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陈兵江北：总统“北军”皖系开山（1 / 2）
在中国古代，有“天、地、君、亲、师”的说法，就是说这五种身份对于一个人来说是最为重要的。而且其中，“师”的身份最为复杂，所谓“一日为师，终生为父”，就是说老师在某些时候跟父亲的地位是相同的。“天、地、君”这三种身份，说实话距离都有些远，不如父亲和老师更亲近，而一个人幼年时代跟老师在一起的时间往往超过跟父亲在一起的时间，所以老师的影响有时要甚于父母。因此，师生关系是复杂的，从小站练兵到武卫右军学堂，再到日后的黄埔军校，近代史更像是一段军校史。
在袁世凯担任直隶总督之后，武卫右军早已经被取缔，从新军中成长起来的将士，也逐渐分散到各地。1901年袁世凯担任北洋大臣后奏请改革军制，拟定《新军募集操练规则十九条》，获准后即派王英楷、王士珍到各地精选简募壮丁六千人，从武卫右军各学堂的毕业生中选派五十人到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深造，又在保定设立督练公所，把军权集中在参谋、教练、兵备三处，每处设一位总办，派段祺瑞为参谋处总办，冯国璋为教练处总办，刘永庆为兵备处总办，王士珍为步兵第一协统兼直隶全省操防营务处督理，王英楷为总参议。袁世凯则自任全军总统，正式改名为“常备军”。
1902年，清廷挑选了三千余人的八旗士兵编成一协，定名为“京旗常备军”，袁世凯派出“北洋三杰”中的“龙”王士珍担任协统。后又将从各地招募回的壮丁编为第二协，由冯国璋担任协统，从而构成常备新军左镇。1903年12月4日，清廷成立练兵处，庆亲王奕劻为总理大臣，直隶总督袁世凯为会办大臣，铁良为襄办大臣，徐世昌为总提调，而段祺瑞则被任命为练兵处军令司正使，加副都统衔。1904年，常备军左镇改为第一镇，先由凤山代担任统制官，后由何宗莲接任。随后又将右镇改为第二镇，由王英楷担任统制。
为了“用人唯才”，袁世凯规定军中所有高级将领必须通过考试选拔，成绩最佳者才能出任高的职位。问题就在这个时候出现了，王士珍和冯国璋分别取得高分，担任协统，但段祺瑞的成绩却并不是最出类拔萃的，眼看着第三镇成立又要进行考试，堂堂原武卫右军总办、练兵处军令司正使，却考不到第一名，这似乎有点儿说不过去，而且这样也不利于“北洋三杰”的平衡发展。没有办法，袁世凯只好在考试前把试题偷偷告诉给段祺瑞，这样才让段祺瑞考上了第三镇的统制。
也就是在1904年，段祺瑞的妻弟吴光新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回国，除了徐树铮之外，段祺瑞的身边又多了一个智囊。除此以外，皖系日后的当家人此时都已经逐渐成为北洋系中的重要角色，靳云鹏担任着浙江新军标统，段芝贵担任天津南段巡警总局总办，田中玉担任山东兖州镇总长，卢永祥担任第二镇标统，倪嗣冲总理北洋营务，傅良佐也在常备军担任要职，此时的皖系已经颇具雏形。1905年，段祺瑞又调任第四镇统制，第三镇统制由段芝贵担任，此后段祺瑞又出任第六镇统制。而在这一年，徐树铮暂时离开了段祺瑞，他被保送到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步兵科，要在那里“充电”。
1905年到1906年间的段祺瑞，毫无疑问是北洋系将领中生活最抑郁的一个，他是袁世凯嫡系中唯一还在担任统制握有实权的，王士珍与冯国璋此时都已经升为高级干部，只有段祺瑞还在军事第一线。而此时的清室贵胄们正处在“排汉”最激烈的时期，段祺瑞无疑成为他们的首要目标。1906年的10月，常备军在河南省彰德（今河南省安阳市）举行秋操，即南北新军大演习，出任“北军”总统官的就是段祺瑞。清政府派兵部大臣铁良、直隶总督袁世凯为阅兵大臣，王士珍为总参议，冯国璋为南军审判长，良弼为北军审判长，各省派来的观操大员，一律为审判员。这种安排的深意已经毋庸赘言，南军审判长是汉人，北军审判长是满人，而铁良又是当时清室贵胄中排汉最激烈的。
可以说，当时清室贵胄们对袁世凯的不满，几乎都会直接体现在他们对待段祺瑞的态度上。1906年2月，段祺瑞复任第三镇统制，驻保定，兼督理北洋武备各学堂。3月17日，补授福建汀州镇总兵，仍留北洋原任。5月8日，清廷在保定创办“陆军行营军官学堂”，段祺瑞又兼任该学堂督办，很多北洋系将领都纷纷投到他的麾下，成为他的故吏门生。
光绪三十年，也就是公元1904年，又遇上了慈禧太后的寿辰，为了能够博老佛爷一笑，袁世凯愣是训练出了一只鹦鹉，在寿宴上对着太后用满口京腔说出了：“给老佛爷请安，老佛爷万岁万岁万万岁！”
当天的慈禧太后自然被这只乖巧的鹦鹉逗得乐不可支，袁世凯也因这只鹦鹉出尽了风头。但从另一个角度则能够看出，袁世凯为了讨好清室贵胄可以说是煞费苦心。袁世凯视曾国藩和李鸿章为偶像，常常借鉴他们成功的经验，不论是“文人知兵”还是“驭人之术”都颇具曾、李的风范。但是和之前的汉人前辈们一样，袁世凯也不得不面对同样的麻烦，那就是无论他们为清廷做了多少贡献，最终都无法得到清廷统治者的信任。所以，不管在什么时候，袁世凯都不得不保持高度的警惕性，对清室贵胄们卑躬屈膝的同时，谨小慎微地维系着自己的官宦仕途。
不论是哪朝哪代，手握军权的人总是最招人非议，不管是宋太祖的“杯酒释兵权”，还是朱元璋时候的“蓝玉案”，无疑都是对功高盖主者的约束和警醒。不断膨胀的新军让清室贵胄们眼红，袁世凯自然知道利害关系，所以主动交出第一镇、第三镇、第五镇和第六镇的兵权，几乎是让出了一半以上的兵权。1906年，袁世凯在清室贵胄“排汉”最激烈的时期，又主动辞去各项兼差，自此袁世凯的权力开始逐步缩小。
伴随着袁世凯的放权、让权，段祺瑞在仕途上也跌入低谷。这个时期里的段祺瑞，既无实务也无实权，因为第三镇、第六镇均已被清廷陆军部收去，加上清室贵胄对段祺瑞的排斥，使他几乎处在赋闲的境地。但段祺瑞并没有就此完全投入到赋闲的生活里，他开始将主要精力集中到对各学堂的督办上，既然无法主宰现在就去把握未来，而把握住未来往往就会拥有现在，因为未来终归会变成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