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篇：奉系阴影下的直系（1 / 2）
北洋军阀的发展有其固定的套路，是清末“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嫁接方式创造出来的非主流生长方式。北洋军阀是操持着新式枪械、操典、战术的近代武装，但脑子里秉承着的却是旧式军人的思维。所以他们嘴里虽然总是念叨着“民国”，但所做的事情其实跟民国扯不上多大关系，他们对所谓的民权和宪法不屑一顾，关心的只是地盘和权力。皖系的段祺瑞虽然以袁世凯的传人自居，但其实真正继承袁世凯衣钵的却是直系的冯国璋。直系是一个恪守旧式军人制度的派系，他们跟着袁世凯、跟着段祺瑞、跟着张作霖，最终崛起，但他们独当一面的时间太短，最终还是只会沦为别人的跟班。
直系军阀的头一位老大是冯国璋，冯氏在“北洋三杰”中被称为“狗”，而直系也确实继承了冯国璋的“狗”性。至少，在直系内部，上下级之间是不会因权力增减而发生变化的。冯国璋离开江苏进京，后来给段祺瑞逼得灰头土脸，长江三督私底下难免会对这位大总统有微词：贵为“北洋三杰”最年长的一位，居然震慑不住自己的小师弟，这说不过去吧？但埋怨归埋怨，也不见李纯、王占元、陈光远对冯国璋跳着脚骂。等接力棒传给下一拨，吴佩孚掌握直系大权的时候，曹锟在直系里只能算个吉祥物，但是曹锟见着吴佩孚，该骂的时候还是劈头盖脸地骂。吴佩孚呢？卑躬屈膝地听着，大气也不敢出，不服归不服，还口是不敢的。
这种事也就放在直系，要换成皖系和奉系，就没有这好果子吃了。江浙战争前，吴佩孚出于分裂皖系、奉系和孙中山这三角联盟的需要，派人到上海去见卢永祥，结果被卢永祥讥讽得差点儿吐血，可也没有见吴佩孚拍着桌子骂娘。换到奉系去，奉军将领明面上都左一个“张大帅”右一个“张大帅”，私底下却都称呼“老头子”，甚至还有人直呼“张小个子”，在直系有人敢喊曹锟为“曹三傻子”吗？恐怕那是不敢想象的。
直系很老实，是一个由老实孩子领导的军团，和坏孩子军团奉系形成鲜明的对比，老实孩子的显著特点就是：学习好、守纪律、懂礼貌。直系军阀有学习好、会考试的传统，冯国璋自不必说，像吴佩孚、齐燮元、萧耀南都是秀才出身，王承斌考中过京师优等师范学院，像孙传芳、周荫人、王汝勤、卢香亭这几个都是因为学习成绩出色而被保举到日本喝过两天洋墨水的。
直系很守纪律，跟着长官走，亦步亦趋。最早的时候，冯国璋跟着袁世凯，比王士珍、段祺瑞都要乖，袁世凯让他去打革命军，他二话不说就冲到前沿阵地上，只是有时候“狗性”上来也耍几回小脾气，不过主人一怒也就不多说了，后来袁世凯对北洋之“狗”也不说实话，才又选了段祺瑞。冯国璋垮台之后，曹锟又跟着段祺瑞，吴佩孚一直按照段氏的指示打到湖南，不能说直系对段氏不够忠心。只是后来皖系把直系当炮灰，始终放在最前线，曹锟于是又转身去跟着张作霖。曹锟是好孩子军团里难得的淘气鬼，不想顺着好孩子的路线一直走下去，想自己当一回老大，甚至不顾最忠心马仔吴佩孚的劝告一意孤行，结果翻身当老大的曹锟把直系的基业一股脑儿赔了进去，算是血本无归。
直系军阀的一头一尾，都是跟在别人屁股后头熬出来的，开端起于冯国璋，末端则终于孙传芳。孙传芳是靠着他三姐夫王英楷当的兵，但是他能够熬出头完全靠自己的本事。在加入新军之后，孙传芳就因为屡屡在学科和操法考试中名列前茅，经冯国璋准许免考保送到陆军速成武备学堂，毕业后又被选拔派往日本留学，同行的优秀学生还有周荫人、卢香亭等，日后都是直系军阀。抵达日本以后，孙传芳进入东京陆军士官学校就读，为第六期生，当时担任中国留学生区队长的就是日后叱咤风云的冈村宁次。孙佳芳在陆军士官学校毕业之后，又因为成绩出色，被准许到步兵联队见习三个月，于1919年3月回国。
可以说，少年时代的孙传芳继承了直系军阀的光荣传统，与他中年时的所作所为形成鲜明的对比。关于孙传芳后来为什么会从一个乖孩子变成老油条，坊间的传闻不一，但大都坚持认为是在进入北洋系的大熔炉之后被带坏了。带坏孙传芳的有两方面原因，一是北洋系后期的整体风气，二是吴佩孚。吴佩孚在直系晚期的声誉，有点儿类似皖系的徐树铮，他的罪名有两项，坑害王占元和为人太自大。为人自大这件事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暂且不论，就坑害王占元这件事，确实是并未冤枉了吴佩孚。
王占元在湖北做督军的时候，以横征暴敛出名，搜刮到大把的金银之后不急着给所部发放粮饷，而是先锁进自己的小金库里，等着部下饿得头晕眼花，他才从牙缝里挑出点儿吃的分下去。结果导致湖北各地接连发生兵变，湖北人还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倒王运动”，湖北人李书城于是电请湖南督军赵恒惕援鄂。赵恒惕这个人心肠好，哪里有不平哪里有他，也不管入鄂会不会得罪直系军阀，就带着潇湘儿郎们杀将过去。王占元平素就对所部缺少训练，加上长期拖欠粮饷部下纷纷哗变，急忙致电吴佩孚请求援助。
吴佩孚收到王占元发来的电报之后，就调第八混成旅靳云鹗部和第二十五师师长萧耀南部开赴湖北。萧耀南被任命为援鄂总司令，于1921年7月29日率部先行进入湖北，30日抵达汉口，在抵达汉口之后，吴佩孚却命令萧耀南停驻不前。31日，湘军第二师师长曹涤平率部在赵李桥与时任第十八师师长的孙传芳相遇，孙传芳率部击败曹涤平部夺得赵李桥。但是在8月4日，王占元杀死了湖北国会议员、国民党人刘英，湘军遂大举进攻武汉，鄂军纷纷后退，孙传芳部亦被击退到蒲圻。鄂军难以维持下去，而萧耀南部坐视不管，王占元只好携带自己在湖北搜刮的大批财物逃往天津，萧耀南即率部进入武汉，掌握湖北的军政大权。
萧耀南担任湖北督军之后，并没有驱散王占元的旧属部队，孙传芳被任命为第二师师长。而关于在王占元陷于苦战中，吴佩孚却坐视鄂军战败不伸援手，直系军阀对此事颇多争议，后世的一些史学家甚至认为正是这件事造成了直系的裂变，甚至影响到了“好学生”孙传芳的心灵变化。关于这件事，首先要从吴佩孚本人的性格说起，前面已经讲过，吴佩孚是秀才出身，对自己要求严格，对下属的要求也严格。北洋军阀的部队，军纪差是出了名的，像张勋、张宗昌、张敬尧的部队其素养还不如土匪。
北洋军阀中不乏治军严格的将领，最为有名的就数吴佩孚，美国学者费正清就称他是“学者军阀”。在五四运动的时候，吴佩孚曾参与到反对巴黎和会签字的运动中，并且支持学生游行，“大好河山，任人宰割，稍有人心，谁无义愤？彼莘莘学子，激于爱国热忱而奔走呼号，前仆后继，民草击钟，经卵投石……其心可悯，其志可嘉，其情更有可原”。吴佩孚不仅对自己严格，对所部将士亦要求非常严格，其治军之严在北洋系中首屈一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