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血溅佛堂：秋高马肥又如何（1 / 2）

直系军阀整体来说分为四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冯国璋时期，这一时期的主要人物包括冯国璋和“长江三督”李纯、王占元和陈光远；第二个时期，是曹锟主权时期，这一时期的主要人物是曹锟、吴佩孚和“长江三督”齐燮元、王占元和陈光远；第三个时期，是吴佩孚主权时期，这一时期的主要人物是曹锟和吴佩孚；第四个时期，是直系的晚期，主要人物包括曹锟、吴佩孚、孙传芳和冯玉祥。在直系的晚期，随着冯玉祥倒向国民政府，主要人物其实就是吴佩孚和孙传芳的“双雄会”。

孙传芳是个好战分子，他在一次电文中曾写下“秋高马肥，正好作战消遣”的话。把带兵打仗说成是“消遣”，在古今中外的将领中，孙传芳的这个提法可以说是非常新颖独特。所以，孙传芳可以一天没有肉吃，但是不能一天没有仗打。刚刚从奉天逃出来的时候，孙传芳多少还是有点儿后怕的，他实在想不到张少帅比他爹出手还要果断，多少心有余悸。但是时间长了，打仗的瘾上来，他就又闲不住了，据说还给张学良写了封信，建议张学良固守东北、割据一方，以图东山再起。

1930年，中原大战爆发，这位在大连当了一年多寓公的老人家又有点儿心痒难耐了，赶紧给大侄子张学良发了电报，劝张学良跟阎锡山、冯玉祥一致行动。对孙传芳来说，乱世就是机会，他给张学良出谋划策，就是希望张学良能够选用他的计策，然后再次起用他统率兵马。结果哪知道张学良不仅没有按照他说的办，反而出兵助蒋，这下算是把孙传芳的战争梦一脚踩碎了。孙传芳知道继续在东北待下去没有什么意思，于是在九一八事变之后就回到了天津。

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人到处拉拢从前的北洋系军人，对孙传芳这样北洋末期的实力派自然不能放过。当时在天津的日本人土肥原贤二和冈村宁次，都曾拉拢过孙传芳。冈村宁次更是利用同窗的关系多次登门造访，动员孙传芳同意在伪政府担任职务。孙传芳虽然是一个对战争充满狂热的人，也曾向张学良提出利用日本人的关系东山再起，但他并不愿当亡国奴，更不愿意沦为卖国贼，于是严词拒绝了日本人的要求。

这个时候，同样居住在天津的原国务总理、皖系元老靳云鹏找到孙传芳，不过并不是希望孙传芳再帮助他当总理，而是来向孙传芳宣传佛法。于是，最为有趣而又不可思议的一幕出现了，对战争充满狂热的孙传芳，居然接受靳云鹏的劝服，决定皈依佛门，做一名虔诚的佛教徒。随后，孙传芳还和靳云鹏共同出资，将坐落在天津东南城角草厂庵的清修禅院修葺一新，改名为天津佛教居士林，靳云鹏出任林长，孙传芳出任副林长，经过他们的宣传，陆续有三千多人参加活动。

但放下屠刀的孙传芳，并没有因为皈依佛门就换来得以善终的晚年。1935年11月13日午后，孙传芳在居士林内被人用勃朗宁手枪击中，身中三弹，立时身亡。而杀死孙传芳的女人名叫施剑翘，她是被孙传芳俘虏后处死的老军阀施从滨的女儿，隐姓埋名苦等十年，终于报了父仇。这件看起来再明白不过的案件，后来却成为一桩疑案，因为纵然施剑翘供认不讳，但其对案发当时的叙述却多与事实有出入，加上多位国民政府要员出现在案件背后，使此案变得扑朔迷离，最终无果而终。孙传芳死后被葬于北京植物园，终年51岁。

1928年伊始，在白帝城居住数月的吴佩孚准备移居万县，以解除杨森的麻烦，后又改移居大竹。离开白帝城以后，吴佩孚一行人便住进了大竹县的云雾山笠竹寺，但是在笠竹寺的吴佩孚依然没有摆脱颠沛流离的命运。5月，川军将领邓锡侯的部下罗泽州师长率部包围笠竹寺，将吴佩孚卫队的所有人员缴械。12月21日，四川再次爆发内乱，杨森、罗泽洲、李家钰联手进攻刘湘，吴佩孚不得不于31日自四川绥定发出通电，声明自己与四川的内乱无关。1932年，在张学良的邀请下，吴佩孚决定离开四川回到北平。

吴佩孚回到北平之日，张学良亲率北平的文武官员数百人到火车站迎候，并以子侄之礼相待。但刚一下车的吴佩孚却没有给大侄子面子，劈头盖脸就问九一八事变的时候张学良为什么不抵抗。此后，吴佩孚便入住东四什锦花园胡同的大宅院，张学良每个月都送去4000元以供家用。在吴佩孚抵达北平之后，日方便想要拉拢这位赫赫有名的北洋军阀，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更是多次登门造访，后来连直系军阀齐燮元也在伪政府任职，受日本人委托来劝他，但是都被吴佩孚拒绝。早在四川的时候，吴佩孚就撰了一副对联自勉：

得意时，清白乃心，不纳妾，不积金钱，饮酒赋诗，犹是书生本色。

失败后，倔强到底，不出洋，不进租界，灌园抱瓮，真个解甲归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