的北洋系，就像是一个独资企业，老袁出钱建厂，下面是他聘请的管理人员和工人。但正应了“不想当老板的员工不是好员工”这句话，在袁世凯一人独大的时候，下面最早有觉悟的一批将领早就开始扎堆琢磨怎么出去自主经营。但是他们中任何一人都不如袁世凯财大气粗，没有独立开厂的资本，于是几个人合计着入股建厂，大家都有股份，股份最多的当董事长。独资企业和合资企业相比，独资企业的老板一出事，下面打工的人就作鸟兽散，而合资企业股东多，即便是首席执行官经营不善，后面也有董事会支撑着，轻易不会出现树一倒猢狲就急忙奔散的情形。

1916年6月6日，袁世凯去世以后，自金匮石室中取出了总统候选人的名单，上面列的人名是：黎元洪、徐世昌、段祺瑞。但是这三个人里面选谁却是个问题，按照《约法》是从里面挑一个，但其实黎元洪和徐世昌都没有实权，北京城里说话算数的只有段祺瑞，北洋系的将领们各怀心事，一致请徐世昌发表意见。徐世昌也知道这个主意不好拿，他把黎元洪推到前面，但还是把最终的决定权交给段祺瑞。黎元洪并非北洋系，所以袁世凯重病的时候，他只是稍事探望，没有敢在袁宅待太久。

从心里说，段祺瑞并不是很待见黎元洪，黎元洪这个人之所以能够起家，是因为辛亥革命时稀里糊涂当了两天革命党的傀儡。这样的人，既非真才，也无实学，更没有带过兵打过仗，论文是半吊子，论武是三脚猫，让段祺瑞拥护黎元洪当总统，他内心里很难接受，但此时形势所迫，又不得不拥护黎元洪。6月7日，黎元洪在东厂胡同私宅举行了总统就职典礼。同一天，陕西都督陈树藩宣布取消独立，并通电全国表示“树藩仅举陕西全境奉还中央，一切悉听中央处分”。陈树藩，字柏森、柏生，是安康（今陕西省安康市）人，早年曾在段祺瑞主持的保定陆军学校就读，辛亥革命时光复西安，此后在陕西击败袁世凯的心腹陆建章，控制陕西。段祺瑞对陈树藩的行动非常满意，认为值得鼓励，于是任命陈树藩为将军府汉武将军，后又委任为陕西督军，而陈树藩也深感段祺瑞的赏识，此后便投靠段祺瑞，成为皖系军阀的一员。

第二天，“二陈汤”中的四川都督陈宦也宣布取消独立，并且致电北京国务院，但是陈宦却没有像陈树藩那样博得段祺瑞的好感。因为陈宦这样做，是受到黎元洪的策士金永炎、哈汉章等人的劝诱，陈宦只道是黎元洪当了大总统，所以为了讨好黎元洪，也没有和护国军方面联系，就通电取消独立。可是陈宦并不知道，黎元洪不过是一个光杆司令，北京城里吐口唾沫是个钉的人是段祺瑞，陈宦这种讨好黎元洪的做法最让段祺瑞不舒服。而且陈宦素来和段祺瑞没有什么交情，倒是和北洋系的另一个大佬冯国璋来往密切，段祺瑞对陈宦的不满就可想而知。所以陈宦宣布四川取消独立以后，段祺瑞并没有指派他为四川将军并督理军务，这样一来陈宦就陷入尴尬的境地，他已取消独立，但北京政府也不给予他任命，一时陷入两难的境地。

段祺瑞把陈宦晾在一边以后，就着手处理北京政府的事情，他首先于6月10日裁撤了陆海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这个名称冗长啰唆的机构是袁世凯以总统身份抓军权之后设立的，当初段祺瑞与袁世凯关系僵化就缘于此，袁世凯在世时段祺瑞曾多次试图裁撤这个机构都未能如愿，如今黎元洪当上总统，段祺瑞更加不能让这个机构存在下去。

13日，段祺瑞又任命徐树铮为国务院秘书长，袁世凯在世时未能同意段祺瑞的两件事，段祺瑞终于在他死后迅速完成。同日，广东都督龙济光电达中央，称广东已于本月9日取消独立，而段祺瑞给龙济光的评价也非常高，说他“具有世界眼光，急谋统一，热诚爱国，深堪嘉慰”。19日，段祺瑞又下令裁撤京畿军政执法处，这是袁世凯仿效古代所设立的特务机构，也最为各方所痛恨。

黎元洪这个人，原本是个各方都不讨好的人：北洋系的人看来，他没有什么功勋，实在不值得拥戴；国民党人看来，黎元洪多次叛变革命，是个势利的伪君子。但是，黎元洪身上也有优点，而且在此时显得尤为重要，他在做人方面占了优势，谁也不得罪，夹在中间做个老好人，加上他又是副总统，顺理成章就继任总统。黎元洪就职以后，又如同辛亥革命时被选为鄂军大都督一样，不论大小事情均没有决定权，能做的事情也就是在公文上签字盖章，完全成了段祺瑞的政治傀儡。

但是让黎元洪当上总统以后，麻烦的事情还没有结束，《约法》的问题仍然没有得到妥善解决。因为当时有两个《约法》，一个是公布于民国元年（1912年）的旧《约法》，一个是制定于民国三年（1914年）的新《约法》。在6月10日，西南军务院抚军长唐继尧曾通电提出四大条件，分别是恢复旧《约法》、解散旧政府、惩办帝制祸首、议决善后军事问题。西南军务院的通电发出以后，上海的唐绍仪、梁启超、伍廷芳等联名通电呼应，而国会议员谷钟秀、孙洪伊等在上海登报召集议员自行集会拥护新《约法》，新旧《约法》之争迅速在全国蔓延开。

6月22日，段祺瑞通电各省，在这封电文里，段祺瑞直言“半月以来，举国上下所龂龂致辩争者，《约法》而已”，但随后就开始陈述更改新《约法》的弊端，“……今日命令复之，明日命令废之，将等法律为何物？且甲氏命令复之，乙氏又何不可命令废之？可施之于约法者，又何不可施之于宪法？如是则元首每有更代，法律随为转移，人民将何所遵循乎？”这封电文洋洋洒洒有将近一千字，既没有什么拿得出手的理由，也没有什么义正词严的借口，通篇就是絮絮叨叨地表示现在修改《约法》很突然、民众不接受之类，根本就说服不了任何人。

很快，唐绍仪、梁启超、伍廷芳等就致电驳复：“……夫我总统正位，而国内外共仰为合法者，无他焉，以三年《约法》之不成为法也。又如我公今所长之机关为国务院，国务院者，元年《约法》上之机关，三年《约法》所未尝有也。三年《约法》若为法，元年《约法》定非法，公所长之院何由成立？今发布院令而中外共许为合法者，无他焉，以三年《约法》之不成法也。揆诸法理如彼，征诸事实如此，则三年《约法》之非法，确成铁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