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篇：奉系阴影下的直系（2 / 2）
吴佩孚有著名的“四戒”：不做督军，不入租界，不结交外国人，不举外债。同时，吴佩孚崇拜岳飞、关羽，并以此来教化自己的部队，并且严格要求自己的士兵要戒酒、戒色、戒烟、戒财、戒赌。著名外交家顾维钧就曾说过，吴佩孚此人“不仅是一个干练的军人，还是一个严肃的纪律奉行者”。据说吴佩孚率部驻守湘南的时候，有一个士兵悄悄出去嫖娼，还抢了妓院的一个水烟斗，结果吴佩孚知道之后就把这个士兵枪决了。可以说，军纪是吴佩孚最为在意的，《孙子兵法》上说部队要“故其疾如风，其徐如林，侵略如火，不动如山，难知如阴，动如雷震”，要做到这几点，首先就需要有严格的军纪。
但是吴佩孚驻守湘南的时候，只是第三师的师长，下辖的也就是几个旅，虽然还有一些部队归他节制，但毕竟不是他的直辖，所以多少也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是随着吴佩孚的官职不断上升，他所管辖的部队数量也就不断上升，据说到其虎踞洛阳的时候，巅峰期的部队人数曾达到数十万人，但这个时候的吴佩孚，还是对所部严格要求，就有些管得太宽了。这个时候吴佩孚固然已经晋升为“大帅”，但另一方面下属的翅膀也逐渐硬了，以前对他们指手画脚也就罢了，如今还要事事约束肯定就有人不愿意，一来二去，吴佩孚也就落下了“骄傲自大”的名声。
如果要为孙传芳的蜕变史找一个说法，不如说是整个北洋系的风气使然。因为中央政府没有钱，所以各地军阀都在搜刮民脂民膏，人家说“背靠大树好乘凉”，好不容易傍上了吴佩孚这棵大树，却只能看着别人吃香的喝辣的，自己在这里勒紧裤带苦苦度日，内心自然不平衡。吴佩孚倒是可以给自己“四戒”，但并不是所有人都愿意跟着他戒。所以，他的手下固然有刘玉春这样的慷慨之士，但更多的旧将幕僚，最终还是在他两湖战败之后离他而去。
吴佩孚之所以坐视王占元战败而不理，首先是湖北对直系来说位置关键，既是南北要冲，又是“湖广熟，天下足”的天下粮仓，王占元这个人只知横征暴敛，军队战斗力弱，在吴佩孚看来，根本不配掌握湖北这样重要而又上佳的地盘。所以根本不用赵恒惕派湘军入鄂，吴佩孚就已经有驱逐王占元的打算。其实，除了对王占元的反感和对湖北地区的重视，更为重要的是，这是吴佩孚“武力统一”计划最为重要的一部分，他掌握的地盘越大，就在统一事业中占据的优势越大，在直系中也就更具有话语权。所以，与其说坐视王占元战败坐收渔利影响了孙传芳，不如说吴佩孚扩张势力的计划影响了孙传芳。
吴佩孚所鼓吹的“武力统一”和段祺瑞说的“武力统一”最大的不同，是段祺瑞是仰仗北洋军阀来完成这个计划（也可以说皖系），但吴佩孚是准备以一己之力来完成，他不断扩张自己的势力版图，就是为了能够不断占领其他军阀的地盘，最终完成对中国的统一。其实，秉承“武力统一”思想的人，当时最重要的是徐树铮（并非段祺瑞）、吴佩孚和孙中山，只是吴佩孚和孙中山都较为倾向于靠自己的武装来完成这项事业，只可惜始终无法突破军阀政治局限性的吴佩孚，其部下的将领也多是乌合之众，而且在素养和战斗力上与北伐军根本不能相提并论，加上北洋军阀的尔虞我诈、貌合神离，大战当前他们却仍然在为自己的蝇头小利斤斤计较。
在军阀割据的乱世，靠宪法和和谈解决问题根本就是理想主义的想法。孙中山先生最早就秉持着这种想法，结果除了被南方军阀逗着玩，革命党连一个地盘都没有占据，后来幡然醒悟之后，建立黄埔军校，培养国民革命军，终于由接手国民政府的蒋介石完成了中国名义上的统一。徐树铮、吴佩孚和孙中山三者相比较，是一个递增的趋势：徐树铮首先想到的是跟外国借钱，有了钱就买枪炮、强化军队，然后联合皖系军阀干掉其他的北洋系和东南系；吴佩孚比徐树铮要先进一些，他想到的是发展壮大自己的力量，靠吴氏自己的兵马南征北战、统一河山；而孙中山先生则比前面两位要高明一些，他想到的是组建一支有共同信仰的部队，然后北上击败北洋军阀，完成统一。
这三种想法相对比，吴佩孚的想法可以说是旧式军阀统一思想的最高境界。旧式军阀因为其自身的特点局限，使他们的思想没有办法取得意识形态上的突破，所以到吴佩孚这个地步，其实已经是到了极致。孙传芳无疑也受到了吴佩孚这种“武力统一”思想的影响，亦认为吴佩孚的这种思想是作为旧式军阀最为可行的方案。所以孙传芳占浙江，驱逐奉系夺取湖北、江西、安徽，然后又联手周荫人组成五省盟军，也是在循着吴佩孚的路线前进，而且，为了完成这条路线，就必须不断占领其他军阀地盘的这一点，孙传芳也和吴佩孚取得了一致。孙传芳和吴佩孚的不同之处在于，孙传芳并没有受到封建士大夫思想的影响，他的骨子里没有旧式文人的孤傲劲儿。
孙传芳做到五省联帅之后，依然保持着做第二师师长时的低调和内敛。吴佩孚在第二次直奉战争兵败之后，在江湖上漂泊，到查家墩虽然风云再起，但早已不复当年的威风，部下除了靳云鹗，大多数都是外强中干、沽名钓誉的人，连张作霖也不再视他为劲敌，而将枪口转向冯玉祥。但尽管如此，孙传芳依然对吴佩孚毕恭毕敬，吴大帅的旗子方在武汉立起来，孙传芳就急忙致电恭贺，称呼吴氏为“我帅”，甚至以五省联帅之尊俯首称臣，“传芳不敏，愿执鞭以随其后”，与那个厉兵秣马连挫奉军的孙传芳判若两人。但是，这就是孙传芳，能屈能伸，能退能进：既有吴佩孚的治兵之严，亦有曹锟的处世之圆。
当北伐军长驱直入，东南战败，吴佩孚退回河南。虽然兵败如山倒，却不肯屈尊向张作霖求援。孙传芳虽然也接连兵败，但尚且握有东南三省，却对张作霖俯首帖耳，完全一副跟班的架势。对孙传芳来说，谁当老大，谁当魁首，谁当炮灰，都不是最重要的事情，重要的就是要有地盘，要掌握着战争的主动权。翻看孙传芳前半生的征战史，从携手周荫人进入福建开始，他就一直努力掌握主动。孙传芳知道在福建周荫人容不下他，而他自己恰又羽翼未丰，于是主动离开福建进入浙江。换成是吴佩孚就不一定会这么做，齐燮元正在和卢永祥交手，吴氏不会做乘人之危的事情。后来冯玉祥和张作霖交战，郭松龄忽然倒戈，张作霖命悬一线，有人劝吴佩孚趁机北上坐收渔利，结果被吴佩孚否决了，他要靠自己的实力取得江山，不靠趁火打劫。
但是说到底，孙传芳终究还是不如吴佩孚，他是吴氏的升级品，却从未被冠以“最强者”的名声。吴佩孚是典型的旧式军人，一言一行都以旧式军人的典范关羽、岳飞为榜样，以清廉和忠义自命，虽然其思想已经远远落后于时代，但确实是有信仰的，有着明确的思想指引。孙传芳论手腕要强于吴佩孚，但没有清晰的指导思想，尤其是对军队的思想管理很松懈，所以孙传芳部只能打顺风战，一旦战争风向发生变化，很快就会崩溃，并且孙传芳的部将中，也没有如刘玉春那般的勇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