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奉联手：西北军退出京畿（1 / 2）

因为民初的一番经历，使得北洋系素来不太看重南方的革命力量，而此时冯玉祥部又撤出北京城，直奉联手取得重大胜利。但是在掌握京畿的事情上，双方却陷入矛盾。不过，此时执掌直系和奉系的两位大佬，不再是以前的情势，所谓“吃一堑长一智”，在结束所有军事行动之前，双方的来往都颇为客气。张作霖同意直系卫戍京畿，吴佩孚就同意奉系节制各军；张作霖同意颜惠庆组阁，吴佩孚就同意另选总理摄政。张作霖和吴佩孚可以说是步步小心、处处谨慎，也正是如此，再也难以见到当年直系和奉系纵横捭阖的风范，旧军阀时代走向了暮年。

孙传芳对北京的表态是非常重要的，当时除张作霖和吴佩孚之外，南北方各有一股新生力量，南方是孙传芳，北方是阎锡山。阎锡山是一个“土财主”，自袁世凯时期开始，就蜗居在山西，以出身而言，和北洋嫡系相距甚远，算是北洋系统的边缘派。孙传芳则是地地道道的北洋系出身，跟随直系军阀王占元多年，所以算是直系军阀中的新兴力量。孙传芳倾向于吴佩孚，希望直系方面的力量迅速强大，张作霖自然不想在南方国民党北伐、北方冯玉祥部未灭的前提下与直系撕破脸，于是派长子张学良在1926年5月3日由奉天赴北京，疏通直奉的紧张关系。

4日，王士珍、赵尔巽等宴请奉系的张宗昌、张学良和直系的齐燮元并交换政见，最终决定：一、北京政府不能无人主政，遂暂时赞同由颜惠庆组阁。二、颜惠庆复职之后就要召开会议，选出新总理代替颜惠庆摄政。三、至于宪法和国会问题，需要等到所有军事行动结束之后再进行公开讨论。三项事宜商定之后，即致电张作霖、吴佩孚、孙传芳、阎锡山等征求意见。6日，张作霖致电吴佩孚，语气和缓，使直奉之间的矛盾出现转机，“此事悉请我兄，放手进行，但于国家民生有益，弟毫无成见”，吴佩孚随即复电张作霖，表示“现中枢久悬，浮言百出，危险殊深，既承嘱放手进行，即当勉副尊意，转达骏人，请其即日摄政，以期法轨恢复，国本克定”。

有了张作霖的复电，吴佩孚就踏实多了，于8日致电在京的齐燮元，让他尽快催促颜惠庆组阁。得到吴佩孚的电报之后，齐燮元即约颜惠庆、顾维钧、王怀庆、潘复等与张宗昌、张学良会晤，商定推举颜惠庆组阁。同日，叶开鑫进入长沙，并委任王隆中为湖南招抚使以收编唐生智的部队。湘军随后推举赵恒惕为总司令，何耀祖为总指挥，在赵恒惕未回归湖南之前暂由叶开鑫代理，何耀祖遂以护湘军的名义致电赵恒惕，表示唐生智造成湖南内乱，唯有赵恒惕回到湖南主持，否则很难平定叛乱。

9日，颜惠庆决定阁员名单，内务总长郑谦、财政总长顾维钧、陆军总长张景惠、农商总长杨文恺、海军总长杜锡珪、司法总长张国淦、交通总长张志潭，外交总长施肇基，在施肇基未到职前则由颜惠庆自兼。至于北京城里的几项“肥差”，颜惠庆也是极力做到平衡直奉双方的利益，烟酒署交由直系的张英华督办，税务署和盐务署则委任奉系的人。11日，王怀庆将总统印信交给颜惠庆，颜氏遂于13日下午3时在北京怀仁堂宣布依法摄政。但是在颜惠庆摄政之后，却有很多烦心事，譬如内阁名单虽然出炉，但却并没有几个阁员前来报到。

为了平衡直奉之间，尤其是张作霖、吴佩孚、孙传芳、张宗昌这几个巨头之间的关系，颜惠庆在选择内阁阁员时煞费苦心。但是在阁员选出之后，直奉两系对颜惠庆内阁的态度不一，尤其是奉系的张作霖态度极为冷淡，是故倾向奉系的几位阁员都不敢太过积极。在颜惠庆宣布摄政之后，吴佩孚于16日发来贺电，“摄政内阁成立，宏济艰难，仰佩无已。当躬率将士，恪守成规，用弼盛治，以利邦家”。孙传芳随后亦发来贺电，“当外内交迫之会，正贤达肆应之时，凡事主持公道，公开作去，前途荆棘当可又安”，而张作霖方面却依旧保持观望态度。

18日，吴佩孚致电张作霖，请张作霖尽快让奉系方面的张景惠就任陆军总长、郑谦就任内务总长。表面上看，吴佩孚是电请张作霖促其二人尽快入京任职，其实就是跟张作霖说，老哥，你有啥不满意的，尽管说吧！张作霖也知道这些事情一句话两句话说不清楚，因此复电吴佩孚，“历次政变，均系政客从中播弄，傀儡武人。东电即系揭破鬼蜮伎俩，素仰质直，如湘事略定，即请北上，见面一谈，诸事无不可以解决也”，北洋系军阀素来钩心斗角、尔虞我诈，但张作霖发给吴佩孚的这封电报，却说得极为坦诚。

此时湖南战事渐趋平稳，叶开鑫业已控制长沙，既然张作霖坦率邀约，吴佩孚亦觉得有必要入京一行。于是，吴佩孚电请直系将领王怀庆在北京为其准备行辕，而行辕则选择在第二次直奉战争时吴佩孚的“伤心地”四照堂。吴佩孚即准备北上，张作霖也准备同时入京，他电命亲信王琦为其准备行辕，张作霖将自己的行辕设于顺承王府。直奉两系的两大巨头既然决定入京，部分阁员也即就任，顾维钧、杨文恺、杜锡珪、张志潭均表示可以就职，其中，杜锡珪、杨文恺、张志潭致电颜氏表示在22日赴京。

其实就在吴佩孚和张作霖准备在北京会晤之际，广州的国民政府已经做出了提前进行北伐的决议，率先进入湖南的国民革命军第七军胡宗铎旅尹承纲团被叶开鑫部击败，吴佩孚便放心北上。当时国民革命军的大部队尚未开入湖南，湘军与唐生智的交火不过是序幕。就在吴佩孚出发北上之际，叶挺独立团和国民革命军第七军钟祖培旅抵达衡阳，此时，北伐军的大部分才慢慢开入湖南。

1926年5月26日，吴佩孚偕同张其锽、杨云史等北上，以刘玉春率卫队随从左右，以杜锡珪为留守司令。27日，吴佩孚一行人抵达郑州，28日早晨抵达开封，当晚又赶赴洛阳阅兵，后又于30日回到郑州，之后即北上与阎锡山在石家庄会晤。在北上时，冯玉祥部对山西大同展开猛攻，阎锡山遂致电吴佩孚求援，吴佩孚就命令麾下大将靳云鹗驰援山西。哪知道吴佩孚的命令下达之后，驻扎在保定的靳云鹗按兵不动。31日，吴佩孚抵达石家庄之后，便与阎锡山、田维勤、王为蔚、王维城召开军事会议，并以“逗留保定，顿兵不进，虚糜饷糈，贻误戎机”之名辞去了靳云鹗讨贼联军副司令、第一军总司令、河南省省长和第十四师师长等职，另委派靳云鹗去督理陕西。